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也是一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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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厅里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铜器——商鞅方升，它高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容积202.15毫升，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外侧有铭文三十二字。商鞅方升既没有后母戊鼎那么巨大，又没有毛公鼎铭文的鸿篇巨章（共刻497个字），更不似许多古代青铜器上饰有精湛、奇丽的纹饰，但它却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被誉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说起，为了在纷乱的战争中图强争霸，各国大力招募人才、聚集力量，并纷纷展开变法，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与中原各国相比，秦国地处西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均相对落后，国内的贵族势力却十分顽强，内部矛盾尖锐。
直至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继位后，力图强秦，于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发布的第一道是“垦草令”，即开垦荒地。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垦，为奖励垦荒，规定凡经开垦的荒地，只要向政府自报田亩数，再由官府核定，就承认为私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还将旧有的100方步为亩改为240方步为亩。
战国时，农业税早已成为各诸侯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土地被普遍开垦，税收必然增加，秦国也随之逐渐走向富庶。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秦国进一步推行赋税制，在开垦了大量荒地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赋税的如实征收，统一度量衡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春秋战国时，度量衡的不统一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诸侯割据的国家，除了国君所颁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还设有“家量”，造成度量衡的极度混乱。
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才能为田亩的丈量、赋税的征收提供有力的保证。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和强调对“数”和“量”的精确统计，设“治吏内史”征收土地税，设“少府”征收人头税、手工业税和商业税，还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向中央“上计”，包括对库存粮食、垦田和赋税数字的统计等，这些也都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作为保证。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商鞅改革度量衡，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商鞅方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刻铭的大意是，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了由卿大夫多人组成的使团，到秦国商讨有关重大事项。这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商鞅监制了标准铜量器，壹升的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了记录两国间的这次外事活动，同时也在方升上刻铭为证。
器壁与柄相对的一面刻有“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niàn]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地。
这些铭文都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同时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也成为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正因为如此，商鞅方升成为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发布于 2019-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