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王蒙
简 介:当代作家、文化部原部长。1934年生于北平(现北京),青年时代开始创作,著有小说,诗歌,评论等专著1000余万字。近年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研究,有关于《红楼梦》、《老子》和《庄子》的研究专著如《王蒙活说红楼梦》、《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等10余部。
我们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特色,要认同我们的传统,要继承弘扬这种传统,同时对这种传统要有所转化,要把它推向现代化,要把它推向世界,要把它推向未来。我们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为今天而传统,为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传统。
--王蒙
中国的泛道德论与性善论
我今天抽出三个问题来讲传统文化。这三个问题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化对比起来,比较不同,而且对我们又有很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不认为这三点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只是就中国传统文化作一个漫谈似的讲演。
泛道德论就是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根本,尤其是把政治道德化,把做人道德化,把学问道德化。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一个特点。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这种说法,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把道德说成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这个文化特点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道德能够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呢?
第一,它使权力赋有一个教化的义务。过去旧中国的权力中心是皇帝,皇帝有责任自己率先垂范,同时要实行教化,使老百姓春风化雨,都能养成很好的道德,使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个标准、一个规矩。
第二,道德性和天意结合起来。这个道德的典范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所以,你这个掌握权柄的人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符合天意即天授君权,你才成为真正的天子。
中国古代绝对没有类似现代的民主思想,也没有一个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意识,更没有合理地有序地对权力进行更迭的思想,都没有。但是它又不是无条件地统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有道德,你得符合道德,你得符合天道。这里面隐藏着一种什么观念呢?这就是: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必然灭亡。比如古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话挺深刻的,是双向思维:第一层思维是臣子必须忠于君王,老百姓必须听从朝廷;第二层思维是如果君王失去了道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要覆亡。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几百年就有大的朝代变更。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变更中,儒家的孔子力图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父子、夫妻、君臣之间能够有一个规矩和约束。
孔子提出过礼治,实际上是对个人行为举止、思维言语都做出了规范,要求人们按照规范来做。但是,你无法设想每一个掌握权柄的人都是道德的模范。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儒家以德治国想法很美好,但大多都实现不了。翻开历史,很难看到历朝历代皇帝都是道德模范,相反看到的却是腥风血雨,权力斗争,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规范本身又是对权力的文化监督,是对权力的一种“礼义”监督。
说到“礼义”一词,我多说几句。一般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实际上“礼仪”的“仪”应该是“正义”的“义”,就是说是“礼义之邦”。“礼”字的后面是附带着深刻的内容的。当然这个“义”当什么讲?说法很多,但其中一种是,要求君王在他的行为、他的爱憎、他的举止方面符合一定的规范。中国有谏官,谏官一般是不要命的,所谓“文死谏”,所以才有海瑞,海瑞是抬着棺材去提意见的。另一个是史官,史官秉笔直书,杀头也决不退缩。掌权者犯了什么错误,办了什么冤案,都给记录下来。
当然,对这种泛道德论也有许多批评。从古代时就受到法家、道家的批评,认为它多余,把本来很正常很自然的父慈子孝——父母喜爱子女,子女也很依恋顺从父母变成说教,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之类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听着让人很难受。到了戊戌改良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更有对儒家的猛烈批评,与谭嗣同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严厉批评中国儒教杀人。
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一方面讲忠义,忠得没法再忠,肝脑涂地,不足为报;另一方面又讲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要灭亡。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讲劝降将归降于己时,就会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棵树很脏很乱很不像样子,可以不在这个树上,另挑一棵好树。
