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深圳龙华镇的富士康工厂发生震惊世界的连续跳楼事件，到第十三跳发生之后，工厂安排员工去安装一个钢铁防跳网，在施工的工人中有46岁的郭金牛。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从1994年开始就在广东深圳、东莞一带打工，从事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仓管等工种，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身份——诗人。在安装防跳网之后，郭金牛用“冲动的钻石”的笔名，写出了《纸上还乡》：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
数完就到了楼顶
他
飞啊飞
鸟的动作，不可模仿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
一道闪电
只目击到，前半部份
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速度，领走了少年
米，领走了小小的白
这是诗歌的第一节。写作此诗的那只手，也是安装防跳网的那只手，这是一个富有隐喻性的细节。
我听说郭金牛的故事和他的诗歌，是最近的事情。
今年三月，我读到了秦晓宇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其中透露出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事实：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批工人诗人，他们迄今仍在一线从事劳力生产，其中有矿工、搬运工、保安、车床工，乃至凉菜师傅，而同时，他们在写诗，他们的诗歌描写的正是生活和劳动本身。
在读完秦晓宇的文章后，我给他写信：“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我们似乎又找到了这根线头。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我很快得到了秦晓宇的回复。晓宇是目前中国最活跃的"70后”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一。我们在五月见了面。
中国的新诗复兴发生在1980年代。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无论是文科系还是理工系，一间缺少《朦胧诗选》的宿舍都会被严重鄙视。而那些朦胧派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和欧阳江河等等，无一不是青年工人出身，他们以充满自由的姿态告别了僵硬的教条文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过木工和油漆工的顾城曾用这样的诗歌定义了一代人的精神。
在中国的2900个大大小小都市县城里，存活着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他们是当今中国的工人阶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他们与政治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之间，隔阂着一道“冰墙”。
好在诗歌不死。据秦晓宇推算，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稍稍成名者亦超过百人，其中以“70后”和“80后”为主力，工种和城市分布非常广泛。
在晓宇的推荐下，我读到了张克良的诗。他是安徽淮南市潘北煤矿工人，在井下劳动超过二十年，以“老井”为笔名写作诗歌。有一次，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现场产生出的大量瓦斯及明火将引起第二次、第三次乃至于第三百次的爆炸。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有关部门忍痛下令砌上隔离墙，将现场暂时封闭，以隔断氧气的进入，从源头上杜绝爆炸的再次发生。于是，没来得及救出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在地心的黑暗里。目睹此景并亲身参与抢救的张克良写下了《矿难遗址》：
仍在低泣……
还有许多钢钩般锐利的
求救目光，挤出石头墙缝
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
……原谅我吧，兄弟们
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
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马丁·海德格尔曾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这些中国工人诗人的诗歌面前，栖居和大地的意义被解构，而诗意本身则呈现出破坏的本色。
我还读到了郑小琼的诗。她出生于1980年，21岁南下打工，先后在模具厂、玩具厂、磁带厂和五金厂做仓管和轧孔工。她的诗集《黄麻岭》便取自于东莞市东坑镇的一个地名。读郑小琼的诗，总让人不由想起同为女工出身的舒婷。相比于后者的温婉、明亮和宏大，郑小琼则表现得更加自我和反叛，她在《工业区》中写道：
多少灯在亮着，多少人在经过着
置身于工业区的灯光，往事，机台
那些不能言语的月光，灯光以及我
多少渺小。小如零件片，灯丝
用微弱的身体温暖着工业区的繁华与喧嚣
而我们有过的泪水，喜悦，疼痛
那些辉煌或卑微的念头，灵魂
被月光照耀，收藏，又将被它带远
消隐在无人注意的光线间
从木工顾城到矿工张克良，从灯泡厂女工舒婷到五金厂轧孔女工郑小琼，中国工人阶级一直在顽固地记录着自己的命运，它有时候被发现，更多的时候则非常隐秘，“消隐在无人注意的光线间”。
此刻是初夏午后，我在上海——这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的一间灯光柔和的咖啡吧里读着他们的诗歌，而那些写诗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都还在阴潮嘈杂的车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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