山东莒南县中刘山春秋墓及其相关问题

内容提要：山东莒南县中刘山一座墓葬出土了一批以春秋早期青铜器为主的实物资料，从青铜器、陶器特征与组合等因素综合分析此墓应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这批青铜器有鼎、鬲、簋、鈚、盘、匜、匕、削等，其中鼎鬲搭配、鼓肩高弧裆高实足鬲、鼎式匜及夸张的窃曲纹、云纹均为东土青铜器风格。中刘山春秋墓葬既具有地域特点，又与周文化融合并吸收了周边文化因素，它的发现、解读对深化莒文化研究，探索鲁东南、苏北地区春秋时期的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中刘山墓葬位于山东莒南县中刘山村东300米的虎山水库北岸，南距莒南县城约3千米，坐落在沭河支流鸡龙河上游的丘陵山地。水库为虎山所环绕，地势西低东高，原为平坦高地，自然环境优越（图一）。2004年5月，村民在修建虎山水库时挖出一批青铜器，莒南县文物管理所、莒南县博物馆闻讯后组织人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因取土破坏严重，器物多已被翻出，后在公安部门配合下予以追回。根据所出器物情况，经过与当地文物干部现场清理人员核实，判断应为一座墓葬（中刘山M1），但墓葬形制、葬具和器物摆放位置等已无法复原。经整理，出土器物包含基本完整铜器12件，基本完整陶器1件，另有残破标本若干。这批以青铜器为主的春秋早期资料对研究鲁东南地区青铜器、莒文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相关信息在《莒南文物志》《莒南县博物馆青铜器选粹》中曾有所披露［1］，本文作进一步解读。

一、出土铜器

基本完整铜器12件（器物编号为M1︰1—M1︰12），器形有鼎、鬲、鈚、盘、匜、匕、削等；残破铜器标本12件，器形有鼎、甗、簋、舟、削、匕等，部分铜器内残留有兽骨。

鼎　2件。M1︰1，窃曲纹鼎。直口，方唇、平折沿，立耳略外侈，深鼓腹，大圜底，三足近柱状，足尖微突出。耳外侧有两层倒U形纹饰。上腹部有一周窃曲纹饰带，纹饰带由六组完全相同的纹饰相连而成，每组由两条以头相对的变形龙纹构成，两龙之间夹一近方形乳突，左侧龙头朝上、尾向上卷曲，右侧龙头朝下、尾向下卷曲。纹饰带下方有一周凸弦纹，足跟饰浮雕式兽面纹并有扉棱，腹部、足跟部、耳外侧的纹饰均有填纹，底外有三条明显的范线。整体做工精致规整，器身厚重。通高34.85、口径37.2、耳高约6.9、纹饰带宽5.79厘米，重约12550克（图二︰1；封二︰1）。M1︰2，波带纹鼎。方唇，斜折沿，立耳略外侈，深腹稍外斜，圜底，三蹄足外撇。耳外侧饰四组重环纹，其中内环简化为“一”字形。上腹部饰一周较窄重环纹带，下方为一周较宽的波带纹，波带由三条粗细相仿的线条构成，环绕腹部一周有七组向上和七组向下的弯曲，其间的每块空间由两个卷云纹和一个变形重环纹填充。蹄足内侧有月牙形凹槽，局部可见存留的范土，足跟饰浮雕式兽面纹并有扉棱。整器厚重，范线多经打磨，唯底部三条较为突出。通高27.8、口径26.6、耳高约6厘米，重约6280克（图二︰2；封二︰2）。

