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飞：河南史前城址的分类研究

摘要：河南地区史前城址脱胎于早期的环濠聚落。在史前人口不断滋生的情况下，由于婚姻和血缘纽带集中聚居，构成了规模更大的史前城址。史前晚期的社会分化导致城址的构成模式由“大同模式”向“小康模式”转变，进而形成了三代大型都邑聚落的“城郭体系”。

 

河南地区是中国早期王朝国家的诞生地，城址是史前聚落的特殊阶段产物。对于河南史前城址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河南史前城址的发展进程及相应阶段的聚落构成模式，探索王朝国家兴起之际的社会变革。

 

一

 

根据现有资料，河南地区已经发现并报道了有关发掘资料的史前城址为11座，并可分为三型。

 

A型：城内面积通常在10万平方米以内，城内的居住人口规模与同等面积的普通聚落无异。根据城墙的厚度和城址内涵的档次差异，可分为二式。

 

Ⅰ式：城墙厚度3～5米，以西山古城、郝家台和后冈为代表。

 

西山古城（图一）位于郑州市古荥镇孙庄村西枯河北岸高出河床约15米的二级台地上，年代在仰韶文化晚期，距今4800～5300年，是目前河南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80米，现存城内面积19000余平方米，复原面积25000余平方米。若将城墙和城壕计入，城址总面积可达34500余平方米。

 

已有的发现表明，该城的整体布局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普通聚落有明显相似之处。其一，居民的居住区位于城内。目前，已发现各式房子200余座，大部均位于城址的中部和东南部。城内西部的大型夯土建筑F84平面略呈扇形，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8米，面积达100余平方米，周围还有数座房基环绕，北侧是一个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此情况与大地湾二期Ⅰ段圆形环壕聚落结构十分相似。与居住有关的灰坑发现2000余座，其中大型袋状坑多分布于城内西北部的地势高亢区。其二，墓葬区分别位于城内和城外。目前已发现的墓葬共143座，位于西城墙外和北城墙东部内侧。其三，城外宽4～7米，深3～4.5米的壕沟G9是一条基本终年无积水的“干沟”。（图二）西山古城的壕沟与西安半坡遗址的聚落围沟同属一样的性质，具有阻滞他人进攻的作用，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沟的深度与沟坡的垂直度。

 

郝家台城址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孙庄乡石槽赵村东北一个高出周围地面2～3米的椭圆形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22米，东西宽约148米，包括城墙在内总面积65000平方米。已有的发掘虽还未完全清楚城内外遗迹的整体布局特点，但截至目前城内已经发现的长方形排房基址，每组8间或6间不等；发现的墓葬仍与同时期普通聚落内部的墓葬发现没有任何区别；成人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也多无随葬品，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少量的屈肢葬；幼儿为瓮棺，以鼎、罐为葬具，用盆和碗扣合。（图三）

 

后冈城址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高楼庄村北洹河南岸的鸭舌形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一段长70米，宽2～4米的龙山时期夯土墙围绕在遗址的西、南两面。1979年在冈顶靠南揭露600平方米，发现圆形地面式房址39座，建筑材料和规格与无城垣的安阳县大寒南岗、八里庄等同期遗址发现的房址无甚差别。目前尚难对城址的形制和布局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就现有材料来看，暂可将其归于A型Ⅰ式。

 

Ⅱ式：城墙宽度10～20米，以淮阳平粮台和平顶山蒲城店为代表。

 

平粮台城址（图四）位于淮阳县大连乡大朱庄西南新蔡河西岸高出周围地面3～5米的台地上，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34000余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城墙外有城壕，以西城墙中段探沟T29为例，西部文化层因地下水位高未能发掘到底，外一层为褐黄土，出土有龙山文化陶片，外二层至外五层均为夯土层，是城墙的外侧附加层，外六层（图五编号36）为由东向西倾斜堆积的灰土，质地松软，城墙西侧的文化层皆间接或直接叠压着城墙夯土层。T29的外六层当为墙体坍塌的冲刷层。城墙附加层叠压外六层，将城墙主体部分与城壕隔开，有利于保护墙体，同时也表明该城壕具有常年稳定的水源。发掘者推测城址建于距今4500年以前。平粮台城址规模与A型Ⅰ式城址相当，但城墙厚度较前者明显增厚，表明聚落自身实力与防护意识都有所增强。城内还发现有高台式土坯墙房子、铜渣，城门处发现有下水管等设施，说明该城的内涵档次明显高于A型Ⅰ式。另外，在F1北部还发现了陶窑Y1，又表明手工业尚未从城内分出去。

