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2/1074609.shtml钱先生在《
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论及“创作风气”，说“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 等等，“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并打个比喻：“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比喻很亲切。
按《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七则论Edward MacCurdy编译本《
达·芬奇笔记》（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中画风语：“In representing wind,in addition to showing the bending of the boughs and the inverting of their leaves at the approach of the wind,you should represent the clouds of fine dust mingled with the sky.按前半吾国画家惯技，王维《
山水论》所谓‘有风无雨，只看树枝’，韩拙《
山水纯全论》所谓‘风虽无迹，而草木衣带之形，云头雨脚之势，毋少逆也’（《
佩文斋书画谱》十三）。朱新仲《
灊山集》卷一《
谢人惠浅滩一字水图》：‘风本无形不可画，遇水方（原误为本，今改）能显其质。画工画水不画风，水外见风称妙笔。’江弢叔《
服敔堂诗录》卷七《
彦冲画柳燕》诗云：‘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无本质不上笔，巧借柳枝相形容。’是也。窃谓《
庄子·齐物论》写风之声，柳子厚《
袁家渴记》云‘每风从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善写风态，皆具捕风之手者。”（第一册246页）这应该就是钱先生比喻的来历。
又按近人杨香池《
偷闲庐诗话》：“诗中之字，与文不同，有宜活看者。如张船山诗‘沙飞风有形’。风本无形，但因其力鼓动沙飞，便觉有形矣。”按“沙飞”句，见《
船山诗草》卷十一《
冬日即事》。其上句为“云过地无影”，从张先集中做贼，不必多说。
《
大乘起信论》中说“心识”，也有一个比喻，与之可参：“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简言之，就是风的形相，见于水之动。其意，即苏洵《
仲兄字文甫说》所云：“蓬蓬然而发乎大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
苏洵此文，解《
周易》“风行水上，涣”一句，可谓语妙。《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赞苏轼说经，说“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可以移评。
曹老人说
钱先生又云：“《
逸周书·武顺解》：‘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谢墉注：‘皆下体形象’；曹籀《
古文原始》据此遂谓《
说文》‘中、和也’之‘和’字乃‘私’字之讹。则非人面之‘人中’，而如《
通志·六书略》五《
论象形之惑》所释‘厶’、‘了’二字，略同西方旧日恶谑之‘人中’。”“‘中’字之训，果如曹老人言，其字正避无可避，删无可删也。”
按《
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曹籀《
籀书》二卷……有释‘中’字者一首，以‘中’为男子之私，象形字，人尤以为怪异。余谓此实有据，惟籀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逸周书·武顺解》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为强。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孔晁注云：‘有中必有两，故曰参；阳奇阴耦，五谓相配成室。’近儒谢氏墉申之云：‘有中无中即谓男女，皆以形体言之。男成三，女成两，皆下体形象。’……《
左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汉书·律历志》曰：‘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凡此，皆‘中’字最初之诂。……以‘中’字为象形者，较之取‘厶’字为象形者，浅深迥判矣。”
《籀书》凡八卷，无释“中”字之篇，此说惟见《古文原始》。越缦当是记错了，钱先生则不误。曹初名金籀，字葛民，浙江仁和人；其生平事迹，见吴庆坻《
