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中国哲学史，“文王演《周易》”是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对“文王演《周易》”的理解，可谓以讹传讹，积谬成说。自古及今，虽不乏学者考稽辨误，但此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根据目前所见资料，“文王演《周易》”是否史有其事，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最近几十年来发现的考古材料，至少已经证明，《史记》关于“文王演《周易》”的传统解释不能成立。姜广辉先生曾在《“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中，提出文王所演的《周易》并非今本《周易》的卦爻辞，也是因为《史记》所记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说并不可信。(参见姜广辉，1997年，第64-72页)
清华简《保训》记录了关于“中”的“周文王遗言”，对此学者们已有充分讨论。(参见李学勤，2009年a，2009年b，第76-78页;姜广辉，2009年a，2009年b;王连龙;小狐;艾兰;甘凤、王进锋、余佳)清华简《保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第73-75页)的公布，不仅使我们见到了一篇与周文王关系密切的竹简文献，而且也使“文王演《周易》”的问题再次得到关注。不论对《保训》简如何认识，周文王与《周易》的关系、“中”在《周易》中的地位、周文王与“中”的关系等，都因清华简《保训》的面世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认识机会。
二、文王非重卦之人
考古材料表明，周文王并非重卦之人。“文王演《周易》”的说法，可以溯源到《周易·系辞》：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系辞下》)“周之盛德”指的是文王之德。《系辞》说的是：《周易》之兴，当殷商之末，大概与周文王的盛德有关，与周文王与商纣的往事有关。原文用了两个“邪”字，语气颇为审慎。《系辞》的年代，李学勤先生根据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往复考证，认为不晚于战国中期。(参见李学勤，1992年，第71-126页)这就是说，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易》之兴是被认为与周文王有关的。但《系辞》使用了问句，语带猜测，并没有指实其事。
《系辞》的这一说法，当与《史记》所记参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西伯称王问题，向有聚讼，学者已有详考。①(刘国忠，第25-30页)这里，司马迁同样是语带猜测：“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张守节《正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史记正义》，第119页)然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却明确提出“文王演《周易》”之说：②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此，“文王演《周易》”为世所艳称。《汉志》言之凿凿，奉为信史：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重六爻，孔夫子作“十翼”，《周易》经传之成历经三位圣人、三个历史时期。
然而，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分析，文王重卦六爻、作六十四卦之说，并不能成立。从传世文献来看，周文王之前已有六十四卦。《周礼·春官》记“大卜”掌夏、商、周三代的“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周礼·春官·大卜》)这里，虽《连山》尚无足够的材料深入考证，但至少商代的《归藏》就已经是八卦相重的六十四卦。《周易》用商③，不待周文王重六爻，这一点已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参见李家浩，第46-52页;邢文，2000年，第58-63页)从出土文献来看，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存有54种六画卦，皆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对应。④(王明钦，第26-49页)殷商的卜骨上也有表示六画卦的筮数。1995年在河南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出土的95TIJI：4号卜骨上，既刻有表示三画卦的筮数“九一七”，也刻有表示六画卦的筮数“一一六六一五”和“六八八八六六”。(《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可见，从三画的八卦，至六画的六十四卦，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文王演《周易》”之说，并不像传统所说的那样，简简单单是一个“重《易》六爻”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过程。
