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亮起,悠扬的胡琴声也响起了,台下的少年跟着轻声哼唱:“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如果时光的藤蔓缠绕着光阴的故事,那一年,一定是千回百转的一枝。
1953年,22岁的杨富斗参加了被誉为“考古界黄埔培训班二期”的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考古事业。
在杨富斗先生68年的生命坐标中,留下的是耳熟能详的字眼:侯马考古工作站、平阳金墓砖雕、蒲津渡遗址、文物季刊……而更让我们敬佩的是先生忠厚勤奋、磊落大度的精神。
岁月带走了时光,留下了一份思念……
怀念先生,他是良师、益友,更是一位有着侠义心肠的考古战士。
赵曙光:追忆杨富斗先生来自山西博物院00:0028:40
约读嘉宾介绍:
赵曙光,山西代县人,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198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考古专业,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30余年。先后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管所、太原双塔文管所、文物季刊(文物世界)杂志社、山西博物院、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发表考古、古建筑研究论文10余篇。
以下为音频内容节选:
山西的南部古称河东。1926年,中国考古先驱李济先生以科学考古的方式在这里掘开了第一铲土;30年后的1956年,同样在晋南——新中国考古第一站,一群担当新中国考古事业脊梁的人物荟萃在这个地方,这其中就有杨富斗先生,那年他23岁。
杨富斗先生
杨富斗先生出生于1931年6月18日,山西省新绛县人。少年虽家贫,但受晋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喜好听《薛仁贵东征》《说唐演义》《七侠五义》等,又非常痴迷蒲剧梆子,如《三家店》《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等剧目,兴之所至都能来上一段儿,这也为他后来从事平阳金墓戏曲文物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童子功。
1948年春,17岁的杨富斗考进了西北军政大学。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大病,以他的能力,一定会成为一名将军。1950年,病愈后的杨富斗在新绛县文化馆谋到了一份工作,1952年转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杨富斗参加了“考古黄埔二期”的学习。在这次的学习中,杨富斗掌握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考古知识,3个月后回到侯马时,一个用全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开始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考古事业,那年,他才22岁。
杨富斗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
1955年起,国家在侯马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次年10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设立了侯马文物工作站,专门用于配合侯马市的城市建设。从1956到1959年,杨富斗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他考古实践历练和成长的4年,为日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面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传统的认识中,洛阳铲只是框定墓葬边框的有效工具,杨富斗与他的战友们反复探索总结,终于找到了认定和辨别地层的办法,进而又发明了直线追踪的钻探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三个月内完成了预计一年才能完成的钻探调查任务。直到今日,用洛阳铲调查遗址仍是考古中最普遍实用的方法。
杨富斗先生在工地讲课
到1959年,他们跑遍了侯马30平方公里的土地,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陆续发现了西侯马、宋郭、白店、牛村、南西庄和北西庄等大量的东周古城文化遗存,在牛村古城东面和南面,发现了铸铜遗址、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大规模的陶器生产基地遗址,发现了密集的仓廪、窖穴、水井,大量的规律有次序的马、牛、羊等祭祀坑。
杨富斗和他的战友们推断:平望古城与牛村古城并非一般的城市,而应是一处曾扩建过的繁荣的诸侯都邑。在与文献资料印证后,得出了侯马极有可能是东周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遗址。这是山西之“晋”,首次从考古学上得以印证,不仅为侯马市的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在中国城市营造史、考古学史上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杨富斗先生(左四)在侯马工作站董海墓前留影
MI号墓中的戏台及戏俑
1959年1月,在牛村古城南面,杨富斗与他的战友们发掘了两座金大安二年(公元1201年)的董氏兄弟砖室墓(称作M1、M2)。M1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墓室后壁的正屋屋脊上部,砌出一座高近1米的小舞台,正面为歇山山花朝外的装饰,台口内摆放着正在演戏的五位演员塑像,当中一人身穿红袍,头戴乌纱,手执笏板,左边是两个长袍冠冕的人,在一旁侍立。
最有意思的是右边两人,靠中间的一个,穿红衣裳,戴高帽子,右手执着一柄执扇,侧身摇臂,两膝微屈,仿佛正在款款而舞的样子。最右边是一个胖胖的银发老者,挽着高髻,身着黄色短袍,用嘴紧含着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微弯着腰正在呼哨,两腮鼓得圆圆的,神气活现。
杨富斗陪同张政琅参观金墓
这两座墓的发现让杨富斗深为震惊,凭着长期从事考古的敏感,他认为这将是一个中国戏曲艺术史上至为珍贵的物证,在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与畅文斋先生一起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组织人将其一块块迁移到了工作站中又复建起来,成为侯马工作站的一处重要文物景点。由此,杨富斗先生开启了他毕生从事的戏曲考古事业。
杨富斗主持修建的马村金墓博物馆
杨富斗主持发掘的蒲津渡遗址
1985年1月,杨富斗先生接掌侯马工作站站长一职。在他的主持下,1989年3月,侯马工作站办公楼和文物库房楼完工启用,并陆续起建了职工宿舍、客房、锅炉房等配套设施,对侯马工作站原有建筑进行了全面改造。
