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垂怜：神父养老院
十多年前，我来加州定居。
加州有美国最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珠颈翎鹑在这里引颈交结，终老此处而不肯远离。这里有高耸的惠特尼山，也有低得离谱的死谷和金山银山的硅谷。在圣莫尼卡湾，好来坞持续闪耀着近百年的辉煌；在大西洋沿岸，更有连片海岸红杉沿袭250年前开始的西班牙遗风。早在1768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下令殖民加州，冠以传说中一座西班牙小岛的名称，次年开始，圣方济各修会的修士便建起了从圣迭戈至索诺马的数十处教堂。1847年加州从墨西哥人手中割让给美国后，淘金时代也正式开始，从此成为冒险者乐园。今天，这里的金门大桥，差不多是无人不知的著名景物，而像IBM、Google和Apple等引领世界科技与商业潮流的公司，更吸引着全世界梦想者的目光。
对加州人文环境最恰当的描述，莫过于“加州旅馆”夹杂在美好回忆中的无奈之感：“温馨的大麻香，弥漫在空气中。抬头遥望远方，看到微弱的灯光。欢迎来到加州旅馆，如此美丽的地方……”
华人与美国这片乐土的任何联系，几乎都离不开加州的旧金山（过去也叫三藩市），西海岸的这一湾区如同一座历史的桥梁，连接着华人在美国的过去与现在。加州目前百多万华人，竟然占到了全美华人总数的四成。假如把眼光投向洛杉矶，会发现那里的华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西来寺的，而屹立于哈仙达岗高坡之上的西来寺，也正是全美最壮观的一处佛寺。
三十多年前，台湾佛光山寺依“佛法西来”的观念而兴建的这一处巍峨森然的道场，固然有在基督的新“应许之地”弘扬佛法的初旨（西来寺在美国政府的注册名称为国际佛教促进会），究竟还是有服务中华佛教，看护留美华人僧众的慈悲心肠。是也非也，也许只有当初发起这项耗资庞大、化缘而成的百代工程的星云法师可以定夺。如果说，“佛光慈心普被恒沙界，西来悲愿广度亿万人”这样的楹联不为凡心所识，那么，看破红尘的歌手李娜在此出家，则一定牵动过加州内外不少的华人眼眸。
六年前，我在加州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她邀请我去她工作的神父养老院，参加在那里的一个烧烤聚会。我本俗人，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也因为实在无法拒绝这新朋友的盛情邀请，便炒了西芹牛肚，又带上一盘无籽葡萄，欣然赴会，希望这典型的中国菜能触动那些老者的食欲，至少这色香俱备的菜式，能为烟熏火燎的烧烤增添一星半点的异国风情。
这是个天主教神父养老院，座落在一处小山坡上，视野开阔，四周美景尽收眼底。院内建筑也十分别致，树木错落，鸟语花香，占地面积比原来我在湖北省文联工作时的院子大得多。这里住着三十来位退了休的神父，全都是八十好几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是起了独身誓的天主教神父，终身都过着清贫简单的独身生活，如同院落内这里那里一颗颗参天红杉。我们到达之后，有三位会说中国话的老人主动与我们坐在了一起。
照片中，左边这位神父中国名字叫布天道，大家称他为布神父。1947年去中国大陆传教，1951年被抓去坐了牢，之外逐出大陆，到了海岛台湾，在那里传教半个世纪。他会说台湾话，却听不懂国语，见到我们急着问谁会说台湾话，在坐的无一人会。他有些失望，只好用英语与我们交流。我说布神父选了一种最难说也最难懂的中国话，老人听了很高兴。布神父在东方传教大半辈子，为天主教宣教事业作出显著贡献，曾受教皇接见并亲自授奖，这对一个神父来说是最高荣誉，也是他漫长艰辛传教生涯最大的犒赏了。
右边这位戴墨镜的罗神父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民国时期在大陆跑的地方多，被赶去台湾后也是待了50多年。他能听出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的不同之处，我们交谈就更顺畅自如了。
疗养院的厨师都出来露天烧烤。自助餐很丰富，吃的喝的品种很多，但神父们吃得很简单、量也很少。
言谈间，宗神父提起父亲。“他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在上海徐汇区，他父亲民国时期在曾购置大量房产和土地，包括浦东的一些地方。他说，父亲特别喜欢买地，透露出爱尔兰人对土地特别的情感。他出生在上海的家，是一处非常大的豪宅，家里的工人和佣人就有四十多个。看着这些发黄的老照片，我奇怪，从这个大家族里怎么居然走出这样一位离经叛道的宗神父？
在我们看来，眼前这些老人都显得孤独寂寞，那么渴望跟人交流，但我们还是感叹美国人何等的幸运。在别人的国家传福音，表面看是为别国人造福，要说作贡献，那贡献也是给了别国，临到老了，美国却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为美国出力就不供养他们。从他们的形貌也可以看出，这些人生活在相当优裕的环境里，老而不朽，根本不象望九之人，更没有丝毫寒碜窘迫之态。单从老人的形象看，尤其对照其他一些国家的老人，这里看不到一丝丝贫寒微贱,也不会让人觉得凄惨而不忍目睹。
