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勇，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我国现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由于实为“股东查阅权之诉”无法对股东质询权等与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有直接关系的股东知情权提供充分救济，而我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由于对程序瑕疵列举的局限性又难以成为侵害股东知情权的救济手段。本文建议应将决议瑕疵诉讼中的程序瑕疵拓展至知情权瑕疵，决议是否应撤销不应取决于大股东、受侵害股东自身亦或“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在得知该信息时可能的表决行为，而应借鉴德国法上的“相关性理论”，只要公司所隐瞒的信息对于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即构成对作为决议合法性基础的股东参与权的侵犯而应撤销决议。此外，应减轻起诉股东的举证责任，排除与估值相关以及因网络技术故障发生的知情权瑕疵。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决议瑕疵诉讼；程序瑕疵；因果关系；相关性理论 ；举证责任 ；限制
目次
一、存在的问题
二、股东知情权瑕疵作为决议程序瑕疵的法理基础
三、股东知情权瑕疵中知情权的范围
四、股东知情权瑕疵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的标准
五、决议瑕疵诉讼中知情权瑕疵的主张及限制
六、结语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我国2005年公司法修订尤其加强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总体看来，股东知情权在权利构造上由查阅权和质询权两个层面的权利构成。股东查阅权方面，《公司法》分别在第33和第97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等公司文件的查阅权，尤其是第33条第2款还特别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拓展至公司会计账簿并对其程序作了细致规定。股东质询权方面，《公司法》第150条重点规定了股东可以向列席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质询；第97条还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另一方面，05年公司法修订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大大加强了公司法的可诉性，同样，对于股东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专门设置了“股东知情权纠纷”这个二级案由，股东知情权诉讼逐渐发展成为司法实践中一种非常活跃但也存在诸多争议点的公司诉讼类型。然而,现有讨论和研究关注的重点多限于股东知情权诉讼本身,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股东知情权救济方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必要予以反思。
一、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股东知情权诉讼实仅为“股东查阅权之诉”
考察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司法实践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此类案件的原告诉请都是要求查阅公司文件，法院的判决内容一般也是限定被告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期间内向股东提供公司资料供其查阅、复制；某些裁决生效后被告公司不予配合的，原告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指派法官协助股东到公司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因此，我国现行股东知情权诉讼在救济对象和救济方式上其实均只涉及股东知情权当中的查阅权，股东知情权诉讼在学术研究中甚至也被直接称为“股东查阅权之诉”。
这意味着，我国现有的股东知情权诉讼无法对股东质询权受侵犯的情形提供司法救济。股东质询权这一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密切相关的知情权类别实际上处于诉讼救济的“真空地带”。考虑到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权利的重要场所，这种救济真空就更显得难以接受。究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司法本身对股东质询权的规定相当简单粗糙，第150条仅以简单的一句话原则上规定了股东对列席股东大会的董监高人员的质询权，而对于股东质询权的行使范围和方式、董监高人员的回答义务、标准、拒绝权以及救济方式等都缺乏详细的规定，这导致股东质询权本身在运作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大大影响了股东行使该权利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质询权的行使场合主要为公司的股东大会上，由于受股东大会的时间约束，质询权受侵犯的股东不可能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强制要求董监高人员回答其质询，通常只能忍受董监高人员以保密为由的“无可奉告”式回答或者不充分甚至是错误的回答。这导致实践中不少中小股东由于强烈反感而中途退席，反而丧失了对决议投反对票的机会，而即便中小股东由于质询权受侵犯对决议投反对票，但由于持股悬殊，通常也无力阻止大股东通过其想要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强制公司提供信息救济股东质询权的局限性
诚然，理论上完全可以考虑以现有股东知情权（查阅权）诉讼的思路对股东质询权提供救济，通过拓展现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救济范围或者针对股东质询权单独设立诉讼或非讼程序，由质询权受侵害的股东事后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提供其在股东（大）会上所拒绝提供的信息。比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b条和《股份法》第132条均规定质询权受侵害的股东可以在所谓的“信息强制提供程序”（Auskunftserzwingungsverfahren）这一非讼程序中向法院申请裁定公司应当向其提供股东大会上所拒绝提供的信息。然而，这种事后由法院强制公司提供信息的做法只是满足了股东个体的知情权，其并不能改变已经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本身。对于行使质询权的股东来说，其在股东（大）会上提问董监高人员获得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基于这些信息来决定其可能的表决行为，决议作出后再获得这些信息已经无法为其表决行为提供参考，对于股东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小了许多。
