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由海洋与外国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可上溯到先秦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漫长的海交史为今人留下了诸多遗物、遗迹，而水下考古，让遗落在海底的颗颗明珠重现光芒，并藉此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由于在各海路遗存中以瓷器为最多，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陶瓷之路”。地处东亚大陆东部、西南太平洋海岸地带的环中国海海域曾是全球海洋文明发展的重要中心之一，而黄海便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频繁进行国际贸易的场所。从宁波港出发的中国船只常在夏季乘东南风过海贸易，这些船只常常先驶往朝鲜半岛西南端附近的岛屿，再从这里向北驶往朝鲜海岸，或者往南穿过朝鲜海峡开向日本九州北部的博多港。
新安沉船，就是行驶在这条航线上的一条商船。它在从庆元港(庆元即今浙江宁波，为元代对外贸易港口)到日本博多港的航行途中遭遇意外，沉入海底数百年，一朝出水，便引起了轰动。一次意外的现身，历经十载的水下发掘，三个国家长达四十年的合作研究，总计两万多件宝物的出水……太多的兴奋点让人们早已按捺不住一睹其芳容的渴望。
2012年岁末，在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建立友好馆五周年之际，经多方努力，终于促成了新安船的回归，“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于12月18日在浙江省博物馆隆重开幕。那些重见天日的残骸和遗物跨海而来，回到了它们曾经出发的地方，向我们讲述六百年前的那一场故国繁华和惊涛骇浪……
“使司帅府公用”铭青瓷盘(1)
“使司帅府公用”铭青瓷盘 (2)
中国元代沉船意外现身
大约六百多年前，一艘木制的大型商船，载满陶瓷、铜钱、香料等货物，从元代的庆元(宁波)港出发，前往日本进行贸易。行至中途，不幸遭遇大风，狂风暴雨的肆虐使得这艘商船终于不堪重负，任凭满船人员的祈祷与呼号，大船还是在瞬间被海水吞没……
时光流转来到了二十世纪的1975年，人们的目光突然聚焦在了韩国的一位渔民身上。他叫崔享根。这年7月的一天，他在新安郡海域捕鱼时，打捞上来出六件完整的青瓷器。他觉得也许家里用得上，就没扔回海里而是带回了家，自己留了一件，另外五件送给了邻居。他的弟弟在学校当教员，见识比哥哥广，在哥哥家看到这件青瓷，打听了来路后，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必须向文物管理局报告。崔享根一听，赶紧收回了送给邻居的五件青瓷，送到了文物管理局。六个月后，崔氏兄弟收到了文物管理局寄来的一大笔奖金。崔享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网打上来这么多钱。当然，他更没有想到，这一网打下去，拉起的是一个稀世宝藏。
经过初步鉴定，这六件瓷器是中国的宋元青瓷。韩国的考古专家兴奋不已，猜测这些青瓷很可能来自一艘沉船。猜测很快得到验证。经过韩国的考古专家和海军的共同努力，在新安海底成功打捞起一艘大型商船，出水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八百万件重达二十八吨的中国铜钱。
龙泉窑青瓷净瓶
这艘发现于韩国新安地区道德岛海域的中国元代沉船长34米，宽11米，重200吨，由8个船舱组成，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有价值的中国古代贸易船，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船只之一。尽管长年被海水侵蚀，木质船体大部分已腐朽不存，但船板遗骸经重新拼装复原后，高昂的船头和宽阔的甲板依然显示出了当年的巍巍风范!船体遗骸经拼装复原后，型制和建造工艺与泉州发现的南宋古船极为相似，推证为中国福建建造的福船。如今，这艘大型木船静静地立在韩国木浦市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船头高昂，似乎仍在随时准备劈波斩浪。
关于新安沉船的性质，我们在沉船中出水的一件铜权和一批墨书木简中找到了答案。
权，即秤锤，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计量工具，在手工业及各类商业活动中广泛使用。元代度量衡的标准，皆由政府统一制定并颁布实施，铜权的生产受各地地方政府的监督和校勘。因此，有明确纪年的铜权是研究元代度量衡制度及其商业状况的珍贵实物资料。结合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上刻“庆元”铭文的铜权和印有“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的青瓷盘(“使司帅府”指“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推断，新安沉船的始发港应为庆元，即今天的浙江宁波。而1983年沉船中出水的一枚墨书“至治三年”的木简，则为新安沉船的相关年代提供了上限，即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因此，推断该船是元至治三年(1323年)前后，从中国的庆元港(浙江宁波)启航，驶向日本博多港(博多是平安时代以来日宋贸易的据点，元代沿用)的海外贸易商船，途中因台风等原因，最终沉没在高丽的新安外方海域。(1-3)
