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洛阳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远景
大卢舍那像龛位于龙门石窟西山南部山腰处，其规模之宏大、气象之雄伟不仅是龙门之最，也称得上现存唐代造像之最（图一）。其建造将山体劈成凹形平面，在宽30～33米、进深38～40米、壁面高约30米的空间内，露天摩崖造出一坐佛（卢舍那佛）、二弟子（迦叶、阿难）、二菩萨（文殊、普贤）、二天王、二力士共9身大像，其中主像卢舍那佛结跏趺坐于八角束腰莲座上，“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图二），最是恢弘。
图二 洛阳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主佛局部
（采自《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二卷）》图版115）
经常有一种说法，将最恢弘的卢舍那大佛与武则天联系起来，甚至有认为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相貌雕刻。关于此种说法，到底从何而来，是否确凿可信，本文试做分析，鄙陋不足之处，可付一哂。
一 卢舍那大佛武则天相貌说起源
现今流传甚广的卢舍那大佛按照武则天相貌雕刻的说法，出现时间并非特别久远，最早似乎源于宫大中先生发表于1980年的《龙门石窟艺术试探》一文。其文中言到：“作者将这一通高17.14、头高4、耳长1.9米的大卢舍那佛，塑造成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丰颐秀目，仪表堂堂。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与大卢舍那佛的形象特征几乎完全吻合，可见大卢舍那佛很可能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或者化身。”
这一说法出现后，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对。支持者所持论据乃至论证思路都多以《龙门石窟艺术试探》一文为参照。反对者如温玉成先生等，则侧重于讨论武则天年谱和卢舍那大佛的建造时间，对支持者所持论据、论证思路检讨略有不足。故而本文讨论重点就落在了《龙门石窟艺术试探》一文所持的论据上。
二 卢舍那大佛武则天相貌说检讨
宫文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北魏将帝王当如来，“政教合一”，造有大佛像对应皇帝。（2）建造龙门卢舍那大佛，武则天赞助了“脂粉钱两万贯”。（3）梵语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与武则天后来改名的“曌”字相合。（4）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与卢舍那大佛的形象特征吻合。（5）卢舍那大佛两侧的胁侍、神王，象征朝堂的官员、将军。我们逐项检讨。
1.北魏的皇权和佛教
宫文关于北魏的论据皆出自《魏书·释老志》。作者认为，“自从北魏道武帝时，綰摄僧人的道人统法果提出帝王'即是当今如来’，至文成帝时，出现了帝王就是佛，佛就是帝王的'政教合一’的历史局面。”
查《魏书·释老志》，法果原话：“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太祖”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仔细分析，法果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首先，道武帝让法果当了佛教首领“道人统”，让沙门听话，是法果份内差事。其次，法果“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法果支持道武帝，是能得到很多好处的。第三，最重要的，法果说上文的话，其实是在为自己拜天子做解释，为自己开脱。按佛家早期教义，僧人是方外之宾，跳出世俗礼节，父母君亲一概不拜。法果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更像是在给旁人解释，我这是拜佛，可不是拜人。
之所以要解释，正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徒对拜帝王就是拜佛的看法并不统一。汉代佛教初入中国时，影响尚不大，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士大夫阶层也有很大影响，佛教与本土儒家的分歧日益突出，尤其在敬不敬世俗王权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讨论。高僧慧远多次撰文，并专门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来说明“出家”的不同，认为“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
道武帝之后，太宗明元帝对佛教态度尚可。但好景不长，之后的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直接开始灭佛。先是对长安的和尚下手，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然后扩大到全国，又下诏曰：“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总之，道武帝时，帝王“即是当今如来”本就未得到普遍认可，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交换，而到太武帝时，很快就迎来了灭佛运动，如何也谈不上“政教合一”。