鬲　4件。M1︰3，窃曲纹鬲。侈口，圆唇，斜折沿，鼓肩，弧裆较高，锥状袋足。肩部饰一周窃曲纹，窃曲纹为龙身、龙头卷曲方向相反的两龙尾部相连，纹饰带由三组完全相同的纹饰单元构成，每组纹饰中有两个上述形制的窃曲纹。整器工艺精良，少见气孔、垫片。高16.2～16.45、口径17.65、肩部最大径19.02、腹深8.06厘米，重约1870克（图三︰1；封二︰3）。M1︰4，涡纹鬲。侈口，尖圆唇，斜折沿，鼓肩，鼓腹，弧裆较高，锥状袋足，实足尖细高。肩部饰一周共12个相同的涡纹，涡纹呈浅浮雕状，内壁见有内凹与之对应。整器造型规整，周身的披缝都经打磨而不明显。高22.35～22.85、口径25.05、肩部最大径27.38、腹深10.35厘米，重约4400克（图三︰2；封二︰4）。M1︰6，中型鬲。锈蚀、破损严重。侈口，圆唇，斜折沿，圆肩，鼓腹，弧裆较高，锥状袋足，柱状足尖较明显。器壁较薄，材质稍差，肩部一周饰窃曲纹，纹样不清晰。高19.95、肩部最大径20.62、壁厚约0.26厘米，重约1410克（图三︰3）。M1︰5，小型素面鬲。侈口，方圆唇，宽折沿，鼓肩，腹部斜收，弧裆较矮，袋足瘦尖。素面，器壁较厚，锈蚀较为严重，少见气孔，器身、器底未见明显披缝。高11.9～12.4、口径约16.6、口沿宽1.91～2.09、腹深11.06厘米，重约1500克（图三︰4）。

鼎形匜　1件。M1︰9，方唇，平折沿，深腹，圜底，下附三蹄足。有兽首流及龙形鋬，口沿上有一对环耳，环耳外侧饰一圈重环纹，因锈蚀纹样不清晰。腹部有窃曲纹带一周，共9个窃曲纹。每3枚为一组，纹带下有凸棱纹一周。兽首流似牛首，两角为螺角状，流内半封口。蹄形足正面有明显的趾缝，应为偶蹄型动物之足，背面有两乳钉状凸起。三足均朝兽首流方向。龙形鋬的龙首衔于口沿之上，龙角为螺角状，龙尾上卷，龙身有纹饰，因锈蚀难以辨认。整器为鼎形，流似牛首，蹄似牛蹄，且三蹄足与流、鋬的朝向一致，造型复杂而精妙。通长31.5、通高20.04、环耳高约3.8、兽首径7.47厘米，重约4190克（图四︰1；封二︰6）。

封二

圈足盘　1件。M1︰8，方唇，平折沿，弧壁，平底，下附高圈足。沿下有一对外侈附耳，并有短梗与盘腹相连。腹部饰一周卷云纹，卷云共18个，其中两个卷曲方向为逆时针，其余为顺时针方向。圈足饰S形窃曲纹带一周，每两个S形窃曲纹之间夹一个卷云形窃曲纹组成一组，共有四组，每组之间以一条披缝为间隔。通高12.5、口径34.3、腹深6.92、圈足径21.95厘米，重约5340克（图四︰2；封二︰5）。

鈚　1件。M1︰7，方口，扁体，直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底的四棱将整器分为四个面。有子母口盖，盖顶部有半环形钮。肩部有一对半环耳。肩部一周饰有窃曲纹，锈蚀较重。整器方正厚实，工艺精良，子母口扣合紧密，披缝与四棱所在位置重合。通高16.35、腹径11.45×9.17、底径6.25×4.42、深14.77厘米，重约1046克（图四︰3；封底）。

匕　1件。M1︰10，曲柄，上宽下窄，中下部起脊，上端似有纹饰，难以辨识。勺部呈椭圆形，内凹，前端有数量较多的乳钉状凸起。通长17.38、柄最宽3.05、勺部最宽3.66、厚约0.18厘米。重约45.6克（图五︰1）。

削　2件，形制基本相同。内刃稍弧并开刃，背略弓，首为圆形。截面呈T形。M1︰11，前端残失，通体呈暗绿色。残长17.7、柄长6.1厘米，重约29.6克（图五︰2）。M1︰12，刀身完整，通体呈黄褐色。通长20.05、柄长6.05厘米，重约33.8克（图五︰3）。

另有铜器残件12件。

鼎　1件。M1︰13，包括大残片1块、小残片5块。为下腹部残片，底部披缝高凸明显，腹部应有窃曲纹纹饰带，原器型应与前述的窃曲纹鼎（M1︰1）相近，十分厚重。残高7.7、厚0.2～0.6厘米（图六︰1）。

