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继印：濮阳高城城墙的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

摘要：濮阳高城在仰韶文化晚期时开始有人居住，分别在龙山时代早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殷墟早期、东周时期间歇使用。其城墙始建于龙山时代早期，后经龙山时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春秋中期、战国中期等多次增修，到战国晚期彻底废弃。下七垣文化时期和殷墟早期商人曾利用高城城址的城防设施在此居住；春秋中期，卫国迁都于此，一直到战国末期为秦所灭。

 

高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发现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1985年发现东西向的夯土墙，2002年发现北城墙和北城墙的东北、西北拐角。2005年，文物工作者对高城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基本弄清了城址的范围，初步确认为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发掘者认为：“高城遗址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卫国都城，在战国时期为濮阳城，这是目前可以确认的历史上最早的濮阳城，它也应是秦代和西汉的东郡治所。”但同时也注意到最内侧的夯土时代可能较早的现象。随后，袁广阔、南海森又对濮阳高城城址的性质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此城址应为卫国都城、战国的濮阳城和颛顼所都的帝丘。笔者在认真学习了发掘简报和相关研究之后，对高城城墙的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认识，现讨论如下。为了方便行文，这里我们把《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简称为“简报”。

 

一、高城城址出土陶器分析

 

高城遗址2005年至2006年的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片，简报按时段把他们分为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汉代等5个阶段。这些认识无疑为我们研究高城城址的分期、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根据发表的材料，笔者认为有些认识应该还可以再深入，也有一些认识可以再讨论。下面我们就按年代讨论如下。

 

（一）仰韶文化遗物

 

此时期的遗物，简报公布了27件陶片标本，并把它概述为仰韶文化时期。其实，仰韶文化年代跨度长达1500年之久。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陶片再做一下具体的分析，以进一步确定其年代和性质。

 

“简报”公布的陶器器形主要有鼎、花边罐、双腹盆、大口罐、壶、器盖等。

 

鼎足6件，均为夹砂红陶，其中标本T2夯⑥∶13呈鸭嘴状（图一，1），标本T2夯⑥∶2足面上有一个凹窝，标本0T3夯⑧∶1足面上有两个凹窝。这些特点与大河村五期（龙山文化早期）的特点比较接近；也与大汶口文化第7段和第8段基本一致，年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至晚期早段。

 

花边罐2件，标本T2⑥∶12为夹蚌褐陶，折沿，方唇，腹部拍印横行浅篮纹；0T2夯③∶1为夹砂黑陶，折沿，沿面内凹，方唇，腹饰竖篮纹（图一，2）。这些花边口沿的罐在辉县孟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郑州大河村龙山文化早中期、山西屯留水泉遗址中都有发现，尤以孟庄遗址发现较多，年代跨越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其中仰韶文化晚期彩陶要多于龙山文化早期，但龙山文化早期新见夹蚌褐陶。孟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也可分为早、晚两段，其中早段有少量彩陶片，晚段不见彩陶片。考虑到高城城墙夯土中仍有少量彩陶片以及夹蚌褐陶的情况，笔者认为其年代约相当于孟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早段。山西屯留水泉遗址H1、H2也出土了很多口沿压印花边的深腹罐，形制也与高城城墙夯土中出现的深腹罐相近，应属同一时期。发掘者认为“水泉H1、H2出土遗物的年代应该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的早期遗存所处阶段最为相同，大致为仰韶——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对此，笔者表示认同。

 

“简报”中的双腹盆，大量存在于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遗存中。其中，标本0T3夯⑥∶2与大河村龙山文化早期双腹盆T41③∶66形状最为接近（图一，3、10）。0T3夯⑨∶2与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双腹盆H214∶5最为接近（图一，4、11）。

 

编号为0T3夯⑤∶1的大口罐与大河村龙山文化早期编号为H50∶4的A型罐比较接近（图一，5、12）。

 

编号为0T2夯③∶4的器盖与大河村龙山文化早期T42③∶21形制接近（图一，7、14）。

 

编号为0T3夯⑧∶4的壶与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中编号为H154∶26的BI式小口溜肩瓮相似（图一，6、13）。

 

以上比较表明，高城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和第五期（龙山文化早期）、孟庄仰韶文化末段和龙山文化早期早段、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早段，总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最晚阶段至龙山时代的最早阶段。

 

（二）龙山文化遗物

 

简报共公布10件龙山文化时期标本，器形有盆、器盖、杯、罐、瓮、鼎等，但并没有说明其属于龙山文化的哪个阶段，故这里有必要再作一些分析。

 

在豫东北一带，典型的龙山文化是以安阳后岗二期遗存为代表的后岗二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以方格纹和篮纹为主，也有少量绳纹，器形主要有鼎、深腹罐、甗、鬲、双腹盆、平底盆、小口高领瓮、杯、钵等。高城城墙夯土中发现的所谓龙山文化陶器主要有罐、鼎足、平底盆、尊形器、器盖、杯等。在装饰方法上，虽然简报中说“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为绳纹等”，但公布的陶片均光素无纹。

