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重读经典—从《安阳之范》说起

一、卡尔贝克与《安阳之范》

 

1935 年，瑞典的铁路工程师卡尔贝克（O.Karlbeck）（图一）发表了名为《安阳之范》的一篇论文，这是第一篇针对古代陶范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多研究至今看来仍有值得借鉴之处。这不是他一个人奋斗的结晶，在他的文章伊始，他就感谢了合作者，埃尔默奎斯特（O. Elmquist），一家青铜失蜡铸造厂的老板。后者不仅在工厂完成了一些必要的验证工作，还执笔了这篇论文中重要的三部分，分别是“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范之必要性”以及“对直接铸造法的讨论”。随后，他感谢了安特生（J.G. Andersson）、高本汉（B. Karlgren）、叶兹（W. P. Yetts）等，每一个都是在学术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

 

卡尔贝克生于1879 年，88 岁时去世。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06 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铁路工程师来到上海，1908 年起开始为著名的“津浦铁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工作。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修桥调水,甚至修筑过防御工事,遇到过很多困难，也结交了很多朋友，1938 年他把这些故事写成《津浦铁路》（Tsin Pu T’ieb Lu）一书。当然，他更大的名气是因为他对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和瓷器作过一系列研究，成为著名的学者，他把这些故事写成了另一部书，1957 年出版的《中国寻宝记》（Treasure Seeker in China）。

 

卡尔贝克的收藏里有一批来自于殷墟的陶范，约145 块，村民们告诉他来自距离小屯村3.5 千米的地方，目前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就在孝民屯铸铜遗址和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的范围里，两者出土的陶范无论从纹饰、外形到质地都看起来非常相似。从图二和图三可见这种相似性，特别是图三的馆藏瓦棱纹簋范，对应的器形是晚商最晚阶段的簋，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范，在此遗址被发现之前一直都被视作西周初年的器形，特别具有代表性。

 

二、《安阳之范》涉及的学术问题

 

在《安阳之范》这篇论文里，作者重点讨论了这批陶范的质地和做法，以及其所反映的青铜器的铸造方法，很多讨论是我们后来研究的基础，具有启发性，以下将详细加以比较和讨论。

 

1、陶范的质地

 

所有的范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是一种富含细小石英颗粒的土壤。范表面可见很多形状不规则的孔洞，往往还沿同一个方向伸长。这意味着这些孔是有意做出的，是通过混合土与一些小块有机物来得到的，焙烧的时候那些有机物分解，然后留下孔洞。

 

这与我们现在对殷墟出土陶范的材料选择和处理工艺的认知是相当一致的，检测分析显示这些陶范都是经过淘洗的黄土添加有机质孱和料制作的，焙烧后形成孔洞，因此显示出高粉砂、低粘土和高孔隙的特点。

 

2、颜色

 

焙烧使这些陶范有足够的强度，但颜色发生了改变。有些是红的，但内壁有一薄层灰色，有些呈蓝灰色，还有的外表面呈红色，内表面灰色。

 

殷墟所有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呈现与此类似的外观，研究显示，陶范的焙烧温度很低，通常在550-650℃左右。

 

3、陶范的两种做法

 

大部分范块上有一个或者几个榫卯，这些榫卯呈金字塔形，便于结合得更紧密。它们的背面很粗糙，不平，有指窝的形状。但有少部分范块拥有光滑的背部。它们又薄又小，有些仅在背后有凸榫，显然是要在外面再装一个范。这种范适用于纹饰过分精致，以至于用普通形式的范块难以脱范的情形。没有纹饰的背范还能反复使用，只需替换小块纹饰范即可。

 

这两种范我们在孝民屯铸铜遗址中大量发现，背部粗糙的称为“II 式范”，背部光滑的称为“I 式范”，“I 式范”有可能是依靠背后凸棱嵌入背范，或者是嵌入留有空腔的复合范来完成铸型组合的。

 

4、铸型工艺

 

通过范块的形状和残留的纹饰辨认出这些陶范所铸造的青铜器器形，主要为爵和觚，还有鼎、鬲、尊、斝、罍等。卡尔贝克讨论了爵、觚、鼎、鬲等器物的铸型分范问题，指出觚的铸型是上部4 块，下面从腹部到圈足4 块，目前认为这种铸型分范是常见的花纹觚的分范形式。他描述了从泥模到陶范的制作过程，以及范块上榫卯的做法。青铜器上的范线有时候并不能表现出实际分范的数量，因为有些范块在组合成铸型之前可能已经用某些特殊的粘土材料进行了粘合。这些认知也都是与现在的认识大体相符的。

 

5、纹饰

 

文中详细讨论了范块上的纹饰形式，指出有些范块上的纹饰不是复印的，而是直接在范块上雕刻的。

 