更有价值的也许是股东能够在其质询要求在股东（大）会上被拒绝的当时就能强制公司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随着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引入行为保全制度，理论上可以考虑股东在质询被拒绝时立即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的申请，股东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向公司所在地法院主张因情况紧急，如果不立即采取强制公司提供信息的保全方式，一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将对股东质询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然而，考虑到申请保全尤其是法院作出裁定所需要的时间等客观因素，尽管法院必须在接受申请后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但想要在股东（大）会结束前获得法院的保全裁定仍然是十分不现实的。因此，这种救济途径也只是徒具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
总之，理论上尽管有强制公司向质询股东提供相关信息的可能性，但其要么现实操作性极低，要么由于信息的滞后性而无法对股东作出表决决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对于质询权受侵害的股东来说，其似乎只能忍受权利被侵犯却无法改变股东大会决议被通过的事实。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以侵犯股东质询权为基础所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真的不影响其效力吗，质询权受损害的股东可否以此为由要求否定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呢？
（三）应将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的瑕疵范围扩展至股东知情权瑕疵
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除了加强了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和司法救济外，也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在《公司法》第22条引入了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赋予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就内容或程序上存在瑕疵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决议提起诉讼的权利。然而，仔细考察该条规定可以发现，我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并不存在保护股东知情权的空间。
首先可以肯定，董监高人员在股东大会上拒绝回答股东所提出的质询的，其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决议内容部分，显然不构成决议内容瑕疵，股东不可能以决议侵害其知情权为由主张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章程规定。那么，侵害股东知情权是否构成决议程序瑕疵呢？对于程序上有瑕疵的决议，我国《公司法》一律作为可撤销决议处理，但是，《公司法》第22条第2款所规定的程序瑕疵却是有特定范围的，该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从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我国公司法上的决议程序瑕疵只包括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瑕疵，公司拒绝回答股东质询显然不属于召集程序瑕疵，而从文字解释可能达到的范围来看，其也不属于表决方式瑕疵。表决方式瑕疵应当只是指那些与股东表决行为直接相关的瑕疵，如有学者认为表决方式瑕疵主要包括无表决权人参加表决、主持人无主持权、表决事项瑕疵、表决权数计算有误以及个别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瑕疵。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表决方式瑕疵包括：1. 会议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不足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法定出席数；2. 表决时其同意数不足法律或章程所定的数额；3. 允许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和董事参与表决；4. 代理人欠缺委托书和委托书授权不明等。可见多数观点并不认为表决方式瑕疵包括知情权瑕疵。个别学者将表决方式瑕疵作扩大解释，将股东（大）会举行中的所有程序瑕疵（包括股东质询权受侵害）囊括进来，这种解释严格来讲超出了文字解释所能达到的极限，其用意虽好，但还是需要立法者自身的主动作为。总之，鉴于第22条第2款的规定所列举的这两类程序瑕疵是周延式的列举，并未使用“等”这样的概括性词语，只能认为，股东知情权受侵害并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2款意义上的程序瑕疵，股东以此为由主张撤销相关决议的，由于欠缺公司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而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股东知情权受侵犯难以作为决议可撤销事由只是从一个方面凸显了《公司法》第22条第2款对程序瑕疵列举周延性上的不足。从股东大会召集和举行的过程来看，其包括召集、开会、表决以及决议认定和形成等一系列的环节，而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粗略来说顶多只涉及会议的一头和一尾这两个环节，作为对决议形成最重要、同时也是程序瑕疵频发的会议进行环节却完全未能体现在决议可撤销事由中，这显然是立法的一个重大不足。在这种立法条件下，大股东只需在召集和表决环节注意遵守法律法规或章程的规定，而在会议进行中通过限制或者剥夺中小股东质询权和发言权、隐瞒对决议事项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以干扰会场秩序为由将个别可能对其造成不利的小股东排除出会场等方式肆意侵犯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使股东大会的召开徒具形式并操控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却完全不用担心决议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这显然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立法将决议程序瑕疵覆盖到决议的各个环节，比如，德国公司法中，决议程序瑕疵包括了股东大会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瑕疵，一般包括决议召集瑕疵、会议过程瑕疵、知情权瑕疵、表决程序瑕疵以及决议认定瑕疵等等，而知情权瑕疵恰恰是程序瑕疵中极为重要的一类瑕疵，从德国司法实践来看，决议瑕疵诉讼中以知情权瑕疵为撤销事由提起的诉讼甚至占到了极大一部分。同样，日本立法也将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质询权作为一项股东参与股东大会会议的权利，因此董事等懈怠履行说明义务将首先造成股东大会决议方法的瑕疵，构成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事由，而违反该义务的董事等的责任问题在法律效果上是处于第二位的。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将来对决议瑕疵诉讼的立法完善中将程序瑕疵拓展到重点包括知情权瑕疵的决议各个环节。唯有使决议瑕疵诉讼真正成为全面保证股东大会各环节依法进行的法律武器和救济手段，股东大会才能避免流于形式而真正成为股东了解公司状况并审议和表决相关重大决议的场所。下文将就知情权瑕疵作为程序瑕疵的一些问题作出探讨。
