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9月，一封信从德国寄往俄国，收件人是《俄国导报》的编辑卡特科夫。这是一封自荐信：
“贵刊是否愿意登载我的小说？我在威斯巴登写这部小说，已经写了两个月，即将完稿。”
向编辑推荐自己的小说再正常不过，然而在信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的境况很糟糕，7月初到国外时我疾病缠身，急需治疗，而手中几乎一文不名。因此，我不得不向你借300卢布，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接受我的这部小说。”
写这封信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年他45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要求预支稿费。
陀思妥耶夫斯基油画
经过了10年的监禁、流放、苦役、兵役后，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返回彼得堡，进行专职写作。
他以疯狂的劲头扑在写作上，稿费是他的唯一收入。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是“职业作家”骄傲，有时还是会抱怨自己穷困处境：为了及时交稿无法精心修改自己的作品，总是欠出版人的债，为了预支款匆忙写作。
这次也不例外。
刚刚过去的1864年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沉痛不幸的一年。4月，妻子玛利亚病逝；7月，兄长兼文学事业同道米哈伊尔逝世；9月，好友格里格里耶夫去世。
失去亲友，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周围“一片冷漠和空虚”。此外，他深陷拮据，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米哈伊尔生前，两人一同创办《时代》月刊，后来杂志停刊，欠了一堆债。如今，这些都落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
兄长遗属的生活也需要他来负担。
沉重的债务、游手好闲的侄子、一个寡妇和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令他入不敷出，还要接济酗酒无度的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手稿
因为债台高筑，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想要通过赌博的方式挣钱。
在威斯巴登时，他所有的东西都抵押了出去，甚至连大衣都当掉了。旅馆不再给他赊账开饭，只能靠喝茶和啃面包过日子。没有钱买蜡烛，晚上只好摸黑独坐。白天他一直写信，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彼得堡各杂志的出版人，向他们推荐新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罪与罚》。
写作《罪与罚》的过程并不顺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此前因为赶时间和债务方面的原因，写过不少差劲的作品。然而这次，他想要写出一部好作品，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他做出了保证：
“这部作品我是下功夫去写的，仔细斟酌，而且充满写作热情。我一定要把它写好，写成精品，哪怕仅仅为了自己。”
此话绝非敷衍之词，他并未为了金钱粗制滥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陵墓
1865年11月底，《罪与罚》的许多部分都已写好并修改完毕，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将它们付之一炬。
“我自己不喜欢。新的形式、新的结构吸引了我。于是我又重新写起。我日以继夜地工作，但进展缓慢。”
时间紧迫，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不停写作。但他没有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
债主们不断来催债，创作长篇小说要求的情绪稳定和感情被破坏。常常一连几天，都找不到一个平静的时刻。
他的身体也状况百出。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津津乐道他的癫痫病。将之解释为：因为解不开俄狄浦斯情结，身心得不到解脱，造成的神经上的病理现象。
9岁时第一次癫痫发作，此后和他相伴一生。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时好时坏，迁延不愈。
在彼得堡写作《罪与罚》时，癫痫病发作得很厉害，几乎每五天一次。
每次发作之前，他心中格外郁闷，极易动怒，常常出现幻想、幻听，时而胡言乱语，接着是痉挛、失去意识。发作之后又是头痛、精神沮丧、全身无力。
他总是为苦闷和忧愁的情绪左右。朋友们记得，他认为这是负罪感所致，他的良心上似乎承担着不可见的罪恶和巨大的暴行，两者构成重负，一直压着他。
这种心理状态同《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形成某种呼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在写给终生密友弗兰格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另一个病症：痔疮。
连续三年，每年的二月和三月，他都饱受痔疮的折磨。
整整十五天，只能躺在沙发床上，既不能站，也不能坐，一离开沙发床便开始痉挛，更不用说执笔写作。而在剩余的十五天内，他必须写完给杂志的稿件。
在创作的后期阶段，他还要写另一部小说《赌徒》，此前为了3000卢布现金，他与一位吝啬的出版商签订了一份苛刻的合同，除了小说的版权外，他还必须在1866年的11月1日前交出一部新的小说。
“在我们的文学家之中，无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没有一个文学家在我经常进行创作的那种条件下从事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说。
精神和肉体的紧张、压抑、痛苦，与《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基调一致。
故事在酷热的七月展开。
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站在命运的交叉口，陷入紧张焦虑之中。