船上贸易品大部分产自中国，以陶瓷器居多
沉船出水的器物由贸易品和船员日用品两部分组成。
就日用品而言，有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锅、勺等炊事用具，也有日本制的雕有花纹的漆碗、漆盏、古濑户瓶等餐饮用具和象棋子、木屐等，还有高丽制的铜箸、铜匙。从中不难看出，新安船上的船员由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混合组成，而从器物比例来看，其中多数可能是日本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沉船遗物中，还有铜锣(7面)、铜钹(3对)、铜铃等。锣，钹原是佛教用法器，至宋代逐渐世俗化后多用于民间歌舞，海船进出港时，也常以钹、锣传达信号。这些小铜器应是沿海地区民间普遍使用的祭神用具及小乐器。
银烛台
船上贸易品大部分产自中国，以陶瓷器居多，兼有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等。中国是瓷器的起源地，早在汉唐时期，就源源不断地通过陆海两路把陶瓷运输到海外诸国。宋元时期，朝廷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市舶司制度，专司监管对外贸易职能。随着指南针的发明与造船技术的精进，海上贸易空前繁荣。陶瓷品运销的范围、输出的数量都有所增加和扩大。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是中国、高丽、日本和越南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世界的最大区别。自上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就有频繁的往来。隋唐以降，日本、新罗更是不间断地从中国学习治国方略和文化技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属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高丽等地，并由此影响了日本与韩国的宗教、建筑、制瓷技术、茶文化、印刷术、绘画以及日常生活习俗。
日本与韩国的佛教均由中国传入，三者之间渊源深厚。韩国、日本在接纳中国佛教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国情和民间信仰，又创立了新的佛教思想。新安沉船中，佛教类用器所占比例很大，其质地以陶瓷和金属为主，与船货中墨书“东福寺”、“钓寂庵”等日本寺院名以及众多僧侣名号的木简相呼应，说明船货与这些佛教寺院有很大的关联。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佛教器物除部分菩萨及供养人像外，还包括大量佛教供器。如龙泉窑青瓷狮钮盖炉，整器与鬲式炉造型相似，但肩部有对称鋬状耳;盖顶置一狮形提钮，与下承的三兽形足相呼应，开启的狮口恰好用来出烟，可谓构思奇巧。供器大体有三供、五供之分。据《供养仪式》记载：“凡所供养物，……其供养器皆用金银铜铁瓷等，余者悉不堪用。”三供常包括炉一、花瓶二;五供则为炉一、烛台二、花觚(瓶)二。此种供养的器具排列方式起源于中国，在日本广为流传。宋元崇尚复古之风，仿古的陶瓷及青铜制品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中受到重视。这一风尚也传到日本，使日本社会出现了对“唐货”的极度追求。新安沉船中的各式香炉等器一部分是佛教寺院中用来装饰佛堂的佛物庄严，另一部分是日本上层社会用于祭祀的礼器或赠品。
唐代晚期，饮茶与饮茶习俗在中国已发展成熟，陆羽《茶经》的问世，把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随着茶文化的东传，茶叶、茶具、制茶技术等也一起传到了日本和高丽，并衍生出日本茶道与韩国茶礼。而与茶酒相关的越窑与龙泉窑瓷器，随之大量销往日本、韩国及其他诸多国家和地区。据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述：“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宋代盛行点茶法，茶具包括研磨棒、研钵、注子、盏等。方法为先将茶饼放入研钵内研成粉末状，再置于盏内，注少许汤调和均匀，然后一边注汤一边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即止，以茶汤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最佳。宋代斗茶之风大盛，为便于观察茶面汤花的色泽，因此特别崇尚黑釉茶盏。
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高丽、日本、越南各国之间，虽然民族语言不同，但记述官方文献的语言均为文言汉语，而且书写汉字的工具也同为笔墨纸砚。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高丽和越南的书法、绘画艺术也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共性，且互有影响。新安沉船中发现有多件画轴的木质地杆，说明当时船货中有中国的书画。而船货中出现的大批文房用具类器，诸如砚台、印章、镇纸、笔架、砚滴等，足以说明在文学艺术方面三国间往来的频繁。砚滴为注水入砚的用具，也称水滴、水注。新安船中的砚滴呈现各种不同造型，题材以人物为主，兼有各类造型生动的动物。其中一件龙泉窑青瓷鱼形砚滴十分精美，造型为一条跳跃的鲤鱼，口为滴，背部有一注水小孔，造型别致，刻划精细，既可文房实用，又可陈设把玩。与之器形相同的砚滴，在浙江省义乌市稠城镇窖藏也曾出土过一件。