这种泛道德论还建筑在一个性善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什么呢?就是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天然的本性。老庄与孔孟都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很好,是很正常很合理的。饿了就吃,渴了就去掘井或者到河边打水,该干活时就干活。让孟子一分析,就解释成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提倡德治,提倡礼治,让人回归到最美好最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互相照顾的,是互相礼貌的,不会发生那些坏的事情。老子走得最远,认为最好的道德就是和婴儿一样,和刚出生一样,和襁褓中一样。
在中国要注意伦理,就是人际关系。特别注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应该慈,子应该孝;君应该是明君,臣应该忠;朋友之间应该是义。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情义两个字看得很重。
最近,我在山东教育台讲《红楼梦》的时候,我讲过里面的一段故事。王夫人的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一瓶,这是因为彩云跟贾环(赵姨娘的儿子、贾宝玉的弟弟)关系挺好的。她偷去以后反咬玉钏,因为金钏、玉钏原来伺候王夫人,后来王夫人一个嘴巴打得金钏跳了井,就只剩下一个玉钏伺候王夫人。平儿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平儿说这件事我很清楚。但是这件事投鼠忌器,赵姨娘还有一个女儿,贾环的姐姐是探春。探春这个人,有头有脸,很有身份也很有头脑,而且由于王熙凤生病正由她来管理荣国府。因此这件事不能把彩云挑出来,否则就会伤害到探春。于是贾宝玉说,这件事我担着,就说玫瑰露是我拿的好了。平儿说好!于是平儿把玉钏、彩云这些人都找来,说,这里丢了一瓶玫瑰露,是我一个好姐妹拿的。窝主(指赵姨娘和贾环)很平常,窝主的面子我不看,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不能随便点名,宝玉已经把这件事应承下来了。彩云一听脸红了,知道平儿已经了如指掌,于是就说了实话。说姐姐不要冤枉别人,我去自首,要杀要剐要打要罚一切听主子的。全场的人都很感动,认为彩云是侠肝义胆。平儿也很激动,今天想不到彩云妹妹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自己出来勇于承担责任。这件事我已经说了,是宝玉偷的,就是宝玉偷的。任何人都别再提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自古以来,第一称颂平儿,第二称颂彩云。平儿处理问题一碗水端平,天衣无缝,投鼠忌器,该抹过去的抹过去,该隐瞒的就隐瞒,本来是小事,不是大事,没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是好人,又厚道、又聪明、又智慧、又灵活。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情面也不利于法制。《秦香莲》这出戏里,本来包公一看事情越闹越大,皇后也来了,已经毫无办法了。戏词里包公跟秦香莲说:给你一点钱,你回去吧,你要求处理陈世美,现在很难做到。这时候秦香莲说了一句:都说包大人明镜高悬,想不到也还是官官相护!包公杀陈世美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可是这件事要是平儿来处理,不见得这样做,所以包公很少。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只能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作为一种资源,我们现在需要有现代的观念,法制的观念,实证的观念,是非的观念。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国的泛哲学论,也就是整体论
在中国,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哲学,并且把许多问题都哲学化。我是觉得这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提供的是综合的信息。特别注意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它尽量把关系弄清楚。比如说牛,一个牛字,一个是以牛为实体的,分小牛、老牛、耕牛、公牛、母牛、奶牛、水牛、牦牛,这一些都叫做牛。另外从牛出来的牛奶、牛毛、牛肝、牛肺、牛蹄、牛筋,一直到借用的钻牛角尖等说法,词义非常清晰。还有吹牛,吹牛是从吹牛皮上来说的,也有关系。可是别的语言里未必这样,它注意的是具体,水牛是buffal o,母牛是cow,公牛是Bull,这中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我们的很多文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自大而小、自高而低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中国自古以来注意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共同性。
而中国的很多学术思想从东周时,就已经形成基本的格局。此后几千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没有特别巨大的颠覆。那时候的混乱、争夺、多变,已经培养起中国人追求一个大的概念,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用至高无上终极性的概念追求,取代了对于终极人格即神的追求。什么叫人神?我们想象一个世界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是有意志的,是有好恶的,是有道德感和正义感,有权力和能力的,所以它能保佑你,也能惩罚你。比如说,耶稣教教堂里,一个是有耶稣的像,一个是有圣母玛丽亚的像,当然也有些宗教画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父亲,但是耶稣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圣母是从她肋条骨那儿生出来的耶稣,基督教是这样讲的。因此耶稣和圣母是人而具有神格。但是对于耶稣又有一个解释,耶稣的父亲是上帝,神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最至高无上的神具有人的特点,你说你怎么办?这个说不清楚!现在神学院还讨论这些问题。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过一个问题,在欧洲争执了上百年——耶稣进不进洗手间?当你创造一个和人相同的神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虔诚的信徒们感到非常尴尬。
而中国人比较聪明,所以早在孔子时期,老庄时期,儒家和道家都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上下前后左右,或者上下东西南北。我们讨论的是三维空间内存在的事情,我们无法讨论三维空间以外的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你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吗?你能说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吗?
