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蓝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国家，阳光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新的。当初那十三个小小的殖民地已变成横跨北美洲、连接两大洋的帝国。伴随着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民主政治渐渐成为主流，工业革命飞速发展。自由，机会，财富，这些旧大陆的奢侈品成了新大陆的日用品。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是最幸运的民族？然而，再灿烂的阳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在这片国父们声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土地上，追求幸福并不是每个人的权利。除了被歧视、被践踏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还有一个柔弱、安静的人群被遮在阴影中。她们是，女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她们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十八世纪，新大陆的女人和旧大陆的女人似乎没什么两样，都是相夫教子的角色，都不“工作”。不，她们是工作的，只是不拿工资。但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那些纺织厂、造纸厂里到处都是女工，原因很简单，她们的劳动更便宜。她们与男人同工不同酬（女人的工资大约是男人的一半），而且不许加入工会。你也许觉得，工业社会中的女人既没选举权，又在工作中受歧视、受剥削，她们的境遇比自然经济时差多了，但很多女人却另有一番感受。比如，一个叫玛丽·保罗（Mary Paul）的女孩，在纺织厂打工，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所有的行动都由铃声指挥。她在家书中说：
“我身体挺好，放心。……上星期二我们发工资了。我挣了6美元60分，交了4美元68分的住宿和伙食费，花50美分给自己买了双鞋……早上5点，铃响了，男人们起床去吃早餐。6点半，女孩们的起床铃响了。7点，所有的人进车间开始工作。我们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半，然后吃饭。1点，我们又回去工作，直到晚上7点半。我做得很好，学得很快……我觉得工厂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地方。如果有哪个女孩想找工作，我建议她们来这儿。”
在高强度的工作、超长的时间、恶劣的环境中，玛丽的积极乐观来自她对独立、平等生活的向往。虽然工资低，但比起以前完全依赖男人的日子，她体验到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新大陆的女人们在工业革命的喧嚣中探索着自己的内心，她们那被忽视的权利还能沉默多久？
女人在向男人证明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在向世界证明她们拥有与男人同样聪明的头脑。十九世纪初，大约一半的美国男孩和女孩从没进过学校。这看上去也许很糟，但事实上，美国孩子的入学率比欧洲国家高。而且，不去学校不意味着不受教育，很多孩子在家庭教师或父母的指导下读书。当时，新英格兰是教育最发达的地区，除了后来名闻遐迩的那几所“藤校”，清教徒祖先还留下了泽及后代的“公立学校”（免费中小学）制度，给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稍微公平的机会。其它地区本没有这么幸运，但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越来越多的穷人获得了投票权，他们用选票为自己的孩子开设了公立学校。可是，不管怎样，当孩子们完成了中学课程之后，差距开始出现了，因为，男孩可以去大学继续深造，女孩只能停下求学的脚步。于是，“女人的脑子比男人的小”、“女人不如男人聪明”变成了“科学常识”。但是，有人偏偏不信邪。她们拒绝放弃自己强烈的求知欲，也立志为其他女孩打开高等学府的大门。
萨拉·皮尔斯（Sarah Pierce）就是那些不安分的女人之一，她要雕琢女孩的心智。1792年，她在自己位于康涅狄格的家中开设了新大陆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Litchfield Female Academy）。当时，其它的女校都是以培养人妻人母为主要目标，烹饪、针线、家务是核心课，外加音乐、绘画等“才艺”。但皮尔斯的学校要求女孩们学习语法、阅读、写作、历史、哲学、逻辑，一样也不比男子学校少。从1792年到1833年，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存在了四十年，吸引了来自十五个州和加拿大、爱尔兰的共三千多个孩子来上学，著名的校友包括教育家凯瑟琳·艾斯特·比切（Catherine Esther Beecher）和她那更著名的妹妹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有多重要？林肯接见斯托时说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内战”期间，英国与美国好几次险些擦枪走火，但英国最终没有承认“南部邦联”的合法性，而是与林肯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愿做“和事佬”。据说，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子爵（Lord Palmerston）曾看过三遍《汤姆叔叔的小屋》，他的决策深受此书的影响。
