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对望京楼遗址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 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遗址先民依然沿袭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发展起来的家畜饲养方式, 即用与粟和黍有关的食物及生活垃圾来饲养猪和狗, 与此同时粟和黍这类C4植物在黄牛和羊食物中的比例与龙山晚期遗址相比有所增加。我们据此认为, 望京楼遗址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家畜饲养与粟、黍两种小米的种植仍呈现出非常紧密的联系, 该遗址夏商时期农业经济复杂化进程可能仍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
新石器末期以来, 随着王湾三期文化的异军突起与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崛起, 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本地也逐渐由“万邦林立”的竞争性状态进入“一体”的广域王权国家时期。值得关注的是,这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发生的同时, 中原地区生业经济面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粟、黍、水稻与小麦的多品种农作物共同种植,猪、狗、黄牛与绵羊多品种家畜共同饲养。这为早期国家的起源乃至夏商周三代的稳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新的食物生产技术的出现与推广意味着人们生计方式的多样化, 而与之相适应的自然资源利用策略与生产组织方式等势必将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一系列的变化对社群关系、组织结构乃至文化层面的影响是研究早期王国时期社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深入分析该时期农业经济的面貌, 对于正确认识农业经济在文明化发展历程和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家畜出现以来, 家养动物之于生业经济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家畜饲养也逐渐成为人们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途径。作为史前生产技术的重要内容和生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畜提供了稳定的动物资源供人类开发和利用。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 家养动物又需要消耗大量人类直接提供或间接控制的物质资源。因此,对家养动物食物结构的重建不但可以为我们认识家畜饲养策略, 尤其是认识家畜饲养与谷物栽培之间的关系提供信息,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家畜饲养在先民生业经济中的地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先民食谱、家畜起源与饲养策略、农业经济转变非常重要的手段。实验表明,人和动物硬组织相关元素稳定同位素组成(如C、N 稳定同位素)与其生前食谱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分析骨骼和牙齿中C、N 稳定同位素比值就可推知个体生前食物结构的概况。目前,我们对早期文明形成的核心区———郑洛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若干遗址家畜的食物结构做了分析和研究,但整体而言, 对夏商时期家畜饲养策略的整体情况还不甚清楚。鉴于此,本研究以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 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复原其食物结构, 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家畜的饲养策略及所反映的生业经济特点, 为深入认为望京楼遗址乃至郑洛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生业经济的面貌提供参考。
一、遗址简介
望京楼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望京楼水库东侧(34° 26′ 42.6″N,113° 43′ 25.4″E), 海拔119米。因遗址西南角一处高出地面6.5 米的夯土台基名为望京楼而得名。20 世纪六十七年代,当地曾出土了几批青铜器及玉器。1996 年和2006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 确认其为夏商时期遗址。2010 年~2011 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发现并发掘二里头文化城址与二里岗文化城址各一座。本次工作发掘城门址2 处, 灰坑、灰沟、墓葬若干。该遗址的发掘为夏商时期早期城市的建设情况及夏商文化分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发掘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动物骨骼, 为我们了解望京楼遗址这类夏商时期大型聚落的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家畜的饲养策略等生业经济的具体面貌提供了珍贵的标本。
二、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望京楼遗址动物骨骼共计72 例, 其中包括猪24、狗10、黄牛16、水牛1、羊11、鹿11。样品年代跨度由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战国时期, 但多来自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上层时期。所选样品出土单位、种属、部位等信息参见表一。机械打磨并去除所选样品表面污染物,超声波清洗并干燥。称取约0.5g样品置入0.5 摩尔/升的HCl 溶液于5℃下浸泡, 至骨样完全脱钙。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后,加入pH=3 的HCl 溶液75℃下明胶化48 小时。热滤后Milipore 超滤离心浓缩,收集分子量大于30 kD 的水解物。冷冻干燥得到骨胶原。称重,计算骨胶原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