其实，传世文献已经对“文王演《周易》”的传统说法存有异辞，只是学者多未予细究。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重卦之人”，举世传重卦之人分别为伏羲、神农、夏禹、文王诸说，详加考辨，概如下述：
……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义备在《说卦》，此不具叙。(《周易正义·卷首》，第2页)详孔颖达之义，《说卦》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周易·说卦》)云云，所谓“作《易》”就是“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周易正义·卷首》，第2页)。《说卦》又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说卦》)，明确说明“兼三才而两之”、“六画而成卦”，所以重卦者必在神农之前，“非神农始重卦矣”(《周易正义·卷首》，第3页)。孔颖达相信王弼的伏羲重卦之说，倒是与前文所举考古出土的卜骨、竹简材料所见相合，但是孔颖达以《说卦》所谓“圣人”必为伏羲氏，似也没有举出什么可信的材料加以证明。
孔颖达相信的伏羲重卦说，并不是王弼提出来的。比王弼早三、四个世纪的《淮南子》就有：
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淮南子·要略》)这倒是汉初以伏羲作六十四卦的明文，似可用作孔颖达说的证据。
《淮南子·要略》的这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说明是伏羲氏而不是周文王把八卦变成六十四卦，而且指出“周室增以六爻”，肯定了周文王在某种程度上是《周易》六爻的作者。⑤ 其实，细读《汉志》，可能也是这种意味，只是其后的“上下篇”似指六十四卦的上下篇。换言之，《淮南子》虽以伏羲氏作六十四卦，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系辞》与《史记》推述的“文王演《周易》”之说，而是暗示了另有他说的可能性。
三、文王：“演德”与“演数”
按司马迁之说，“文王演《周易》”的契机是文王被拘羑里。《左传》有：
《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是传世文献中年代最早的“文王拘羑里”的记载。可以看到，《左传》中只谈到“纣囚文王七年”，既未提及羑里，也没谈到文王演《周易》之事。至于纣囚文王的原因，见于《战国策》：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战国策·赵策三》)鬼侯即是《史记》所记之九侯，有女貌美，入之于纣。《史记》以九侯女不意淫而为纣所杀(《史记·殷本纪》)，《潜夫论》以妲己惧其美貌而进谗于纣杀之(《潜夫论·潜叹》)，总之是纣先杀九侯之女，再杀九侯及据理力争的鄂侯。文王闻之，喟然叹息，因此获罪被囚羑里。文王被囚的原因，《史记》并有异说：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占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史记·周本纪》)所记与九侯女及九侯、鄂侯无关。《史记·周本纪》之说，倒是与《左传》所记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提到文王德风所被，诸侯皆所归向，只不过在《周本纪》中这是文王被囚的原因，而在《左传》中这是囚中的文王被释放的原因。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文王拘羑里的原委，已经歧说并出了。但“文王演《周易》”的具体内容，在《史记》之前的传世文献中，并未见到直接的记载。
然而，从《周易·系辞》到《史记》、《汉书》，从汉初至其后若干主要传世文献，都支持“文王演《周易》”的说法，可见其说必有所本。因此，如果文王并非重卦之人，那么，“文王演《周易》”所演的是否是《周易》六爻之数，就应该是我们考察“文王演《周易》”之说的一个重要方向。
传世文献仍然是我们考察的线索。《易纬·乾凿度》：“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史记正义》，第119页)姜广辉先生据此提出“文王演《周易》”乃是“演德”，所演的《周易》是“秘府之《周易》”，而不是世传的所谓“方术之《周易》”。(参见姜广辉，1997年，第65-66页)姜广辉先生之说，把文王所演的《周易》坐实为《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适鲁所见的《易象》，认为这大约就是“今本《周易》大象部分”。这一说法似与《左传·昭公二年》之说相合。据杜预，韩宣子认为鲁大史氏所藏《易象》，表现了文王、周公之德。如果“文王演《周易》”所演的真是所谓“秘府之《周易》”，鲁大史所藏、韩起所赞叹的《易象》确有可能与文王所演的《周易》有关。然而，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我们还要注意到，《左》、《国》屡次提到《周易》，有的全称《周易》，有的简称为《易》，绝没有称之为《易象》的。由此也可见，把《易象》说成《周易》并不合适。”(李学勤，1992年，第46页)也就是说，把这里的《易象》视作《周易》，不能得到传世文献的支持。
