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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感情很复杂。在小说中，我把人当成树，这样的土地很难生出栋梁之材是有原因的。
曾有一段时间，我像狼一样在城市里走来走去，我的领地在哪儿？多年后我找到了，这就是平原。
只有认识照亮生活才能写作，我需要充电了。”
“写好的时候和写痛的时候，都有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采访李佩甫，他这样形容写作《生命册》的感受。指甲开花，一种奇妙的美与锥心的痛，因为这是用50年的生命积累写出的心灵自省书。《生命册》是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李佩甫抒写“平原风土人情”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平原三部曲”巅峰之作。有人说《羊的门》是官场小说，也有媒体宣传《生命册》是力透纸背的商场小说，但李佩甫说：“归结为什么什么小说没意义，我写的是生活，生活包含着一切内容。”
虽然李佩甫一再强调，小说中的平原已不是现实中的平原，是在脑海里经过发酵、浸泡、长期酝酿之后虚拟的平原。但这块平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让那些从中国中部乡村走向城市的人有着或多或少的认同感。小说中主人公吴志鹏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当金钱与权力让时代超速运行时，他将何去何从？李佩甫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以都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互证的方式，追溯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心灵史诗”。
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我是一粒种子。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生命册》开头不长，李佩甫却冥思苦想用了一年时间才写定。“每次写作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建房子，我得从第一块砖来考虑。作品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我必须找到它。”
这个开头，的确为全书定下了调子：把人当做植物来写。“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背后都是有背景的。我要写一个人的生命史、成长史，写植物和土壤的关系，从而写出这个土地上的一群人的生命状态。”
在李佩甫小说中，有两类人物特别吸引人：一种是“乡村教父”，他们有一套乡村式的哲学体系，质朴却实用，四两拨千斤地协调着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利益分配，比如《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一种是“于连”式的年轻人，比如《等等灵魂》中“逃离”乡村、艰难地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冯家昌。这两类人物，在《生命册》中都得到了“进化”，化身成为死后还不断以“白条”帮人的老姑父和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吴志鹏。
《羊的门》中，李佩甫写的是平原上生长的人草一样的生命状态；后来创作《城的灯》，是想表达平原上的人逃离乡村后对灯的追逐，灯在这里是迥异于乡村的、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生命册》则是将人作为树来写。吴志鹏就是平原上成长起来的一株树，他被从乡村移植到城里，有着种种的不适应。他有能力在城市健康成长吗？能够成为村人享受荫庇的所在吗？李佩甫在《生命册》中着力强调的是，吴志鹏这株树绝不是孤立的：“他身后背着六千亩土地和三千双眼睛，他走上社会、从农村进入城市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是带着歉意的，他的困境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正如在平原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因为风的缘故。如果在俄罗斯，如果在中国的南方，可能就不是这样。只有在平原上，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吹来，到了这里缓和下来，带来的大量尘埃落在了这块土地上，所以它的树叶不可能是干净的。”
吴志鹏从小生活的村子叫“无梁村”。对于这样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名字，李佩甫这样解释：“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感情很复杂。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可能是五千年的锁链。在小说中，我把人当成树，这样的土地很难生出栋梁之材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部自省书，是要拉开距离看看我们生活的土地。”
过程不可超越
李佩甫老家在河南许昌，位于豫中平原。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我熟悉、热爱这个地方。一个作家只有在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领域写作，才能出好作品。曾有一段时间，我像狼一样在城市里走来走去，我的领地在哪儿？多年后我找到了，这就是平原。我用了12年的时间写‘平原三部曲’，尤其是《生命册》，几乎把我整个对平原的认识都砸进去了，但感觉仍然不够。”
《生命册》实际的写作时间是五六年，但李佩甫说这部作品准备了50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50年看下来，你才能清楚中国农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
看到城里坐在路边吃饭的农民工，李佩甫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李佩甫虽然是工人家庭出身，却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小学一二年级时，每个礼拜六小李佩甫都要背上书包到姥姥家，就是为了吃四顿饱饭。那时农村比城里条件好些，至少能找到吃的。“当年吃饭，就是亲戚领到地里，偷几块红薯，掰几块玉米，烧一烧，外边焦了，里边还不熟，吃得一嘴黑。”