二、股东知情权瑕疵作为决议程序瑕疵的法理基础
股东个体的知情权受侵犯何以能够作为决议程序瑕疵以及可撤销事由否定公司整体决议的效力，这是在理论上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诚然，如上所述，就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所行使的质询权而言，其通过质询所获得的信息是其合理判断决议事项并作出表决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揭示了股东质询权对股东个体的意义，将个体的知情权受侵害上升为程序瑕疵进而否定公司整体决议的效力必然是基于知情权超越个体权利的意义和价值。
一个容易想到的解释是，股东质询权不仅是自益权，更带有共益权的性质，公司对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质询所作出的回答以及提供的信息对所有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并作出表决都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因此，对某个股东质询权的侵害就是对所有股东知情权的侵害，所有股东在缺乏必要信息下所作出的表决显然不能成为决议合法性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个体股东质询权受侵犯才应当成为否定公司整体决议的正当理由。这种解释看似合理，股东质询权也的确兼具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双重属性，但按此解释，大股东完全可以以其知道所隐瞒的信息、对小股东的知情权侵害不会影响其投票行为为由否认这种侵害构成决议的可撤销事由。因此，将个体股东知情权受侵害作为否定整体决议效力的程序瑕疵应当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
事实上，一直以来，公司法侧重于从股东大会与公司的其他两个机构即董事会和监事会间权限划分的角度将股东大会定位为形成公司意思的机构，其遵循资本多数决原则。这种理解更多的是从股东大会形成公司意思（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意义上而言的，但股东大会首先是作为“股东民主之地”而存在的，是股东行使其参加权、质询权、发言权、表决权等一系列股东权利的重要场所，这些参与公司意思形成的权利是与股东成员身份相连的，原则上不受限制。这些权利的充分行使正是股东大会最后以资本多数决形成决议而少数股东必须服从多数决的合法性基础。形式上，资本多数决原则体现的是在个体成员的决定自由和集体的行动能力间的妥协，决议过程中（每个）股东的充分参与正是在结果上适用多数决原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实质上，每个股东的充分参与也是决议结果的“正确性保障”（Richtigkeitsgewähr），股东原则上以企业利益为指导对于不同的决议事项形成经常变换的多数意思，从而在公司内部实现适当的利益平衡。即便是对于存在固定的多数（控股）股东的公司来说，每一个中小股东的充分参与都是决议合法性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此意义上，对个体股东知情权的侵犯就是对其民主参与权利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数决议仅仅是形式上的多数意思而非实质上正当合法的多数意思，因此，对个体股东知情权的侵犯本身就足以使最终形成的决议欠缺合法性基础，而无需考虑其质询及相关信息对于其他股东可能的意义。
此外，从中小股东保护的角度来说，个体股东知情权也有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任何股东都平等享有知情权因此其并不属于形式意义上的针对少数股东的保护性权利，但在现实中知情权通常都是作为少数股东保护的工具出现的，因而其甚至不能通过章程加以限制。尽管小股东无法阻止大股东通过其所支持的决议，但通过参与股东大会了解相关信息，小股东可以发现大股东的决议是否在内容上违法并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从而为行使其他权利（尤其如提起决议撤销诉讼、损害赔偿诉讼、股东派生诉讼等等）提供条件，必要时甚至可以选择出售股份离开。因此，参与股东大会了解公司发展、管理层履行义务情况是少数股东控制多数股东滥用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决议瑕疵诉讼为手段强化股东知情权保护、督促公司更好的满足股东的知情权更有其超越决议瑕疵诉讼本身的制度价值和意义。
三、股东知情权瑕疵中知情权的范围
对于构成决议撤销事由的知情权瑕疵中知情权的范围，应当明确的是，其并不限于上文主要提及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的质询权，股东在股东（大）会之外知情权受到侵害的同样可以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这是因为股东无论是在股东大会之上还是在股东大会之外行使知情权所获得的信息均可以成为其判断决议事项所必须的信息，因此均可以作为程序瑕疵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
当然，知情权瑕疵作为决议程序瑕疵，其必然以公司违反法律法规对股东知情权的相关规定为前提，因此，知情权瑕疵必然是和法律法规对公司所规定的广泛的信息提供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以德国公司法为例，对于股份公司来说，构成《股份法》第243条第1款意义上可撤销事由的知情权瑕疵不仅包括对该法第131条所规定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质询权的侵害，也包括对公司在股东大会之外违反其对特定事项的信息提供义务而对股东知情权所造成的侵害：一方面，德国《股份法》第131条规定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要求董事会提供对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所必须的信息，该条还对信息的范围、详细程度、董事会的拒绝权及其理由等等做了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股份法》和《改组法》对公司的一些重要措施还规定了许多管理层的报告义务。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基于股东与经理之间不存在秘密的立法理念赋予了股东比股份公司中广泛的多的质询权和查阅权：股东质询权不再限于股东会上对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所必须的信息而拓展于公司的任何信息，且随时可以向公司经理提出，股东查阅权更是涵盖了公司所有的账册和文本并可誊写和复制。对股东质询权和查阅权的侵犯均可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从中可以清楚的发现，股东知情权瑕疵成为近些年来德国决议撤销诉讼中的热点是与法律对公司规定了广泛且详细的信息义务紧密相连的。