![](http://image109.360doc.cn/DownloadImg/2019/06/0211/162668974_1_20190602111100597.jpeg)
![](http://image109.360doc.cn/DownloadImg/2019/06/0211/162668974_2_20190602111101519.jpeg)
![](http://image109.360doc.cn/DownloadImg/2019/06/0211/162668974_3_20190602111102285.jpeg)
样品胶原蛋白中C、N 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稳定同位素实验室完成, 测试仪器为配备有Vario 元素分析仪的IsoPrime100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C、N 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别以国际标准USGS24 标定碳钢瓶气(以PDB 为基准)和IAEA-N-1 标定氮钢瓶气( 以AIR 为基准) 为标准,分析精度分别为±0.1‰和±0.2‰。C 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 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retaceous Belemnite)C 同位素丰度比(PDB) 的δ13C 表示,N 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 气态) 的δ15N 表示。样品的C、N 含量以及C、N 稳定同位素比值见表一。
三、结果
所取的72 例样品中, 除2 例外, 其余样品均提取出了骨胶原。70 例样品骨胶原得率为0.7%~6.9%,平均值为2.9%±1.5%,C 与N 含量分别为12.4%~44.2%、4.8%~16.5%,C/N 摩尔比值为3.0~3.3, 说明WJL72 因为C、N 含量低于经验值(15.3%~47.0%、5.5%~17.3%), 应予予剔除,而多数样品骨胶原的化学组成并没有因为埋藏过程中的骨骼成岩作用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其余69 例样品可用于古食谱重建。
鹿作为野生食草动物, 其骨胶原同位素值被认为具有极好的植被指示意义。从本文鹿的同位素值来看, 除2 例样品外, 其余个体的δ13C 分布在-19.5‰~-22.2‰之间, 相应的δ15N 同位素值也均在5‰以下,说明其食物中基本为C3植物。这表明遗址周围自然环境中C3植物占据绝对优势。作为食叶者(browser),鹿栖息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附近,食物也以乔木和灌木的枝叶、嫩芽、树皮、苔藓、青草等为主。对于2 例碳同位素值较高的个体,可能食用了部分C4类植物。由于本区生态环境中的野生植物基本为C3植物,我们推测这两个鹿可能生前食用了粟和黍这类食物。这种现象是否与人类的控制或驯养有关还需要深入探讨。
![](http://image109.360doc.cn/DownloadImg/2019/06/0211/162668974_4_20190602111102800.jpeg)
图一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动物骨胶原δ13C、δ15N 散点图
从图一看, 黄牛(δ13C=-9.2‰±1.5‰、δ15N=5.7‰±1.2‰,N=16)的同位素值与野生鹿科动物差别较大,前者食物中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 其中以C4植物为主。作为家畜,黄牛的饮食受人类影响较大。考虑到本地野生植物主要是C3植物, 人工栽培谷物中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 水稻、大豆、小麦为C3植物,粟和黍为C4植物),我们认为黄牛食物中C4植物的来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 如黍和粟的秸秆、谷糠之类,C3植物的来源可能既有野草、灌木、植物等野生植物,又可能包含少量麦子、水稻、大豆等农业物。羊(N=10) 的C 稳定同位素值分别为-14.0‰±1.2‰, 高于鹿却低于黄牛, 这意味着羊食物中也有一定量的粟作农业产品, 虽然比例上不及黄牛。从δ15N 值来看,黄牛和羊的均值均高于鹿,这应与人类的饲养行为有关。1 例水牛样品与黄牛的同位素值相似, 至于原因还需要积累更多数据之后深入探讨。
总体上看, 望京楼遗址猪(N=24) 和狗(N=10)的数据多数分布于图一的右侧,其δ13C 比较接近,均值分别为-9.0‰±2.0‰和-9.5‰±2.6‰。就δ15N 值而言, 二者相差也不大, 分别为7.2±1.0‰和7.3±0.8‰,这说明多数猪和狗主要以C4类食物为食。而少数个体的δ13C 较低( 如WJL9 与WJL33), 说明少数个体摄入了相对多的C3类食物。
四、讨论
1、猪和狗的饲养及相关问题
据现有资料,自仰韶时代开始,由于南北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 水稻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便不断出土。进入龙山时代之后,麦类作物也开始出现在东亚地区, 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些遗址也有碳化小麦出土。赵志军先生据此认为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农作物布局已经开始趋向复杂化, 这种趋势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制度。
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畜饲养与谷物栽培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其中尤以猪与狗的饲养最为典型。从已发表的数据来看,中原及周边农业社会中狗与猪的稳定同位素比值与人非常接近, 如新砦、瓦店、陶寺、东营等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家狗与人同位素值非常接近, 食谱均表现为以与粟作农业相关的食物为主食的特征。国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没有人骨的情况下, 狗的同位素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如此,通过分析望京楼遗址猪和狗的食谱,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本地农业经济的面貌乃至先民的生计方式。