蕉廊脞录》卷三（按《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262页：“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记曹老而好讼，几不得其死，可补《越缦堂日记》所未及。”）。又所谓“曹老人”，是谭献轻曹之语，见《
复堂日记》卷二。
文廷式《
知过轩日钞》：“《籀书》云：言‘天’则舌向上，言‘地’则舌弛下，言‘我’则音收于内，言‘汝’则音出于外。（此非原文，约其意耳。）按此数言极有理致。推之言我之字，为‘吾’、‘余’、‘予’，其音皆由外而内；言汝之字，为‘尔’、‘子’、‘卿’，音皆由内而外。求之乡谈音，证之外洋，无不皆然。”（汪叔子编《
文廷式集》888页）则颇喜曹说，不同于谭献。不过，曹的这种说法，并非奇辟创论，王念孙名篇《
释大》中，也阐说过此理。很少人注意曹，不免多引几句。
王培军：再说“结婚”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2/1074603.shtml9月8日《
上海书评》摘了张治的两条“微博”，批评我的《
随手札》“结婚”条追溯方鸿渐议论本于苏格拉底，“其实早先钱先生已经说明了”（并谓出处见钱先生与张文江信及张著《
管锥编读解》最后一页）。其实，钱先生说的是另一事。不妨把《
记钱锺书先生》104-105页张文江《
钱先生的一封信》一文中所录钱与张信引一段：
希望你把外语学得更好，对中外典籍有更广更深的认识。例如来信引Emerson语，极见你读书有心得。苏格拉底那句话的原始记载是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Bk Ⅱ, §33; Rabelais, Gargantua et Pantagruel（中文有译本？）， Bk Ⅲ, ch.9中‘那末你就结婚罢’‘那末你就不要结婚罢’的反复辩论可算是苏格拉底那句话的笺释。我举这两个例，绝非向你炫博，用意是要你看到对经典第一手的认识比博览博士论文来得实惠。近人的学术著作（包括我的在内）不必多看。
这封信的开头是夸奖张的，姑省略，后面则是“劝学”，“包括我的在内”云云，口气大似王闿运，而“苏格拉底那句话”，到底是哪句话，信中从头到尾都没说，张文也没解释。为什么说这些？料想是张当时从别处看到了“苏格拉底那句话”，就写信来问钱先生，是否即《
围城》中“婚姻如围城”（或鸟笼）比喻的渊源？张文的最后说：“钱先生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信中引及的第奥根尼·拉尔修《
著名哲学家列传》和拉伯雷《
巨人传》两例，涉及‘围城’比喻的渊源，可供有兴趣者参考。”《管锥编读解》的“最后一页”：“作者书信曾引及拉伯雷‘那么你还是结婚吧’‘那么你还是不结婚吧’之反复辩论，所谓‘围城’之象，亦关涉于此。”说的是同一件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者对“围城”这个比喻，都很感兴趣，我记得有人写过专文。但是钱先生文心深细，用事精切，“‘围城’之象”，小说里早已揭出了，与苏格拉底的话，并无直接关系，用不着牵扯。反对结婚，与“结婚仿佛围城”，其间阔疏，还不是一回事。有人考《
管锥编》的书名，以为本诸丁野鹤《
天史管见》，也写信询问钱先生，钱先生答书云：“拙著命名，本《
庄子·秋水篇》：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丁野鹤说‘管见’语，似已落后尘。”情形颇相仿佛。
我所追溯的，则是方鸿渐的话：“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一个。”方鸿渐的话里，并没有“反对结婚”，否则不必说“老式婚姻干脆”了；方鸿渐所抱怨的，是人，质言之，也就是“择偶”，而非“结婚这件事”。我后文引《
石语》《管锥编》，也都是说“择偶”的。至于苏格拉底的话，说“无论和哪个人结婚”，也强调了“人”，不过“蕴而未发”、“引而未申”，须待方鸿渐语为之补足，才能“尽情呈露”，为“透彻之论”。《记钱锺书先生》那本书，我十多年前读过，老实承认，钱与张信，我只记得“钱赞”和“钱劝”了，中间那一节，已全无印象，否则确该提一下。《巨人传》第二卷第九章，也是通篇说结婚的，不是方鸿渐语的“另一个渊源”。
王培军：“此老本性，诙谐可喜”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1.shtml在所有论“林译小说”的文字中，钱锺书先生的《
林纾的翻译》，是最有深度、最引人入胜的。不用说，这是因为，钱先生“学问的刀锋”既快利无比，“学问的刀背”又不厌其厚，所以不管碰见什么，都能“手起刀落”，如“美女杀亲夫，又漂亮又狠”（汪辟疆语；按汪亦本《
河海昆仑录》）。最近读《
钱锺书手稿集》，我发现钱先生于“林纾的笔记”，也有一些评泊，而碰巧的是，坊间又新印了《
畏庐琐记》《
林纾笔记及选评两种》，正可以“移堂就树”，把钱先生批评林纾的话，“稍为拂拭”，加以检讨。
钱先生评述《畏庐琐记》云：“多载狎亵事，窥见此老本性，诙谐可喜。《
畏庐漫录》亦然。小考订亦多可观。”（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624页）此外，又于第七册摘抄了《