李学勤先生指出韩宣子所观《易象》，是今本《易传》的来源(参见同上，第48页)，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周易》的象数之学，可以溯源到《周易》前史。(参见邢文，1997年，第233页)尚秉和先生坚信“辟卦在《周易》前”、“后天方位已见于《连山》”等，即为其例。(参见尚秉和，第239-241页)在象数之学中，象、数本不可分;《易》象的确定，取决于通天下之变、极天下之数。所以，《系辞》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周易·系辞上》)不论鲁大史所藏《易象》是鲁人所作还是文王、周公所作，既然是《易》“象”之作、韩宣子见而赞叹，那么一定是“通天下之变”、“定天下之象”的作品，必然反映了“极其数”的成果。
从传世文献的角度来看，与文王、周公之德
密切相关的鲁大史氏所藏《易象》，至少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王演《周易》”的具体内容;“文王演《易》”的内容，不仅可能包括了“演德”，而且也包括了“演象”。这种对于《易》“象”的推演，反映了“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过程，也就是说，应该也包括了对于《易》“数”的推演。这一推论是与《汉志》所述相合的。《汉志》曰：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汉书·艺文志》)什么是文王效法的“天人之占”?“天人之占”的过程，就是包含了数字推演的“极数知来”的过程。《周易·系辞》：“成象之谓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上》)“极数知来”与“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有着相同的内容。这就是说，商纣逆天暴物，文王“顺命而行道”、“极数知来”而效“天人之占”。这也合于《淮南子·要略》所记：“顺命而行道”即是“原测淑清之道”，“极数知来”即是“捃逐万物之祖”的过程。
简言之，从《左传·昭公二年》的记载来看，“文王演《周易》”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了“演象”，而《易》“象”之得，有着“极其数”的过程。“极数知来”称作“占”，“天人之占”文王“可得而效”，说明文王演《易》包含了“演数”内容的理解，是为传世文献所支持的。
四、文王与河洛之数
《周易·系辞》论演数推爻之详，以“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为说，已为人所共知。在宋儒提出简序调整之前，⑥《系辞》论“大衍之数”后，有论天、地之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同上)这些天、地之数，就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同上)的河、洛之数。⑦
河、洛之数曾为宋儒朱熹大加表彰，《周易本义》即以河图之数(见图一)、洛书之数(见图二)两图刊于卷首。(《原本周易本义》卷首)这是河图、洛书的所谓“河十洛九”之说。在图一中，可见由5个天数、5个地数构成的方图，以数字5居中，这是河图。在图二中，可见“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三三幻方，又称九宫之数，也以数字5居中，这是洛书。河图、洛书并有“图九书十”的异说，是易学史上的常识。(参见李学勤、邢文，第225-234页)需要说明的是，图一、图二河图、洛书之数的黑白点图虽然晚出，但其名、其实，早见于先秦典籍;河、洛之数，决非晚出之物。
图一：河图阴阳之数 图二：洛书阴阳之数
河图、洛书之名，见于《周易·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所以，河图、洛书是圣人据以演《周易》的来源之一。《尚书》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尚书·顾命》)所记“河图”仅存一名，不便详论。《论语》记有孔子感慨：“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明言“河不出图”，与《系辞》所述“河出图”相同。《礼记》：“故圣王所以顺……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河出马图”，郑玄：“龙马负图而出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二，第199页下)，也是自古相传的对《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解说。可见，在早期的经典文献中，河图、洛书之名的记录与讨论，世所习见，并无可疑。