 

蒲城店龙山城址位于平顶山市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湛河故道南岸的岗地上，平面略呈东西向长方形，西墙残长124米，南墙长246米，现存城墙（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2.65万平方米。不仅城墙厚度明显增加，城外更有宽度达23.4米，深4.3米的城壕（TG17北城壕），其北与湛河故道连通。城壕斜壁，底部整体平坦，分别有与城壕走向一致的5道沟槽。沟槽之间有微微突起的土埂，推测为阻挡和减缓城壕内水流的设施。城址内涵与平粮台类似，东北部探查出面积较大的夯土房址，南部发现有陶窑。此外城内还发现有地面式排房、灰坑、瓮棺葬、灰沟等。

 

B型：城址规模在10万平方米以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升，以孟庄、戚城、徐堡、西金城、王城岗大城为代表。

 

孟庄龙山城址（图六）位于辉县市孟庄镇东侧一个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500米的椭圆形台地上。城址平面略呈梯形，东墙保存较好，南北长约375米，北墙西段被毁，现存残长约260米，复原长度340米，西墙复原长约330米，南墙全部被破坏，城内面积约12.7万平方米。城墙内外有取土沟，城墙内侧取土沟较窄，一般宽6～8米，距地表3～4米，外侧的取土沟即护城河宽约20米，深距现在的地表5～6米，距当时地表3.8～4.8米。同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墙以内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灰坑发现278座，集中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和东北部的二十区，分别占到总数的65％和18％，多用于贮藏食物；房址发现9座，其中7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1座分布于东北部的二十区，多为长方形，少数为圆形，多数为地面式建筑，与同时代豫北地区安阳后冈等遗址的房址情况类似；水井发现4眼，均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瓮棺葬发现4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和十三区，葬具为陶罐；墓葬发现17座，其中15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和十三区，2座分布于东北部的十五区和二十区，普遍为仰身直肢葬，无随葬品。

 

戚城龙山城址位于濮阳市华龙区，平面略呈方形，叠压于面积14.4万平方米的东周城址下。城外有城壕。西墙南部被龙山晚期早段窖穴H1打破，由此推测城址年代在距今4200年以前。城内东部发现一处高7～8米、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正方形夯土台。

 

徐堡城址位于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沁河南岸，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东城墙残长约200米，西城墙残长360米，南城墙长500米，北城墙被沁河冲毁，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外有城壕。城址中部发现一处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6000余平方米的堆筑台地。M39为长方形圆角土坑墓，单人侧身屈肢葬，头部放置了较多的贝壳，显示出城内居民较高的身份地位。陶窑Y1的发现表明手工业尚未从城内分出去。

 

西金城城址位于博爱县金城乡西金城村中东部，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北墙长560米，西墙长520米，南墙长400米，东墙长440米，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北墙、东墙和南墙外侧发现有小河或排水沟环绕而成的防御壕沟。城内东南部土岗上的龙山文化堆积深厚，居住遗迹密集，断崖可见长10米以上的大房址，其他部分文化堆积略薄。城外发现大面积沼泽堆积和缓土岗，推测是种植粮食作物的生产经济区。

 

王城岗大城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城内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城外西、北两面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经钻探城内有几片大小不一的夯土，还发现了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遗迹遗物。

 

C型：在B型城址的基础上，内城以内出现宫殿宗庙性质的大型礼仪建筑，城外（或城郭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同期遗存，以古城寨为代表。

 

