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汉族人在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中也陷入了危机。阿尔泰语系的鲜卑人在他们杰出领袖檀石槐带领下于公元177年战胜了东汉派出的远征军，从此汉族人被迫对北方边境采取了守势，以至于年年遭受蛮族侵袭——后来张角的重要敌人皇甫嵩此时便在著名的雁门关担任军事长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皇甫嵩这位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军事家在东汉对蛮族的对抗中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锻炼了皇甫嵩，让其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和鲜卑相对的，另一支名叫羌的民族在西北给与了东汉另一种不一样的打击。相比于匈奴、鲜卑等蛮族，羌族的文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但他们有一个永远不可被忽视的优势：人数。尽管落后民族普遍采取野蛮的妻子继承制（父死，子瓜分其妻；兄死，弟瓜分其妻），但羌族的人口发展速度却令人震撼，以至于和他们同时代的民族基本都已灭亡，他们却仍然存在21世纪的今天。
（当代羌族美女）
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羌族对东汉的打击基本都是自发而局部的，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羌族人对东汉的影响绝不次于檀石槐，甚至更甚之。到刘宏在位期间，中国西北的凉州几乎充满了羌族人，他们隔三差五地便发动武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战争让汉族人口在当地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当地经常不是汉族人同化羌族人（这似乎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而是许多羌族人将汉人给同化了。
一个重要的例子，三国著名军阀马腾（他的儿子马超拥有更高的人气）便是一个汉族男人和羌族女子的孩子。马超的祖父原本是东汉的一个低级公务员，因为犯罪而逃到凉州，在不被本族人收留的情况下被迫迎娶了羌族的姑娘，尽管这一事件在日后给了儿子马腾和孙子马超以意外的政治财富，但普遍汉族人看来，本族人与未开化的民族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羌族对汉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血统上，更多则在文化方面。后来开启三国时代的著名独裁者董卓便是凉州本地居民，他自幼与身边的羌族人民结交，深受对方文化的影响，行为处事较中国内陆居民要更为果敢和血性，但却缺乏一定的深思熟虑。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将深刻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最后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第二汉王朝的命运。
董卓并不是东汉末年唯一崛起的边疆汉族人——当张角在公元184年被迫提前起义后（革命队伍中出现了叛徒向政府告密），东汉政府征调的四位镇压叛乱的指挥官均来自帝国边疆。已经出场的皇甫嵩和董卓都是凉州人，另外两位分别是来自幽州的卢植和扬州的朱儁。
卢植和朱儁的籍贯分别对应今天的河北和浙江，这两地现在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在汉朝时却仍然是汉族与游牧、丛林蛮族领地的交界地带。除此外，在张角发动起义之前，东汉政府对蒙古高原诸民族战争中倚仗的三位军事长官无一例外均来自凉州，他们被称作“凉州的三个明智人”，而其中的一位便是皇甫嵩的叔父，所以我们认为恶劣军事环境下成长的人物能够更加胜任突发的政治情况是有证据的。
因为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战争中都戴着黄色头巾，所以这次全国性的大动乱被当时和后世称为“黄巾之乱”或“黄巾起义”。由于黄巾部队的数量太过庞大（上百万），东汉政府被迫指示地方政府自行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工作，而这就给与了地方领主们以组建私人武装的机会。后来瓜分第二汉王朝的三巨头——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在此次战争中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武装的规模对时局几乎无足轻重而且在战后被迅速解散，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三人日后分别参与到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时，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竟然都没有镇压黄巾起义的经历。
显然，战争教会了这三个人一些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奉献多大，回报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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