1989年底,兴建了文物陈列室、办公室、食堂和宿舍,同时将清代建筑吴家祠堂和戏台搬迁到稷山马村,与稷山马村金墓、北宋崇宁四年仿木构砖雕墓等都汇聚于此,形成了“山西金元墓博物馆”。1991年6月,杨富斗先生又主持了永济蒲津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一座完整的唐代渡口遗址在他手中重见天日……
杨富斗(左)与苏秉琦(右)
50年来,侯马工作站在他和一代代的后继者薪火相传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基本上搞清了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范围和主要内涵,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科学资料,编写并出版了《侯马盟书》、《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等一批高质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还以侯马工作站为基点,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辐射到晋南全境;和全国许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数十个国内知名的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单位都有专家参加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业也曾在这里实习或参加研究,从而使工作站的研究水平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在文物考古保护、资料积累、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富斗与黄景略、楼宇栋在稷山县青龙寺考察
1991年,60岁的杨富斗先生代任山西省考古所所长。他顺应时代,大胆启用新人,为山西省考古所培养了一批能够承接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他积极筹备各类学术讨论会,先后举办了“丁村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丁村文化与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文博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面对长年积压下来的考古材料,在他手上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整理总结,并出版了多部报告和科研成果,先后出版了《山西考古四十年》、《三晋考古》(1-3辑)等10余部学术著作。
1995年8月,65岁的杨富斗先生调任省文物局主办的《文物季刊》担任主编。他总结分析了全国同类刊物特点,决定将期刊定位为山西第一手材料、学术前沿观点和后起新人阵地战略。同时,他用心发现新秀,培养新人,将一些年青考古学者团结在刊物周围。在他的得当措施和勤勉工作下,《文物季刊》在短时间内打开了局面,学术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杨富斗与王季思、黄竹三参观马村金墓
理顺了期刊上的事之后,杨富斗先生腾出手来,开始着手他眷念多年的平阳金墓的整理工作。1997年7月的一天,他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托出他要整理出版《平阳金墓砖雕》大型图录的计划,并邀我共同整理金墓材料。
记得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只要能腾开身,就断不了泡在富斗先生漪汾苑的家中,经常呈现的画面是:桌上、床上几乎铺满了测绘图、照片,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窄边眼镜,右手拿着铅笔,左手轻摇着一把蒲扇,以一个老烟民的标配嗓音,给我介绍着金墓里出土花砖雕刻内容。
整理工作进行了小半年,我帮着先生校对样稿、整理照片、编写目录,杨先生专门委托赵瑞民先生对文献进行了通校修正,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刘文哲先生跑前跑后落实了出版经费,一直到1998年的上半年,这部凝结着富斗先生炙灼情怀的《平阳金墓砖雕》才算齐备了稿。
但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富斗先生主持的《文物季刊》被调整了办刊方向。随之,杨富斗先生被免去了主编职务,这对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老人有着难以承受之痛。被免去主编一职后的4个月,先生因冠心病突发而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68岁。
在中国的考古学界,给杨富斗先生评价都非常高,富斗先生忠厚勤奋、磊落大度的工作作风一直是山西文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像他的老朋友——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对他的评价:这是一位终身为推进考古学、考古及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具有侠义心肠的战士。
1、《平阳金墓砖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9年6月;
2、《侯马稷山金墓》,杨富斗,《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
3、《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杨富斗,《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4、《关于四十年晋文化考古研究》,杨富斗,《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P70-75;
5、《对西阴村遗址再次发掘的思考》,杨富斗,《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新石器 2 》,哈尔滨出版社 , 1994年6月;
6、《稷山、新绛金元墓杂剧砖雕研究》,杨富斗,《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1》,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2年10月;
7、《金墓砖雕丛探》,杨富斗、杨及耕,《文物季刊》,1997年4期;
8、《侯马102号金墓》,杨富斗,《文物季刊》1997年4期,第28—40页;
9、《山西侯马104号金墓》,杨富斗,《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0、《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杨富斗,《文物》1983年第1期;
11、《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1983年第1期;
12、《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杨富斗,《文物》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