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长期致力于古陶瓷、宫廷典制研究和陶瓷考古工作，尤其在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曾主持多项国内外研究课题，发表相关学术文章数十篇，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官窑制度》《中国古代官窑制度（二）》《明代宫廷陶瓷史》等专著。
王光尧在“明代御窑瓷器展”布展。摄影/王琎
王光尧曾整理故宫博物院收藏瓷器文物数十万件，策划并主持“清代御窑瓷器”“官样御瓷”“官窑瓷器展”“明代御窑瓷器展”系列等众多展览和学术活动，参与或主持了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景德镇丽阳乡元明瓷窑址、景德镇观音阁明代晚期瓷窑址、河南省新安北冶金元瓷窑址、浙江省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瓦窑路青瓷窑址、湖北省丹江口市青塘村明代琉璃窑址、印度奎隆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此次专访围绕王光尧多年来的研学与治学历程展开，既有在学海中不断前行的艰辛，也有回望以往研究方法和内容而引发的深刻思考。他讲述如何以平常心坚持研学之路，同时诚恳地为青年学者指出方向。
耿宝昌和王光尧观看“明代御窑瓷器展”。摄影/王琎
您为何选择从事陶瓷研究？
我得以真正开始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并有机缘接触到如此大量的实物资料，均受益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陶瓷藏品有30多万件（套），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用耿宝昌先生的话说，故宫博物院这些官窑瓷器的数量和质量，即使只看五大名窑的瓷器藏品就很了不起，就算单独拿出其中一类瓷器，若是被其他博物馆收藏也足以震惊世人。因此，可以想象在故宫博物院做瓷器研究的先天优势。
为什么我走向了陶瓷研究？真是机缘巧合。我来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正好赶上有28万件瓷器需要整理，我就想竟然有数以万计的器物可以作为原始材料去研究，比起考古发掘实在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张忠培先生很支持我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院藏文物，他说如果将故宫博物院看作一个遗存，在院里发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次“考古发掘”。在这次“发掘”的过程中，我抓住机会把这20多万件瓷器做了整理。那时天天接触的都是官窑瓷器，尽管也包括康熙、雍正时期的部分民窑瓷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官窑瓷器，清代如此，明代又是什么样呢？于是我顺藤摸瓜往前追溯，去看宋代官窑是什么面貌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等把宋元明清研究清楚了，再看唐代以及更早。我想大量官窑瓷器的生产、拣选、运输和使用一定与中国古代大的体制相关，于是催生了对于古代官窑制度问题的探寻。
很多人都研究过官窑制度，但我研究的“官窑制度”不仅仅是狭义上理解的官窑瓷器或相关内容，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凡是官府内部和瓷器相关的制度都是“官府窑业制度”，属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
白瓷碗，明永乐
您是考古学专业出身，您如何将考古学融入古陶瓷研究中？或者说是怎样以考古学的角度来思考研究对象的？
我们上学时学的考古是“大考古”。所谓“大考古”，从时间上看是从旧石器时期一直到明代，其中最被学者们关注的两个时间段是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时期，我当时也深受影响，认为商周青铜器是最吸引人的。来到故宫博物院以后，我依然对金石比较感兴趣，因为金石包含了真正的学问。直到现在，虽然我以研究陶瓷和陶瓷考古为主业，但每当拿到新出的各种学术期刊，先看的依旧是商周考古和有关青铜器的文章。我个人确实受考古影响很深，工作后又常年受徐苹芳先生和张忠培先生的影响，于是深到“中毒”了，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完全放到我的瓷器研究之中。
谈到对于陶瓷考古的思考，我保持一个宏观思考的态度。当年参与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宿白、徐苹芳、张忠培三位先生一直跟我们（所有参与编写的人）讲，要放在手工业的研究领域去思考陶瓷史。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在手工业考古·首师大论坛上我也讲到，同样是陶瓷考古，但“手工业的考古”和“瓷器的考古”是两回事。瓷器的考古是认识到什么是瓷器、瓷器的生产、早期到晚期变化和技术传播等。而手工业的考古是以瓷器和瓷器生产为媒介，关注瓷器的产生、技术和发展等一系列现象对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包括对经济、文化、人群、阶层，甚至典章制度的冲击。所以说，手工业考古的陶瓷研究，是进入了社会史的研究，而陶瓷史的研究局限在陶瓷史本身，两者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就具体的问题来讲，我做陶瓷考古、整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后来走向官窑制度的研究，就是在手工业考古的体系下做研究。我想弄清官窑瓷业制度的来龙去脉，比如为什么产生了御窑瓷器、御窑瓷器和官窑瓷器的差别、御窑和官府窑业制度的差别、中国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官府管理介入、从上古到现在是怎样的体系和在制度方面的体现等问题。也就是要通过官窑制度这个点来研究古代上层社会制度与皇权制度的变化，这就属于手工业考古的范围。