2.北魏所造的大佛像
宫文言：“文成帝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结果雕造的佛像脸上脚下都镶嵌黑石，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相似。可见名曰佛像，倒不如说是帝王的模拟像更为确切”。
宫文所引是太武帝后，文成帝恢复了佛教，《魏书·释老志》原文“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原文所说，诏有司所造的是“石像”，而不是“佛像”。《释老志》中，在关键地方该用佛像、释迦像的都明确说“佛像”“释迦像”，而绝不简陋地说“石像”“铜像”，“石像”并不能简单与“佛像”划等号。
文成帝的石像造成后，为什么论者认为“纯诚所感”？最可能的解释，这个石像不是文成帝自己当佛祖，而是以石像代替自己，侍奉佛祖，将自己贡献给佛祖，这才符合论者认为的“纯诚所感”。而且，这一石像只是如帝身，并未说雕的相貌一模一样。此类替身像，往往只需把被替人的重要特征表现出来即可，如石像颜上足下装上黑石，即足以指代文成帝，并不需要相貌雕刻完全一致。
宫文言：“文成帝兴光二年（454）秋，又勅有司在京师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和平初（460）开凿的云冈昙曜五窟，当是五级大寺铸像故事的重演。”
现在一般认为昙曜五窟是对五级大寺内5座释迦像的继承，5尊佛像象征的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和文成这5个皇帝，但五级大寺内的造像形态完全不知。昙曜五窟即现在云冈16～20窟，窟内的大佛，没有一个脸上、脚下有黑石。如果真是模拟像，那至少应有一尊装饰黑石，才能代表文成帝。
而且，兴光元年所造的五佛像全部是释迦立像，云冈昙曜五窟的本尊则各有不同，16、17窟立像，18窟交脚像，19、20窟坐像，16窟是单独的佛立像，其他四窟都是三佛像。这种不统一的风格，并不像是皇帝的家庙，与其说是5个帝王的模拟像，不如说是昙曜利用文成帝的财力，给佛祖、给弘大佛教做的自我变通。
所以，不管是五级大寺内，还是云冈的5尊大佛，都无法排除是文成帝代表先祖做功德，替先祖每人敬造一尊大像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就是帝王的模拟像。
3.唐代论据检讨
（1）武后赞助脂粉钱
宫文言：“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二万贯’营建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作者将大卢舍那佛塑造成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丰颐秀目，仪表堂堂。”
图三《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拓片
现今所见，研究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唯一文字史料是镌刻于佛座北侧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图三）。《像龛记》开头第一句即“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说得非常明白，这尊大佛是高宗所建，武后只是赞助了“脂粉钱二万贯”。即使跳过论证环节，默认唐代与北魏的行为内涵完全一致，再假设北魏所造大像真的是帝王模拟像，按照《像龛记》所说，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也更应该代表高宗李治，而非武后。
（2）“卢舍那”和“曌”
宫文言：“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与武则天称帝那年，以'曌’为名的曌字是一个意思。”
“卢舍那”译作光明遍照没错，武则天造“曌”字是对应佛法、含光明意也无大问题。但佛的诸多化身，都有光明含义，而不是卢舍那所特有，“瞾”字也就不会特别指向卢舍那佛。
佛的化身有不同体系，卢舍那是三身佛体系（法身、报身、化身）中的报身佛。据《旧唐书·薛怀义传》，“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弥勒下生的说法为武则天称帝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点，而弥勒是竖三世佛体系（过去佛燃灯、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中的未来佛。在龙门石窟，武周时期雕凿最多的佛像也是弥勒佛，而非其他佛。
这样看来，即便武则天改名“曌”是为了符合佛法的光明之意，也无法将“瞾”与卢舍那大佛对应起来，一定要对应的话，也应是弥勒，而非卢舍那。
（3）武则天相貌和卢舍那大佛
宫文言：“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与大卢舍那佛的形象特征几乎完全吻合，可见大卢舍那佛很可能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或者化身。”
所谓“史载武则天'方额广颐’”的说法并不准确，从未有史书直接说过武则天“方额广颐”。《新唐书·太平公主传》原文是“（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宫文所谓的“史载”其实是比附太平公主相貌而来。而仔细读原文，武则天说太平公主“类我”，到底是“方额广颐，多阴谋”类我，还只是“多阴谋”类我，并不能准确得知。况且，佛像的头部造像风格本就以“方额广颐”为基本样式，即便武则天也像太平公主一样“方额广颐”，也不能据此认为龙门卢舍那大佛是照着武则天相貌雕刻。
宫文所论虽不准确，但仍有可借鉴之处，而再后来出现的一些论据，则略显牵强附会，试举两例。