我们目前知道的范上纹饰制作，包括陶模翻制法、陶范施纹法和模范结合法三种，其中，模范结合法是最常见的，纹饰的主体轮廓在模上制作，然后翻印到范上，再精细雕刻而成，有些纹饰是直接在范上雕刻、戳印或者用贴泥条的办法制作的。

 

6、铸造方法

 

该文讨论了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指出包括“直接法”和“失蜡法”两种，前者就是直接将熔化的金属浇注入制好的铸型里面，后者需要先制做一个蜡模，在表面糊泥，然后再将蜡模融化以制作铸造用的陶范。

 

直接法有两种可能的铸型，一种是永久铸型，一种是只允许使用一两次的铸型。最早的永久型范是石范，金属型也是这种永久型范，在中国汉代已出现。另一种只能用一两次的铸型，则既可能是敞口也可能是封闭的，敞型可能仅用于极为简单的铸件，或者干脆就在地上挖坑浇注。封闭型的有砂型和泥型，这里说的泥型就是指的我们通常说的“陶范组合铸型”。

 

而失蜡法的蜡模可以由两种方法得到：一种是在泥芯上制作加工的，另一种则是用一个整体铸型浇注出来的。前者类似中国古代所说的“拨蜡法”，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早期失蜡法也是这样制作的，有时也可用特制的塑性良好的蜡料拨塑成形；后者更为常见，因为可以同时制作很多蜡模，中国古代称“剥蜡法”或“涮壳法”。蜡模制好后，把蜡模泡在稀泥里来制范，或者用刷涂的办法。每一种方法都是逐层、连续地增加厚度，直到达到所需厚度就可以焙烧了。

 

卡尔贝克认为他收藏的这些陶范是直接接触铜液，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铸型。理由如下：

 

（1）陶范焙烧后变红色，如果接触铜液会有一层变成灰色，温度越高，这个灰黑层越厚。而如果是失蜡法的范，没有这个现象。

 

（2）其中一块范上表面有铜。现代铸造实践显示在浇注之后应迅速移走外范，如果青铜在强度大的范上停留的话，剪应力就会造成铸件破坏，从而出现裂纹。如果浇注完迅速拿走，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3）范块表面有烟炱的斑点或痕迹，这种现象一般在内表面或者范块的连接处，不发生在外表面上。直接法需要脱范时往往会使用油烟等作为分型剂，而失蜡法不需要用它来隔绝蜡料。

 

（4）范表面可见很多孔，它们是通过混合粘土和一些小块有机物来得到的，焙烧的时候那些有机物分解，然后留下孔洞。

 

但是卡尔贝克认为这些证据还不足以说明这些陶范一定是“直接法”的铸型，因为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是范块在金属浇入替代蜡模时形成的特征。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陶范就是直接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铸型，而且，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屿霞、石璋如等就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三、《安阳之范》的启发和意义

 

通过上面详细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安阳之范》中提到的现象、问题和解释都与我们后来对陶范的研究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不得不感慨这篇早期经典文献的学术上的前瞻性，虽然文中并未采取任何理化检测手段，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准确性。

 

对中国古代陶范的科技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70 年代，如张万钟、北京钢铁学院、盖顿斯（Gettens）对侯马、安阳出土陶范和馆藏青铜器泥芯的分析检测等。

 

1969 年盖顿斯对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藏的25 件商周铜器的芯做了显微观察，并对3 件泥芯做了X 射线衍射分析，对2 件泥芯做了粒度测量。他将芯与黄土比较，认为芯和黄土都是以粉砂为主、粘土较少，制芯原料可能是黄土。弗里斯通（Freestone）等在盖顿斯研究基础上，将4 件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陶范和一些中国北方地区黄土、陶器的矿相结构和化学组成作了比较，认为陶范是由经过选择和处理的黄土制作的。

 

20 世纪80~90 年代上海博物馆对古代陶范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谭德睿等就侯马东周陶范的材料及处理技术、商周青铜器陶范处理技术、陶范中的植物硅酸体发表一系列论文，并且总结于《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一文。他指出古陶范具有强度高、可雕塑性好、耐火度和热化学稳定性足够、发气量低、焙烧和冷却时变形量小、焙烧温度低于烧结温度、透气性不良等性能。范料经过精选、配料、练泥、陈腐等过程。

 

进入21 世纪以来，陶范研究有了非常重大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大量铸铜遗址的发现及对出土遗物的全面分析上，得到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铸铜遗址概况、陶范材料、分范技术、铸型工艺、花纹及铭文的制作技术、铸造工艺流程、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等问题的认识，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商周青铜器制作和生产的认识。

 

所有的学术进步都建立在对过去的总结和扬弃之上，对学术史的梳理和回溯，是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基础，重读经典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作者：刘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