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书法之“独”

近期，一批劫后余生的马一浮书法精品，在浙江美术馆持续展出，展品包含马先生书法作品、手稿、信札以及读书札记等近180件，其中大部分作品为首次公开展出。

这些作品大多是当年从红卫兵手下抢救出来的。而且，除了手札文稿诗笺，包括他开的药方，也成了展品。上面有药店配了药的印章，更有一张写在烟壳上的“猫药”，为猫开的药方，大开眼界。

当今日大多数书法家仅仅是书法家之时，更看得出马一浮书法的价值。

在学术界，马一浮被尊为“一代儒宗”，与熊十力、梁漱溟并称“新儒家三圣”。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宋明理学等深有造诣，并倾力写诗、临池。自1913年直至离世，传世诗词3000余首。书法典雅肃穆，气格高古。诸体皆备，尤以隶书、行草造诣为深，享有盛名，兼能篆刻。

也有学者评论，马一浮书法虽有超逸绝尘的孤迥之气，但也丧失了一种时代的高度。

所标榜的“孤神独诣”，说白了就是自己在精神世界中追寻，玩得太“独”了。

这一层避世，与心性有关，与经历也有关。

马一浮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是同乡。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一浮应绍兴县试，名列榜首。同时应考者就有周豫才（鲁迅）、周遐寿（作人）。

关于此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有记曰：“……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

学问，他的确是高。

马一浮的妻子是曾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之女，但婚后3年因病去世，马一浮时年20岁，后终生再未续弦。从此研究理学、佛学，终其一生。

丰子恺曾有一篇散文《陋巷》，记述了马一浮孑然一身、深居简出地生活在杭州那一陋巷的老屋内。

独，他也确实是独。

在《马一浮全集》的年谱传记中记载，在他十岁时，母亲指着园中菊花命他做一首麻字韵的五言律诗，他即刻吟道：“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母亲闻之叹日：“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

1901年至辛亥革命前，曾与谢无量一起赴上海，习英、法文、并留学美国和日本。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马一浮一直隐居于杭州的西子湖畔，潜心治学。从1905年一直到1938年，期间只有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便辞官归去。这段隐居的时间长达33年，包括整个青年和中年时代。

文革中同熊十力一样，马一浮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所藏书画被焚毁，最后又被赶出蒋庄，寄居安吉路一斗室。他曾愤激呼号：“斯文扫地！斯文扫地！”遂积郁成疾。1967年6月2日逝世于浙江医院，享年84岁。终其一生，虽然满腹经纶，却始终“不屑于事务”，骨子里超凡隐逸的性格也从未有变。

据说马自订润例时声明有“五不”：一不朽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朽市招。另外还有立索不书、无介绍不书等等。规矩还是很多的。

先生也曾自述他早年即产生对新式学校之成见：“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其心中开办传统儒家书院的理想，与当时西学风靡，新式学校之革新风气也显得格格不入，而所办的复性书院也能只昙花一现。独，也是理所当然。

至于马一浮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书法呢？

他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

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马先生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

不过，传统文人属学不属艺，若是单单讲他们书法好，那无疑将他们归入的是犹如漆匠、技师一类以艺以技术为优的“伶人”。

那是不能忍的。

苏东坡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

故先有学名，后有书名，对传统文人而言，书而有道，字写得好不过是顺便，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