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李济离开大陆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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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2014-12-03 15:00:00|作者：水煮百年网|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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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中)

1979年，李济先生因心肌梗塞过世，此前的1975年，李先生的夫人已在美国去世。每每忆及此事，李光谟都唏嘘不已：“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也想过要去看他们，但是想归想，最终还是去不了。”1995年，李光谟终于踏上1949年他曾经离开的台湾岛。跨进父亲生活栖息的庭院，已是时光沧桑，人去楼空，惟余其父的手稿、信件和资料无言等待他的到来。此后，经过简单的整理，李光谟将父亲的遗产运回了北京。从此，编纂整理这些资料成了李光谟离休以后最费心费力的一件大事。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谟开始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

当初的分别，父子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一个留在台湾，一个返回了大陆。时空阻隔，虽然隔不断父子亲情，但相互的沟通和理解却越来越困难。父亲的遗墨为儿子打开了一扇相互了解的窗口，越接近父亲著作的深处，越理解父亲的内心。

李济一生

李济，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一个书香门第。后随父迁居北平，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后，即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923年，李济学成归国，先受聘于南开，后就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

1926年，李济先生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中国自己的考古发掘，先生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发掘的第一人。“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便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这样评价说。因为在此前，遗迹丰富的中国，考古发掘全由西方人把持。1930年，先生又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继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作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本再次由先生领导的小组，一锄头一锄头地呈现于中国与世界面前。

步入中年的李济先生，真是意气风发。1929年，他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接手已经进行过第一次发掘的安阳殷墟考古工作。此后，直至1937年，他主持了安阳殷墟第二次至第十五次的发掘工作，所获成果将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震动世界。后来的安阳殷墟，被列入联合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先生作出了绝大的贡献，有人称之为“李济的安阳”。他最后的考古著作即以“安阳”二字命名，可见安阳殷墟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就在完成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后的第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在炮火声中，李济先生随这批文物一路辗转西南，并在流徙途中继续研究发掘文物。八年抗战结束，随之内战又起，直至1948年底，殷墟文物才被运至南京。还未来得及开箱，李济就受命押运殷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再未踏足大陆半步，他的名字也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永远不能相见。难怪他在人生的晚景，手难握笔的情况下，才口述由其助手完成了《安阳》一书。那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篇章，留待最后的就是这一页。

为了不可离弃的殷墟文物，李济做出了一个不用思考的决定，妻儿一起赴台。对于父亲的决定，李光谟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曾听见父亲和朋友在聊天时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有人劝他说，你不跟着船走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要押运，东西在，人就要在。’”看来，这位执着的考古学家只会直道而行。

父子分离

当时的李光谟因身体原因正休学在家，对于远途奔波并不是很乐意。可因为李光谟的大姐幼年夭折，另外两个姐姐又先后病逝于抗战时期，家里只剩下李光谟一个孩子，他不能不随父母远行。

李光谟

1948年年底，一家人跟随父亲钟爱的文物到了台湾。当时的李光谟22岁，其父李济52岁。李光谟休学前已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如果能在台湾读完后两年，他也许不会再返大陆。但当地的学校都表示很难接收他，即使选择转学，台大也要他答应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倒退两年;第二，要学一年的日语。等于在同济的三年不作数，从开头学起。李光谟回忆说：“我不同意这样，于是萌生了回上海，回同济读书的愿望。”

1949年2月，李光谟离开台湾准备回上海继续学业。李光谟记得，他在基隆港上了船，父亲并没有到码头相送。李光谟回忆说：“只有妈妈，还有后来过继给我家的弟弟来基隆码头送我。当时心想就是离开一下，等到暑假就会回来。”恐怕那个时候，李济也抱着同儿子一样的想法，战争一结束，就意味着家人告别分离，否则他不会不送儿子一程。

李光谟到上海后，不仅担任了学生会的负责人，而且加入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此时的李光谟也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留在大陆，他回忆道：“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态度，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期待着在未来能与父母相见。后来别人告诉我，母亲看到信之后，大哭一场。”

此后，新旧两个政权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李济父子相隔两岸，音讯难通，连儿子定居北京并娶妻生子，父亲都不知晓。1955年，李光谟父亲朋友的女儿去香港，碰巧见到了李济先生，才告知李光谟的状况。李光谟说：“那些年，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经给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谢父亲，一直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

“文革”开始后，父子间的通信日趋困难。即使偶尔收到家书，也必须马上忍痛烧掉，为的是要与在台湾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对亲人的思念是任何暴风骤雨也隔绝不开的，李光谟回忆说：“1973年前后，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他见到我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帮我照相，他说，要马上寄到日本去给他女儿，然后让女儿寄给我父亲。隔了一周见到他，他说，真糟糕，胶卷坏了，但是信息已经通过女儿带到我父亲那里了，他们高兴坏了，因为之前都以为我在‘文革’当中去世了。”

李济的名字在大陆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忽然在1959年被抛出来接受批判。受李济培养的诸多弟子们以《考古》杂志为阵地，对李济发起了断绝师生关系的猛烈“围剿”。当年，李光谟在复杂的心态下，还收藏了一期《考古》杂志，那一期的杂志登载的全部是批判李济的文章。一个考古学家的学术选择，被冠以政治立场错误的大帽子。而李济则从学术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考古发掘报告给予了严厉批评，学术报告对发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规必须公布的内容都“秘而不宣”，却充满了政治口号，批判语言，空洞无物。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说。据说，一段时间内，李济根本不引用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观。

李济先生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很早就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李光谟想这会是父亲的心愿，他想帮助九泉下的父亲完成这个心愿。谁知社科院考古所申请批复的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得不到下文，功德无量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李光谟后来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言下之意仍然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可李光谟说起此事仍满是遗憾：“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如今，五卷本《李济文集》的出版不知能不能弥补当年的遗憾。

【延伸阅读】

陈星灿：李济和他的考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