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11日,广西金田起义者们的一声振臂高呼,拉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经过几场恶战,金田的首义斩获了辉煌的胜果,但终究,在官军潮水般的“围剿”下,起义军不得不采用迂回战术,用不间断的转场战来与官军周旋。
转场战的进行,给起义军带来了期望中的更多战果,然而却解决不了起义军日渐捉襟见肘的补给问题。那么,金田起义军到底要怎样才能打破这样的窘境呢?若要探索其中始末,还需得从清军调兵入桂说起。
一、浴火降生
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使中国开始逐步论文半半封建社会。在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许多平民在生活上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状态,因而被迫走上了以武力反抗上述两股势力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揭竿而起,打击正在沦为洋人傀儡朝廷的清政府。
▲澳门望夏村普济禅院的内景,1844年,中、美两国间的首份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于此被签订
1850年,借助广西地区天地会反清运动提供的客观性掩护,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拜上帝会不断发展势力,不消一年,该会就集结起了一支规模超万的队伍。该年年末,清朝广西地方官试图出兵将“仍处于摇篮中”的拜上帝会一举扼杀,不料,却中了该会武装的埋伏,被打得铩羽而归。
不甘失败的清军试图反扑,又接连遭挫,在此般情况下,起义军士气大振,遂决定从速发动起义、扩大战果。1851年1月13日,起义军雄赳赳、气昂昂地东进至大湟江口,由此,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取代天地会等组织正在进行的反清斗争,成为清政府重点关注且不得不认真应对的动荡事态。
对此,自1851年2月起,清政府数度调拨大军入桂。面对清军来势汹汹的攻势,起义军沉着应对,经过数月的激战,给予了官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起义军终究是一股新兴的势力,不但人员数量上无法与官军匹敌,而且没有掌握对军需物资产供地的控制,因此,当官府源源不断发兵来袭的情况变得日渐明显时,起义军数月来一直采用的防御战略,显然不可能是实现起义目的的长久之计。
二、离乡的血路
1852年4月,起义军在运动战中逐渐杀出了一条血路,获得了移师湖南的通道。入湘后,起义军首要的攻打目标就是该省的省城长沙。
在农业仍是中国最支柱产业的时代,一直有“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其中,“湖”一字,指的就是两湖地区。而从古至今,湖南都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省份之一,因此,在农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一直很重视对湖南这个省份的管控。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发起对湖南省城长沙的进攻前,长沙就已被打造成一座要塞型城市,清政府在其中屯驻了重兵。
▲天心阁旧貌(约1910年代)。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这座城楼是他们的重要攻打目标
攻打长沙前,入湘后的太平军与官军首战于湘江边上的蓑衣渡,是役,由于太平军在疏忽间遭遇了清军的伏击,因而损失惨重,共有万余名将士战死。尔后在永州,太平军又一次败于清军之手。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游移、整编,太平军在抵达长沙近郊时,终于拥有了一支让他们有信心发起攻城战的战力。又经过若干时日的筹备,长沙攻袭战的序幕终于被拉开。
太平军利用新募的失业矿工组建起了一支工兵部队,并让他们挖建攻城地道,以建立攻破城池的突破口。经过紧锣密鼓的奋战,最终有3条地道被有意义地修建完毕,借助这些地道,太平军获得了对长沙城外围地区的军事掌控。
同年8月中旬,另一路由西王萧朝贵统领的太平军在占领郴州后,从那里驰援长沙。尽管在头期的遭遇战中,萧朝贵属部取得了对清军的小规模胜利,但由于城墙坚固的长沙城内仍有8000多名清军固守待援,因而萧朝贵部在接下来的战事中久久取不得进展。
为了提升士气,萧朝贵决定以大展军旗、身穿王袍的方式到阵前领兵突击,不料这却引起了清军炮手的注意。不久后,只见“轰”的一声!城墙上放飞来的一发炮弹准确无误地被打在了萧朝贵的左肩上,受此重伤,他没几天便含恨而终。
不过,萧朝贵之死没有动摇太平军的斗志,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太平军在洪秀全、杨秀清的领导下,继续猛攻长沙城。但城内清军依托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给太平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直到11月,在确认再战无益的情况下,洪秀全下令撤围,转战常德。
三、北上?东进?