铁笛亭琐记》四条（339页）。说明一下，《铁笛亭琐记》即《畏庐琐记》，其书始连载于《
平报》，1916年择其部分，刊为单行本，1922年重印，易名为《畏庐琐记》；《畏庐漫录》则是另一本书。
从文法上说，“多载狎亵”云云，可有两种读法：一、“多载狎亵事，窥见此老本性诙谐可喜”；二、“多载狎亵事，窥见此老本性；诙谐可喜”。作第一种读法，则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多载狎亵”，缘于林纾的“本性诙谐”，《管锥编》中论古语“不亵不笑”，正为注脚。作第二种读法，则是“此老本性”，本“好狎亵”，而“诙谐可喜”，又别为一事。钱先生的笔记中，并不少载男女事，其笔墨游戏，也时近“非圣无法”，“道学议论”，他是不喜欢的，所以作第二读，应不足取。
钱先生在《
中文笔记》第七册所抄的四条，每条所抄或详或略，多寡不一。最略的一条，是“淫祠可笑”，只一句：“麻风之院祀严分宜。”独摘此句，必是因此条之末，说：“唯分宜之祀，则不得出处。”读书人无不好胜，凡遇前人所不悉处，大多耸起精神，加倍留心，钱先生自也不例外。若据其事而言，则此事虽诚“可笑”，其实并无大意思，不值得记一笔。比此条稍长的，则为“全人半人”，是关于赛金花的：赛“在京师时接人多，问有惬心者否？曰：‘俞庄，全人也；尚某，半人也。’问何以，则曰：‘俞庄貌美而能军，尚某憨猛而貌不扬。’”此条实为“亵语”，可发一噱。“能军”即“能于军”，“长于军事”之意，语见《左传》。
抄得最长的一条，是“误用虚字”的笑话：“有人作家书与其兄，时同居疫死一人，而屠肆中肉价大贵，佃户不足，新雇一人充之，又其嫂将分娩矣，如是琐琐者，亦易了事，乃其弟好用虚字，书曰：‘同居死了一人，其肉卖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添一佃户，嫂嫂所以肚子又胖矣。’其兄大惊，报书曰：‘家丑不可外扬，人肉岂容乱买？’”同类的笑话，如“袒免齐衰”、“某制府”、“用成语之误”等，钱先生都没有抄，所以然者，当缘此条有“嫂嫂肚子”，堪为“暴谑之资”。《畏庐琐记》中，被人征引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条。
钱先生录之备用，而终于没有用上的，则是“滕王阁胜概不可信”条：“余曾一饮其上……阁外小船如蚁，木头堆积，船户立小蓬屋于木排之上。西山隐隐，伏如小龟，沙满江潴，厥状如湫，不知秋水长天，却在何处？”这是林纾的议论，涉及文学描写的问题，钱先生必以为可取，所以加了批：“《
女仙外史》第十三回唐赛儿、鲍姑漫游过滕王阁，曰：何俗也！”钱先生在《管锥编》中论《
毛诗正义·淇奥》时，说文人写物色风景，有时不免“凭空向壁”，不必过信其辞，正该举这个例子；但不知为什么，钱先生于此，只举了欧阳修《
醉翁亭记》、苏轼《
赤壁赋》等几例，《管锥编》第五册增订了数次，也都未“连类及之”。
钱先生的评语中，又称“小考订多可观”，通读《
琐记》，就知这也是可信的。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林纾的“小考订”，有时颇欠精确，必须再加辨订。如徐凌霄、一士《
凌霄一士随笔》中，就摘其一事，而为之纠补：“《铁笛亭琐记》云：‘洪武帝骂孟子云：“邻家那得许多鸡？乞丐如何有两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余按：骂孟子者，不始于洪武也。《
道山清话》云：李靓（按：靓当作觏）字太伯，盱江人，素不喜孟子。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太伯家酿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旨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怀疑。丈人尚自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饮，所与谈无非骂孟子也。’”作为古文大家，竟不知有李觏，而误写作“李靓”，已属堪嗤（所见1934年第六版，作“靓”如故）；又误认诗为“洪武帝语”，不略考载籍，也是不经。徐氏《
随笔》按云：“所谓洪武帝语，实亦向李骗酒吃者之作。”并据潘永因辑《
宋稗类钞》，详引其事及诗，又按云：“《
类钞》由宋元人记载撷纂而成，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者，断不致误明为宋也。其所据原书，容再考之。元人《
拊掌录》中有此则，与《类钞》大同小异，惟诗亦仅一首，缺‘邻鸡乞丐’云云，盖非《类钞》所本。”其实，不仅《宋稗类钞》具载二诗，冯梦龙辑《
古今谭概》、明人辑《
浮白斋诗话》（《
珍本明诗话五种》本）等亦有之，同样也作“骗酒者诗”，可为徐说证佐。至今人《管锥编读解》第312页，直认作《
射雕英雄传》中人语，则又下于林纾，不值得追究了。
说起《古今谭概》，我又想到《琐记》的另一条，即“变羊计”：“癸未年，余初入都，见（刘）赶三演《
变羊计》。赶三为女巫，牵羊至一人家。其妻妒悍，以绳缚夫之足，系于门次。巫入易之以羊，纵夫令去。妻出，失夫而得羊，则大哭。巫伪过门外，妻延巫入问。巫为其祖先附体，大肆谯詈。同社王小沂以为构思甚奇，林希村曰：此见宋文玘《