鼎耳　1件。M1︰14，方形方孔，十分厚重，外侧有两重倒U形凹线纹饰，下端连有部分口沿，应为立耳略外侈。大小形制也与前述窃曲纹鼎（M1︰1）的耳部相近，可能与其为同一器。残高8.2、宽8.41～9.29、厚1.61厘米，重684.9克（图六︰3）。

甗耳　1件。M1︰15，绳索状环耳，连有小部口沿，应为立耳外侈。原器应较为厚重。残高5.8、耳宽5.91厘米，重231.6克（图六︰2）。

簋　1件。M1︰16，仅存小半部。有盖，因残破已无法扣合。盖为方圆唇，母口，弧壁较浅。有一周窃曲纹饰带，锈蚀较严重，不甚清晰。纹饰带上方有两周瓦楞纹。重248.8克。簋身器壁厚实，造型复杂而精致，方唇，子口，鼓腹，龙形耳较大。口部饰窃曲纹一周，纹饰带下方腹部有5周瓦楞纹，龙形耳刻画精致，龙首较为瘦长，角、眼、鼻、须、嘴清晰可见，耳下有较大附珥，龙首及附珥侧面应有纹饰，因锈蚀无法分辨。口内侧有刻意加厚现象，加厚区域宽1.63厘米。通高12.17、最厚处3.67厘米，重约1190克（图六︰4）。

舟　1件。M1︰17，仅余三角形残片。圆唇，侈口，腹部较直，器壁较薄。素面。残高4.58厘米，重36.1克（图七︰8）。

削　1件。M1︰18，直背，外弧刃并开刃，截面为近三角形，柄、首残缺。通长10.92、最宽1.95厘米，重19.5克（图七︰7）。

铜匕勺部　3件。均呈椭圆形，内凹。M1︰19为最大者，残长7.35、最宽3.58、厚0.15厘米，重21.7克（图七︰4）。M1︰20为最小者，残长4.81、最宽2.91、厚0.21厘米，重9.7克（图七︰5）。M1︰21，残长5.15、最宽3.49、厚0.18厘米，重13.4克（图七︰6）。

铜匕柄部　3件。M1︰22，上宽下窄呈梯形，中部斜折，折痕上端背面有纹饰，因锈蚀严重无法辨识，折痕下部起脊。残长5.85、最宽3.45厘米，重19.8克（图七︰1）。M1︰23和M1︰22形制相似。残长6.78、最宽2.89、厚0.27厘米，重18克（图七︰2）。M1︰24，仅余柄下端，可见斜折趋势。残长3.3、最宽1.66厘米，重6.9克（图七︰3）。

二、出土陶器及其他

陶盂　1件。M1︰25，泥质磨光黑皮陶，局部红褐或黑褐色，火候较低。方唇，宽折沿，折腹、下腹部斜收，小平底。上腹部饰两周凹弦纹。口径16、高9.12、底径5.78厘米（图八︰7）。

另有陶器残件6件。

盂　1件。M1︰26，残。泥质磨光黑皮陶，局部红褐或黑褐色，胎芯为红褐色。圆唇，宽折沿，上腹部较直，下腹部弧收，下部残失。上腹饰弦纹。残高7.9厘米（图八︰1）。

鬲　1件。M1︰27，残。夹砂素面黑皮陶，局部红褐或黑褐色，胎芯为红褐色。尖圆唇，折沿折肩，腹较直，下部残失。肩部饰数周弦纹，腹部素面。口径15.5、残高8.4厘米（图八︰2）。

鬲足　3件（M1︰28—30）。锥状足，高实足尖。夹砂素面黑皮陶，胎芯为红褐色，火候低、易碎。有的局部呈黑褐色或黄褐色。残高分别为3.71、5.64、5.42厘米（图八︰3—5）。

残器盖　1件。M1︰31，覆碟形，圈足形捉手。泥质黑皮陶，胎芯黄褐色，火候较低。残高5.1、最大径12.1厘米（图八︰6）。

出土的动物骨骼多较残碎，其中部分骨骼为铜锈所浸染而呈绿色。

猪肱骨　1件。近端未完全愈合，最大长18.26厘米，从肱骨头的顶端到内侧髁的最远端长16.83厘米，骨干最小宽1.7、远端最大宽3.77厘米，重107克（图九︰1）。

