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大意：凡是没有开战之前就预计到胜利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占有多数；没有开战之前就预计到不能取胜，则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能取胜，不充分就不能取胜，更何况毫无条件呢？这样看来，胜利就可以预见了。
孙子在《计篇》开篇提出“慎战”思想，怎么确保战争之“慎”呢？那就是结尾总结的“庙算”了，也就是要进行充分的战略谋划。
“庙”指宗庙，是供奉皇帝祖宗牌位的地方。《左传》说，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巧得很，这两件大事最初都发生在宗庙，是在祖宗们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只不过，目的正好相反，祭祀是孝敬祖宗，给他们银子花，给他们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受禄不能无功呀，那么，在他们的面前谋划战争，当然要保佑孝顺的子孙有好的运气，能够打败敌人了。
“算”，原作“筭”，是古人计算用的筹。差不多从夏朝开始，凡是国家有战争大事，都要首先在宗庙报告祖宗，占卜吉凶，商议对策，渐渐成为一套固定的仪式。这种最初形态的“庙算”，既反映了我们的祖先重视战前谋划，有科学合理的成分，也有企求神灵保佑的迷信成分，还有假托神意、糊弄士卒的故弄玄虚的成分。
到后来，战争之前在宗庙祭祀则纯粹成了一种仪式，真正进行战争谋划则不一定非得在宗庙，而是在“庙堂”——皇帝的办公室。因此，“庙算”就泛指君主、统帅在庙堂之上对战争进行谋划、决策的活动。类似的词语还有“庙谋”、“庙策”、“庙画”等等。
“庙算”的内容主要就是战略筹划涉及到的“五事”：道，天，地，将，法。
“庙算”的方法主要就是“七计”，对敌我双方和各自内部的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七个方面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
“庙算”制胜的机理就是“为势”，形成对敌人的有利态势。
实现“庙算”定下的战略目标的途径就是“诡道十二法”，欺骗敌人，灵活应变，掌握主动。
在孙子那个时代，文臣武将还没有分家，高级将领也没有职业化。而军队的主帅一般就是君主本人，甚至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例如，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繻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
这种情况下的“庙算”，在智囊团的辅助下，基本上能够做到符合实际情况，顺应形势变化。后来，或许是管的事多了，或许是变懒了，除个别的例外，像刘邦，君主、帝王就很少亲自出马了，除了在特别重要、紧急的情况下才“御驾亲征”。
有的君王，自己没有亲临战场，又对统兵大将不能完全放心，便把“庙算”变成了“遥控”，指令变成了枷锁。如果君王的确英明神武，大将又比较善于“戴着枷锁跳舞”，一般的战争还能对付过去。如果君王是草包一个，又自以为是，加上“老实”的大将，这种情况下的战争没有不败的。这种情况在宋朝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命出征的将帅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皇帝的“万全策”，要想保住脑袋，保住官印，就万不可越雷池半步。这还不算，战争过程中，像木偶一样接受皇帝的不断的指令。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军情紧急，仅1134年到1135年的5个月内，朝廷就发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因此，宋朝尽管有宗泽、岳飞、韩世忠这些名将，还是免不了败亡。
所以，“庙算”不能光在庙堂上一“算”了之，必须根据战争进程、战场形势不断的补充、完善，甚至修改、替换。
有人说，“庙算”思想反映孙子重视战争中的智谋，这种看法也对，但只对了一半。全面的来看，孙子既重视计谋，又重视道义和实力。道义是进行战争的前提，实力是进行战争的基础，如果光会耍计谋，那是玩“空手道”，孙子并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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