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刘亦凡 叶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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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画册《幕末?维新长州杰士列传》通过六位幕末至维新期间侠士的真迹，力图呈现这一群体在日本历史关节点上的精神风貌。它既包括维新时期登堂入室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同时不乏吉田松阴、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倒幕领袖。透过他们留下的笔墨，我们能感受到尊攘时代流溢出来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侠士”群体精神传承、流变、乃至消沉的踪迹。他们不但用武士刀与毫素书写了“尊王攘夷”的序幕，更哺育了之后“维新的一代”。
吉田松阴《留魂录》剪影：
“此身虽殉武葬野，枯骨犹唱大和魂。余去年以来，心迹百变，实难一一列举。诚如诸友人诸君所知，余尤为崇敬赵之贯高、楚之屈平。往者子远（按：入江九一）送别之时诵‘燕赵多士一贯高，楚荆深忧只屈平’，正因此事。然五月十一日，因知晓关东之行一事，故而于‘诚’字上又颇付一番工夫。其时子远以‘死’字相赠，余并未用之。而求一白锦，以孟子‘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缝于其上，携至江户。携此至评定所，以表吾志。”
这部《留魂录》是安政六年（1859），关押于安政大狱中的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弟子的遗书。作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高杉晋作的老师，执掌“松下村塾”的吉田松阴素来被认为是19世纪日本的“倒幕维新之父”。他少时研习兵法，美国舰队于1854年扣关之后，开始持有强烈的现代化主张，并将思考的重心引向如何使日本攘外安内。
1858年，幕府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标志着日本实际开放了贸易与居住。吉田震惊于幕府对外国人的奴态，并意识到《通商条约》的签订将影响日本整个国家，而不单独是幕府或者诸藩：“此事发生在天皇的版图之内”，因此，幕府的表现不仅软弱畏缩，并且在实际上是冒犯君主、出卖国家的大罪。继而制定刺杀幕府“老中”间部诠胜的计划，并号召各藩公卿通力相助。7月，江户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下令打压攘夷派，吉田松阴即于次年8月被投入安政大狱。
最初，吉田认为自己最多不过被处以流放之刑。然而，在10月17日听闻桥本左内已被处刑的消息之后，吉田已经有了死的觉悟，他于25、26日两天之内写下这份绝笔。在全十六章的篇幅中，他记述了自己直至临刑为止的经过，并交代了他对政治、思想、日后行动的主张。他呼吁“草莽”志士起而造反，恳求武士和独立的村民心甘情愿地离开他们的家庭，形成一个直接行动的组织，最终，“通过起义摧枯拉朽的力量，小人会被驱除，恶人将被赶走，贤明之君将能得归其位。”。
不日，吉田受到处决。但幸运的是，他的游魂如愿留了下来。伴随着维新之后吉田松阴逐渐成为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留魂录》也化作“侠士”精神寓居的灵柩，以供应声而起的“草莽”之士躬耕顶礼。《留魂录》在松下村塾的门生之间来回传阅，并被认为是维新的原动力。其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乃至伊藤博文等应声而起的“草莽”之士经过数代努力，使吉田勾勒的日本蓝图在19世纪成为现实的同时，赋予了吉田未散之魂强有力的身体。其中，被称为“松下村塾双壁“的久坂玄瑞（1840-1864）与高杉晋作（1839-1867）不仅继承了吉田的遗志，他们也延续了先师一贯峻峭的笔锋。
久坂玄瑞诗书——“投笔请缨志撼轲，秋风孤剑发悲歌，王师未报擒夷将，边柳萧疏胡马多。”
久坂玄瑞锦绘