开颜录》。余知《开颜录》在《
说郛》中，乃仿佛不能记。后此检得原书，果如希村言，末载士人既归，妇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夫曰：‘犹忆噉草不美，肚中痛耳。’”此条林纾也考错了。按此事之始出，并非赵宋人的《开颜录》，而是刘宋人的《
妒记》；《妒记》的作者虞通之，与《开颜录》的作者周文玘（《琐记》失其姓，亦非），相距五六百年，何可不加分辨，并为一谈？而考而论之，就不当据元人的《说郛》，而应据唐人的《
艺文类聚》。其实，《古今谭概》“谲智部”的“制妒妇”条，亦载此事，首四字即注“艺文类聚”。后来鲁迅辑《
古小说钩沉》，即据《艺文类聚》录之，而不用《说郛》，是完全正确的。
又如“魏长生”条，则是“俗语不实、流为丹青”：“魏长生，名旦也……能为梆子腔，淫靡倾人，居西珠市口。乾隆末，和珅当国，时有断袖之宠，出入府第无禁，气焰横一时，出门车骑若列卿。某御史至风烈，见而恶之。一日，出遇魏长生于道，擒而杖之，和珅不敢问。自是以后，小旦之车，皆障以青帷。”按“某御史”，并非无名之辈，相反，其人鼎鼎大名，其名为谢振定，号为“烧车御史”，其传见《
清史稿》（谢亦能诗，《
乾嘉诗坛点将录》拟之为“铁臂膊蔡福”，有《
知耻斋诗文集》；又《
随园诗话·补遗》卷九，亦评及其诗）；传中所记，正是此一事。而僭用“列卿车骑”者，也不是“魏皇姑”（魏为乾隆帝妃的“干女儿”，遂有此称），而是和珅的宠奴。此事因关系和珅，所以无人不晓，屡载于清人笔记，如《
郎潜纪闻四笔》卷十一、《
思益堂日札》卷一等，而记之最详的，则为吴敏树《
柈湖文录》卷二《
书谢御史》（据同治刻八卷本；光绪刻十二卷本，此文在卷九）。就算笔记短书不值得瞥观吧，古文家如吴敏树者，其集子也总该翻一下。
至“醉屠遭戮”条，则又是“轻信人言、为人所诳”了：“常州范开伯，余门人也，能诗。恒与余游杭州湖上，舟中语余：苏州某缎肆中学徒，少年美风姿。肆楼对面为人家妆楼，少妇日启窗临镜，少年往往自楼上平视，彼此相悦，遂订幽约。肆门本张幕以蔽日，因有横杆，直抵妆楼之半。少年于楼杆缘过妆楼，幽会可经月矣。一夕夫醉归，妇启关，故殢之楼下。待少年缘杆过后，始挟夫登楼。少年匆遽间，遗其帽。时月光明彻，少年以手自指其顶，示妇以遗帽。妇误会以为斩醉夫之头也，果以厨刀决其夫。”
按范所述之事，必本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而小作变化者：“某甲，农家子也，其父母爱之。以其荏弱不任农事，有叔父开药肆于市，使从之学贾。其叔父嗜饮，每日必使就对门屠肆沽酒。甲时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妇爱之，辄多与之酒。如是数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妇语之曰：‘若知我爱汝乎？’曰：‘知之。’‘然则何以报我？’甲曰：‘不知所报。’妇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楼，私焉。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一岁值中秋，药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与焉。已而雨作，诸友皆反，而甲后之，及肆，则门阖矣。念叩门而入，必为叔父所责。正徘徊间，屠妇适开楼窗下视，楼固临街者，见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买猪去矣。’乃开门纳之，登楼而寝焉。会屠亦遇雨而归，呼于门。甲窘曰：‘奈何？’妇曰：‘无妨。’使尾其后以行，匿甲于门侧，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门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檐下，以待天明。俄其妇又启窗，见甲犹在，曰：‘未归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遗其帽于楼，乃以手自扪其头，且伸手作索取之状。妇曰：‘诺。’未几开门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为？’妇曰：‘已杀之矣。’甲惊曰：‘奈何杀人？’妇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杀之，何问焉？’”（卷二）
比较二家所记，“作者”的细节，合情合理，而文笔富波澜，扣人心弦；“述者”则不过粗陈梗概，了无曲折，且情节又多突兀，禁不住细推敲，大为逊色。惟后来的结局，“作者”作少年取刀杀妇，又复为数腐语称之，殊令人闷损（俞书又云：“唐沈亚之《冯燕传》，颇与此类，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其实相类处，仅杀妇一节；又按《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二十九则：“《纪录汇编》卷二百一陆釴《病逸漫记》载正统初北京马姓通黑妇，忽见其夫待之甚厚，而妇乃有淫行，取刀杀之；卷二百二祝允明《前闻记》‘床下义气’条，作洪武时某校尉事，按即《贪欢报》第八回铁念三事也。”与冯燕事尤相似）；“述者”则改为妇携余赀，与少年逃走他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这样的结局，总是符合人情的。诚然，小说多出瞎编，可也该讲究“说谎的艺术”，使人“信以为真”；只有真实事，才敢“胡作非为、不讲道理”。