因此，鉴于我国公司法上有关股东知情权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和简陋，要想通过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方式加强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首先就必须细化和丰富对股东知情权及公司信息提供义务的相关规定。一方面，《公司法》应当对第150条所规定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质询权作出细化，对质询权的行使方式、询问范围、公司信息义务的提供标准及拒绝提供信息的条件等作出细化规定，尤其要结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结构特征作出区分安排。比如，《公司法》第97条中所提及了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在股东大会之外有对公司提出质询的权利，但对有限责任公司却未做规定，这恰恰与理论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享有更宽松的质询权的做法相反，有必要从区分两类公司不同的利益格局以及股东和公司利益平衡的角度加以修正完善。另一方面，尤其应当具体结合决议所涉及的不同的公司重大结构变更行为如合并分立、增减资本、形式变更等对公司及董事会详细规定不同的报告和说明义务，此外还应当丰富和加强公司日常在股东大会之外（如公司经营场所以及网站等）提供所谓的标准信息的义务，这些都有利于减轻公司及管理层在股东大会上的信息负担。
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在此不对股东知情权本身的完善和丰富作出详细探讨，而重在指出可构成决议瑕疵的知情权瑕疵应包括股东（大）会内外各种对股东知情权的侵害。同时还应指出，在侵害股东知情权的决议应否定其效力这一问题上，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无差别，因此，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如未特别标明则同等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四、股东知情权瑕疵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的标准
更关键问题在于，股东知情权受侵害应达到何种程度或者说满足何种标准才构成决议撤销的理由，这是股东知情权瑕疵在具体适用上的最核心问题。当然，股东知情权瑕疵作为决议程序瑕疵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反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其实是程序瑕疵与决议之间应存在何种关系才可撤销决议，这同样是一个曾长期困扰德国公司法的难点问题。在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起源并堪称立法典范的德国，相关理论及立法和司法标准在该制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上经历了深刻的变迁，深入研究和探讨德国的标准变迁并总结其经验无疑对我国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一）德国法上知情权瑕疵与决议撤销之间关系标准的变迁
1. 因果关系理论
对于股东大会的程序瑕疵与股东大会决议间存在何种关系时才应当撤销股东大会决议，学术界早期的主流观点坚持所谓的“因果关系理论”（Kausalitätstheorie），要求程序瑕疵和决议结果间必须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即如果没有该程序瑕疵将会导致不同的决议结果，则在该程序瑕疵下形成的决议应当被撤销。不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一般要求较高。首先，只有在程序瑕疵毫无疑问的对决议结果没有影响时才应当维持决议。只要程序瑕疵有可能影响到股东的表决行为并影响到决议结果，那么决议仍然应当被撤销，在此意义上该理论也被称为“潜在的因果关系”(potenzielle Kausalität)理论。其次，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被诉公司证明程序瑕疵对决议结果没有影响，不存在因果关系构成对股东撤销要求的抗辩，在有疑问时将由被诉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因果关系理论一度长期主宰了司法判决，程序瑕疵和决议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成为撤销决议的条件。当然，对因果关系的较高要求同样也体现在司法判决中，比如帝国法院只有在完全可以肯定决议并非基于程序瑕疵时才拒绝撤销决议，只要有可能存在因果联系其仍然会支持撤销要求。在诉讼中也是由公司对程序瑕疵对于决议结果无影响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知情权瑕疵来说，因果关系理论要求知情权瑕疵和决议结果间必须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即如果公司提供了所隐瞒的信息将会导致不同的决议结果，则决议应当被撤销。当然，对此同样应由公司举证证明即便之前告知了相关信息也不会影响决议结果。然而，大股东通常基于其公司地位本来就了解所隐瞒的信息，如果其主张无论告不告知小股东该信息都不会影响大股东自己的表决行为，此时按“因果关系理论”在知情权瑕疵和决议结果之间显然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了，这无疑将导致大股东可以肆无忌惮的隐瞒或拒绝提供信息而不必担心决议被撤销，股东知情权将被彻底架空。事实上，这也正反映出“因果关系理论”的重大缺陷，即控股股东或者多数股东可以对任何程序瑕疵主张，即便没有该程序瑕疵其也会作出相同的表决行为从而得出相同的决议结果，从而使股东大会的程序性规定被架空而处于多数股东的随意支配之下。因此，这一曾长期主宰学术界和司法界的“因果关系理论”逐渐遭到了质疑和批评。
2. 排除多数股东意思表示的证明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司法判决也注意到了“因果关系理论”的缺陷，并试图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为了避免对少数股东尤其是股东知情权保护的落空，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一个关于侵犯股东知情权的判决中表示，多数股东即便表示在告知原告所要求的信息时其自身也会作出同样的表决，这对于判断因果关系并没有影响，多数股东事后对于表决的主观想法对于举证没有决定意义。这一观点也得到了1965年《股份法》立法者的支持，该法在第243条第4款规定：对于以拒绝告知信息为理由提起的撤销诉讼，股东大会或者股东表示或者曾经表示拒绝告知信息对其作出决议没有影响的，该表示不予考虑。不过，司法界和学术界对该条规定的理解是其并不意味着不可反驳的因果关系推定，而仅仅是排除了股东大会或者股东通过作出拒绝告知信息不影响其表决行为的意思表示来否定违法行为与决议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果关系理论”原则上仍然适用，被诉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其他举证方式来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3. 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可能的表决行为为标准