吉田逝世之后，幕府继续推进《通商条约》的实施，筹划相继开放新泻、兵库和江户、大阪等地的部分贸易，同时按照美方要求调整了汇率，先后将日本银元与美元比价上调。这直接导致外商用美元兑换的一分银抢购日本黄金，再以更高的国际标准价格在中国沿海销售，截至1860年初，日本黄金大量流失。“草莽”之士意识到，唯有通过政治行动才能让条约的条款为民众所知，继而对德川政府制造影响。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幕府大臣及他们的仆从发动攻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860年3月在江户城堡大门刺杀井伊直弼。
1861年9月，继7月刺杀英国公使计划后，久坂玄瑞策划了一场对外国公使馆的刺杀，这首诗就是奔赴神奈川实行刺杀的久坂写下的。久坂在诗中不仅自喻荆轲，他还成功地运用了“缨”的意象。“缨”本指冠上的纽带或装饰物，在久坂诗书的语境中，它引申出困缚异族的绳纽之意，此去攘夷之决意，跃然纸上。这样来看，未擒敌将的王师指的就是幕府，而“边柳萧疏”之地指的正是此目的地神奈川，那里停泊的“胡马”如今已是外国商船。诗如其人，久坂的争战决绝一直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864年，久坂带领进兵京都、领导发动禁门之变，在御所附近激战中负伤，自杀于鹰司邸内。
高杉晋作二行诗——“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高杉晋作用过的盔甲
相形之下，高杉晋作虽同是毅然决然的志士，但在吉田眼里，高杉之“志”更显九曲回肠。高杉的父亲是长州藩的一位中坚家臣，因此他理所当然具有汉学修养，在他进入松下村塾时，吉田对他的评价是“有将事物向往自己有利的方向解释的倾向”。最初，这种倾向表现在高杉对古典汉籍的阅读和解释中，随着高杉投身长州藩倒幕活动，“六经注我”转变为一种特殊的为政之道。
左图中“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这首二行诗就是一个例子。它既可以解读为对盲从他人、愚昧不堪之人的讽喻，也可以理解为在与世事阻隔时，“今日之我不见世人所能见之人，不闻他人所能闻之人”的另一种表达。
高杉将这种作风带到了倒幕运动之中。1863年，高杉在长州组建“奇兵队”，其西化的训练、装备乃至贱民阶层的士兵，在当时均属“剑走偏锋”。1864年-1866年，在两次带领长州藩军队击退幕府征讨后，高杉于盛年罹患肺病，并在1867年去世。或许是因为创业未半，抑或是源于近乎命定的性情，在慷慨激昂之余，他的绝命诗延续了二行诗中“无可无不可”的气质：
赫赫东藩八万兵，袭来屯在浪华城，
我曹快死果何日，笑待四邻闻炮声。
祖神开辟二千年，亿万生魂成散烟。
愚者英雄共白骨，真乎浮世值三钱。
这种带点戏谑、又不失豁达的玩世不恭，同样能在高杉晋作的师兄木户孝允（1833-1877）身上找到有趣的印迹。
日本名女咄，右侧所绘为木户孝允
坂本龙马手书萨长盟约：“表中所记六条盟约，与萨摩小西带刀、西乡吉之助及阁下桂小五郎、在下坂本龙马同席相谈内容并无分毫差别。而今无论发生何事，此约定内容之无改，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尽管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允孝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仍是他在倒幕运动中的合纵连横和军事功勋。他不仅与高杉晋作并肩推动了长州藩军的近代化，更重要的是，在决心攘夷、但不得不依赖幕府的孝明天皇去世的前一年（1866），他代表长州藩在京都与萨摩藩倒幕领导人西乡隆盛等缔结了萨-长盟约。
到1867年11月，尽管主事幕府的德川庆喜也已意识到推行现代化乃至与长州和解的重要性，然而长州与萨摩的现代化军队已开拔前往京都。土佐藩则要求德川庆喜辞去其将军职位，并许诺建立一个由大名和朝臣组成的两院制议会、重新拟定对外条约，同时建立一支天皇的海陆军。为了保全自己在江户建立的改革，德川庆喜未经与京都磋商就接受了这份建议，他甚至主动提议所有大名按一定比例将自己的部分收入和土地献给朝廷，以备改革之资，但德川此时已无法阻挠幕府中主战的领导人，1868年1月，幕府军与萨-长联军在伏见-鸟羽交锋，尽管双方部队都尽其所能奋勇作战，但前者在已经实现近代化的对手面前不堪一击。
4月，随着明治天皇与萨-长同盟共同拟定的《五条誓约》出台，惊魂未定的日本史此时已然明晰，木户允孝自此踏上了“维新”的快车道。
史书对木户允孝的记载，往往突出他长袖善舞的帅才和“高冷”的性格。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也有颇具“市井味”的“玩世不恭”的一面。本书保留了木户孝允的两幅“戏画”，它们都是为劝谏当时的长州藩政周布政之助纵酒之事而绘，从中足以管窥木户其人之诙谐。