我读过神学院的讲义,它给神学下的定义是,神学就是对人生的终极眷顾,终极关怀翻译成眷顾更雅一点。就是你已经超出你的经验或者你的知识所能达到的东西,比如世界从哪儿来的,世界到什么地方去?生命是从哪儿来的,生命到哪儿去?运用科学永远有某一点是解释不了的。
中国老百姓是多信教的,信什么的都有,信灶王爷的,信妈祖的,信花娘娘的,信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完全是按照封建王朝考虑的。但是,在老子那里,他就把道说成了世界的本原,既是本原也是本体,世界的规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把万物有无都综合起来就是道。这样的话,道在中国人当中起到的是“概念上帝”的作用。因为上帝不见得都有形状,上帝不见得都有人格或者类人格。
汉字特别地整齐,它还引导了中国用推导来代替论证。比如《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一点一点地,叫势如破竹。美国有一位很权威的汉学家叫费正清,哈佛大学亚洲和太平洋研究中心就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中国一个大问题就是逻辑不发达。类似意见我听杨振宁也讲过,他说中国自古缺少严密的逻辑。但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推导,从小处推导到大处,从大处又下来,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它是这样一套思维方法。
并且我们的推导还有煽情性。很多时候,中国式的论述最后变成一个感情的问题。“文革”时,我经常听到特别煽情的一个口号:“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出来吗?”讲得真好!可是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我们那么穷困,你光发狠,你哭,你叫,都是不行的。
我们有这些问题,所以就整合思想,使什么东西都变成哲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你做不了好的宰相,你就做一个好的医务工作者。为什么呢?宰相是救人的,医生也是救人的,所以有志于当宰相的人就一定能当一个好医生。
我们常常把文学政治化,有时候又把政治文学化。比如说我们讨论文化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它的倾向、方向,又很像在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们讨论政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洋人也很难理解,这个修辞是非常美的,一百只鸟在那儿叫,但不好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整合能力,高度概括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有时候也是不精确的。
最明显的是中医,中医的好处是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中医讲哲学、讲天人合一,每个经络,每个器官,在哪儿起主导作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吃什么?什么虚、实、寒、暑、湿、燥,还有许许多多都像讲哲学。但是它又不像西医,什么东西都要实证,中国人连兵法也是哲学,所以我们的思路很有意思。
中国的泛相对论,也可称之为机变论
中国人最讲究相反相成、物极必反、随机应变,所以我勉强起个名字便于大家好记。刚才我讲了一个泛道德论,讲了一个泛哲学论,我还要讲一个泛相对论。
中国人在东周的时候已经痛感到世界无常、格局随时的变换,是非没有一定的规律。这样长期的战乱、纷争,瞬息万变的格局培养了中国人聪明、善变、戏路子广的特点。但是中国人能适应社会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得很快。孔子讲仁义道德,但也讲了许多准许你变的道理。宁武子,卫国的一个官员,《论语·公治长第五》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说如果国家很讲道义、很有条理、很有秩序、很有是非章法,宁武子就会很聪明,他就能参政议政。但是国家一乱,宁武子两眼一发直,就傻了,一问三不知。他的聪明劲别人要学还可以达到。难学的是他的傻劲,邦无道他就傻呵呵,他真犯傻。所以“文革”中骂孔子,扣帽子,说他认为劳动人民愚不可及,其实这个愚不可及是好话,是说他傻起来你学不像,你达不到他的境界。
再比如,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内圣外王”。什么意思?《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就是我内心里和圣人一样,充满了圣人的仁义道德,这是道德的情怀,文化的情怀;我的内心根本不在乎世俗成败得失,我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要的是为天下苍生谋福。但是我对外时是王者,我知道怎么维护、运用我的权力,我知道怎样去惩戒敌人。
