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小说、戏剧发迹变泰三大题材类型(文士发迹、武人发迹和工商业者发迹)中，最为大众艺术家重视的是文士发迹题材，文士发迹题材类型中最重要的、拥有作品最多的模式是“王魁模式”④。该模式故事内容具有三个情节段落：(1)有真才实学的男主人翁，穷愁潦倒之时得到下层社会女子的鼎力相助(爱情、金钱)，成立家庭，学业完成。(2)通过科举(多中状元)，获得富贵，遂忘恩负义(或抛弃甚至谋害女方)。(3)受到惩罚(或以命抵偿；或因权贵介入，受些活罪后与发妻团圆)。早期南戏作品通过蔡中郎、王魁们的负心形象，暴露出人性残酷的一面，社会地位的变更是人的真实面目的试金石，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社会关系也因此暴露无遗。
二“蔡中郎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陆游诗中涉及的婚变题材在南宋民间文艺形式(南戏与说唱)中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多种多样。首先与男尊女卑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充分孕育并巩固了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男权意识。女子没有独立人格，只是一种物类的东西，是男人的一种附属品。礼教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的生存权利、情感需要、尊重需求等能否得到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完全取决于身边男性的一己好恶。这种文化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传统女性生活一如刘半农在《南归杂话》中所描绘的：“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惠’，不得不做‘良母贤妻’。其实‘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惠’、‘良母贤妻’，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⑤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女子，其生存处境在几千年里都是非常不妙的，在宋代社会亦应如此。
当然，“蔡中郎现象”司空见惯的最主要原因和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科举制继承唐制，但发展得更为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唐制的一些弊端，也还没有发生明清时代因“年久生变”而窳败的种种情况。可以说，宋朝是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时期。首先，鉴于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通病，确立“别头试”、“锁院”、“殿试”等制度，废除“公荐”(通榜)制，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监督。尤其是“弥封(糊名)”、“誊录”制度的严格实施，基本上排除了宋代以前长期存在的权贵对科举取士的垄断和相应的旁门左道(唐代行卷、温卷、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名次等风盛行)。这一系列的法规和措施为科场上的平等竞争廓清了道路。其次，考生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考试正常率几达百分之百。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年取士名额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点四倍。⑥其中，南宋的录取率更高于北宋，因为每年的平均录取数虽然差别不大，但南宋统治的范围逼仄得多，因而参加科举的总人数也比北宋少得多。重要的是，宋代在正规录取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之外，还对那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能录取的人予以特别照顾。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取进士409人，诸科430人，后又取“特奏名”900余人，总计竟高达约1800人。⑦以考试正常率而言，两宋均从来没有发生过停止科举的事情，即使在金兵围困、国难当头的徽、钦二帝时，依然“相沿不替”。⑧再次，较之既往朝代，宋代录取的考生均地位更高、待遇更优。宋代皇帝亲自鼓励读书人发奋攻读，如宋真宗曾写《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事实也确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宋代确立的殿试制度、皇帝赐宴制与恩科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的地位与及第者的身价。不仅如此，宋代还简化、减少考试的类别和次数，宋代只要省试通过即可做官，而且官级也有很大提高。“名卿臣宦皆系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宋史·选举志一》)。据郭齐家的统计，在宋133名宰相中，由科举出身的文士达123名之多，占宰相总数的92.4％，大大高于唐代的比例，而唐代有宰相368人，进士出身为143人，占宰相总数的39％。这一切使得门楣、私交、黑金不再是科举考试的决定因素，仅靠自己文章的水平即能展开公平竞争，就能从寒门出身摇身一变而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戏曲舞台和说唱艺术中蔡伯喈、王魁、张协等等频频中状元的背后，是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寒门人物正在向社会权力的上层跃升，是社会权力的上层前所未有地向广大寒门人物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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