中、日、韩在日常生活、礼仪习俗方面的交流与影响也十分广泛，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植根于日韩社会的各个层面。至今，在日、韩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中，还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习俗的烙印，包括一些在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古风遗存，却在日韩民众生活中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生活类用具如铜镜、盘、碗等在新安船货物中为一大宗。中国的制镜技术早在六朝时期传到日本，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即被认为是吴地工匠东渡后在日本制作的。新安沉船共出水铜镜20件，学者考证为日本制造。此外新安沉船中有相当数量的银质觚形瓶、净瓶、灯盏、烛台以及镀银盘等，有学者认为这些银器是销往对金银器有独特需求的高丽的商品。而在盘、盏等日常用器方面，除圆唇斜腹小圈足碗、高足杯、盂盘形盏托等宋元典型器外，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还烧制了大量不同形制的产品，装饰题材丰富，工艺精湛。
新安沉船是当时东亚海上商贸圈的缩影
从南宋到元，杭州一直是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所在。元代的杭州和杭州湾更是大元帝国通往海外、接纳世界的重要基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商品汇集于此，运往世界各地;种类繁多的域外方物或行销杭州，或经由运河直抵北京。杭州湾成为内陆与沿海、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支撑着大元帝国的繁华。元政府在全国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浙江据有其四，即杭州、宁波、温州、澉浦。据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停泊在杭州湾的印度商船就多达万艘，船舶衔尾而来，扬帆而去。至今，在宁波和杭州等地仍遗落有诸多相关的历史痕迹。这都说明了当时以杭州为中心的沿海港口地区的国际性。新安沉船，正是当时东亚海上商贸圈的缩影，船上所载的物品就是当时以杭州为中心的东亚时尚所在，而沉船中两万余件陶瓷、金属器、木石器等种类、产地不尽相同的文物，体现了宋元时期杭州经济文化的繁盛和浙江在构建东亚文化圈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时段性特征。
紫檀木
据统计，新安沉船迄今共出水20691件陶瓷器，其中青瓷12377件，白瓷5311件，另有黑褐釉瓷和白地彩绘瓷等。这批宋元外销瓷的数量之多，窑系之全，装饰之美，都是无与伦比的，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东南及沿海地区陶瓷外销的盛况。
此外，新安沉船出水的中国铜钱达40箱28吨800多万枚，数量之多在沉船发现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包含“五铢”钱在内的52个品种，年代从王莽新朝的“货泉”到元代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元史·日本传》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相当于中国清代之前，日本是以中国铜钱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的。新安沉船中数量巨大的中国铜钱，体现了宋元时期中日紧密的贸易往来以及日本社会对中国社会高度的依赖关系。
新安沉船还打捞出1017根紫檀木，全部铺陈于船底，其上放置超过28吨的铜钱，最上层即为装有陶瓷器、漆器、金属器等的木箱。紫檀木产于东南亚。新安船上的紫檀木把新安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东南亚地区。而新安沉船中发现的香料、瓜果核等明显带有异域风格的物品，更为杭州作为东亚贸易圈中心提供了佐证。
六百多年前，新安沉船遭意外沉没;三十多年前，新安沉船被偶然打捞。“环太平洋沿岸发现的最重要的古代海洋沉船”、“20世纪最重要的海洋文化遗产发现之一”……这艘头顶种种光环的古船带给世人的是久违的惊喜与震撼!它见证了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也见证了中、日、韩三国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历史。如今，当年它满载的精美船货重返故地，虽已物是人非，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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