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郑州南40公里的辽阔大平原上,横亘着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郑韩故城,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故城遗址。尽管战争烽火和自然的力量已夺去了它最初的光彩,随后也逐渐抹去它在人们心头的记忆,但是在这座有着光辉历史的故城下仍然随处可见不朽的历史遗迹,它已成为中国古代伟大文明的永恒见证。
故事还要从1923年说起。那年8月的一天,太阳像一团火球,燃烧在天际,田野里的庄稼在干渴中大片大片地伏倒在地,等待着雨水的滋润。世代居住在新郑县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家中有一块菜园子,原本绿油油的菜苗由于干旱而日见枯萎。见此情景,李锐心如火焚,而又无可奈何。这天,他顶着40℃的高温,焦急地在菜园中转悠一圈又一圈,无奈之中他终于下决心打井灌溉,以解燃眉之急。
一切故事都始于这一刻,令李锐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小小的举动竟然引起举世震惊的轰动,在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书写了完美的一笔。
李锐决意打井以后,便请人在菜园中进行了勘探,而选中的每一处地方他都有些舍不得,像是有股魔力在暗中左右着他,使他举棋不定。夕阳西下,绚丽的晚霞照耀着李锐的菜园子,红彤彤的一片。余晖燃尽最后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鸟群开始归巢,唧唧喳喳的,宣泄着一天的收获,飞向不远的树林中寻找栖身之地。望着落日和归巢的鸟群,李锐最终下决心,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段,用镢头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明天就在这里挖吧。”这里土质坚硬,同样撒下种子,长出的菜苗总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其他地方长势茂盛,因此总是闲置着。
翌日,天蒙蒙亮,李锐雇用的几个民工便如约而来。他们在李锐指定的地点,挥动镢头开始猛挖。这一天出奇地炎热,太阳火辣辣地烧灼着人的皮肤。已经多日不见雨水,干旱的土地,坚硬无比,一镢头下去也只是刨掉几团土疙瘩,尽管如此,挥动大锹、镢头的青壮民工,并不畏惧,他们以锐不可当之势,在近中午时,终于穿越了地表坚硬的层面。穿越地表后,工程进度明显加快,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挖到2米深时,出现一层红色黏土,像铸铁一样坚不可摧,根本无法向下穿透。他们只得把情况告诉园主李锐,请他决断,是否另择他处。李锐站在井口观察了片刻,忧愁地扫视了一下自己菜园中枯萎的蔬菜,然后毫不犹豫地示意继续向下挖。
井下又传出咚咚的响声,天黑之前,约半米厚的坚硬土层,在几条壮汉的轮番攻击下,终于被凿穿了。但是红土层以下,并不像普通泥质那样松软易挖,仍然坚硬无比,像是夯打过一般。其实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一看便知这是一座大墓,他们所挖的是大墓中经过严密夯打的填土,而李锐和几个帮工却对此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脚下和他们正在奋力挖掘的竟然是一座2 000多年前的古墓,他们以其独特的方式叩响了这扇沉重幽秘的历史之门。
第二天傍晚,直径2米的水井已经深入地下约8米,还是一滴水也没有见到,土质仍然坚硬无比。这时李锐开始感到不安,难道是打到死线上了?几天前他请人勘探时,那人分明告诉他这里水源丰富,可以出水。“可能天旱久了,等明天再挖挖看。”李锐安慰大家说,实际上他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没个底。
1923年8月25日,李锐挖井的第三天下午,当挖掘到9米深时,井下的民工一锹下去突然碰到一件铁一样坚硬的东西。他感到有些奇怪,于是放慢速度,轻轻翻刨了几下,而令他深感惊奇的是,在汽马灯的辉映下,映入眼帘的不是砖头瓦块,而是一件周身带有绿锈的铜器。他扔下铁锹,连刨带扒地在它的四周快速翻动着,很快一件大圆鼎露了出来。这件大鼎高约50厘米,口径约40厘米,三条腿粗壮有力,鼎身铸满狰狞可怖的纹饰。
李锐闻讯急忙赶来,顺着绳梯下到井内,他被眼前的事实惊呆了。他很久没有说话,只是脸上不断地泛起惊诧、兴奋、迷惑和难以辨析的复杂表情。他知道这件价值连城的大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运气。井底光线很暗,他借助汽马灯的光亮,亲自动手向周围继续寻找,接着又发现两件形制基本相同的大铜鼎。他锹手并用,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不久他发现井底周壁密密匝匝、东倒西歪尽是形制各异的青铜器物。掩饰不住的喜色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世代居住在这里,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家园子里埋藏有这样的宝物。他用手轻轻抚摩着鼎身,心中汹涌澎湃。但是只有一瞬间,他便冷静下来,他怕因为自己大喜过望而招致麻烦。