还有从庄子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就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出世之心是什么意思呢?我随时准备着离开世俗的这些竞争,准备回归山林,回归大泽湖泊,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去。北京单弦牌子曲有一个叫做《风雨归舟》,一上来就说卸职入深山,闷来时抚琴饮酒,受享清闲。当然,抚琴饮酒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有了这样一个心情,我再来入世,乃至于担任大大小小的一个官员,做对社会有利的事。中国还有这样一些说法,“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虽然这些说法不见得都能做得到,有很多变成了空话,但是这样的思路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红楼梦》里除了贾政以外,那里面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按孔圣人或者孟圣人教导来做的。但是《红楼梦》里面也反复讲一个道理,甚至通过美人秦可卿之口来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重。她就认为事物是有宿命的,到了什么地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念和说法,比如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说多难兴邦。给外国人很难讲的一个故事是卧薪尝胆,不要说欧洲人、美国人,就连日本人也与我讨论过,说中国人怎么会有越王勾践这种人呢?他可以去尝吴王夫差的大便?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日本人遇到这个情况会认为他应该死,失败到这个程度,丢了江山丢了国家,变成了奴隶!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樱花是开的时候“刷”地全开了,谢的时候“哗啦”就没了。日本俳句就这样歌颂的,说樱花代表日本民族,该开就开,该谢就谢。我几次去日本,没有赶上樱花盛开,但是赶上樱花花谢。花谢的时候日本人是真动情!在树底下一边唱一边哭。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要尽量压低自己的形象,尽量表示自己的愚蠢无大志。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后派王翦去打仗,几十万军队都交给了王翦。王翦就没完没了地跟秦王说,我回来以后要在某个地方置业,要盖房子,地得够,房子得够,还要给我侍女。底下人说你现在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你干嘛整天说这些?他说秦王是最不放心别人的,他现在几十万军队都在我手里,我说这些说明我没有别的想法,是个极庸俗的人,这样我才能保护我的命,也才能完成我的历史任务。
还有一个例子,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人物。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抵达广州,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广东地方官员出城。有一个将官叫叶明琛,毫无反应,既不抵抗,也不议和,更不逃跑。他为什么不抵抗呢?他知道打不过。联军占领广州后,叶明琛在副都统衙内被擒获,解往停泊在香港的军舰无畏号上。叶明琛声言欲面见英国国王,理论战争的不合理性,且自备了粮食。偶然有人上前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后来被英国人送到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他自己给自己题字:海上苏武,次年绝食而死。这个人没有投降,但让人觉得毫无希望。
我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就是说传统文化是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资源,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智慧,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仅仅有传统文化是不够的,传统文化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传统文化是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现在有一种看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这么多美好的传统文化都丢了,弄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是错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挽救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不至于灭亡。
如果我们今天还处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甲午战争日本侵华的时候,处在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处在抗日战争大部分国土沦陷的时候,我们还能继承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特色,要认同我们的传统,要继承弘扬这种传统,同时对这种传统要有所转化,要把它推向现代化,要把它推向世界,要把它推向未来。我们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为今天而传统,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传统。
(本文为王蒙先生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所作的学术讲座,文章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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