以前我提过“汝窑时代”，从汝官窑建立开始，不仅皇家对御用瓷器的控制一直延续下来且几乎少有变化，更可怕的是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种禁锢，即皇帝用的东西永远是皇帝的。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再加上元朝入关后近乎于奴隶制的管理，到明朝形成一个极端的君主集权制度，官窑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我这里不是说御窑瓷器造成了集权，而是正好相反，瓷器反映了社会历史一步步的变化，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通过陶瓷来关注“大历史”。
“大雅斋”粉彩花盆，清
学术是您一直坚持的道路吗？治学过程中是否有人对您产生过很大影响？
25年前有一次俞伟超先生和我谈话，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希望以后能像几位老师一样，引导学术潮流。俞先生思考了一下，说了几句话，当时我回家就马上记下来了，至今记忆犹新。俞先生这样说：“第一，要在学科上有所坚持，要习惯坐冷板凳，并且把板凳坐穿。第二，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还取决于很多条件，小的条件就是自身以及足够的努力，除此之外还要有大的社会条件许可。”做学问是一件很高尚的事，那时的我想像他们一样，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做出点什么，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去干什么。慢慢地我学会了如何读书，读哪些版本的书，这主要得益于俞先生的教导。
张忠培先生是在我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这20多年来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张先生教我怎么写文章，如何立意。我写的文章他都要看一看，从不评判文章的好坏，只说这个地方应该怎样改，教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及上下连贯的方法。同时我也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在分析和思考的过程中掌握了他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尤其在我参加考古工作和相关研究时，几位先生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启发。例如2005年我在景德镇参与民窑考古发掘，徐苹芳先生叮嘱我一定要关注发掘出的遗存能否反映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史上的几个阶段，即从家庭农副业到家庭手工业再到社会手工业。张忠培先生到考古工地看后说：“你到景德镇发掘御窑和民窑很辛苦，但不应仅仅关注你发掘出的一点点东西，而是要以发掘出的遗存来思考这1000年间的历史，以瓷器和瓷器的生产形态为媒介，观察景德镇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进入到手工业考古的境界上去。”两位先生的建议在我之后撰写的相关文章中有所体现。
您是否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师承”很重要？
我个人认为做学问这个事是要有师承的。古人常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反过来理解，但凡敢站在讲台上给人授课的人，他思考或者他讲的问题都至少积累了十年以上的工夫。你如果能把老师讲的东西认真学了，就可以少读十年；你如果多有几个这样的机会，就会比别人走得快几十年。
有一次院里研究室的同志让我写一篇讲治学之道的文章，我说我没有“道”。其实我唯一的“道”就是做一名听话的好学生，不仅做好学生，还要好好做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足矣，但前提是一定要找得到几个好老师。我说的好老师是什么？第一是他愿意教你，老师再好如果不愿意教你也不行；第二是他有能力教你，并且他的能力和关注点都在超前沿的水平上。如果以上条件都满足，那你就算碰上好运气，剩下的就是努力。我能成为张忠培先生、耿宝昌先生等老师们的学生，真的是非常幸运。
能否说说如何能做好研究、写好文章？