同样是在上述提及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探讨正确告知信息时多数股东可能的表决行为是不对的，多数股东对事实的了解虽然应当考虑，但有决定意义的应当只是一个客观判断者的可能的表决行为。因此，对于决议是否是基于拒绝告知信息有决定意义的只能是一个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在得知其要求的信息时是否会作出与实际情况不同的表决行为。这一观点在之后的司法判决中不断被重复和确认从而成为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反对者认为，在“因果关系理论”中引入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视角虽然改善了“因果关系理论”，但这一改变也仅仅适用于知情权瑕疵，而且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视角并不容易确定。尤其有疑问的是，如果公司作出的决定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客观上是正确的，那么此时对于侵犯股东知情权的行为将无任何惩罚，因为被隐瞒的信息客观上总是无法推翻正确的决定。
4. 相关性理论
在反思和批判先前理论的基础上，以Zöllner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界提出了所谓的“相关性理论”（Relevanztheorie），他认为，有决定意义的不应当是程序瑕疵和决议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而是程序性规定的目的。一方面，大部分的程序规定不仅仅是为了探明多数股东的真实意思，因此决议的可撤销性不会因为多数股东在无程序瑕疵时也会作出同样的表决而消失，另一方面，程序性规定的目的也不在于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机械的遵守，否则将导致决议被撤销。程序性规定的真正目的在于保证各个股东能够公平的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相应地，程序性瑕疵只要没有具体侵犯股东的参与权和信息权就不应当因此而撤销决议。可见，“相关性理论”紧紧围绕住股东大会的程序性所要保护的股东的参与利益，并以该参与利益及其所体现的股东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是否被侵犯作为标准来判断其是否构成与撤销决议相关的程序违法行为。该理论也逐渐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并成为目前的主流观点。
在数十年坚持上述“客观判断股东”标准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在2001年的一个原则性判决中放弃了该标准并明确转而接受“相关性理论”。在该判决中，法院指出了以往在“因果关系理论”下关于董事会报告义务的相关判决对股东知情权保护的不足，同时援引了审判庭对于公司提交有瑕疵的合并报告的论证，即由于合并报告对于股东的重要性使得任何隐瞒信息的行为原则上都是不合法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撤销成立的原因均在于所隐瞒的信息对于股东参与作出决议是必要的，从而该隐瞒信息的行为在根本上侵犯了股东的参加权和参与权。法院认为，有决定意义的只能是从衡量的视角判断程序瑕疵是否可能或者不可能对决议结果产生影响，从而与决议结果存在“相关性”。不过，尽管这一判决被视为联邦最高法院向“相关性理论”作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并被之后的司法判决不断确认，但从其表述来看显然还带有“因果关系理论”的残余，这一点也被联邦最高法院之后的一个判决所承认，同时该判决也更清楚地表述了“相关性理论”的观点。法院的判决主旨中写道，“如果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被隐瞒了信息，而该信息从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视角看来在《股份法》第131条第1款第1句意义上对于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那就同时构成了对股东参加权和参与权的‘相关’的侵犯。对于这种侵犯应当撤销决议，而不取决于股东大会上被拒绝告知的而可能在之后的撤销诉讼中告知的信息的真实内容是否会阻止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对决议提案表示赞同”。因此，“有决定性的是在决议合法性缺陷（Legitimationsdefizit）的意义上程序违法对于股东成员权和参与权（das Mitgliedschafts-bzw.Mitwirkungsrecht des Aktionärs）的“相关性”（'Relevanz'），该合法性缺陷在考量被违反的规定的保护目的时应当导致决议按照《股份法》第243条第1款被撤销”。
司法判决的这一根本转变也反映在了立法上，2005年底的《股份法》修改删除了上文提到的1965年《股份法》引入的第243条第4款，并将该款第1句重新表述为“对于不正确、不完整或者拒绝提供信息，只有在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将提供信息视为合理行使其参与权和成员权的重要条件时才能撤销决议”。从该句的表述中突出对股东参与权和成员权的保护来看，其显然是受到了“相关性理论”的影响，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该句是对“相关性理论”的明确立法规定。不过，这也许并不完全是立法者本意，立法理由书中提到该条新规定是公司治理政府委员会的建议，而后者恰恰是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可能的表决行为为标准的。立法理由书在解释何为“重要”条件时也认为要达到在客观判断标准下受影响股东如果没有正确提供信息就不会同意决议提案的标准。很明显，这一解释是受到了之前司法判决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可能的表决行为为标准的影响，而没有完全反映出司法判决已经脱离对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可能的表决行为的探讨、转而关注违法行为与侵犯股东参与权和成员权之间的相关性。因此，上述立法理由被学者合理地批评为“已经正确地被放弃了的因果关系考虑的残余”，而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这是误解地运用了“相关性理论”。
总之，德国目前的主流观点只是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视角来衡量被隐瞒的信息是否对于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而不考虑其具体内容是否会对股东的表决行为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只要从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视角来看所隐瞒的信息对于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即达到法条所要求的“重要条件”标准，该隐瞒行为也就构成了对股东参与权和成员权的侵害，从而使决议由于其合法性缺陷应当被撤销。按照立法理由书，“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是指那些理性地以企业利益行动的股东，其不追求短期目标而是关注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可以说，经过长期的标准变迁和发展，“相关性理论”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成为一致的共识。原则上，这一标准适用于包括股东知情权瑕疵在内的、与股东大会相关的各个阶段所发生的程序瑕疵。