夜渐渐深了,夜风驱走了白天的暑热,李锐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即将枯死的蔬菜早已被他置于脑后。兴奋之余他也深感担忧,最怕的是引起盗匪的注意。他一再吩咐民工严守秘密,不许外传,并不许他们离开半步,吃饭都由家人送到井下。李锐向四周拼命地挖,用铁铲把一件件宝物挖出来,井口边沿的土块和瓦砾,呼呼啦啦地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眼前的宝物,使他增添了血气之勇。
夜空辽阔而神秘,月亮无声无息地缓缓游弋在浓重的夜幕间,似乎怕惊动夜幕下的挖宝者。经过一夜不间断的挖掘,到第二天天亮前,李锐共获大型器物20多件和一批小件玉器,其中大铜鼎6件,小鼎3件,鬲6件,垒6件,甑1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夜紧张的劳动,连李锐自己也熬不住了,但是地下埋藏的宝物似乎越挖越多。这时井底在挖掘中已经逐渐扩宽,口小底大,所以随时有坍塌的可能。李锐不得已,只得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准备大干。于是消息不胫而走,并且很快传遍全城,一群群围观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把李家楼围得水泄不通。
闻风而动的大小文物贩子,虎视眈眈,每天不断上门窥探消息,并且有消息说这事已经引起当地土匪的注意,他们也在暗中活动,企图伺机行动。当时正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之时,面对这种局势,李锐也陷入恐惧中。为了安全,李锐一边挖,一边暗中向文物商兜售。他将一件大鼎和两件中型鼎卖给许昌文物走私商张庆麟,获取800余,这是有据可考者,暗地里他究竟卖出去多少,始终不得而知。
1923年,尽管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如火如荼,但是李锐凿井挖出宝器的消息仍然使人震惊。官绅们相互函电相告,尤其对出土器物的归属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消息很快传到新郑县知事姚延锦那里,他认为埋藏数千年的古物忽然显露,自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而李锐私自掘卖不合常理,定会使其散失社会,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亲自前往劝阻,但是遭到李锐的驳斥,他认为在自家园子里挖掘理当归己,无可非议,并令民工加快挖掘速度,不得延误。姚延锦悻悻离去后,李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乱,使他坐卧不宁。这天夜里他趁家人入睡后,悄悄挑出几件青铜方壶和中号圆鼎,用麻布包裹好藏在自家的柴房中,以防不测。
9月1日,驻守郑州的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因公务巡防至新郑县,当时新郑县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李锐家私掘古物一事。靳云鹗是一位豁达明智的新派人物,一向重视古文化,并且尽力保护。他认为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垂诸后世。于是他派副官陈国昌前往李锐家告诉他:“古物出土关系国粹,保存之责应归公家。”李锐见事态已扩大,惟恐招致更大的麻烦,自己难以驾驭,只得欣然从命,表示愿将自己所挖的20多件古器物全部上缴国家。为了不使文物四处流散,靳云鹗派人四处打听,把李锐卖出的3件铜鼎以原价购回,一并归公,统一保存。
尽管李锐一再表示愿把文物全部上缴,但是心中的遗憾和懊恼实难形容,而令他略感宽慰的是,他早已有所准备。这天夜里他悄悄来到柴房中,看到几件铜鼎和一件编钟躺在柴堆的隐蔽处酣然入睡,欣慰地笑了笑,而后才回房睡觉。
靳云鹗速将此事电告吴佩孚,吴佩孚于9月5日电令靳云鹗:“古代遗物,文化攸关,应宜妥善保存,以彰国粹,而供观览。查教育部于保存古物订有专章,此次发见各古物,俟挖掘净尽后,请即派妥员并责成县知事,尽数运交督、省两长、教育厅,转付古物保存处什袭珍藏,永垂纪念。除切电督、省两长暨教育厅查照外,特电奉复,即希亮察。”9月7日,吴佩孚复电令靳云鹗:“古物搜挖完竣示知后,当派员赴郑,会同运汴保存,以昭郑重。”
同日,时任河南省督理张福来、省长张凤台也联名致电靳云鹗:“请贵师长转饬陈副官,俟各古物挖掘净尽,即便会同该县知事,选派妥员,尽数运送来省,以资交付古物保存所珍藏,是为至盼。”
9月8日,吴佩孚再次电令靳云鹗:“李锐处如尚匿有玉爵,自应全数追缴,酌量酬资。本署现派穆佐庭顾问于明日赴郑,会同贵师委员将古物押赴汴垣,向各界宣布妥为保存,以垂久远。”靳云鹗接到吴佩孚的电令,便派人到李锐家中搜查,但是一无所获。
9月5日,靳云鹗命副官陈国昌会同新郑县知事姚延锦带领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进驻发掘工地,在他们的昼夜警戒和保护下对古墓进行了大事发掘。发掘期间靳云鹗也常常到发掘现场进行督察,对新郑古器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此之前,国内各地也经常有古物发现,但是大多流散到国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靳云鹗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爱国行为。新郑铜器出土后,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上至北洋政府,下及河南、湖北、湖南、天津、陕西、北京、绥远等地的军政要人,纷纷致电、致函靳云鹗,以示祝贺和关注,并对于他积极保护古文化,将其所获古器物全部归公的义举,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颂扬。