从童年的饥饿岁月到现在的知名作家，50多年的漫长岁月，李佩甫这代人一步步艰难地走了过来。在生活与写作中，他对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李佩甫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为此他专门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金屋》，宁静安谧的古朴乡村，被这幢熠熠生光的“金屋”搅得人仰马翻，欲海横流；到了21世纪，李佩甫发现自己错了，这时他觉得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尤其精神上的贫穷。“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
《生命册》中，每一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聪明好强的梁五方变成了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流氓，博学高雅的杜秋月变得诡计多端，“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追求真爱的梅村在“爱情”的无妄之灾中一次次枯萎……主人公吴志鹏在他生活的城市里，“看不到一张熟脸，也看不到祥和之气。几乎所有的头都是往前冲的，没有人愿意停下来，也没有人愿意回头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金钱？还是因为贫穷？即使物质已充裕了，但精神依然贫穷，灵魂仍在荒野上游荡。
生活和写作是两码事
有人从《生命册》里看到了现实。李佩甫说：“小说肯定是虚构的，作品中的我绝不是作家的我，但是你注意，我里头有一句话，‘趁天上的炸雷还没打下来，我对天起誓：我这里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这是艺术的真实。”
十多年前的一天，李佩甫到北京开会，朋友说有几个富商看过《羊的门》，想约他吃个饭。“那是一群30多岁就完成了物质积累的亿万富翁，每人开一辆奔驰，却并不张扬。后来，我开始关注这些人。再后来，听说其中一个跳楼自杀了，给我触动很大。他跟我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是两码事，但至少给我提供了现实生活的素材基础。”或许这就是《生命册》中“骆驼”的原型，但李佩甫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与细节放在“骆驼”一个人身上。
有人说现在的生活比文学更精彩，在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发到网上，但李佩甫认为这不叫创作，顶多算是一个故事源。李佩甫更看重作品里边的思想与认识：“创作是要用认识和眼光照亮生活之后，以独一无二的表述方式在文本中键入意义。文学肯定有当前社会生活的影子，但文学不是生活本身，写作跟生活是两码事，作家的创作必须经过长期的思维浸泡与消化。也并非深入生活就能写作，有些生活要放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用上。平时生活中我几乎不怎么记录，但我认为多年以后依然能在脑海里留下的东西才是最精彩的。”
中国作家要拿出自己的文本
在《生命册》中，李佩甫从风、尘、树、花写起，吴志鹏的经历与内心独白是树干，身后的巨大背景是树的枝枝杈杈，尝试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树状结构”。文中“见字如面”、“给口奶吃”等隐笔是藏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的内在导线，“见字如面”是父系记忆的引线，“给口奶吃”是母系记忆的引线，二者合起来就成了解读这部长篇小说“树状结构”的钥匙。
“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家，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曾大量吸收海外作家的各种营养。比如受马尔克斯影响，很多中国作家在一段时期之内，都会忍不住地用‘多年之后’这种表述方式。但中国作家要拿出本民族独特的文本是一个难题。当年我们中国作家好像已经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但是突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困住了一代作家。我个人的看法，就亚洲文学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并不差，但是比起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还有差距。在文本建设的意义上，中国作家要有所突破是有难度的。”
《生命册》表达的经验有50年跨度，李佩甫觉得40岁以下的人会很难读懂。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记者突然打电话说，自己能接受，看了后很受触动。在今年《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上连载后，网上也有几十篇博客在讨论，都是有感而发。“我非常欣慰，年轻人能够读进去，我没想到。”
谈到下一部书的写作，李佩甫表示：“一部书需要长期的情绪储备和经验积累，不是生活本身的问题，是认识问题，只有认识照亮生活才能写作，我需要充电了。”
《生命册》内容简介：
来到城市工作后，吴志鹏不想再跟农村牵扯上关系，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逃，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被来自乡亲们的请求搞得心力交瘁，也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终于放弃教职而“下海”。在城市，他跟着大学同学“骆驼”（骆国栋）一起打拼出一片天下。但在发觉到好友野心膨胀之后，他毅然离开了“骆驼”，并开始用客观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着“骆驼”所作的一切：投机、借壳上市、造假、利用别人，看着他“抢时间”。事情败露后，骆驼因为不想看着那么多好人受自己连累，最终跳楼身亡。把整个公司交给了他，他一下子变成了市价一百五六十亿的“厚朴堂”公司老总。可是，那个给了他生命给养的家乡，他却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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