如上所述,望京楼家猪和狗主要以C4类食物为生, 即粟和黍及与之相关的食物。根据简单二元方程, 除1 例战国时期的猪(WJL9) 和1 例二里岗上层时期的狗(WJL33) 以外,C4类食物在其他猪和狗食物中的比例均在60%以上,个别甚至可达96%。从平均值的情况来二里岗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猪和狗的同位素值没有明显的差别。这种情况反映了粟作农业生产对望京楼遗址猪和狗饲养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可能并没有因为农作物布局复杂化的出现而发生大的变化。这种情况或许表明望京楼遗址水稻和麦类作物的产量和种植面积还远不及本地传统的农作物粟和黍。要肯定这一推测,还需要更多资料,尤其是植物浮选结果以及先民食物结构等研究结果的支持。
2、黄牛与羊的饲养
新石器时代末期黄牛与绵羊开始被中原地区先民饲养, 龙山时代及此后的诸多遗址中均发现了牛和羊的遗骸。 与东亚地区传统的家畜———猪和狗不同,黄牛和羊是食草动物,能够较为有效地将人们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资源(如牧草、谷草)转变为肉、皮毛、骨、畜力等动物资源,这是畜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因此,牛和羊的出现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增加土地承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陶寺遗址动物骨骼的同位素研究表明, 陶寺黄牛和绵羊的饲养方式分别以舍饲和放养为主, 即先民多用与粟作农业有关的谷草饲养黄牛, 而绵羊则以采食野生植物为主。近年来,学术界对史前家畜饲养方式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 禹州瓦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研究成果相继发表。为进一步探讨牛羊引入中原地区以来饲养方式的历时性演变, 我们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与望京楼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图二)。
![](http://image109.360doc.cn/DownloadImg/2019/06/0211/162668974_5_20190602111102957.jpeg)
图二环嵩山地区龙山末至早商时期遗址瓦店、新砦、二里头与望京楼遗址牛羊碳氮同位素值误差棒图
结合望京楼遗址的分期结果来看, 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黄牛δ13C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9.2±1.6‰,N=8; -9.0±1.4‰,N=7), 这说明望京楼遗址夏商时期黄牛的饲养方式基本稳定。相对而言,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羊的δ13C 却有所不同, 分别为-14.6±1.0‰(N=6) 与-13.2±1.2‰(N=4), 可见羊的食物中粟类秸秆等C4植物的比例从早到晚有所增加的趋势。
从图二可以看出, 同一遗址牛和羊的碳同位素值差异明显,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这种情形与陶寺、东营等遗址相似,说明黄河中游地区史前居民普遍采用的不同的饲养方式(舍饲与放养)分别饲养牛与羊。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砦、二里头与望京楼遗址黄牛和绵羊的碳同位素值接近, 均高于属于龙山末期的瓦店遗址, 也就是说新砦、二里头及望京楼遗址牛与羊食物中粟作农业产品的比例要高于瓦店。这可能意味着自龙山末期开始,环嵩山地区牛羊的饲养方式基本相似,而进入夏纪年之后,牛和羊的饲养方式渐趋稳定。
黄牛和羊饲养方式产生差异的原因, 可能有生理特性的原因,比如黄牛的食量远大于绵羊,且不适宜采食过低的矮草,我们曾就此专门做过论述,不再赘述。与此同时,这种状况的出现或许与两种动物的经济价值有关。我们知道, 就体量而言牛远大于羊,因此前者能够供给人类更多的肉、皮等动物性资源。此外,黄牛还具有畜力开发的潜力,虽然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对黄牛的役使。较高的经济价值可能也会促使人们对于黄牛的饲养管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尤其在聚落密布、人群间因争夺资源和食物而冲突频仍的中原地区这一因素对于牛羊饲养方式产生差异可能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
五、结语
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 如何认识农业复杂化发展进程是我们认识当时农业经济状况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分工、生产组织结构等相关问题的前提。根据对望京楼遗址动物骨骼的开展的碳氮同位素分析, 我们认为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 望京楼遗址先民依然沿着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发展起来的家畜饲养方式, 即仍主要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与粟和黍类有关食物剩余以及生活垃圾来饲养家猪和狗这两类家畜, 黄牛和羊食物中粟和黍这类C4植物的比例与龙山晚期遗址相比有所增加。这表明,粟作农业经济对于望京楼遗址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家畜饲养产生了持续性的、非常深刻的影响, 家畜饲养与粟、黍两种小米的种植仍然呈现出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本地在龙山末期以来水稻、小麦等外来作物栽培活动的推广而发生改变, 即望京楼遗址夏商时期农业复杂化进程的速度可能仍处在一个较为缓慢的发展时期。
(作者:陈相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尤悦 首都师范大学;吴倩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