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訂後記
錢氏之治學，畛域極廣。早年他的文章頗有盛名，曾因此三度入幕掌文書，退而為小學國文教師，不再問政，雖熟講勤改，嘵口瘏音，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乃怡然有以自得也。後出任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國文教席兼授讀經課，始悟文學可通國學之郵。由治經而旁及小學者有年，頗重視讀書方法之研討。即以此文學、經學、小學為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群書，由是博治史部、子部與集部之學，積四十載。中年以後，錢先生執掌南北各大學國文系，講壇宣說，首先解題；學程綱要，必脩目錄；牖啓塗轍，此為樞機。故其四部之著述，皆延梁啓超一脈而益加精湛。
衆所週知，回歸書齋的梁任公先生，不甘寂寞，從“整理國故”開始，力圖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著書講學，身體力行，真是不可小視！不論民國九年（1920）出版《清代學術概論》和《墨經校譯》兩書，還是民國十二年（1923）發表《治國學的兩條道路》、《讀書法》和《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三文，都對錢基博那一代學者群體産生了鉅大的影響力。受其指引，錢先生也頗留意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註意從治學門徑和讀書法上指導後學。他常言：“法者，如規矩準繩，工師所藉以集事者也；無法則雖般輸之能，無所用其巧。”[①]因此，錢先生嘗試撰寫了不少方法論方面的著作，其中《國文研究法》、《國學必讀》和《讀書稽古法》三書，無疑是其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
民國十四年（1925）九月，錢先生北上清華任大學部國學教授，先後發表了《〈論語〉解題及其讀法》（1925）、《清華園解題記》（1926），對梁啓超同類著作“加以是正”。故而梁任公先生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不得不回應說：“我希望國內通學君子多做這類的作品，尤其希望能將我所做的加以是正。例如錢先生新近在《清華週刊》發表的《〈論語〉解題及其讀法》之類。同時我也要鞭策自己在較近期內對於別的要籍能再做些與此同類的工作。”[②]這裡說的“錢先生”，就是指錢基博。錢氏後來亦在《〈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序中交待了其中的緣由：“余以十四年講學北平，遇梁任公貽以《要籍解題》一册，中《論語》、《孟子》意有異同，別纂為篇，任公不之忤也！”從此拉開了錢基博一生撰寫經典要籍解題書系的序幕，一發而不可收。
不過，梁啓超僅有的兩部（篇）解題著作重點在解題、辨偽和讀法，較少涉足“版本”；有的內容過於簡略，有的內容又過於偏執，難免深淺不一，比例失調，恰如任公自嘲的那樣：“匆匆忙忙，現蒸熱賣，那裏能有滿意之作！”與梁啓超要籍解題相比，錢基博的經典要籍解題書系，不僅數量衆多，涉及面廣，某些要籍解題甚至單獨成書，篇幅不小，而且內容從一部典籍的時代背景、解題、作者、版本一直談到讀法、校勘、訓義，綱舉目張，舉重若輕，真可謂“深人無淺語”！
自民國十六年（1927）錢基博任教無錫國專開始，先後講授了“目錄學”、“《東塾讀書記》”、“要籍解題”和“版本學”等課程。目錄學每週三學時，全年開課，六學分，二年級必脩；教材有《四庫簡明目錄》兼自編講義[③]；教學綱要是：“不知目錄，則讀書不知從何下手。本學程所以明《七略》、《四部》分合之得失，進而追尋中國一切學術之源流。”[④]《東塾讀書記》每週二學時，半年開課，二學分，二年級或三年級選脩[⑤]。版本學每週二學時，半年開課，二學分，二年級第二學期必脩；教學綱要是：“述研究版本之目的及其製度之變遷，與夫校讎、目錄、藝術等相互之關係，以實用為主，非僅備骨董家譜録之用而已。”