因为李斯博士帮我公司翻译电影剧本，我有幸结识并得以知道他是研究西方神学。我请教他关于
有资料证实，在中国，1900年拳乱爆发期间，188名西方传教士和近2万本土基督徒遭屠杀，其中有3000多名都是7月20日在景州朱家河同日被杀，宣教事业蒙受灭顶之灾。然而不久之后，神的事业再次崛起，此后50年间，更多传教士来到中国，一共建起13所大学、6,000多所中小学和900多间医院，本土信徒数也迅猛增长，至1918年，教徒人数已达196万。无法想象，没有这些献身基督事业、不远万里、不辞万死的传道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知道会延后多少年，抑或多少世纪。
宣讲福音的考验，虽然东方包括果阿、神户或北平的教训并非最为惨烈，回顾凡四百余年的东方传教历史，不禁还是令人回想起范礼安神父坐在澳门耶稣会院的窗前，目睹远处中国大陆发出的沉痛呼声：“磐石！磐石呀！什么时候才能开启！”范神父的继任者罗明坚，和罗明坚的继任者利玛窦，终于在明万历年间实现了这个愿望。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一同离开澳门，登陆肇庆，正式踏上这片东方古国，并在那里建起首间教堂。之后，17世纪的头十年，利玛窦成功进发北京，在宣武门修建起了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宣告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标志性成功。此后在宣武门一带发生的众多事件，包括戊戌变法、光绪事件、同盟会及湖广总会的一些政治活动，似乎都昭示着神的力量在默默推动这个蹒顸帝国走向现代文明。
以上述两位来自意大利、真正敲开中国乃至东方宣教大门的耶稣会士为例，足见这些为在异域开教而伺奉天主的牧者何等样的献身精神。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位都出身名门贵族，却都成了起独身圣誓的耶稣会士，师从同为意大利人的范礼安大主教，饱学当日几乎全部天文地理知识（罗明坚获得两种法学博士学位，利玛窦精通神学与哲学，还跟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精通十余门外语，且都在极短时期内学会中文并能用文言文写作（罗著《天主圣教实录》，最早用汉文写作教义纲要，也是“天主”一词的发明者；利著《天主实义》和《交友论》，也是“上帝”一词替代“天主”的首次尝试）。他们传播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罗将钟表及油画、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携入中国，利玛窦更是将当日最先进的数学与几何及制图知识译成中文，还自己制作天体仪、地球仪和日晷等物敬献皇帝及地方官员）的同时，还都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罗最早译四书，利玛窦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也做了《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他们都曾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航行于海上，屡染重病，经常“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迄明末，耶稣会在中国已建立传教会所13处，全国教徒约有15万人。耶稣会士在万历年间取得的如此成就，跟同期日本发生的计有3.5万人惨遭杀害的岛原之乱比较起来，更是值得称道。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已经增长到7，000多万，如果没有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这些杰出的耶稣会士灵活而又坚定的传教奉献，以及在他们的示范下前赴后继的献身者，实在无法想象宣教事业何以实现如此的成就。
重新整理这篇旧文时，得知前述几位神父已经相继离世，心中不免惆怅。这些神父养老院的老人们，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宣教事业，为人类传福音，受尽战火摧残与人世磨难，年老没有妻儿，退休后从世界各地回到美国，回到他们人生的终点站，死后就埋在这每天散步的草坪中央。石碑是平放在土地上而不是立着的，碑文非常简单：“这是一群毫无私利、真正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在这青葱绚烂、透出勃勃生机的背景里，洁白的圣母垂头慈爱地俯瞰那灰白的石碑，和石碑底下为她儿子的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圣徒。这样恒久慈爱的垂怜，不啻美妙天国对这些亡灵可见的允诺，使他们今生今世遭受的一切苦难，都能在神的国度里得到完全的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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