（二）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1. 德国经验总结与剖析
德国公司法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以“相关性理论”为标准来判断程序瑕疵和撤销决议间的关系是值得赞同的，程序瑕疵只要侵犯了作为决议合法性基础的股东参与权就应构成“相关”的瑕疵及决议撤销的理由。从上述德国法中的标准变迁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发现，知情权瑕疵构成了推动标准变迁的最主要的程序瑕疵类别，这也恰恰反映出保证股东知情权从而使其获得判断决议事项所必须的信息是保证其参与权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因此，对于侵犯股东知情权这类程序瑕疵，应当明确以所侵犯的股东知情权对于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为标准，即只要公司所拒绝提供的信息对于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股东即可以侵犯其知情权为由要求撤销决议。结合德国法上的标准变迁，有必要从反面对几种错误的标准做一剖析。
首先，知情权瑕疵决不能以“因果关系理论”为决议撤销标准，即要求所隐瞒的信息只有在正常告知该信息能改变决议结果时才构成决议撤销的理由。首先，推测信息被告知时可能的决议结果本身就是极不可靠的事情，其所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可想而知。然而，这种反驳还是以承认因果关系理论为前提的。在“相关性理论”看来，因果关系标准最明显的不足在于忽视了作为股东大会及其决议本质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参与的意义，而只满足于形式上的多数意思，即便采取了严格的因果关系要求和举证责任倒置乃至排除多数股东事后意思表示的证明力，其要求因果关系的内核并无改变。将本应着眼的程序违法对股东参与权的侵犯并由此造成的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性缺陷偷换成了程序违法对决议结果有无影响这一标准，是对程序性规定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形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无异于取消了程序性规定和股东大会的实质意义。
一个似是而非的标准是所谓的“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可能的表决行为”标准，其是对“因果关系理论”下以整体结果牺牲个体权利的重要修正，而将标准正确地放在了股东个体身上。不仅如此，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可能的表决行为”为标准还解决了知情权受侵害的股东在得知被隐瞒的信息时可能的投票行为难以确定的问题。这意味着，知情权瑕疵是否应当撤销决议不取决于知情权受侵害的股东自身在得知被隐瞒信息时的可能的表决行为，而应当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视角进行判断，只要一个“以企业利益行动、不追求短期目标而是关注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股东”在得知该信息时仍会作出同意决议的表决，则知情权瑕疵不构成决议撤销的理由。然而，引入“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视角实际上又是在脱离对股东个体权利的关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回归到了“因果关系理论”下以整体牺牲个体的思路。这是因为如果“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是指那些理性地以企业利益行动、不追求短期目标而是关注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股东，那么只有公司在所保留或者隐瞒的信息确实违背企业利益因而会改变“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表决行为时才能否决决议的效力，这无疑是要求所有股东必须按照符合企业利益或发展的行为进行表决，股东大会民主下股东个体的参与和表决自由完全被取消了。事实上，某一决策是否符合企业利益正是通过股东大会的民主表决决定的，以前者来限制后者颠倒了二者关系，这与“因果关系理论”通过固定的多数股东的存在来否定中小股东的参与本质上并无不同。
2. 我国现有探讨的总结与启示
如本文开篇所述，我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所规定的程序瑕疵并不包括股东知情权瑕疵，因此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尚无专门针对侵犯股东知情权与决议之间应存在何种关系才应撤销决议的讨论。然而，对于程序瑕疵与决议间究竟应当是何种关系才应撤销决议这一更为基本且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其结论毫无疑问也可以适用于知情权瑕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德国法上的不同观点和标准同样在我国学者中能找到类似的观点，有必要在此做一番总结和分析。
首先，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观点从维护决议安定性和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明确要求程序违法重大且与决议结果和股东利益受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召集瑕疵案件中小股东即便参加会议也不影响决议结果的，不应支持其撤销决议的请求。这无疑与德国早期的“因果关系理论”如出一辙。更多的观点则试图对“因果关系理论”做柔化处理，主张借鉴日韩的“裁量驳回制度”由法官考虑瑕疵的性质及程度，将股东大会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与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要求进行利益平衡，裁量决定是否驳回撤销。法院自由裁量衡看似公允，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会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实际上股东大会决议所涉及的事项通常对公司而言都有重要意义，自由裁量的结果往往总是以公司利益为重而牺牲中小股东权益，而仔细考察持上述观点的作者的论证也会发现，其最后的分析结果几乎均是以股东会程序瑕疵不至于最终影响股东会最后决议结果及避免增加公司成本并提高公司运行效率等作为裁量驳回小股东撤销要求的理由，因此，这其实是以“裁量驳回”为名行“因果关系理论”之实，其弊端在此不再赘述。
