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亮起，悠扬的胡琴声也响起了，台下的少年跟着轻声哼唱：“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如果时光的藤蔓缠绕着光阴的故事，那一年，一定是千回百转的一枝。
1953年，22岁的杨富斗参加了被誉为“考古界黄埔培训班二期”的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考古事业。
在杨富斗先生68年的生命坐标中，留下的是耳熟能详的字眼：侯马考古工作站、平阳金墓砖雕、蒲津渡遗址、文物季刊……而更让我们敬佩的是先生忠厚勤奋、磊落大度的精神。
岁月带走了时光，留下了一份思念……
怀念先生，他是良师、益友，更是一位有着侠义心肠的考古战士。
赵曙光：追忆杨富斗先生来自山西博物院00:0028:40
约读嘉宾介绍：
赵曙光，山西代县人，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198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考古专业，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30余年。先后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管所、太原双塔文管所、文物季刊（文物世界）杂志社、山西博物院、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发表考古、古建筑研究论文10余篇。
以下为音频内容节选：
山西的南部古称河东。1926年，中国考古先驱李济先生以科学考古的方式在这里掘开了第一铲土；30年后的1956年，同样在晋南——新中国考古第一站，一群担当新中国考古事业脊梁的人物荟萃在这个地方，这其中就有杨富斗先生，那年他23岁。
杨富斗先生
杨富斗先生出生于1931年6月18日，山西省新绛县人。少年虽家贫，但受晋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喜好听《薛仁贵东征》《说唐演义》《七侠五义》等，又非常痴迷蒲剧梆子，如《三家店》《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等剧目，兴之所至都能来上一段儿，这也为他后来从事平阳金墓戏曲文物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童子功。
1948年春，17岁的杨富斗考进了西北军政大学。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大病，以他的能力，一定会成为一名将军。1950年，病愈后的杨富斗在新绛县文化馆谋到了一份工作，1952年转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这四期学员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杨富斗参加了“考古黄埔二期”的学习。在这次的学习中，杨富斗掌握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考古知识，3个月后回到侯马时，一个用全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开始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考古事业，那年，他才22岁。
杨富斗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
1955年起，国家在侯马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次年10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此设立了侯马文物工作站，专门用于配合侯马市的城市建设。从1956到1959年，杨富斗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他考古实践历练和成长的4年，为日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面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传统的认识中，洛阳铲只是框定墓葬边框的有效工具，杨富斗与他的战友们反复探索总结，终于找到了认定和辨别地层的办法，进而又发明了直线追踪的钻探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三个月内完成了预计一年才能完成的钻探调查任务。直到今日，用洛阳铲调查遗址仍是考古中最普遍实用的方法。
杨富斗先生在工地讲课
到1959年，他们跑遍了侯马30平方公里的土地，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陆续发现了西侯马、宋郭、白店、牛村、南西庄和北西庄等大量的东周古城文化遗存，在牛村古城东面和南面，发现了铸铜遗址、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大规模的陶器生产基地遗址，发现了密集的仓廪、窖穴、水井，大量的规律有次序的马、牛、羊等祭祀坑。
杨富斗和他的战友们推断：平望古城与牛村古城并非一般的城市，而应是一处曾扩建过的繁荣的诸侯都邑。在与文献资料印证后，得出了侯马极有可能是东周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遗址。这是山西之“晋”，首次从考古学上得以印证，不仅为侯马市的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在中国城市营造史、考古学史上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杨富斗先生（左四）在侯马工作站董海墓前留影
MI号墓中的戏台及戏俑
1959年1月,在牛村古城南面,杨富斗与他的战友们发掘了两座金大安二年(公元1201年)的董氏兄弟砖室墓（称作M1、M2）。M1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墓室后壁的正屋屋脊上部，砌出一座高近1米的小舞台，正面为歇山山花朝外的装饰，台口内摆放着正在演戏的五位演员塑像，当中一人身穿红袍,头戴乌纱,手执笏板，左边是两个长袍冠冕的人，在一旁侍立。
最有意思的是右边两人，靠中间的一个，穿红衣裳，戴高帽子，右手执着一柄执扇，侧身摇臂，两膝微屈，仿佛正在款款而舞的样子。最右边是一个胖胖的银发老者，挽着高髻，身着黄色短袍，用嘴紧含着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微弯着腰正在呼哨，两腮鼓得圆圆的，神气活现。
杨富斗陪同张政琅参观金墓
这两座墓的发现让杨富斗深为震惊，凭着长期从事考古的敏感，他认为这将是一个中国戏曲艺术史上至为珍贵的物证，在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与畅文斋先生一起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组织人将其一块块迁移到了工作站中又复建起来，成为侯马工作站的一处重要文物景点。由此，杨富斗先生开启了他毕生从事的戏曲考古事业。
杨富斗主持修建的马村金墓博物馆
杨富斗主持发掘的蒲津渡遗址
1985年1月，杨富斗先生接掌侯马工作站站长一职。在他的主持下，1989年3月，侯马工作站办公楼和文物库房楼完工启用，并陆续起建了职工宿舍、客房、锅炉房等配套设施，对侯马工作站原有建筑进行了全面改造。
