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对民国初年的幽默兴味索然，直到读到云间颠公记录的一件事。
（资料图：民国初年上海街头一瞥。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汇纂民间幽默作品，他到处旅行，有次去上海，途中发现一家餐馆门口贴着张告示，上写八个大字：“五族全席，共和大菜”。他并不知道这菜什么内容，食指就已大动，于是进门落座，点了这道菜。菜一盘接一盘端上来，他的心情开始下坡。
第一道菜是“满”，即鳗鱼，他顿时想到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馆子做的油煎鳗鱼比这好吃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第二道菜是“藏”，即内脏，可是上来的这道豆豉酱焖内脏，其原味都被不该放进去的烟腿（谐“英腿”，即英国人）给勾走了；第三道菜“蒙”，是柠檬，但散发着一股鹅（“俄”）脂的味道；第四道菜是“回”，用一盘鸡指代，肉做得太老，难以下咽；最后一道“汉”，是该店的看家菜——对虾，味道尚可，但也炒过头了，让他觉得是影射在汉人之间“吵”个不休。勉强吃完后，还有一张天价账单等着这位云间颠公。
所谓“共和大菜”因为做工太差，反成了五族不睦、隳坏全局的象征：日俄战后，日本吞并了满洲部分土地，英国从1904年来就在对西藏用兵，蒙古一直在清朝版图内，但1911年宣布独立，随后就被俄国人占领。基本可以肯定，这故事是云间颠公虚构的，但博人一粲，不过，好的幽默需要触及读者尽人皆知的“前知识”，那时最大的前知识，就是共和的虚幻和板荡的阴影。
19—20世纪之交，政治漫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蓬勃的行业，在中国，第一批时政漫画家，将被外国势力和本国强人瓜分的中国描绘成任人宰割的样子。由于“瓜分”一词的现成存在，把中国画成西瓜简直是手到擒来的事。此外还有画成月饼的，一幅名唤“新鲜月饼生蛀虫”的画，画一个包含汉满蒙藏回五个字的月饼，外边“英”“日”“俄”三个字正在啃它。
我对这类直白的政治图解很少审美兴趣，它们出彩的地方完全在于画工而不在构思。
比如一份支持袁世凯的报纸《中国公论西报》就在1912年2月3日刊发了一幅“鹬蚌相争”漫画，以鹬蚌相争喻北方和南方，把日本人、俄国人画成渔翁，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国小男孩。画外国人，佝背屈身的，面貌呆狞的，自有丑化的用意在里面，那个中国蒙童，倒真是画出了神韵来。
（资料图：“鹬蚌相争”漫画。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把它们放在其问世时的语境里看，很有些意义。我想，云间颠公很可能阅画甚广才记下了“共和大菜”一事，如果此事系他的杜撰，那么他已从较初级的视觉象征，前进到了谐音双关的层次。他跟画瓜、画月饼、画鹬蚌相争的人都不一样，他并不意在表现一个深受异国瓜分之害的中国，相反，他是以一个卑微的人自居，用进饭馆吃饭的形式表达了“尝尝一个新时代的滋味”的意图。当然，对一个擅长烹饪的美食家来说，这道菜实在不怎么合口，不过云间颠公所标示的个人经历的视角，而非纵览全局的角度，绝对是新颖的，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新东西。
个人视角，带出了一种游戏精神，凭文字游戏和视觉游戏伸张的趣味，表明对时代介入而非自甘疏离的态度。云间颠公本名雷缙，乃松江人，光绪十四年中举，按分类，应该属于晚清“遗老”，在帝制文化规范和传统中接受教育，现在面对剧变目瞪口呆，只好默默回头，沉湎于一己的玩好之中，他也状己为一个中年男人，说自己脱离了时代，饱食终日而已。然而，这只是雷缙的自嘲和反讽，他用文字游戏和寓言来表达其清醒的自我意识，尽力让文字技术和文化视野与新中国相适配，至少，好让自己在沦为古董的道路上尽量走慢一点。
雷缙后来成功走出“遗老”阴影，当了《申报》编辑。其实，早年在上海的扫叶山房里任职时，就对民初推广中国的幽默文学厥功至伟。幽默，我以为，根本源于一种怀疑精神，雷缙之前写过大量作品嘲骂旧帝国，辛亥之后，他继续怀疑新局面不过是一个幻影，一个一碰即倒的空中楼阁而已。“颠”字既涉“疯癫”，又有“颠倒”之义，还有在云中翻筋斗的感觉，想其行状气候，一定是大妙人一个。
“难逢”开口笑，但还是要笑。中国讽刺、幽默、漫画类出版物都是民初开始的，记录了那时期的尴尬现状。有一份《真相画报》，在纪念武昌起义一周年特刊的封面上放了这么一幅图：一个共和派人腰挂佩剑，张着大嘴，手擎五色旗（“五族共和”），脚踩地球，眉飞色舞几近猖狂的样子。这是以极夸张的手法表明褒贬、吸引眼球，至于为何褒贬，还得在内容里找。该刊发表过一幅漫画，叫做“恶果寓言”：一群人一起种树（共和之树），苦心栽培，结果树上爬出了毒蛇和蛆虫。
（资料图：《真相画报》1912年9月11日封面图。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就是这一期出后，《真相画报》就被勒令关闭了，因为内中对大总统袁世凯多有不敬，甚至影射他是个政治谋杀犯。不过，“恶果寓言”含有两个信息，一是多幅漫画增多，叙事型讽喻，不管传达的结论如何粗浅，到底比像西瓜、月饼之类的简单图解强多了，揭示革命从酝酿到流产、人民从希望到绝望的过程更为有力。二是传媒技术的发达，不但让雷缙这样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还把读者扩延至外国人圈子。《神州画报》1908年的一则漫画就很有些意思，它对比了国人和西人：西人不分男女老幼，人人都能买报、阅报，国人则是由私塾教师买一份，拿去给其他人念讲。
艺术家和作家都得到了由时代变局带来的实验灵感，在这之前，晚清舆论里的声音，不是遗老们哀哭帝国荣光不再，就是改革派表达其乐观精神，以及革命者慷慨激昂地要颠覆一切，而在这之后，国土分裂、政局腐败，同共和政府的其他缺陷一起引起的国人的普遍性沮丧，让幽默和游戏的声音为之崛起。雷缙之类的游戏主义者，其实是最接地气的，也是最有现实眼光的，他们本能地反对一切美好的许诺、展望和幻想，但这种反对并不激进，不是吹须瞪眼掀桌子，而是以把“五族共和”描绘成一桌虚有其表的盛宴。
当革命党人标榜自己为“新”，将所有被他们甩在身后的东西称为“旧”时，冷眼的雷缙们玩起了自己发明的游戏：将新酒灌进旧瓶，又在新瓶里倒进旧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