河图、洛书之数，也早见于经典文献。如前所引，《系辞》早已记录5天数、5地数，即图一所见河图之数。《大戴礼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大戴礼记·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就是图二所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洛书之数。《明堂》又有：“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可见洛书之数在古人传说中即与文王有关。
以数为占的用数传统，可以溯源至数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已多有考古材料证明。(参见邢文，2005年，第11-13页)河图、洛书之数，其名其实，肇自上古，并无可疑。自宋儒倡论河图、洛书，明、清儒者黄宗羲、胡渭等力辨其非(《易学象数论》卷一;《易图明辨》卷一)，后世从者不加细究，直把宋人河、洛之学等视若怪诞，盲目否定，对此我们不能不辨。
河图、洛书之数，是中国古代数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其组合算法是现代组合数学(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最古老的算法之一，而组合数学在基础数学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⑧ 传为汉人徐岳的《数术记遗》记洛书之数为“九宫算”，其演算特点为“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数学家甄鸾注以“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数术记遗》，第11页下)之法，与《易纬》所论“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相合。(《乾凿度》)河、洛之数是与计算机编程相似的算法(algorithms)的科学，研究的是离散(discrete)对象，不属于作数值计算的、研究连续对象的(如分析、代数)的传统数学。河、洛之数的研究对象的离散特征，决定了它们不以简单的数值计算为指归，故有某种神秘的特征;虽然属于现代组合数学的研究内容，与计算机科学密切相关，但在传统学者或古人心中，不免被视作魔幻——中文称之“三三幻方”，英文称之“魔方阵”(magic square)，可见其例。⑨ 欧阳修于苏轼有知遇之恩，但即便欧阳修坚决以“河图、洛书为怪妄”(《经义考》卷十八，第4页上)乃至“怪妄之尤甚者”(《易学象数论》卷一，第1页上)，苏轼也能做到在“吾师”与“真理”之间择其后者。虽然苏轼不知现代数学的组合数学或离散数学(Discrete Mathematics)为何物，但他明确认识到：河图、洛书“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经义考》卷十八，第4页上)
从上文考察可知，河图、洛书之说见于先秦典籍，无有可疑，苏轼之见，信而可从。1977年于安徽阜阳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西汉汝阴侯墓所出的太乙九宫式盘上，洛书九宫之数清晰可见(《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图版参.1、第25页图九.2)，是为考古材料的证据。⑩
河、洛之数深藏数理之秘。洛书之数，15为纵、横、斜各行之和，它之所以能“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是因其以数字5居中，为各行的中数。河图之数的数理之秘，也在于居中的数字5，现试作分析如下。把图一转写成下图：
可见河图所见天、地之数有如下特点：
1.天数之中数，为5，居于河图的中心;
2.河图的中心位置，为天数5、地数10，中心位置的天地之数之差，为5;
3.上下左右的天、地之数的差，也是5，即：天数7与地数2、天数1与地数6、天数3与地数8、天数9与地数4，其差皆为5，并围绕中心的天数5、地数10，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因其差数相等，姑且称之为天、地之数的等差分布);
4.上、下的天数之和，等于上、下的地数之和：天数7与天数1之和，等于地数2与地数6之和(因其和数相等，姑且称之为天、地之数的等和分布);
5.左、右的天数之和，等于左、右的地数之和：天数3与天数9之和，等于地数8与地数4之和(也是天、地之数的等和分布);
6.上下左右共有4组天数之和与地数之和，共由8个数字构成，4组天、地之数的和其总和为40，除以8，也等于5。
我们知道，天、地关系就是阴、阳关系。在上面对河图之数的数学分析之中，不论是从上从下，还是从东西南北、上下远迩;不论是从河图的中心位置，还是从其上下左右不同的方位易位考察，以天、地阴阳之数的等差、等和关系加以测算，其检测结果无不与居中的数字5有关。数字5在河图之数中的这种特点，完全合于《保训》关于“中”的描述：“它支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第73页)