利奇菲尔德女子学院还不算正规的高等学府，来自马萨诸塞的玛丽·莱昂（Mary Lyon）的野心可就大多了。出身农家的她有着超乎常人的求知欲和意志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小时候，有一次，妈妈看她在摆弄一只测时间的滴漏（沙漏），便问她想干什么。她说，她在发明时间。她好像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一天学习十八个小时还不够。凭着断断续续的学校教育和自学，她成了一名教师。她想上大学，却发现自己像所有的女孩一样被挡在高校门外。于是，她决定创建属于女孩的高校，让中下层的女孩走进高等教育的殿堂。
1834年，莱昂与朋友一起在马萨诸塞建立惠顿女子学院（Wheaton Female Seminary）。惠顿开始时不算大学，后来发展成今天的文理学院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1837年，拥有4位教师、116名学生的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在马萨诸塞的南海德利（South Hadley）开张了，这是一所属于女孩的高等学府。在莱昂的坚持下，曼荷莲学院保持着高水准的、严苛的学术要求，同时，她要求学生自己做饭、打扫房间、做其它杂务，这样，学校就不用雇人做这些事，也就不用收高昂的学费，几乎所有想上学的女孩都上得起。莱昂还要与各种传统观念斗智斗勇，比如，当家长们质疑女校为何要学自然科学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学做针线、女工时，她就要“证明”学化学是跟烹调密切相关的。
从曼荷莲毕业的大多数女孩都成为教师，用她们的知识和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女孩追求梦想。今天的曼荷莲学院仍然是一所女校，是美国最富盛名的文理学院之一，也是“七姐妹”中历史最悠久的（知道其他几个“姐妹”是谁吗？）。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各行各业最杰出的女性，当然，它最著名的校友莫过于那位照亮美国文坛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狄金森和《草叶集》的作者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代表着十九世纪美国诗歌的最高成就。她的诗清新活泼，寓意深远。狄金森的诗集在美国诗歌教育中的地位就像《唐诗三百首》在中国的地位那样，是不可替代的经典。
像萨拉·皮尔斯和玛丽·莱昂一样，其它地区的女性也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取着平等的权利，她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教育，因为她们相信，知识是维护独立人格的最强大的武器。在俄亥俄，一所叫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小学校，接受黑人和女学生，把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融入学校的精神。在佐治亚，1836年建立的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是美国也是世界第一所女子学院，比曼荷莲还早一年。它也是宋霭龄和宋庆龄的母校。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这些学校培养了勇敢、睿智、敢于挑战权威、立志改变世界的女性，正是她们诠释了自由、平等、独立的美国价值。
大多数女人默默地争取权利，但有些已不愿再沉默。格里姆克姐妹（Grimke sisters）就是其中之一。这对姐妹是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e）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e）。1837年，姐妹俩在马萨诸塞做了个巡回演讲，那个轰动效应就不用说了，因为女人是从来不许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在男人面前“夸夸其谈”的女人难道不是“妖女”吗？
格里姆克姐妹来自佐治亚的奴隶主家庭，她们在演讲中描述了南方奴隶的悲惨境遇，她们讲着奴隶的孩子怎样被带走卖掉，奴隶们怎样受鞭打。她们的话让北方人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现实如此残酷。安吉丽娜还向马萨诸塞议会呈交了成千上万个女人签名的申诉书，要求平等的权利。她是第一位在立法机构演讲的美国女人。萨拉在一次关于女性现状的聚会中说：“男人也许拒绝我的言论，但我相信，他们会发现，与他们平等的女人远超比他们低能的女人， 她们将在精神上和智慧上更使男人受益。”
马萨诸塞的教会被格里姆克姐妹气坏了，所有的教会都在向教众们宣读一封警告信：“上帝让女人柔弱是为了保护她……但当她站在男人的位置上以男人的语气说话时，我们对她们的关心和保护就没必要了……如果藤想取得树的独立，它必将在耻辱中坠落于尘土。”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愿意做藤，她们挣扎着要做与男人比肩而立的树。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就是个想做树的女人。她想当医生，但医学院从来不收女生。1847年，她申请了30个医学院，被29个拒绝。最后一个，位于纽约上州的日内瓦学院（Geneva College），跟学生们开了个玩笑。招生委员会告诉大家：你们投票决定咱要不要招个女生呗。学生们决定把玩笑开到底，居然真的合伙投了赞成票。于是，布莱克威尔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医学院的女人。