有言文献记载武则天“龙睛凤颈”，卢舍那大佛也是如此。“龙睛凤颈”本身即为一文学用词，用来表现武则天相貌不凡、天命所属，本就不适宜拿来较真比对。何况所谓“龙睛凤颈”说的是幼儿时期的武则天，如何与中年卢舍那大佛比对。
“龙睛凤颈”出自《大唐新语·记异》“袁天纲”条，《旧唐书·袁天纲传》也有类同记载。《大唐新语》说，袁天纲精通相术，贞观初年，途经利州，碰到武家，给武家相面。“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
这种对帝王一出生或幼时不同凡响的记载，从来都不绝于正史、野史、笔记小说，重要的是表现天命，真假反倒不重要。即便《大唐新语》所说为真，袁天纲相面时的武则天还被乳母抱着，尚无法轻易看出性别，而等到龙门卢舍那大佛雕凿的时候，武则天已是中年、乃至中老年人，幼儿时的“龙睛凤颈”还能否适用此时的相貌？
图四 唐·张萱 唐后行从图
还有收集武则天画像，将之和卢舍那大佛作比较。武则天本无准确画像传下。现有最早的版本，据说是唐人张萱画的《唐后行从图》（图四）。张萱生卒年不详，主要活跃在玄宗开元朝。《唐后行从图》名称是“唐后”，而非“武后”，郭沫若写话剧《武则天》时考证认为这里的“唐后”即是武则天，但是不是一定是，就不得而知了。即便是，画中武则天的脸型，与唐代的仕女像、三彩俑，并无大的区别，而与卢舍那大佛差异较大。
图五 明清时期武则天像
1.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历代君臣图像》
2.明弘治十一年（1498）《历代古人像赞》
3.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才图会》
4.清康熙庚午年（1690）《中国古代版画丛书·无双谱》
5.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百美新咏》
再后来出现的武则天像皆为明清以后，与武则天生活年代隔了数百近千年，其所源所本更是无从得知，甚至相隔十年的两幅画像亦不一致，而清代所绘的武则天像脸型明显变瘦，更是受到了当时审美影响（图五）。如此图像资料，拿来与卢舍那大佛容貌做对比，确实太过牵强。
至于大卢舍那像龛的造像布局象征朝堂，主佛象征帝王的提法，亦略显单薄。这种有主有次、突出主尊的造像布局，是中国各类各教派造像很常见的方式，而非大卢舍那像龛所独有。不能一见此类布局，就要找到对应的帝王、将相。
三 小结
经上文检讨，可以看出，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武则天相貌说无论从论据还是逻辑过程来看，都略显薄弱，这一说法更像是出自艺术的美好想象，而非学术真实。而这种与中国古代唯一女皇帝传奇人生相勾连的美好想象，又促使这一说法长盛不衰，尤其在参观观众中得到了普遍传播。
但就个人观感来说，卢舍那大佛确实又有一些柔美感，恐怕这也是卢舍那大佛武则天相貌说经久流传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认为可能与卢舍那大佛的主体建造时间有关。
据卢舍那大佛唯一的文字史料《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能得到大佛的主要建造时间线：①卢舍那大佛是高宗主建的，开建年代不详。②咸亨三年（672），武后助脂粉钱二万贯。③上元二年（675），大像建成。④调露元年（679），在大像南建大奉先寺。
卢舍那大佛的开建年代是模糊的，早期的研究，简单将武后赞助脂粉钱的咸亨三年（672）当作大佛开建年代，三年建成。后宫大中依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结合卢舍那大佛的规模、北魏宾阳洞的工程量，推测工期需要20年左右，从咸亨三年（672）往前推17年，即永徽六年（655），正是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时间。他还是希望将大像建造与武则天紧密关联。
但依据《释老志》同一段话，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曾怀疑大像龛的建造，利用了北魏景明年间（500～503）开始开凿、但未完成的石窟。大桥一章认为卢舍那大像龛地面到窟顶的高度与《释老志》所记北魏废窟的高度大体一致。果如此，大像龛利用了北魏废窟，那工期肯定要缩短不少。
还有将目光投向了碑文中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正史有传，年代相对明确的只有“司农寺卿韦机”一人。韦机，即韦弘机，在高宗中后期主持了东都洛阳不少工程。张锴生考证，韦机大约在乾封元年（666），被高宗提拔任司农寺少卿，管理东都工程，并认为大像龛也大约是在这一时间开凿，整个工期大约十年。
无论以上哪种建造时间，卢舍那大佛的主体工程在显庆后（656～661）应无大问题。《旧唐书》《新唐书》的《则天皇后本纪》，都记载“帝（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资治通鉴·唐高宗纪》说得更明确，“显庆四年（659），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
显庆后的高宗为风疾所苦，目不能视，已不能详察卢舍那大佛的具体图样，作为国家大型工程，卢舍那大佛面容式样的最终决定权很可能交到了武后手中。当时高宗仍是最高统治者，大佛面容按照武后相貌雕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不妨碍武后依据个人审美决定大佛面容的具体式样，这可能是卢舍那大佛似乎透着一丝女性柔和的原因。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5期
编辑：高文思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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