猪肩胛骨　1件。残。有烧黑的痕迹，肩胛颈最小长2.61、肩胛结最大长3.23、肩臼长2.69、肩臼宽2.34厘米，重51.1克（图九︰2）。

猪尺骨　1件。跨过冠状突最大宽1.75、跨过钩突厚3.93、鹰嘴最小厚2.75厘米，重35.8克（图九︰3）。

牛（？）胸椎棘突3件（图九︰5），牛（？）肋骨残段3件（图九︰4）。其余因过于残碎，未能鉴定。

三、初步认识

莒南中刘山墓葬出土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完整器和残器均有一定数量，且纹饰精美、器形别致。因莒南目前未有春秋中期之前的墓葬资料，故这批器物的出土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对紧邻墓葬北面的台地进行了勘探和调查，发现此区域地表覆盖物大多为农作物，少量为林地，地表见有少量零碎陶片，农田多已深耕，地表至地下80厘米均为黄褐色土和碎石子，以下见生土，不见有文化层。墓葬所在地原为一处面积不大的土丘，取土建水库后成为如今的小岛，早年在墓葬所在的土丘及其北部邻近范围内见有数量较多的陶片，后因取土建水库和深翻土地，现已极为少见。据此，可判断墓葬周围原有小型遗址。

（一）关于墓葬的年代

经过与莒南周边及整个鲁东南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相比，这些遗物呈现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征。墓葬所出铜鬲M1︰6斜折沿较宽，弧裆稍高，细柱状足尖，与莒县西大庄铜鬲M1︰4相近［2］（图一〇︰2）。铜鬲M1︰3窄折沿，鼓腹，弧裆稍高，与沂水东河北墓所出铜鬲一致［3］（图一〇︰4）。残铜簋M1︰16敛口，腹稍深，口部饰窃曲纹而腹部饰瓦楞纹，晚于莒县西大庄墓铜簋（图一〇︰6），与长清仙人台铜簋M6︰B37相近（图一〇︰7）。铜鈚M1︰7直口，颈稍长，与苏州博物馆藏春秋早期“右走马嘉壶”造型相似［4］。铜盘M1︰8附耳呈宽扁条形、高出口沿，有短梗与上腹部相连，鼓腹稍深，平底，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较流行的形制［5］。铜鬲M1︰5形体较小，大口，宽斜折沿，细锥状袋足，裆部略瘪，年代稍早。铜鼎M1︰2、铜鬲M1︰4、铜盘M1︰8所饰的波带纹、涡纹、卷云纹流行年代稍早；陶鬲M1︰27尖圆唇，斜折沿较宽，锥状足，腹部较直，年代近春秋初期。陶盂M1︰25较临沂中洽沟陶盂采︰26腹稍浅（图一〇︰9）。鼎形匜M1︰9流部兽首似牛首，与偶蹄型足相呼应，兽首上的螺形角与龙形鋬上螺形角相照应，与临沂中洽沟M1所出鼎形匜相近［6］（图一〇︰11）。综合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春秋早期。

（二）关于随葬品的文化属性

本墓所见随葬品有其独特之处，具有较为浓厚的地方特色。铜鬲M1︰3、4、6斜折沿、鼓肩、高弧裆、细柱状足，为典型莒式鬲［7］。铜鈚这种酒器出现于两周之际，其中莒南中刘山、安丘柘山、临淄东古出土鈚年代较早，学者多认为鈚起源于东土，滕州薛故城、五莲中至留村、海阳嘴子前、滕州大韩等地也出土春秋早期至晚期鈚，证明山东地区发现比较集中，后传播至河南、山西、湖北、安徽等地，有学者撰文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8］。鼎形匜M1︰9为管状流、龙形鋬，与盘同出，故称为“匜”；但其双环耳、蹄形足较高、腹较圆的特点，使之又具有鼎的风格，极少见于鲁东南、鲁南之外的地区。铜鼎M1︰1饰有夸张的窃曲纹，是鲁东南地区常见纹样特点，属东夷青铜器特征。残陶鬲折沿折肩，腹部较直，鬲足高实足尖，为莒式陶鬲特征。其他出土陶器黑皮陶、红褐色胎芯、火候较低，为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墓葬随葬陶器特点。从器物组合来看，鼎、鬲搭配是莒文化的特点，鼎、簋组合是周文化风格，此墓鼎、簋、鬲共出，反映了其既遵循周礼又保持东夷传统，这种现象较为特殊，先前仅见于年代相近的莒县西大庄墓［9］。墓葬出土有1件完整铜匕、3件铜匕柄部、3件铜匕勺部，从个体差异看应为4件，根据沂水纪王崮春秋大墓随葬青铜匕置于鬲中的现象，推测本墓出土匕亦与铜鬲相对应；同时4件鬲的形制、纹样、大小不一，这种搭配现象在莒文化贵族墓中比较常见。以上均体现为以莒文化为主的鲁东南地区风格［10］。

