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尤苏波夫宫门口，几个人抬着一个满身枪伤、头部遭哑铃重击的人，丢进了涅瓦河。发生于1916年12月29日深夜的这起谋杀案，参与者是位高权重的亲王、公爵，即便如此，他们也迅即被皇后流放。竟劳烦亲王动手谋杀，并因此遭受流放命运，让人难免疑惑死者到底是何许人。
他名叫拉斯普廷，是沙皇俄国末年最炙手可热也最神秘的人物：号称能通灵，能治好皇子的怪病，能预言未来。沙皇夫妇对他言听计从。在前线御驾亲征时，沙皇甚至要请他来把关具体的战略战术，后方的皇后则一任其干预帝国内政。难怪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贵族要除之而后快。
沙皇竟听任术士操弄政治，是因为俄国文化中的一种“圣愚”传统。人们认为俄罗斯有着独特命运，圣愚就是该命运的预言者。沙皇认为拉斯普廷就是圣愚。
对独特命运的坚定信念，在深层次上带来俄罗斯民族的悖论性格。被称为“20世纪俄国黑格尔”的别尔嘉耶夫，早在“一战”期间就苦苦思索战争的意义，探究俄罗斯的前途，其思考凝结为《俄罗斯的命运》。此书将俄罗斯的内在矛盾性深刻呈现出来：俄罗斯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又是一个最官僚化的国家，一切都可能转化成政治的工具；俄罗斯天性中存在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种民族无私心理和牺牲精神，却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浓重的国家，建立起无与伦比的庞大帝国；俄罗斯精神无限自由，是一个流浪着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却又驯顺得骇人听闻，以至于失去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思想界“西化派”的代表，区别于保守的“斯拉夫派”。对其作品的阅读体验，仍能让人感觉到独特的斯拉夫特色。他的文字中充满隐喻和悖论性的张力，呈现出一种先知预言的色彩。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既无例外地表现在哲人身上，也深植于自然条件和历史记忆中。别氏曾就地域辽阔评说：“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辽阔的大地源于俄罗斯精神深处的不安全感，也进一步塑造其不安。
它起源于东欧大平原，周边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因而迭遭入侵，这深深刻入国家的历史记忆。没有自然屏障，只好以空间为屏障，通过大纵深令入侵之敌气竭而止。在不安全感驱动下，俄罗斯在16世纪开始扩张历程，逐渐获得庞大的帝国，却又带来新的不安全感。
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空间，使该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极为复杂，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政策需求甚至常彼此冲突。帝国的人口不再单一，宗教不再单一，内部社会结构也满是冲突。整个帝国处于随时可能撕裂的状态，无法消除外在的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只有将其内在化——用信仰来化解并超越。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于突厥铁骑，俄罗斯逐渐成为东正教担纲者，认为自己继承了曾令拜占庭帝国为之自负的帝国之独特命运。16世纪初，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新的俄罗斯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
一种深刻的信念于是建立起来：俄罗斯是人类的弥赛亚民族。弥赛亚拯救的使命需要通过苦难获得证成，更要通过对苦难的克服来实现。不安全感于是被转化为一种苦难意识，进而审美化。就个体层面而言，苦难表现于农奴的悲惨生活、遭流放贵族的坚贞不屈；就集体层面而言，苦难表现于俄罗斯所面对的严酷自然环境、屡遭外敌入侵的历史。但在俄罗斯人看来，其伟大正体现在最终克服这些苦难的能力。通过征服苦难，俄罗斯证明了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净化了自身，进而是人类的灵魂。其酬报将是征服更广袤的领土。
拥有无际的领土和庞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注定是个大国；由于弥赛亚情结，它又注定愈挫愈强。但是反过来，俄罗斯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苦难与挫折反复激活，这也决定了其大国命运的扩展边界。它可以作为欧亚大陆上维系势力均衡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建设性，却悖论性地体现于否定性的意义，而非肯定性的意义上。
这可能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也侧面地规定着欧亚大陆的历史命运。（作者：施展，@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