周布政之助出身平民，凭其清正廉直擢升至藩政之位，但酒品恶劣，因为酒后失言，甚至常常引来“杀身之祸”。1862年，因在酒席上对土佐前藩主山内容堂恶言相向，长州藩不得不对外宣称“周布政之助已死”以表歉意，周布政之助也因此改名麻田公辅，如此方算捡回一命。
在上图中，木户孝允分别画了观止天下的“君子之眼”和酩酊大醉的“小人之眼”。后者中心来回打圈，小人君子双目相对之下，画纸仿佛正用木户的声音嬉笑：“快快醒酒，睁开你的双眼”，不过恐怕，此时的周布还沉溺在美酒之中吧？下图则大致作于周布改名之后，在画风上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笨拙而寥寥的几根线条，勾勒出一只愤懑不平的酒碗。个中悬浮着“麻田先生性命”，酒碗的下边则写着“喝呗，喝呗！”
木户虽劝诫周布好饮酒的癖性，但他也没能克制住自己对艺伎的偏爱。不过，在同样恋慕一名艺伎的井上馨（1836-1915）和同门师弟伊藤博文（1841-1909）的通力协助下，木户与明治诸臣却成功地改造了日本。后二者同为明治政府元老重臣，凭借自己的机锋权谋使日本走进了强国之列。
井上馨二行诗——“若得此身浮世外，愿为青猿戏山间。”
长州五杰像——下排右一为井上馨，上排左一伊藤博文。
尽管都是从刀山火海中走来，但此时身居要津的志士早已不复“草莽”。对井上和伊藤而言，游士时代的生活已然尘封，而今他们须以股肱之臣的身份面对崭新的时局。
1887年，井上馨筹备的修改条约草案遭到泄漏，其未能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在“诺曼顿事件”的外交危机尚未平息的情况下，一时间民怨鼎沸，井上馨只能在9月宣布辞职，从此蛰伏于兴津（静冈县）。辞职之后，井上开始以“三猿”、“世外”自号，十余年后，在答复益田孝重新出山的请求时，年近古稀的井上写下了左图中的二行诗：“若得此身浮世外，愿为青猿戏山间。”
井上首次使用“世外”这个词，是在庆应年间。当时正值萨长同盟、第二次长州征伐、王政复古相继发生，案牍劳形之间，井上即以“浮世之外”这样颇为老气横秋的词句自居。经历了近40年的宦海浮沉之后，如猿猴一般“勿视、勿言、勿听”，仍旧是井上的座右铭。尽管晚年的井上事实上仍在幕后深刻影响着日本财、政界，但对那些不得全身而退的“志士”而言，谁说“待价而沽”不是另一种“与世隔绝”的方式？
当然，对另一些仍挺在风口浪尖的志士来说，此时除了披荆斩棘似乎也已别无选择。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宣告了尊攘志士们念兹在兹的“攘夷”大业即告功成的胜利。此役不仅打破了“白种人优越论”的神话，更是将朝鲜半岛收入日本囊中。已退而主持政友会的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虽然年迈，但伊藤博文却已敏锐地意识到，此时的日本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立无援。
1909年10月20日，伊藤博文在造访位于“满洲”的日俄战场时，写下了这首绝句。此行的目的本是与俄国协商朝鲜事务，未曾想6天之后，他在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枪杀。虽然很难判定，这首绝句第二行开头用的“思”字是否纯系笔误，但一首普通的绝句最终成为伊藤博文的绝笔，本身又何尝不是历史误打误撞的结果？“恩仇”写作“思仇”，“恩仇”蕴含的人生悲喜瞬间消弭于笔尖，“恩”代表的“喜乐”对于已经深埋地下的战死者而言，已丝毫没有意义，对故人、家族、国家之“思”此时已取代私“怨”公“仇”，成为临吊战场时恰如其分的感情。
恰如反战小说家德富芦花在日俄战争后所言，尽管日本在战争中战胜了俄国，但是一场空洞的、充满“忧郁”的胜利。作为唯一一个黄种人缔造的世界强国，它用白骨与热血夺取的一场场胜利，换来的很可能不是志士们当初所期许的“荣光”。世界的冷眼相待、自我的愤懑不平，乃至安重根这样的“志士”在忧郁与狂喜之间不断生长。在这样的世变面前，笔墨也只能遣达意气，而无法浇灭心中的块垒。也不知吉田松阴若是地下有知，他的灵魂能否得偿安慰？
特别感谢笹川平和财团的胡一平女士和小林義之先生对于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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