 

罐2件，均没有纹饰，形制和后岗二期文化多饰篮纹或方格纹的鼓腹形态差别甚大。

 

鼎足1件，也与后岗二期文化的鼎足有别。

 

总体上看这类遗存的特征与典型后岗二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不过，这些器物与前一期的遗物相比，却有很多相似之处。编号为0T2夯②∶1的器盖与前期0T2夯③∶4形制接近（图二，3、7）。编号为0T2夯④∶5的鼎足为夹砂红陶，与前期0T3夯⑧∶1接近（图二，2、6）。编号为0T2夯④∶4的杯与前期编号为T2夯⑥∶8的小罐接近，很可能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河村仰韶文化四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常见的尊（图二，4、8）。编号为0T2夯④∶2的罐与前期编号为0T3夯⑤∶1的大口罐接近（图二，1、5）。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此期文化应是上一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其年代要早于后岗二期文化，约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偏晚或龙山时代中期。

 

（三）二里头文化遗物

 

简报中所谓二里头文化的陶片较少且极为残碎，以夹砂灰陶为主，胎较厚。纹饰有绳纹、压印花边等。口沿压印花边的作风，的确是二里头文化高领圆腹罐的主要特征，而这里发现的花边口沿则与安阳西蒋村、长垣宜丘以及邯郸薛庄和邢台粮库等遗址出土的花边橄榄形深腹罐更为接近，例如高城编号为0T3夯⑦∶4的花边口沿与薛庄遗址编号为H277∶17的陶罐口沿类似（图三，1、3）。这种口沿压印花边的深腹罐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中也有发现，但应是受下七垣文化的影响所致。另外平底、深腹的罐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圜底深腹罐差异较大，而是与大量存在于下七垣文化中的橄榄形深腹罐接近，如0T3夯⑥∶7与濮阳马庄遗址91M采∶7和91M采∶8比较接近（图三，2、4）。据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的性质应属下七垣文化。

 

（四）殷墟时期遗物

 

殷墟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T2、T3的东周夯土层中，出土陶片较少，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胎较厚，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可辨器形有鬲和罐等。简报公布了3件鬲的口沿，特征比较一致，其中，T2夯③∶7的鬲，特征最为鲜明，折沿、尖圆唇、唇侧没有凹槽，类似盘口（图四，1）。仅从口沿上看，该件标本与安阳三家庄M4∶1和邢台粮库遗址编号为ⅠT25④∶1的单鋬鬲口沿特征最为接近（图四，2、3），而整体形态较为瘦高，肩部较直等特点则与安阳苗圃北地M22∶1和河北邢台粮库编号为T66④∶1的鬲的形态较为接近（图四，4、5）。一般认为三家庄M4∶1的年代是殷墟最早的鬲，即殷墟一期早段，而苗圃北地M22∶1则稍晚，为殷墟一期晚段。因此，从整体上看高城出土的殷墟时期遗物，其年代与安阳殷墟一期早段更为接近。

 

（五）春秋时期遗物

 

春秋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夯层中。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色青灰，陶质坚硬。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釜、甑、深腹罐、壶、盆、豆、瓮、板瓦等。简报把这些器物定为春秋时期，但具体处于春秋的哪个时段并没有说明。

 

这里可以根据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发掘面积比较大，出土了大量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陶器，年代序列完整，演变轨迹清晰，为中原地区东周时期遗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年代学标尺。该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有鬲、盂、豆、罐、盆、瓮等，其中演变最为清晰、变化最为明显的是鬲、豆、盆。鬲的总体演变规律是，器身由低到高，从无肩到有肩，从窄肩到宽肩，口沿由宽变窄，由薄变厚，由折沿变为折卷沿。豆的变化规律是，器身由低到高；豆盘由大到小，由深及浅；豆柄由粗到细，由喇叭状向柱状再到上粗下细发展。盆的变化规律是，器形由小到大，由深到浅，器腹由鼓腹到直腹再到斜腹，口沿由上翘到下卷。

 

高城遗址编号为T1夯②∶6的釜在春秋时期还应该称为鬲，平折沿、方唇、肩部平直的特点，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春秋早期T655J443∶29比较接近（图五，1、5）；编号为T1夯②∶8的豆盘，侈口、方唇、浅盘、折腹的特点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春秋中期T659②∶2和T658④∶3比较接近（图五，2、6）；编号为T2夯③∶9的豆柄，其喇叭状圈足的特点也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春秋中期豆柄的特点非常接近（图五，3）；编号为T2夯③∶10的壶（应为罐）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春秋早期T648H2000∶15最为接近（图五，4、7）。据此，可以认为高城遗址春秋时期城墙的年代能精准到春秋中期。