同样，也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因果关系理论”下难以确定程序权利受侵犯的股东在没有该瑕疵时会作出何种表决行为的问题，提出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应采用“假设交易模型理论”，即假设交易者拥有完整信息、不会面对高额交易成本并对交易履行充满信心时会进行什么交易，其包括“个人化的”和“一般化的”两个基本版本，前者重在考察某些公司参与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后者所作的探询本质上更抽象，其重点不在某些个人，而在于某一类型的大多数公司参与者会如何处理影响他们的事项，法官往往并不但从主观方面来评估诉讼当事人的行为，而经常会依靠诸如一个理性的人的行为等外部标准来处理案件。可见，这里所用的“理性的人的行为”标准其实已经和德国“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的行为”十分类似，但正如前文所述，股东的表决行为只需遵循其自身利益和判断，并不需要符合所谓的理性或者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要求，正是通过所有股东的个体自由决定和表决行为最后所得出的决议结果及公司意思才体现和代表了公司利益本身，而不能以所谓“理性人“或者“进行客观判断的人”视角所臆想出的公司利益反过来决定个体股东的表决行为。因此，这种试图用“理性人”或者“进行客观判断的人”视角对“因果关系理论”的“客观化”处理违背了股东大会表决机制的本质，同样是行不通的。
最终，学界也有观点开始对“因果关系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作出反思，指出对团体关系稳定及公司效率的维护不能以对中小股东合法参与公司股东会权利的损害及公司团体公正程序的违反为前提，应限制法官在此情形下的自由裁量。司法实践中同样有观点认为，有撤销权的股东即便在合法程序下参与会议也不影响表决结果的，有权股东行使撤销权也应予以支持，因为法院裁判有商事指引的效果，一方面参会与否未必都与结果无关，另一方面参会是股东的法定权利，权利的行使和行使结果是两个问题，应尊重其权利。这些观点已经把关注点放在了对股东参与权及以此为基础的决议合法程序的维护上，这就已经接近于德国目前的主流观点“相关性理论”。
因此，我国公司法在程序违法与撤销决议关系上应当摒弃因果关系标准，而以“相关性理论”作为明确的标准，原则上只要程序违法在考虑所违反的程序性规定的目的和意义时构成了对股东的参与权和成员权的侵犯，就应当认定由此而产生的股东大会决议由于存在合法性缺陷应被撤销。这也意味着，对于侵犯股东知情权的行为，无论该侵犯行为是在股东大会之上还是之外发生的，只要相关信息对于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则拒绝提供信息的行为就构成了对股东参与权的侵犯，从而破坏了决议合法性的基础，就应构成否定决议效力的理由。至于大股东表示该信息不会影响其自身的表决行为，或者受侵害股东自身亦或“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在得知该信息时可能的表决行为，均不得作为考察知情权瑕疵是否构成决议撤销事由的标准。
五、决议瑕疵诉讼中知情权瑕疵的主张及限制
（一）决议撤销之诉中知情权瑕疵的主张
1.举证责任的减轻
如本文开篇所述，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决议程序瑕疵的有限列举，股东要想在决议撤销之诉中主张知情权瑕疵并无法律上的请求权基础，只有通过将来的立法完善明确程序瑕疵涵盖知情权瑕疵在内的决议各环节瑕疵，股东才可以在决议撤销之诉中主张知情权瑕疵。股东在决议撤销之诉中主张知情权瑕疵和主张其他程序瑕疵一样要符合法律有关撤销权和撤销期限的规定。对于举证责任而言，尽管决议瑕疵诉讼客观上具有少数股东权利保护的功能，但这并不足以构成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因此对于决议瑕疵诉讼原则上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的举证规则，起诉股东需要对其具有撤销权、符合撤销期限以及存在其所主张的瑕疵承担举证责任。但对于知情权瑕疵，一般认为，由于公司作为信息的掌握者属于更接近事实的一方，因而应减轻对股东证明责任的要求。股东只需阐明并让法院有理由认为可能发生了公司侵害其知情权的事实，这包括股东曾向公司提出相关的质询或者查询信息请求、公司违反相关规定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以及所要求撤销的决议事项系在缺乏上述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等，而公司则必须证明其完全履行了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信息提供义务。同样，对于上文详细论述的知情权瑕疵符合决议撤销的标准也应当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即应由公司证明股东所要求提供的信息并非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所必须。
2.与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关系
与股东主张知情权瑕疵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同为主张知情权瑕疵，决议撤销之诉和股东知情权诉讼之间是何关系。首先，股东均可通过两类诉讼主张公司对其知情权的侵犯，但侧重点显然不同，股东知情权诉讼侧重于对股东个体信息需求的满足，旨在通过司法手段为股东提供其曾被公司拒绝提供的相关信息，如上文所述，我国目前的知情权诉讼由于实为“查阅权诉讼”主要为股东提供对公司相关文件信息的查询，而国外立法还包括针对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质询权被侵害情形通过诉讼强制公司提供相关信息（如德国的“信息强制提供程序”），但宗旨均为满足股东个体的信息需求，因而判决也只对起诉股东生效，诉讼性质为给付之诉。而决议瑕疵诉讼并不能直接满足起诉股东的信息需求，股东只是以知情权受侵害为途径和理由否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决议的效力，因为对于已经作出的决议来说事后提供相关信息已经于事无补，只有通过否定决议效力才是正确的惩罚机制，撤销决议的判决效力也不局限于公司与起诉股东之间，而是对公司所有股东一体生效，诉讼性质为形成之诉。
其次，正是由于上述两种诉讼不同的侧重点和宗旨，股东以知情权瑕疵为由提起决议撤销之诉否定决议效力并不以提起知情权诉讼为前提。如果股东仅提起了决议撤销之诉，诉讼本身并不能为股东提供公司当时拒绝提供的信息，决议撤销之诉的审理和判决甚至也不得要求公司直接向股东提供该信息，股东要想获得该信息必须另外提起知情权诉讼。不过，由于撤销决议需以认定公司违法侵害股东知情权为前提（尤其比如判定公司拒绝提供查阅或回答质询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等），股东事先已经提起知情权诉讼的，出于裁判结果统一的考虑可以中止决议撤销之诉的审理等待知情权诉讼的结果。当然，鉴于两类诉讼的原被告及诉讼管辖相同，原告股东同时提出查询相关信息及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的，也可以考虑合并诉讼进行审理。
（二）决议瑕疵诉讼中知情权瑕疵的限制
在德国，随着决议瑕疵诉讼中股东大量主张知情权瑕疵，决议瑕疵诉讼日益膨胀，立法者不得不对决议瑕疵诉讼中主张知情权瑕疵作出一定限制，在此做一简单介绍，或许同样对我国将来的立法完善有所启发和借鉴。
1. 估值相关的知情权瑕疵的排除