1989年底，兴建了文物陈列室、办公室、食堂和宿舍，同时将清代建筑吴家祠堂和戏台搬迁到稷山马村，与稷山马村金墓、北宋崇宁四年仿木构砖雕墓等都汇聚于此，形成了“山西金元墓博物馆”。1991年6月，杨富斗先生又主持了永济蒲津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一座完整的唐代渡口遗址在他手中重见天日……
杨富斗（左）与苏秉琦（右）
50年来，侯马工作站在他和一代代的后继者薪火相传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基本上搞清了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范围和主要内涵，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科学资料，编写并出版了《侯马盟书》、《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等一批高质量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还以侯马工作站为基点，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辐射到晋南全境；和全国许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数十个国内知名的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单位都有专家参加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业也曾在这里实习或参加研究，从而使工作站的研究水平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在文物考古保护、资料积累、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富斗与黄景略、楼宇栋在稷山县青龙寺考察
1991年，60岁的杨富斗先生代任山西省考古所所长。他顺应时代，大胆启用新人，为山西省考古所培养了一批能够承接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他积极筹备各类学术讨论会，先后举办了“丁村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丁村文化与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文博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面对长年积压下来的考古材料，在他手上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整理总结，并出版了多部报告和科研成果，先后出版了《山西考古四十年》、《三晋考古》（1-3辑）等10余部学术著作。
1995年8月，65岁的杨富斗先生调任省文物局主办的《文物季刊》担任主编。他总结分析了全国同类刊物特点，决定将期刊定位为山西第一手材料、学术前沿观点和后起新人阵地战略。同时，他用心发现新秀，培养新人，将一些年青考古学者团结在刊物周围。在他的得当措施和勤勉工作下，《文物季刊》在短时间内打开了局面，学术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杨富斗与王季思、黄竹三参观马村金墓
理顺了期刊上的事之后，杨富斗先生腾出手来，开始着手他眷念多年的平阳金墓的整理工作。1997年7月的一天，他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托出他要整理出版《平阳金墓砖雕》大型图录的计划，并邀我共同整理金墓材料。
记得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只要能腾开身，就断不了泡在富斗先生漪汾苑的家中，经常呈现的画面是：桌上、床上几乎铺满了测绘图、照片，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窄边眼镜，右手拿着铅笔，左手轻摇着一把蒲扇，以一个老烟民的标配嗓音，给我介绍着金墓里出土花砖雕刻内容。
整理工作进行了小半年，我帮着先生校对样稿、整理照片、编写目录，杨先生专门委托赵瑞民先生对文献进行了通校修正，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刘文哲先生跑前跑后落实了出版经费，一直到1998年的上半年，这部凝结着富斗先生炙灼情怀的《平阳金墓砖雕》才算齐备了稿。
但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富斗先生主持的《文物季刊》被调整了办刊方向。随之，杨富斗先生被免去了主编职务，这对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老人有着难以承受之痛。被免去主编一职后的4个月，先生因冠心病突发而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68岁。
在中国的考古学界，给杨富斗先生评价都非常高，富斗先生忠厚勤奋、磊落大度的工作作风一直是山西文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像他的老朋友——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对他的评价：这是一位终身为推进考古学、考古及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具有侠义心肠的战士。
1、《平阳金墓砖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9年6月；
2、《侯马稷山金墓》，杨富斗，《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
3、《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杨富斗，《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4、《关于四十年晋文化考古研究》，杨富斗，《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P70-75；
5、《对西阴村遗址再次发掘的思考》，杨富斗，《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新石器 2 》，哈尔滨出版社 , 1994年6月；
6、《稷山、新绛金元墓杂剧砖雕研究》，杨富斗，《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1》，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2年10月；
7、《金墓砖雕丛探》，杨富斗、杨及耕，《文物季刊》，1997年4期；
8、《侯马102号金墓》，杨富斗，《文物季刊》1997年4期，第28—40页；
9、《山西侯马104号金墓》，杨富斗，《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0、《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杨富斗，《文物》1983年第1期；
11、《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1983年第1期；
12、《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杨富斗，《文物》198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