 

（六）战国时期遗物

 

战国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最外圈的夯土层中，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色青灰，陶质坚硬，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罐、壶、盆、豆、瓮、板瓦、筒瓦等。这些陶器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编号为T3夯①∶18的陶盆，口沿微微上翘，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T622③∶1接近，具有战国中期的特点（图六，1、3）；如编号为T3夯①∶14的豆盘变浅，与郑韩故城T659H2058∶10比较接近，也具有战国中期的特点（图六，2、4）。

 

（七）汉代遗物

 

简报称汉代遗物均出于城墙内侧或外侧的淤土层中。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色浅灰，陶质坚硬，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包括罐、盆、豆、瓮、筒瓦、板瓦、铺地砖等，其中瓦类的数量最多。简报把这些器物的年代定为汉代，恐怕是不确切的，有必要重新分析。

 

简报公布的陶容器仅有4件，其中两件深腹盆为典型的战国遗物。编号为T3④∶1的平底盆，平折沿、方唇、沿面稍微下卷，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战国晚期前段T628H1847∶15最为接近（图七，1、6）；编号为T3④∶5的深腹盆，为泥质灰陶、平折沿微下卷、方唇、腹壁稍斜，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T642H2215∶15形态接近，具有战国晚期前段的特点（图七，2、7）；编号为T3④∶7的瓮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T632G7∶48接近（图七，3、8）；出土的板瓦和筒瓦也都具有战国晚期的特点，如编号为T3④∶12的筒瓦和编号为T3④∶13的板瓦分别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T652H2217∶7和T575②∶12形制接近（图七，4、5、9、10）。因此，笔者认为这批陶器的年代应为战国晚期，而非汉代。

 

二、高城城址城墙的分期

 

高城遗址2005年至2006年的试掘共发掘了4条探沟，北墙3条，南墙1条，其中位于北墙的T2、T3和南墙的T4公布了地层图，但只有T2和T3的地层情况较为清晰，而T1仅公布了一些陶器标本。T2内的夯土从外到内共分6层，T3内的夯土从外到内共分9层。各层夯土中出土了不同时期的陶片，内层夯土出土陶片年代较早，而外层夯土所出陶片年代较晚，而且在内层夯土中几乎没有出土晚期陶片。这些情况说明高城城墙的各层夯土应不是同一时期所筑，存在首次筑成后，又经后代多次修复使用的情况。下面就尝试根据夯土内出土陶片和夯土厚度对城墙进行分期。

 

T1简报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夯土情况，仅公布了夯2层中出土的春秋中期鬲（原称釜）1件、豆盘1件、豆柄1件、罐2件、板瓦1件和龙山时代中期陶罐1件。

 

T2共6层。夯1层中出土战国中期的陶豆3件、陶罐1件，龙山时代中期器盖1件；夯2层中出土龙山时代中期器盖1件；夯3层中出土春秋中期的豆盘2件、陶杯和壶各1件，殷墟早期的鬲1件，龙山时代中期的陶杯和陶瓮各1件，仰韶文化晚期钵、深腹罐和器盖各1件；夯4层中出土龙山时代中期陶鼎足、尊形器（原称陶杯）、陶杯和陶罐各1件；夯5层中出土龙山时代中期陶盆1件；夯6层中出土龙山时代早期鼎足和豆各2件，甑、小罐、高领瓮和深腹罐各1件。

 

T3共9层。夯1层中出土战国中期的小口罐（原称高领瓮）2件，陶盆3件，陶豆和陶板瓦各1件；夯2层和夯3层中没有陶片出土；夯4层中出土殷墟早期的鬲1件；夯5层中出土殷墟早期的鬲和龙山时代早期大口罐各1件；夯6层中出土下七垣文化的罐1件，龙山时代早期小罐、高领瓮、双腹盆和大口盆各1件；夯7层中出土下七垣文化的罐1件，龙山时代早期鼎足和大口盆各1件；夯8层中出土龙山时代早期彩陶片1件，鼎足和壶各2件；夯9层出土龙山时代早期鼎足、高领瓮、双腹盆和大口盆各1件。

 

T4由于发掘面积过小，简报仅公布一个地层剖面，并没有相应的出土物公布。

 

根据对T2和T3各夯层所陶片的年代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这样如下认识。

 