这批古彝器的出土,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浓厚兴趣。1923年9月11日,正当靳云鹗筹备发掘之始,美国史密森博物院毕士博致函吴佩孚,说他“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拟于日内再赴郑州,于靳师长接洽,牺牲二星期之光阴,指导一切,俾于开挖时不受丝毫损伤,以副玉帅保存古物之至意”,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9月19日,吴佩孚函命靳云鹗:“今既情愿效劳,且声明决无其它用意,似宜表示欢迎,以昭我方大公之至意。”并责靳师长“优为招待”。
9月20日,北洋军政府国务院致电靳云鹗:“近闻豫省发现古物甚多,最有历史上之价值,兹由教育部部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前往调查采集,先此电闻。”同日,吴佩孚又一次函令靳云鹗:“所有新郑县先后掘出之古物,应悉数运送汴垣,妥为保存。”由此可以看出吴佩孚对此事的极端重视。
宝物出土后,有关它的去向,成为世人更为关切的问题。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电称:“新郑发现之古物,于我国文化史上极有关系,敝校研究所特派马衡教授前来研究,并筹保存,祈招待。”至此,电函像雪片纷纷飞来,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政府机构、学术团体都向靳云鹗表示对其举措的赞同与支持。由此而知新郑古器物的发掘,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新郑彝器由于出土时间早于安阳殷墟的发掘,因此影响之大甚至超出了安阳殷墟。这是一座规模宏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墓深10米余,幅员30多米,这在郑韩故城以后的发掘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墓之一。参加发掘的人员连同部队和民工竟有百余人,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在墓室四周,如同一座座小山,把李锐家的菜园子全部覆盖了。当初想挖井灌溉的菜园子已面目全非,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是李锐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进入9月下旬,文物出露,正当人们紧张地往外提取文物时,突然平地起风,一向炎热干燥的天气,狂风肆虐,乌云滚动,接着暴雨如注,倾盆而下,很快墓室中的积水淹埋了刚刚露头的文物,挖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雨断断续续一连下了几天,天空阴沉沉、灰蒙蒙的一片。雨终于停了,但整个工地上一片泥泞,每个人的身上、鞋上都沾满了湿泥,走起路来沉重而艰难。由于大雨的连续冲刷,墓室四壁的泥土大块大块往下滑脱,形势极其严重。副官陈国昌和新郑县知事姚延锦始终坚守在发掘工地上,不过他们都是首次承担这样特殊的任务,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一点对策也没有。挖掘工作被迫停止,进行墓口的扩宽和加固工作,此后挖掘进度异常缓慢。
墓室中的棺椁已经腐朽,由于破坏严重,棺中仅存几块墓主人的残骸。墓主人究竟是谁,当时并没有人关注,更吸引人的是椁与室之间堆放着的青铜器、美玉、珠宝、石雕等,这次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这批古物的出土,在商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发掘期间,围观者每天数以千计,将墓室四周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在阴雨霏霏的日子里,仍不断有人前往观看,正像靳云鹗立在发掘现场的碑文中所言,参观者空巷塞途,拥挤不动。新郑大墓发掘之时,虽有教育部高丕基、北京历史博物馆裘善元、北大教授马衡及美国毕士博教授等专家在现场指导,但仍属于非科学性的发掘,因为当时没有记录发掘时的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以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而这是由于当时缺乏考古知识所致。
实际上,李家楼大墓发掘时,中国考古学家李济曾亲自到过发掘现场。1923年,李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0月中旬,他得知新郑发掘的消息后,便与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的资助下一同赶到新郑,而遗憾的是挖掘工作已近尾声,他们只是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他们本来想多逗留几日,做一些地层学的解剖和勘察,然而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被迫离去。以后李济根据他对新郑人骨的研究,撰写出《新郑的骨》一文,以英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