河、洛之数以数字5为中心，可以推演出无数变化。由洛书九宫之数的“三三幻方”，可以推演出“四四幻方”、“五五幻方”乃至“百子幻方”等。阿拉伯世界至少在13世纪中期，就有了“六六幻方”，1957年我国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也曾有出土。(参见夏鼐，第66-68页)16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与神秘学家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在他的名著《论神秘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中，按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之序，列出从“三三幻方”至“九九幻方”共7个“魔方阵”。(von Nettesheim, pp. 244-252)河图之数也同样蕴藏种种变化之秘。除上文分析之外，河图之数去5、去10之后，并有其他数学特征，在此不能详论。河图之数详解七、八、九、六之数与中数五的关系(参见尚秉和，第345页)，并以十不能变化而不用，解释了“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道理。以下试以《墨子》所记为例，看河图之数在守城迎敌之术中的化用：(11)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墨子·迎敌祠》)这段内容可以表格摘要表述如下：
比照图一可见，《墨子·迎敌祠》所用，正是河图之数：在图一中，河图阴阳之数所取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即河图之数的分布为：东方八、西方九、南方七、北方六。比较图一河图之数与上表《墨子·迎敌祠》的用数、用色，不难看出，《墨子》守城迎敌之数，正是以城为“中”，化用了河图之数——东方八、南方七、西方九、北方六。
《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之所以“则之”，不仅因为河、洛之数上记列星之分，下记历代帝王盛衰兴亡之数，而且因为河、洛之数数理精妙，大有神通，可以广施于天地人事。文王被拘羑里，命悬一线，“其有忧患乎?”(《系辞下》)如果他志存伐纣，那么身陷羑里的文王，上观天象辨吉凶，下则河、洛演其数，应该是合理的作为。
五、释“文王演《周易》”
司马迁以为文王重卦，“文王演《周易》”一说艳称于世，学者向来且信且疑。《淮南子》、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面卦，郑玄等人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孔颖达则相信重卦者必在神农之前，与文王无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考古材料可见，周文王时六十四卦早已存在，“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指重《易》八卦、演绎出六十四卦。商代之《易》已经使用六十四卦占断，是以七八不变之数为占;周代之《易》同样使用六十四卦，却是以九六变数为占。《易》数之用，由商代之“不变”到周代之“变”，一定有个关键性的演变过程，这个关键性的演变，可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长期不知其详的“文王演《周易》”。
商纣无道，醢鬼侯，脯鄂侯，用炮烙之刑，醢文王之子而命文王食之，无恶不作。所以，文王被拘羑里，环境应该相
当险恶。文王此时演《周易》，大约只能利用最简单的东西推演最深刻的道理。河、洛之数从1至10或至9，个中之秘在于中数5，可谓至简。周文王身陷囹圄，徒有四壁，潜心推演，不必借助任何其他条件，即可能悟会河、洛之数的奥义。如果《墨子·迎敌祠》可用河图七、八、九、六之数守城迎敌，文王面壁图变，沉潜翦商伐纣大计，从以中数5为中心的河、洛之数中悟出七、八、九、六之数的不变或变化之秘，进而推演出《易》之变数，《周易》自此可以用六用九，以变为占，当属情理中事，而“文王演《周易》”之说，自此传为美谈也顺理成章。
《史记·周本纪》记文王“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一个“盖”字，说明“文王演《周易》”与六十四卦有关，但并不一定是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称“周室增以六爻”，只言“增以六爻”，不称益作六十四卦，说明文王演《周易》或更与六爻的演数推爻的成卦过程有关，也即通过“大衍之数”的推演，由七、八、九、六之数得《易》之六爻成卦。如果文王拘羑里，潜心推演的是河、洛之数及其中数5，“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系辞上》)，《周易》六爻的九六之数，或即由此而来，那么，《要略》仅言“周室增以六爻”而不言重卦至六十四卦，就记录了“文王演《周易》”的关键所在。如此，《周本纪》言及六十四卦也就不无道理了——荀爽曰：“营者，谓七、八、九、六也”(《周易集解》卷十四，第7页下);“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引而伸之，以至于六十四卦，文王所演之《易》数，尽在其中。