第一，T2夯6层和T3夯9层都位于夯土城墙的最里层，厚度也基本一致，均包含单纯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期最早阶段的陶片，没有晚期遗物，应为龙山时代早期所筑。T2夯5层和T3夯8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包含有龙山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陶片，没有更晚的遗物，应为龙山时代中期修筑。T2夯4层和T3的夯6、夯7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包含有下七垣文化和龙山时代中期的陶片，却没有更晚的遗物，应为下七垣文化时期修筑。T2夯3层和T3的夯4、夯5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其中包含有春秋时期、殷墟早期、龙山时代中期和早期陶片，没有战国时期遗物，应为春秋时期修筑。T2夯2层和T3的夯2、夯3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其中发现的陶片很少，仅有少量龙山时代中期陶片。仅从其本身很难断定其年代，在此可以借助其西侧的T1来判断。简报对T1公布的信息非常少，仅公布了一些陶器标本，而且均出自于夯2层中。这些陶片的年代，除1件为龙山时代中期之外，其余均为春秋中期，说明这层夯土的年代也应该是春秋中期。因此，笔者认为T1夯2层、T2夯2层和T3的夯2、夯3层应为春秋中期修筑。T2夯1层和T3夯1层均位于整个夯土城墙的最外侧，厚度也大致相当，其包含的陶片以战国中期为主，应为战国中期所修筑。其中夹杂的少量战国早期陶片应为夯筑取土时混入的早期遗物。

 

第二，叠压在夯土城墙之上淤土中陶片的年代如上节分析，均为战国晚期，说明高城城墙废弃时期为战国晚期。

 

第三，从各期夯土剖面形状来看，最里面的夯土剖面呈两面斜的正梯形，外侧的夯土则向里倾斜，而且在T2夯3和夯4层之间，还发现有不适合修筑城墙的灰色沙土。这些现象说明，高城遗址的城墙并不属一次性修筑的整体规划，而是先修筑最里层的夯土，之后修补增筑外侧夯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濮阳高城遗址的城墙应当始建于龙山时代的最早阶段，后经龙山时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春秋中期和战国中期等数次修复，时断时续地使用到战国晚期才废弃。

 

三、相关问题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濮阳高城遗址使用自仰韶文化晚期直至东周时期。其中，由于下七垣文化时期和殷墟早期出土遗物较少，对其年代性质也不宜妄加推测。对东周时期城墙的性质，袁广阔、南海森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材料的大致年代、濮阳城的废弃年代等依据认为是东周时期的卫国都城，笔者也非常支持这种看法。下面重点讨论高城遗址在龙山时期及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性质。

 

（一）龙山时期文化遗存性质

 

简报在结语中把最内层夯土中出土陶片的年代判断为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但对所谓的龙山时期文化遗物的年代没有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笼统地定为龙山文化。沈长云据此推测高城曾是禹和夏后相的都城。发掘者之一的袁广阔也在后来的研究中说，高城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同时期面积最大的遗存，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一处中心遗址，应该与夏后相所都帝丘有关”，并进而认为后岗二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可归纳为早期夏文化“河济说”。

 

这一学术观点虽然为研究早期夏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经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仍有两处疑点。第一，夏后相是仲康之子，第六代夏王，应属夏代中期。早期夏文化“河济说”的立论前提是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所说的“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很明显，从王国维这句话来看，河济地区是在太康之后的夏代中期才与夏有联系的，而非夏代早期。第二，正如前文分析，高城城墙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片，整体上要早于后岗二期文化，与被多数学者看作是夏文化的新砦文化（龙山晚期末段）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不小的缺环，不太可能是早期夏文化。

 

（二）战国时期文化遗存性质

 

发掘者将高城遗址叠压城墙之上淤土中陶片的年代定为汉代，并据此认为高城遗址应是秦汉时期的东郡治所。不过，从前文分析，高城简报所认定的汉代遗存，其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前段，晚不到汉代。至少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高城遗址还没有明确属于汉代的遗物。因此，高城遗址为秦汉时期的东郡治所这一认识还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

 

关于濮阳城的历史变迁，吴宏岐和郭用和两先生曾运用历史文献进行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古帝丘与卫都濮阳为一地，在今濮阳县城东南十六里的五星乡高城村，秦汉魏晋之濮阳县城在今濮阳县西南三十里新习乡湾子村一带，北魏时期又东北移至今县西南二十里子岸乡故县村处，五代天福四年再移于今县东南五里，北宋熙宁十年始迁今址。此文对秦汉时期的濮阳城考证甚详，论证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笔者较为认同。

 

四、结语

 

总之，从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濮阳高城遗址的城墙始建于龙山时代的最早阶段，后经龙山时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春秋中期、战国中期多次修葺继续使用，到战国晚期废弃。至于此遗址是否存在龙山时代晚期或其他时期的遗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高城遗址的发掘，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卫国的都城，而且发现了始筑于龙山时代最早阶段的城墙。其年代略晚于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而早于襄汾陶寺城址，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早期。这一发现隐约说明在良渚古城兴建之时，中原地区很可能也存在一个重要的古城，对于认识此时的中原地区文明意义非常。

 

附记：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KG003）和“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资助。

(作者：魏继印 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