林纾一生之中，迻译外国小说一百余部，所以耳目濡染，有时居然“中西打通”。譬如这一条：“高洋之斩丝，高欢心韪之，盖乱丝不能理，斩之是也。乃西史中，亦有与此相类者。余译《秋灯谈屑》一书，有古佛雷支亚国，立农夫高的阿司为王。王朝木星之庙，杀牛结其縻，縻隐其端。王祝曰：‘后人能解此縻者，王天下。’逾五百年，亚力山大起马其顿，辗转至佛雷支亚国，入庙观縻，縻未朽腐也，然终不得其端。亚力山大抽刀斩之，縻端立出。”（“高洋亚力山大”）按《秋灯谈屑》译于1916年，断縻之事，见“亚力山大自哭路穷”篇（商务印书馆版36页）；高洋斩丝事，则见《北齐书·文宣帝纪》：“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其实，高洋之所师，也是解连环的故智，《战国策·齐六》：“秦昭王尝使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这种思维方式，近于所谓“截断众流”，《淮南子·说林训》云：“连环不解，其解之不以解。”从来大英雄、大学者，于此种“破门而出”、“不由径路”，都可以优为之。捉置一处，自足益人神智。
晚清福建的文人，论读书博杂，必推陈衍为第一，论俗世的声名，则无人比得上林纾。不过，林纾的大名，十之七八来自“林译小说”。《林纾的翻译》中，提到康有为做寿诗，写了句“译才并世数严林”，便惹得林不高兴。平心论之，林纾的抱怨，也不是“无理取闹”；毕竟，当年爱读《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人，比起读《天演论》的，也不知多了多少。而“林纾的笔记”，“不下千余条”（见臧荫松《铁笛亭琐记序》），较之“林纾的翻译”，自是“馀事的馀事”，而“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屠长卿语），别有风味，今天读起来，犹古趣盎然，可以一气终卷。
王培军：随手札（十）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7/22/828659.shtml唐人故智
《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八十五则：“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堕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也。”钱先生的“供状”说，其所仿的，是意大利人一故技。
钱先生的尊人《韩愈志》第三篇“佚事状”引明张岱《史阙》所载韩愈事，与之绝似：“韩愈入试，陆宣公贽为主司，作《不迁怒不贰过论》。贽阅愈卷，黜之不叙。次年，宣公复主试，复试是题。愈复写旧作，一字不易，宣公大加叹赏，擢置第一。”（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47页。按，此事见《史阙》卷十，又《夜航船》卷六亦载之）不知为什么，钱先生竟一时忘了。
又《吕氏春秋·审分览》：“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虽然其事没得逞，并且“猪不入画”，也不能与文章并论，但以原物欺人的做法，则没什么不同。所以也该一提。
辨诗
据说，何其芳一次兴起，连作了两首七律，“戏效玉溪生体”，假冒“元人诗”，发函让文学所同人猜，结果无一人猜出（见王水照《鳞爪文辑》71页）。不知钱先生猜了没有？钱先生论诗，是讲究辨认风格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为研究生出的考题，就“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同前10-11页）。
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汝昌也写过几首七律，不署主名，被传为曹雪芹的诗。吴恩裕在周自承了是伪作，还坚持是雪芹之作（见张中行《负暄琐话》）。后来在美国，夏志清也问过钱先生，钱先生抄示了两句，认为：“曹雪芹如作出这样的诗，就不可能写《红楼梦》了。”（见夏《重会钱锺书纪实》）可见，辨别诗的风格，正是钱先生的“拿手戏”。
何其芳的这种“恶作剧”，古人也有为之的，如唐人李华。据《新唐书·李华传》载：“（李）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萧）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拟过之。因作《吊古战场文》，极思研搉，已成，污为故书，杂置梵书之庋。它日与颖士读之，称工。华问：‘今谁可及？’颖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华愕然而服。”（卷二百三）是否真这么准，姑妄听之。