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所在的溱水东岸台地上，城内陆面高出溱水河床10米，高出周围地面2～5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北墙、南墙长460米，东墙长345米，西墙复原长度为370米，城址面积176500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皆发现有护城河，西面利用溱水作为自然屏障。城内发现夯土建筑F1与廊庑建筑F4结合构成的封闭回字形建筑，可视为二里头遗址宫殿宗庙建筑的滥觞。城内出土的陶器大多形制规范，做工精细，还出现了施釉陶器，石质生产工具比较少见。特别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缸残片，多数是夹砂红陶，而灰陶较少，一般都是侈口斜腹尖底，外壁饰绳纹，器壁厚达2～5厘米，底部更厚，内壁上有积青白色层或积深灰色层，青铜器铸造专家推测有些残缸片实际上是熔铜炉的残块。城外有近10万平方米的同期遗存。

 

二

 

A型城址的年代在仰韶晚期至龙山中期，城址规模与同期常规聚落相当。仰韶晚期的A型Ⅰ式城址西山古城平面呈圆形，具有围沟聚落向城壕聚落过渡的特点，“无积水的‘城壕’，实际是城址的围沟，源于当地早期或同期的聚落围沟；而沟旁人工夯筑的城墙，实际又开了此后黄河流域古城墙建筑工艺的先河”。龙山早期的A型Ⅰ式城址郝家台的形制已转变为方形，表明城址发展摆脱围沟聚落影响，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龙山中期的A型Ⅱ式城址平粮台和蒲城店在地位和规格上较Ⅰ式有明显的提升，却仍未突破同期常规聚落的规模。

 

B型城址亦出现于龙山中期，是史前城址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就城址构成模式而言，B型城址是由若干与A型城址规模相当的同期“聚落”组合构成。以年代相对较早，发掘工作相对充足的孟庄龙山城址为例，从遗迹分布情况看，城内存在西南部和东北部2个同期“聚落”，其中西南部的“聚落”较大，规模大致与A型城址相当，东北部的“聚落”则相对较小。

 

湖北荆门阴湘城（图七）与孟庄龙山城址的构造模式十分相似。由于特殊的低山丘陵地貌，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聚落往往居于地势相对较高的小型自然台地之上，相比河南地区更有利于认识B型城址的构成模式。阴湘城遗址东半部的台地上从大溪文化早期开始有聚落存在，西侧台地上有同期聚落。大溪文化中期时曾对西侧进行规划，并挖掘壕沟形成环壕聚落。屈家岭文化时期，筑造了包含东、西两个台地在内的城址，平面略呈圆形，东西长580米，南北复原宽500米，城内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排除中部3万平方米不曾作为居住区的低洼地带，城内实际可利用面积有14万平方米，其中城内西部的Ⅲ区是手工业作坊区。

 

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蛇子岭”（图八）则以极为典型的例子揭示了B型城址脱胎于A型城址的历史事实。走马岭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8万平方米。屯子山城址与其规模相当，形制相似，时代相同，两者相距50米，其间有较深的壕沟，同时有“走廊”相连。蛇子岭在走马岭城址南约150米，是一条东西向略呈弧形的土岗，中部和东部是人工堆筑而成，西部靠近上津湖边的部分是自然形成的土岗。“走廊”的存在表明走马岭和屯子山地位平等，外部的蛇子岭则当为与上津湖一起构成的外部防御体系。整体来看，“走马岭·屯子山·蛇子岭”明显是由2个同期A型城址组成的B型城址。

 

B型城址出现的根本原因应归于史前晚期人口的高速增长。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在早期考古学文化向大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基数小，增长速度仅每百年12.80％；由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达到每百年23.33％的高速度；由屈家岭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率有所减缓，但因前期的人口基数较大，每百年15.58％的增长速度仍导致石家河文化时期人口数量的空前增多。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B型城址阴湘城和“走马岭·屯子山·蛇子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常规规模聚落（包含A型城址）人口增长导致新“聚落”的孳生，这些具有血缘婚姻关系的同期“聚落”近距离分布，并在外部筑以城垣，由此构成超出常规聚落规模的B型城址。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新的更大的B型城址不断涌现。

 