如果你想在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大量阅读是基础。我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看书，同时产生了很多想法和思考，我把它们记下来。日积月累，比如我可能记了100条，发现其中的几十条，也可能就是两三条可以形成连贯的思路，当积累到“不吐不快”的地步时，就可以写成文章了。
什么叫“不吐不快”呢？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处女地，也就是说很多问题都有别人研究过、写过。在你有所积累的前提下，也许看到别人的文章时会感到某些内容有别扭的地方（这里不是针对文章，而是针对研究问题），你感到不把它说出来心里难受，这时把你所研究的东西总结归纳，自然而然写出的文章，就是所谓的“人情练达”。
有一点很重要，不要为了写文章而收集资料、非要使劲儿写出什么，而是在大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让资料牵着鼻子走。什么叫“让资料牵着鼻子走”？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大量地积累和收集资料。第二个是针对某个问题，系统整合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这样才能写成文章。第三个是把“点”穿成“线”。有很多关注点是好事，但一定要有几个能连贯的点，把重心放在一个相关的线条上，时间长了就能围绕一个点写成好多篇文章。第四个是把“线”连成“面”。真正搞研究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关注一条线，几条线的移动和交织就成了一个面。如果能在一个面上基本上打通了，就达到了通常说的“专家”的标准。最后一个阶段是在“面”上继续突破和提升。去总结研究的方法，提高看问题的境界和综合预判的能力，如果这些都做到了，就有可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大家”的境界。
学术研究在很多人眼中是一项艰苦乏味的工作，您是如何坚持并不断提升的呢？
我认为做学问、研究历史时，永远处于“仰观”与“俯察”之间。对古人、对古物、对所有学问我都会“仰观”，时刻抱有自下而上的敬重态度。但是在治学过程中，对待所有史料、古人和古物等研究对象时，一定要“俯察”，拥有自上而下的审查视角，如果还是仅仅仰观研究对象，就看不透它，要想看透它就一定要站在更高处。俯察是对史料的俯察，等归纳完史料，进入学术体系，一旦上升为形而上的学问，就又要回到仰观。所以做学问的人一定要在仰观与俯察之间不停地转换。
自古以来没有一位学术大家会认为自己是大师，他们在自己认准的道路上，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但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在“仰观”与“俯察”之间自我转化，他们的思考即使现在没有人理解，以后也会有人理解。所以我认为所有做学问的人都只是一个很小的粒子，在这里面没有什么自我。
您对现在正在或者志在做文史类研究的青年学生们有哪些建议？
如果说对我自己的学生有什么建议，我希望他们能做到“眼高、手高”，“眼”不高的人，“手”永远不高，“眼高”才能“手高”。在你们平时读书和研究的过程中，希望脑海里有一个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观，以及东西八万里的大世界格局，并且牢记这永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假如想研究故宫博物院或博物院里的遗存，从永乐十八年（1420）开始建造紫禁城到现在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以天为单位粗略计算，就是600（年）乘以365（天），等于20多万个不同的故宫，以及这么多个面辐射出来的大世界，所以不要只盯着故宫博物院的某个文物、某扇门，误以为它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其实门里面的格局在不停地转变，门外扩展出的世界也在时刻变动，甚至一天之内就变化了许多次，所以我们研究历史，要怀有这样的大局观。
我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问题，实事求是，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多借鉴“乾嘉学派”的理论方法，避免做“海派学者”。
在写文章方面，决不能抄袭，也不必追求一定要写出多么惊世骇俗的文章，要先把自己学过的好好整理出来，包括在学习中的感受，发现了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哪怕再小的问题，只要解决了，也是好文章，也比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或空空长长的文章强。
文｜纪东歌，故宫博物院馆员
图｜王琎
等
你
一直以来，典藏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深度、专业、有趣的内容，常常有深度重磅“大文”出现，也让我们拥有一批忠诚的热爱深度阅读的读者，然而此次微信大刀阔斧的改版，让许多小伙伴们表示：信息流太嘈杂，找不到我们了？！
那么，如何找到犹如一股清流的我们呢？
然而这样委实麻烦，点点想是时候建个群了，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赠刊、做活动、直播，第一时间为诸位分享艺术。
快＋点点为好友吧！点点拉你进典藏读者群！
正式出道
给个C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