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沒有看到臺灣的“盜印”本,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裏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於法文成語(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復一年,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就意味著會寫。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子,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事隔三十餘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裏的人物和情節。就是追憶清楚了,也還算不得數,因為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得成酒席,要不然,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後四十回”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抵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這部書初版時的校讀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機會,校看一遍,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序》裏刪去一節,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國權(Nathan K.Mao)先生的英譯本裏,那一節已省去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
這本書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幾個錯字。兩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特此誌謝。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機會,修訂了一些文字。有兩處多年矇混過去的訛誤,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發覺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為了塞爾望-許來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語譯本,我去年在原書裏又校正了幾處錯漏,也修改了幾處詞句。恰好這本書又要第四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蘇聯的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我也借此帶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序
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權利的。
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裏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不過,近來覺得獻書也像“致身於國”、“還政於民”等等佳話,只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說交付出去,其實只彷彿魔術家玩的飛刀,放手而並沒有脫手。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書,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因此罷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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