此外，陶盂M1︰25斜折沿，上腹外折，小平底，为鲁文化风格［11］。铜鬲M1︰5大口，矮弧裆，袋足瘦尖，为淮夷文化风格，甗耳M1︰15为环形绳索状，也呈淮夷文化特点［12］。铜鬲M1︰4饰涡纹，铜盘M1︰8的高圈足较直且饰云纹，为复古西周时期风格，是东土青铜器特征之一。铜鬲M1︰4与涡纹对应的器物内壁有随形现象，应是有意而为。残铜簋M1︰16口沿内侧有刻意加厚的现象，少见于鲁东南地区。

（三）关于墓葬其他问题的认识

据当地文物干部介绍，莒南中刘山墓破坏严重，现存遗物可能并不完整，但根据已有的器物信息，本墓葬出土铜器有4鬲、4匕，至少3鼎，甗、簋、鈚、盘、匜、舟的铜礼器组合较为丰富与完备，出土牛、猪等兽骨应为随葬牲肉所遗留骨骼，推测莒南中刘山春秋墓葬应为卿大夫级别。

先前发现年代较早的莒文化高等级贵族墓有日照崮河崖M1、沂源姑子坪M1、莒县西大庄墓、临沂中洽沟三墓、沂南西岳庄两墓等，反映出莒文化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处于全面发展阶段，贵族势力向鲁东南地区内部扩张，莒南中刘山春秋墓的发现又为此增加了新资料。陶盂M1︰25具有鲁文化特征，在这一时期，日照东灶子M23和临沂中洽沟春秋墓葬亦出土形制相近的陶盂，可见春秋早期鲁文化影响已深入鲁东南地区东部和南部，为莒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中刘山墓葬地处三面环山的高台地上，可谓依山面水。纵观鲁东南地区，春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选址多有相近，如沂南西岳庄、沂水刘家店子、临沂凤凰岭、莒南大店老龙腰、花园村、后官庄、东上涧等大墓均分布在环山或山麓的台地上，具有选址的共通性，与齐、燕、鲁等诸侯国贵族墓多葬在城内、城外附近地区的习俗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中刘山春秋墓较丰富的出土青铜器为研究青铜器工艺，文化交流，随葬品组合等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它的发现弥补了鲁东南地区春秋早期墓葬较少的不足，为研究鲁东南地区两周之际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对进一步深化莒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致谢：莒南县博物馆原馆长张文存等同仁慨允本人考察使用中刘山春秋墓葬出土文物，线图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房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智绘制，器物照片由刘智拍摄，拓片由张文存、房萌提供和拓制，墓葬周边由日照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念吉、李刚进行勘探，动物骨骼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梁瑞娟、王星雅鉴定。）

注释：

［1］a.张文存：《莒南文物志》，青岛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b.张文存：《莒南县博物馆青铜器选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考古》1999年第7期。

［3］马玺伦：《山东沂水发现一座西周墓葬》，《考古》1986年第8期。

［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7页。

［5］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

［6］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中洽沟发现三座周墓》，《考古》1987年第8期。

［7］刘延常：《莒文化探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

［8］徐倩倩：《浅谈青铜鈚》，《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4页。

［9］同［2］。

［10］a.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与文化分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b.同［7］。

［11］同［10］a，第141页。

［12］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作者：刘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文存 莒南县博物馆；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