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偶然碰見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盜印”本。沒有看到臺灣的“盜印”本，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裏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著，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寫完《圍城》，就對它不很滿意。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命名《百合心》，也脫胎於法文成語（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手忙腳亂中，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興致大掃，一直沒有再鼓起來，倒也從此省心省事。年復一年，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創作的能力逐漸消失——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自以為要寫就意味著會寫。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子，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事隔三十餘年，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裏的人物和情節。就是追憶清楚了，也還算不得數，因為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得成酒席，要不然，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後四十回”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抵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剩下來的只是一個頑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這部書初版時的校讀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機會，校看一遍，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序》裏刪去一節，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凱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國權（Nathan K．Mao）先生的英譯本裏，那一節已省去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
這本書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幾個錯字。兩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特此誌謝。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機會，修訂了一些文字。有兩處多年矇混過去的訛誤，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發覺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為了塞爾望-許來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語譯本，我去年在原書裏又校正了幾處錯漏，也修改了幾處詞句。恰好這本書又要第四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蘇聯的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我也借此帶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序
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權利的。
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裏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不過，近來覺得獻書也像“致身於國”、“還政於民”等等佳話，只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說交付出去，其實只彷彿魔術家玩的飛刀，放手而並沒有脫手。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書，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因此罷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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