行军至益阳时,太平军觅获遭弃民船若干,于是决定改变攻略,绕过常德等地,乘船沿长江径直而下,图攻拥有“九省通衢”之誉的湖北省城武昌(今已与汉口、汉阳合并为武汉)。
▲1915年,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所在位置的示意图
在向武昌方向展开进击的过程中,太平军的动作可谓是异常神速,仅仅用了25天,他们就完成了跨度长达500公里的转移。
为了获得进行持久围城战所需的物资,太平军在进抵今属武汉市域的长江江面后,并没有迅速对屯有重兵的武昌发动攻击,反而首先攻取临近武昌、拥有发达商贸但防务极度空虚的汉口、汉阳。在获得了对上述两地的控制权后,太平军用征用而得的民船于长江江面组架起两座巨型浮桥,而这两座浮桥,将在太平军攻打武昌的战事中发挥重要作用。
▲用船组架的浮桥,太平军攻打武昌时,曾用这样的方式于长江江面架建进军通道
1852年12月下旬,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战前准备后,太平军对武昌发起围攻。城内的清军为了尽可能多地集结兵力投入战斗,便以早前获得的土方堵塞各城门,以防太平军突入。与此同时,清军还组织放火队出城焚毁郊区的民房,以为守城部队的炮手提供更开阔的狙击视野。
但清军的焚屋之举在城郊民众的眼里看来,无疑是极度难以理喻的倒行逆施之行。或许在不久前他们还对太平军不抱好感,但经遭官军造成的丧家之痛后,他们纷纷表达自己对太平军的支持立场。在失居民众的声援甚至资助下,太平军士气得到提振,经过近20天的激战,他们于1853年的1月12日完成了对武昌城的征服。
▲约1850年代末,武汉,外国摄影家镜头下的太平军士兵
占领武昌后,太平军内部出现的两种声音将起义带到了一个抉择的关口:一种声音主张,此时应当乘胜北上,进逼并攻下清都北京;而另一种声音则主张,此时应当挟威东进,先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建都、立下据点,而后再考虑北上,继续完成未尽之事业。
经过多时的讨论,后一种声音占据了上风,于是,东进的组织事宜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奠都天京
太平军领导层决计东进之时,也正是清朝军事将领向荣率部对太平军实施追击之时,为了断绝清军的追击通路,太平军在向东重开攻势之日,焚毁了围攻武昌前他们架设在长江水面上的浮桥。东进途中,太平军在几乎不遭遇抵抗的情况下,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等重镇,不消两月,他们便沿江直抵江南重镇南京。
▲1853年3月,太平军与清军的水战力量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江面展开对战
在上海尚未崛起为有“魔都”之誉的远东明珠之城时,南京是华东地区重要性首屈一指的繁华之都。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国舰队进抵南京附近的长江江面并扬言攻城,引起了清廷极大的恐慌。由于清朝政府已深知凭自己的实力无法与英军再战,加上深知失去了南京,连通北京与江南富庶之地的京杭大运河漕运交通会被阻断,因而清廷才会最终接受英方提出的苛刻停战条件。
鉴于南京对于清朝统治者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太平军决定将其攻占并于此建都。为此,太平军调集近75万的兵力,对南京城展开了大规模围攻。
期间,太平军再度导入围攻长沙时所使用的攻城地道战术,试图以爆破手段炸塌清军依托用于抵抗的城墙,为后续战力的进军开辟通道。但在地道挖建与炸药布设的实施过程中,太平军施工人员由于马虎大意,给自己的战友摆了一道“血的乌龙”——一条地道中的炸药由于没有按预设好的时间起爆,结果造成己方人员伤亡。
尽管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小插曲,太平军还是以高昂的士气,完成了对南京的攻夺。1853年3月20日,守城的4万清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至此,成立已有2年有余的太平天国,终于不再是一个没有己属首都的流寇集团。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将南京改名为“天京”,而该次江宁奠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其鼎盛阶段。
但在此期间,包括洪秀全在内的某些天国高层由于日趋贪图享逸、疏理朝政,导致起义的领导权一步步地被集中到了东王杨秀清的手里。虽然定都后的几年里也通过西征、北伐创造过一定的军事成绩,但终究,领导权旁落引发的统治层内部裂痕,使各主要领导人及其所属的派系无法再用一条心对抗外敌。
最终,在1856年秋,天京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太平天国内讧的白热化,自此,天国的运势逐渐衰降,并于8年后迎来灭亡。
参考资料:
《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方之光)
《定都天京与北伐的战略问题》(仇宝山)
《God’s Chinese Son》(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Jonathan D. Sp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