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和借款度日。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为了他的学业和前途，母亲辛苦劳作，妹妹将要嫁给一个自私的律师。
家人的牺牲令他痛苦，也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计划去杀一个人。
这人是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她以物品实际价值的四分之一借款，利息高，只要晚一天还款，抵押物就会被她吞掉。每个跟老太太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感到她的缺德和狠心。
施马里诺夫为《罪与罚》所绘插图
一次，拉斯科尔尼科夫抵押了父亲遗留的银表和妹妹送的戒指，回家路上，他去了一家小酒馆。在那里，听到了人们对老太太的怨言：
“我真想杀死这个该死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
竟有人跟他有相似的想法？
可是，杀一个人真的那么容易吗？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看来，犯罪行为之所容易暴露，是因为犯罪者在犯罪时容易丧失理智，无法做到不留痕迹。
想要实施一次“完美的”犯罪，必须有周密的计划：选择什么时间、走哪一条路、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凶器都得一一斟酌。
提前探路时，一个醉鬼从他身边走过，指着他说道：“德国制帽工人！”
拉斯科尔尼科夫立即产生恐惧感，意识到自己戴的这顶旧帽子太引人注目，事后很有可能被人回忆起来。
施马里诺夫为《罪与罚》所绘插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罪与罚》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
在这部小说中，他用心理肖像、内心独白、幻觉、梦境、无意识等手法表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起伏：杀人前的紧张、心虚、恐惧；杀人时的慌张、厌恶、惊吓；杀人后的虚脱、敏感、多疑，痛苦。
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到他自首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的犯罪心理活动得以真正展开。
杀人之后，他很快陷入神经质的敏感与忧郁之中。一天，他收到警察局的传票，以为罪行被发现，去警局的路上，大脑发热、双腿发抖，想着如何认罪。其实只是因为拖欠太多房租被警告。即使知道警察还未发现真相，依旧战战兢兢，手抖得握不住笔，在自首和隐瞒之间纠结。
就在这时，他听到警察们的谈话，发现了两具尸体，立刻想到：他们是否很快就要搜查他家？还是已经搜查过了？
事发的恐惧、良知的责问紧紧攫住他的心脏。这是他应受的惩罚。
《罪与罚》并未停留在“犯罪的心理报告”，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它最终还是指向了人的灵魂。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并非仅仅因为钱财——他甚至没有仔细看过抢来的财物，匆匆藏了起来，从未动用过。这一点，在他自首时，警察们也难以置信。
在谋财之下，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施马里诺夫为《罪与罚》所绘插图
拉斯科尔尼科夫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平凡的”人，另一类是“不平凡的”人。
平凡的人只是繁衍同类的材料，他们天生保守、循规蹈矩，必须服从并且乐意听命于人；不平凡的人具有天禀和才华，见他人不能见，想他人不能想，主宰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些不平凡的人，为了实现理想抱负，可以“昧着良心逾越某些障碍”，包括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这意味着，为了他们所构想的美好未来，甚至可以杀人。
这一理论，被读者反复拿来与后来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对比。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心里，自己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作恶多端，不过是一只虱子。
“如果拿出她的钱帮助别人，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走上正路，几十个家庭可以免于贫困、离散、死亡、堕落和染上花柳病——利用她的钱来办这一切事情。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一想法自然错误。不然，他不会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如此大的惩罚。
相比于自首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一事，他在精神上所受的惩罚要严厉得多。
施马里诺夫为《罪与罚》所绘插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证明，法律对犯罪者的惩罚，其威慑作用比人们想象中小得多，因为犯罪者受到的主要惩罚是来自他自身的道德。
作为法律系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法律几乎没有畏惧之心。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年轻人。他曾帮助过患有肺病的穷困同学，也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大火中救出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女主角索尼雅父亲死后，他甚至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帮助她的家人。
鲁迅曾这样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题：“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罪与罚》一书同样如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僭越了道德与信仰，如今，他要重新回到正轨。这既是严厉的惩罚，也是一个艰难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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