“文王演《周易》”推爻演数，推演舍一不用的50“大衍之数”，推演以5为“中”的河图、洛书之数，于“中”数奥秘深有悟会。清华简《保训》记周文王“己丑”传“中”前日，有“戊子，自演”之举。学者或以“演”为“颒”、“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第73页)，或以“演”为“演水”(李零)，似不能说通。实际上，“自演”之“演”，当即“文王演《周易》”之“演”——文王传“中”前日，再度推演“中”数之秘;“演”为动词，事无可疑。近年公布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传文的照片，并论及文王与《周易》的关系，也谈到文王知“数”——“文王之危，知史□之数”(张政琅，第26页，图版第13行下)。“文王之危”，非文王拘羑里莫属;文王知数，非文王演《易》数不得。所以，“文王演《周易》”演的并非《周易》之卦，而是《周易》之数。
注释：
① 王慎行先生尝辨文王非商纣之西伯，可以参看。(王慎行，第3-20页)
② 司马迁记文王之事，向来谨慎，如记文王受命称王之事，连用4个“盖”字。张守节《正义》：“然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兴’，在西伯崩后重述其事，为经传不同，不可全弃，乃略而书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数言‘盖’也。”(《史记正义》，第120页)故司马迁在此径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无疑辞，是值得关注的。
③ 李过《西溪易说·序》：“以《周易》质之《归藏》，不特卦名用商，辞亦用商，如《屯》之‘电膏’、《师》之‘帅师’、《渐》之‘取女’、《归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旧文。”
④ 今有学者全盘否定传世文献对《归藏》的记载，贬之为“货真价实的‘子虚乌有’”。(史善刚、董延寿，第34-41页)此说不可信，当另文驳之。
⑤ 《淮南子·要略》谓“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说似有悖常理，因为“增以六爻”应该是“六十四变”的基础，或者说，“六十四变”后“六爻”已经具备，不必再由“周室增以六爻”。我认为，“六十四变”后增以六爻，所增的不是六爻的爻画，而应该是获得六爻的方法，详下。
⑥ 程颐认为，《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在前，后接“天数五，地数五”等，后面又有“天一、地二”云云，系“简编失其次”所致(《程氏经说》卷一)，朱熹从其说，故在《周易本义》中对“大衍之数”等章的章序作了调整，与《周易正义》不同。(《原本周易本义》卷七)
⑦ 清儒胡渭认为，天地之数非河洛之数，但细读胡渭所论，并不见实质性的理由，徒有感慨而已，诸如“象中虽有数，而终以象为主;数中亦有象，而以数为主”，天、地之数，“一奇一偶，两两相配”，“于五行方何与焉?于天地生成何与焉?于河图、洛书何与焉?”胡渭以河图、洛书人所未见，可置不论：“汉景帝云：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今言《易》不言河图，亦未为不知道也。”(《易图明辨》卷一)
⑧ 组合算法不是一种数值计算，而是相当于针对离散对象的一系列的程序，在计算机科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是上世纪计算机革命的基础。正是这种组合算法而不是简单的数值计算，使得计算机具有思维的特点，故被称作“电脑”。(cf. van Lint and Wilson; Rosen)
⑨ 李申先生即以河、洛问题为非科学的神学问题，认为：“一般说来，从近代科学意识传入中国以后，《河图》的来源及其模样，已作为一个神学问题而无须严重对待了。”(李申，第195页)幻方的神秘性也为世界各地的宗教所认识：伊斯兰世界相信幻方可以保护生命与医治疾病，印度人以刻有幻方的金属或石片为护身符，现代埃及南部农民用“四四幻方”作为催生或诅咒的符。(参见夏鼐，第67页)古人传说河图、洛书之图出自道士陈抟，反映了同样的特征。
⑩ 李申先生指出：“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者都把这个占盘作为重要证据，说汉代已有了黑白点《河图》或《洛书》。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会。第一，图上面没有点;第二，汉代人根本不把它当作《河图》或《洛书》，汉代人说的《河图》或《洛书》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李申，第150页)此处的分歧在于对河图、洛书的定义不同。河、洛之数，并不一定就是河、洛黑白点图。古人所说的洛书九宫之数，作为特定的数的组合，文献有《大戴礼记》等，实物有阜阳的九宫式盘等为证，它们至少存在于汉初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11) 朱希祖先生认为此节系抄袭“出于汉人伪托”的《黄帝兵法》(参见朱希祖，第269页)。不过，即便朱说成立，也不影响这里的讨论，记此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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