刘永翔先生近见告，说他少时也以己作一首，杂于古人诗中，请徐定戡先生评之。其诗为：“吟癖生成死不休，夜深便觉鬼啾啾。奇才何必人间赏，掷地声今动九幽。”（《耳鸣戏作》）徐先生看了，竟大为称赏，以为是黄庭坚诗。其事亦有趣，附记于此
王培军：随手札（八）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5/5/786989.shtml“看书以不记为佳”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述一事云：“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
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月27日）：“三十年前我到吕家去（其妻之舅），看吕家的一位十七岁的舅舅正在背《尔雅》。那时吕家还是这样严格训练的。大概这班人都是天资很高的人，天资高，才能背得熟。那时我三十多岁了，我就劝他们不必这样的背诵了。”
古人早已说过：“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见《礼记·学记》；又古希腊人说：“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则不足以言读书。”尤为快语）梁、胡二先生之意，自也不越乎此。
晚清的郑孝胥论读书，也发过一段妙论，却另明一义。他说：“近觉看书以不记为佳，可使再阅时如有新得，不亦乐乎！夫读书犹食饮之益人也，虽美味，入口后即无所恋，要以得食为快耳。令食得美味，常停不化，则呕逆作酸必矣，何益之有？”（《日记》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诗人之言，不必奉为正论，但对动辄记书的人，却也是一服“清凉散”。
活剥唐诗
鲁迅于《伪自由书》中，“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大学生”云：“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馀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见《鲁迅全集》第五卷15页）
张岱《陶庵梦忆》卷六“噱社”条：“沈虎臣出语尤尖巧。仲叔候座师收一帽套，此日严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馀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冷悠悠。’”
鲁迅兴之所至，拉杂而用之，一弄狡狯，不失“与古为新”。毕竟，张岱也是会稽人，可入“于越先贤传”的，其为鲁迅所依仿，也是很自然的事。
钱锺书与张爱玲
钱先生提及张爱玲，见于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其不喜张，尤见于陆灏《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不喜之故，大致可以想见，可不必深究。我以前读张的散文，也很喜欢她的议论，其中有几处，实可与钱先生“共语”。
张爱玲的《谈女人》：“有人说，男人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69页）《围城》里方鸿渐为了引唐晓芙注意，发的那节“奇论”：“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给女人去做……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
张爱玲论新诗，也与钱先生投合。《围城》里鄙夷新诗的话，有好几处（见第三章）；张的《诗与胡说》：“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同前，131页）
不过，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们批评纪昀、蒲松龄。张的《谈看书》：“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同前，269页）钱先生《容安馆札记》第二十一则：“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修洁而能闲雅，《聊斋》较之，遂成小家子。乃郎汝佶轻家鸡而逐野鹜，苦学《聊斋》，何耶？”蒲、纪二家书，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原是各有千秋的，到了钱、张的眼里，却如此径庭。不管怎样，这一批评，是有些“颠覆性”的。