C型城址出现于龙山晚期，是史前城址发展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就城址构成模式而言，居民社会地位的显著分化导致了居住方式的重大调整，上层精英阶层居于内城，其他阶层居于城外。尽管如此，急剧的社会变革并没有打破上层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牢固的婚姻血缘纽带。古城寨尚难提供足够材料，这里援引殷墟的类似材料。大灰沟以内面积达70万平方米的小屯宫殿宗庙区是上层精英阶层的居住区，相当于“内城”，其他阶层的众多族邑围绕在小屯宫殿宗庙区周围，形成面积达30余平方千米的“大邑商”。按照本文的分类标准，殷墟沿袭了河南地区史前末期C型城址的基本特点。殷墟西区墓地是其他阶层族墓地之一，其中的中小墓头骨有少数几个似有某些同蒙古人种北方类型相似的特征，如很宽的颧骨宽度，较低的颅高。而这几个墓中，随葬器物大多比较多，如青铜或铅制器物等，墓葬形制也比较大，往往有棺、椁，体质人类学家据此推测这些具有蒙古人种北方类型特征的头骨当属于殷王族成员。殷王族成员埋葬于西区墓地的情况表明殷墟的上层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依然在婚姻和血缘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C型城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与更大范围权力集中导致的外来人口融入有关。二里头和殷墟是河南地区史前C型城址发展的继续，两处遗址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印证了外来人口融入导致C型城址规模继续扩大的历史事实。发掘显示，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区分，往往与早于或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堆积相互打破、叠压。同时，还常见墓葬分布于当时的居住区或日常生活区内，如土路之间、建筑的近旁、庭院内甚至房屋内。迄今尚未发现集中分布而长期沿用的墓地。二里头遗址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超大型中心城市，早期移民来自“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同时又受控于一个城市集合体”。有学者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AES）等方法测定二里头遗址的一批陶器样品，对其主量和微量元素作了聚类和因子分析，结合XRD分析，发现二里头遗址不同发掘区域的陶器各自聚为一类，且同一出土单位的陶片尚能聚为同一亚类。这一结果表明各个区域的出土陶器应由专用陶窑供应，由此推测二里头遗址的不同区域聚居着不同家族或氏族，并拥有各自的制陶作坊。殷墟内年代较早的居民点出土的具有不同于本地陶器风格的包边鬲所使用的胎土及孱和料都与山东西部的样本接近，“如果不是通过贸易流入安阳的话，很有可能反映了3000年前的人口流动”。殷墟孝民屯居民点“部分外来的陶器多与殷墟典型陶器同出”，“从陶器风格分析，这部分陶器与同时期的山西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朱开沟文化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也有同一件器物却表现出殷墟本地与外来异地两地的风格特征，显然这些陶器是在殷墟本地制作的”。发掘者针对殷墟西区有的铜器铭文出现在两个或多个墓区的情况认为“在殷墟西区这些墓地相依为邻的不同的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来往，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或互相之间有政治性联盟”。上述情况表明外来人口受财富和利益的驱使融入殷墟，并通过通婚的方式与本地居民融为一体，导致聚落人口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三

 

根据上文论述可对河南地区史前城址的发展进程得出以下基本认识：年代相对较早的A型史前城址保持了常规聚落的规模；B型城址是史前晚期人口高速增长的产物，由若干具有血缘关系的“聚落”构成，规模不断扩大；C型城址是在B型城址基础上社会分化的产物，融入了外来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导致了三代大型都邑级聚落的出现。

 

考古学角度的河南史前城址发展进程在古代文献中也可找到相关记载。史前末期的社会转型导致了龙山晚期城址构成模式的重大变革。古人生活在城址中，切身经历了这一过程，其观念集中体现在了《礼记·礼运》的记载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见，在“大同社会”时，社会权利掌握在公众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进入“小康社会”，社会权利被少数人以家庭的形式垄断，人们处理社会关系需要遵循礼制，“城郭体系”是社会分层在聚落形态上的显著表现，体现了“天下为家”背景下上层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分化，即《吴越春秋》提及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上层精英阶层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需要“城郭沟池以为固”；其他阶层为上层精英阶层服务，“郭”的筑造实际上也是间接维护上层精英阶层的利益。

 

借用《礼记·礼运》的词语，B型城址构成模式可谓之城址发展的“大同模式”，C型城址构成模式可谓之城址发展的“小康模式”。“大同·小康模式”实际上是史前城址发展历程中前后两个阶段的聚落构成模式，史前城址的发展先经历“大同模式”后步入“小康模式”。

 

附记：本文深得裴安平先生指教，谨致谢忱！

(作者：李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