对于公司许多重大结构性变更行为比如合并分立、资产转让、形式变更、企业合同以及公司加入等，德国《改组法》和《股份法》规定少数股东有要求公司进行合理补偿的请求权，股东对于补偿数额不满意的，不能以此为由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而只能在法律对此专门规定的裁判程序（Spruchverfahren）中解决。立法者在此排除决议撤销之诉适用的理由主要在于在这些与估值相关的纠纷中，股东只是对于补偿数额不满，对决议所涉及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企业合同、公司加入等行为本身并无异议，况且否定决议效力也无法解决股东要求更高的补偿的问题，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维持决议本身的效力以保证公司整体利益和相关重大行为的及时实施，而将有争议的补偿部分单独交由专门的程序加以解决。然而，不少股东却以公司拒绝提供与补偿和估值相关的信息构成知情权瑕疵为由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这无疑规避了立法者将估值瑕疵排除在撤销事由之外的规定，使其维护决议效力及公司整体利益而以专门程序维护股东补偿利益的区分性保护的目的落空，立法者不得不在2005年的公司法改革中将与估值相关的知情权瑕疵也排除在决议撤销事由之外。
德国《股份法》第243条第4款第2句规定：不得基于股东大会上对补偿、一次性补偿、加付款项或者其他补偿的确定、额度或者适当性的信息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充分而提起撤销诉讼，如果法律对针对这些价值评估的申诉规定了裁判程序。这样，对于所涉及的有关价值评估的知情权瑕疵将和价值评估瑕疵一样在专门的裁判程序中由法院来审查，不再构成决议撤销事由。值得注意的是，该句的适用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限制。首先，该句中排除撤销权的规定只限于所提供的信息“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充分”的情形，即只是在所提供信息的某些部分有错误、不足或者不全面，而对于“完全拒绝提供信息”的情况则不适用撤销权的排除，以保证在这种极端情形下决议撤销之诉仍能发挥额外的保护作用，不至于造成故意严重的违反信息义务。其次，排除撤销权的做法涉及的仅是“股东大会上”的信息，不包括所有法律规定的股东大会之前和之后的报告义务，以保证未到场的股东的信息权。
可见，对于与估值相关的知情权瑕疵排除决议撤销之诉的前提应当是估值瑕疵本身由专门的程序加以确定从而排除撤销权的适用，但在我国，股东对于公司进行合并分立等重大结构变更行为时决议所确定和依据的企业价值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股东的现金或股份补偿或换股比例等事后有异议的，是否可以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决议理论上目前并不明确且缺乏探讨，实践中虽可考虑以损害赔偿等给付诉讼形式实现对受损股东的救济，但由于判决效力仅及于起诉股东，难以成为对所有受损股东统一救济的渠道，有必要借鉴德国引入专门的估值裁判程序纠正估值瑕疵并将判决统一适用于所有股东，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将估值瑕疵及相关联的知情权（信息）瑕疵排除于决议撤销事由之外。
2. 网络参与股东大会发生技术故障时知情权瑕疵的排除
德国《股份法》第243条第3款第1项规定，按照《股份法》第118条第1款第2句、第2款以及第134条第3款规定以电子手段行使的权利如果由于技术故障受到侵害不得要求撤销决议，除非公司负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章程可以规定更严格的过失标准。《股份法》第118条第1款第2句、第2款主要是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赋予股东以电子通讯方式（网络）参与股东大会并行使全部或部分股东权利及进行投票。这些以网络方式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定系立法者于2009年公司法修改时引入，在扩大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的同时，立法者也限制了股东以网络技术故障造成权利受损为由而行使决议撤销权的可能，这是考虑到网络技术故障并非总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一律让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公平，只有在公司对技术故障负有重大过失或故意时才应归咎于公司并让其承担决议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但起诉股东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以网络方式参与股东大会行使质询权等知情权而由于技术故障未能得到满足，股东不得以此为知情权瑕疵提起决议撤销之诉。
对于网络参与股东大会，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虽局限于网络投票领域，但上市公司视频股东大会的实践也已经开始展开。对于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的因网络技术故障而对股东知情权等权利的损害，德国立法将其排除出决议撤销事由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不过，以公司过错程度为标准区分是否应当撤销决议并不符合决议撤销仅以客观违法而不考虑公司过错的一般做法，建议我国将来的立法选择“网络故障发生领域”这一客观标准作为区分标准，网络故障发生在公司可控领域和范围内的，无论公司是否有过错均可构成决议撤销理由，而在股东、交易所或网络服务商控制领域发生的技术故障所导致的权利瑕疵不应构成决议可撤销事由。
六、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现有的股东知情权诉讼由于实为“股东查阅权之诉”无法对股东知情权提供全面的保护，对于股东质询权等与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有直接关系的知情权保护，相关信息的事后提供无法改变已经做出的决议事实，对知情权受侵犯的股东的保护甚为有限，而我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由于现行立法对程序瑕疵列举的局限性又难以成为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手段。因此，本文建议我国借鉴国外立法将决议瑕疵诉讼中的程序瑕疵拓展至知情权瑕疵，其应包括股东（大）会内外一切对股东知情权的侵犯行为。在撤销标准上，决议撤销不应取决于大股东表示所隐瞒的信息不会影响其自身的表决行为，或者受侵害股东自身亦或“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在得知该信息时可能的表决行为，而应采纳“相关性理论”，即只要公司所隐瞒或保留的信息对于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须的，即构成对作为决议合法性基础的股东参与权的侵犯而应撤销该决议。
对于股东主张知情权瑕疵，应考虑公司作为信息的掌握者属于更接近事实的一方而减轻对股东证明责任的要求。股东以知情权瑕疵为由提起决议撤销之诉否定决议效力并不以提起知情权诉讼为前提，决议撤销之诉本身并不能为股东提供公司当时拒绝提供的信息，股东要想获得该信息必须另外提起知情权诉讼。在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国将来立法可考虑在决议程序瑕疵中排除与估值相关及网络技术故障造成的知情权瑕疵。
文章来源： 《东方法学》 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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