就算进了医学院，她仍然面临重重阻力。比如，教授不允许她观摩手术或上解剖课，认为女人与男人一起上这种课简直伤风败俗。布莱克威尔不停地向学校和教授申诉，终于获得了支持。她顺利完成了学业，向所有的人证明，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即便如此，女人也不能在大厅广众朗读自己的毕业论文，她们的论文必须由男教授代读。甚至在以开明著称的欧柏林学院也是这样，一个叫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孩在向学校抗议了无数次之后，仍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论文被人代读。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和露西·斯通这样自立自强的女人也许像恐龙一样罕见，像怪物一样惹人侧目，但这不意味着她们与幸福无缘。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的弟弟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也是像姐姐一样的改革者。他第一次听到露西·斯通的讲话就爱上了她。但是，当他向露西告白时，露西拒绝了他，因为她想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女权运动，而结婚对她来说太奢侈了。谁知，亨利爱得无法自拔，不停地追求了两年。最后，露西终于答应了他，条件是，露西保留对自己婚前财产的控制权（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婚前的财产婚后也归丈夫），不会像其他已婚女人那样改姓夫姓，她要与丈夫平等相处。亨利答应了所有的条件，他要的是势均力敌的爱情。他们各自起草和朗读了结婚誓言，表达对彼此的爱和尊重，没有传统婚姻中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顺从。这不被看好的婚姻非常幸福。亨利与妻子一起把毕生的精力投入社会改革，为女人和黑人争取选举权和其它权利。
女权运动的另外几位先驱是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卢克雷蒂亚·莫特（Lucretia Mott），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an Brownell Anthony）。伊丽莎白的父亲是法官，她从小就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玩耍，父亲经常看着她感叹道：“你要是个男孩，一定会是个律师。”可惜，女孩是不能当律师的。伊丽莎白没有放弃自己的天才，而是决定用它为全美国的女孩服务。幸运的是，她嫁了个好老公：亨利·斯坦顿（Henry Stanton）。1848年7月，在亨利的支持下，伊丽莎白和卢克雷蒂亚在纽约上州的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组织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会议。她们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八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个女士和先生们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了《塞尼卡·福尔斯宣言》（Seneca Falls Declaration），标志着美国的女权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个宣言采用了《独立宣言》的形式，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1851年，伊丽莎白认识了苏珊，她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伊丽莎白口才超群，苏珊是优秀的组织者，她们共同的努力在美国的女权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领导的女权运动日益壮大，席卷全国，最终导致了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诞生，美国女性终于获得了投票权（选举权）。
也许，在今天看来，女人拥有投票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从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要求在费城开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亚当斯“记着女士们”，到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为这项权利抗争了一百四十四年。不要说男人不同意，就连一些女权运动领袖也会犹豫：女人真的需要选举权吗？她们认为女人应该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离婚的权利等等，可是，选举权？是不是有点过？女人是家庭的粘合剂，如果妻子可以投票而她的观点又与丈夫不同，这样会不会破坏家庭的和谐？但是，如果女人不能用选票表达她们的意愿，她们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吗？
如果说，白人女性争取权利的路艰辛而漫长，那么，可以想象，黑人女性的路又是怎样的鲜血淋漓。她们生而为奴，她们要摆脱的不只是性别歧视，还有奴隶制的枷锁。在新大陆光鲜亮丽的年代，她们和她们的家庭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中。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都与黑人无关，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低等种族。他们怎样走出自己的自由之路？他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结局？请看下一个故事：逃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