顺带一说，汝佶为纪晓岚的长子，《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云：“（儿）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钱先生所指即此。但“轻家鸡”之责，汝佶可以不受。因为纪文达初撰《滦阳消夏录》，在乾隆己酉（1789），而汝佶卒于丙午（1786），哪里见得着？钱先生是错怪了。
董斜川诗
《围城》中董斜川的几联诗，如“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其出处已有人考过。又如“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我从前以为是用了散原的“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后来才知是错认了。
这一联的上句，其实是据陈的《过黄州因忆癸巳岁与杨叔乔屠敬山汪穰卿社耆同游》：“提携数子经行处，绝好西山对雪堂。”（见《散原精舍诗》卷下）其下句的“照凄悲”，则语本另一首《王义门陶宾南两塾师各有赠答之什次韵赘其后》：“二妙争传所吐辞，高花大柳照凄悲。”（见同前卷上）方鸿渐的疑惑是，“芦竹并没起火，照东西不甚可能，何况‘凄悲’是探海灯都照不见的”；他不知这是“散原字法”。
至于“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也是暗用《散原精舍诗》卷上《清明日墓上》：“绕郭雏乌亦自还，穿林惊雉更相攀。年年窥我鬓丝白，无数坟头夕照山。”“身轻一雁过”、“哀芦苦竹”，则用杜甫的诗、周邦彦的词，各改了一字，无须多说。
方鸿渐能看得懂的，还有一联：“清风不必一钱买，快雨端宜万户封。”上句用李白诗，人人所知；下句则用陈衍语：“此雨宜封万户侯，能将全暑一时收。”（《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见《石遗室诗集》卷三）知者也许不多。
王培军：随手札（七）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2/25/749350.shtml据为己有
《谈艺录》（补订本）245页说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
按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七讥王士禛云：“渔洋于古人好句，巧偷豪夺，必须掠为己有而后已。”其口气，即为钱先生所仿。
长门赋
《管锥编》第918页说：“《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按傅玄《杂言》诗：‘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可资比勘。皆谓雷转车声，而马赋曰‘象’，写乍闻时心情，倖望顿生，傅诗曰‘非’，写细聆后心情，倖望复灭。同工异曲。”
钱先生的“捉置一处”，在清张玉穀的《古诗赏析》卷十傅玄《杂言》的“批尾”中，已经有过了：“此代宫人赋其望幸而不得也。既知其为雷，犹必倾耳清听，始知其非车音。即此摹写痴心，较《长门赋》语更为深曲。”（按：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批云：“点化《长门赋》中语，更觉敏妙。”张曾助沈雠校，疑即从沈说发挥。张字荫嘉，吴县人。廪贡生。有集存世。）
早于沈德潜之说的，则又有明人孙能传。孙氏的《剡溪漫笔》卷三“翻案用事”条云：“马卿《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傅玄《杂诗》：‘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诗本祖袭赋语，而赋疑其声之似，诗感其声之非，一字转换，陈而若新。”据《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钱先生没引过孙书，或者是未见。至于《古诗赏析》之类，在钱先生眼里，一定是“猥陋之书”，不值得翻的了。
苏文纨语
《围城》中赵辛楣、沈太太一致赞苏文纨的记性好，苏文纨便谦虚说：“好东西不用你去记，它自会留下很深印象。”这句话可称名隽，也见得苏小姐具有性灵，并不是“女学究”。钱先生把她嫁给“肥诗人”，有些冤枉她了。
清代陆继辂的《合肥学舍札记》卷一里，有一条倒说之：“凡诗，目中一过，久而不忘，必佳句也。”苏小姐不见得读过《札记》，却不妨与之“同调”。近人黄侃则谓：“古今的文章，有两种最容易记得，即最好与最坏的；不好不坏的文章，读十遍也记不得。”（见武酉山《关于黄季刚先生》）又进一解，语意尤为周匝。总之，记不住的东西，一定是不值得记的，所以殊不必费力气，自讨苦吃。
论诗文如此，论人也不例外。唐代的许敬宗，见人多忘，有人质问他，他就说：“君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之。”（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确实，眼睛自有鉴别，用不着拿尺子量。“何刘沈谢”，指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