10月17日,挖掘工作全部结束,历时40天。事后,靳云鹗在出土地点立石碑一通,以示纪念,碑名为《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全文曰:“华夏为文物古邦,开化最早,凡夫礼器之制作,在秦汉以前已粲然其美备。而乃宗社丘墟,故宫禾黍,运会递嬗,时世变迁,致三代法物,不免有铜驼卧棘、铁戟沈沙之叹!征诸典册,虽历朝以来时有出土,然一鼎一爵,视为祯祥,赞颂永歌,每极一时之盛。矧今河南新郑古器出土之多乃至百数十事,蔚为空前绝后之大观,诚国家之庥瑞有足纪者。尽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新郑邑绅李君锐,于县治城南门内(即其宅之东南隅)凿井掘地,发现周时钟鼎。云鹗适查防至此,闻其事,以古物出土,关系国粹保存之责,应归公家,驰报洛阳巡使蓬莱吴公。奉命遣员会同县绅继续监掘,运汴保管。李绅深明大义,慨然允诺,备插从事者阅四十日,而宝藏尽焉。以监护周至,片铜寸瓦,幸未散佚,当运至汴垣。时仕女来观者,空巷塞途。国徽灿烂与古器斑斓相辉映,识者咸啧啧称羡,谓为郑国宴享祭祀之器。云鹗博考古籍,比拟形制,编有图志三卷,将来纂如县乘,足资考证,特再刻石纪事立碑其处,俾后之览者,知神物数千年蕴藏地之所在,春秋佳日,觞永其间,未始非为新郑县邑增一名胜,多一韵事,岂第纪念云尔哉!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双十令节,任城靳云鹗谨撰,古吴蒋鸿元谨书。”
当年李锐家的菜园子,如今是新郑县豫剧团的所在地,当初发生在这里的令世人震惊的故事,已随岁月而飘逝,惟有靳云鹗刻写的这块石碑,树立在墓地边缘,记述了事情的全过程。该碑现珍藏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中。
实际上,新郑所出古器物并非如碑文所述已如数归公。几个月过后,李锐见事态趋于平息,于是暗中将所藏器物出售与一姓王的古董商。这次他们的行为极为诡秘,没有透出任何消息,但是文物在市场上一出现,立刻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得此消息后,立即来到李锐家中寻访,经过盘查,他又交出兽牙1颗、下颌骨1块、颅顶骨数块。
1925年2月,河南督办胡景翼接到举报,随后在开封城隍庙后街古董商王氏的住宅中又搜查出铜鼎4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仍有部分因藏匿隐蔽而没被查出。事情过后,王氏把家中所剩全部抛出,但是其中一件铜甬钟因牵扯一件诉讼案,于1927年被河南省司法厅没收,后经何日章极力交涉,多方奔走,才将这件甬钟归入古物保存所收藏。尽管有关方面竭尽全力多方搜寻,但是归属河南古物保存所的这批新郑古彝器仍不是全部,还有被私自收藏者。据专家研究认定,青铜器的组合仍有缺环,这些遗失的部分现在究竟在哪里,已经成为永久无法破解的谜团。不过新郑郑公大墓所出土的青铜器,是20世纪初中国尚未进入科学性考古之前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器群。
于李家楼大墓发掘前后,国内不断发生古墓被盗事件,致使大批文物流失出境,甚为可惜。1923年2月,在李家楼郑公大墓发掘之前,即在山西省浑源县李峪发现一处春秋战国之际的古墓群,出土大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究竟有多少,都无法究诘。这批青铜器大多流散到法国等地,国内所剩不过是些片鳞只爪而已。
1925年至1926年间,土匪王琨在陕西省宝鸡戴家湾盗掘大批西周早期墓葬,所得大批青铜器,也都流散到欧美各国,留在国内的也是寥寥无几。
1928年,中原地区遇上一场罕见的大暴雨,位于河南洛阳东北约10公里的金村,暴雨冲开泥沙,酿成地陷,致使深埋2000多年的几座巨型战国古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消息传开,盗墓者蜂拥而至,将墓内的随葬品洗劫一空,大批出土的古器物迅速流往国外,现多藏于加拿大与日本等地。加拿大怀履先著有《洛阳故城古墓考》,日本梅原末治著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等,这些书中著录的器物,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不知去向。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村民在依坡凿窑时,因为暴雨的冲刷,发现了西周卫国墓地,出土大批西周早期青铜器。伴随文物的出土,同样引来盗墓者和文物走私商的垂涎,随即这批文物被陆续倒卖到欧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套中国的青铜兵器,注明河南浚县辛村出土。这批青铜器中一件最重要的康侯簋现藏不列颠博物院。
1933年,安徽省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大墓也惨遭盗挖,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晚期的青铜器、陶器和石、玉器等4000多件,而保存下来的仅700余件。虽然其中一部分保存在国内,但是其“精者多隐藏售出,而粗者始归公家”。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珍贵文物四处流散,无不令人深感痛心和惋惜,而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在同样的境遇下,却能够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缘于一种戏剧性际遇,也是来自全社会的一种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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