[⑥]要籍解題每週一學時，全年開課，一學分，二、三年級選脩；教學綱要是：“四部之書，浩如烟海；畢生精力，有所難窮。本學程精擇四百餘種加以解題，皆人人必讀之書，無汎淫泛濫之弊，有事半功倍之收。”[⑦]其中，關於目錄學的授課內容與次第，其高足弟子王紹曾先生曾有這樣的回憶：“先講章學誠《校讎通義》，目的使我們瞭解目錄學不徒在甲乙部次，疏通倫類，更為重要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接着講《漢書·藝文志》，使我們認識，我國一切學術無不來源於先秦，‘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王鳴盛引金榜語）的道理。然後講《四庫簡明目錄》，附之以《書目答問》。”[⑧]而關於《東塾讀書記》的教學宗旨，王紹曾先生亦有說明：“先生為什麼特別服膺陳澧呢？因為陳澧作《東塾讀書記》，旨在救漢學之弊。清儒好言許、鄭之學，到嘉道之際，其流弊較之乾嘉為尤甚。物極必反，窮而思通，於是在西漢文學之外，陳澧獨闢蹊徑，欲以溝通漢宋，祛門戶之見。先生於陳氏之學，深有會心。所以在講授目錄學時，往往糾《四庫提要》抑宋揚漢之失。這在《後東塾讀書記》中時有反映。”[⑨]由此可知，除了“讀原著、讀元典”之外，對目錄學、版本學課程的高度重視，也是無錫國專教學的一個顯著特色。並且，在錢基博、唐文治的影響下，三十年代國專的主講教授之一——“同光體”大詩人陳衍及其高弟葉長青，都曾長期擔任“要籍解題”課程[⑩]，並撰有長篇論文《要籍解題》[11]。
同時，錢基博也在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主講“古籍鳥瞰”和“目錄學”課程。“古籍鳥瞰”乃錢先生最早開設的文獻學課程之一，教學宗旨是：“以《東塾讀書記》為主，而輔以版本之大要。”[12]每週三學時，全年開課，六學分，三、四年級選脩；民國二十五年（1936）改為必脩[13]，可見他對此課的重視程度。而“目錄學”稍晚一些開設，大約遲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纔在光華的課程表中出現，為三、四年級選脩課程，全年開課，六學分。
抗戰開始後，錢基博抱定“擊蒙禦寇”之志，不顧病痛日增，千里轉徙湖南安化縣藍田鎮，協助老友廖世承創辦國立師範學院。他又率先在國文系開設“版本學”和“要籍目錄”課程。據民國二十八年（1939）三月公佈的“學程草案”[14]，這兩門課程均列為選脩課，各三學分。當時，國文系主講教師僅有錢基博、周澂二人，所以版本學和要籍目錄課，自然由錢先生擔任。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得出一個較為準確的結論，即以教授上海聖約翰大學做為“分水嶺”，錢先生的治學路徑便呈現出了這樣的特點：民國十三年（1924）之前，錢基博的教學對象主要是小學生、中學生和師範生，無論是講授國文，指導讀經，還是設計師範學校“古書治要”課程，他都有意識地打通小學、文章學與國學之間的藩籬，希圖從讀書法上點撥學生，真正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傚果；民國十三年（1924）之後，錢基博則執教大學國文系，不僅積極開設與目錄學、版本學等相關的文獻學課程，而且還陸續撰寫了大量經典要籍解題書籍，提倡會通，重視古代文獻的整理實踐，將版本、目錄、校讎之學與讀書法融為一體，對傳統文化的普及，對國學人材的培養，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以下嘗試總結錢氏的文獻學成就，分別從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關於目錄學：
在中國目錄學史上，論及圖書目錄，當以《漢書·藝文志》和《四庫簡明目錄》最為方便適用；而提起推薦書目，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清人龍啓瑞的《經籍舉要》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姚名達在其《中國目錄學史》一書中說：“書籍繁多，初學者每苦不得要領，故舉其要目，俾易着手，亦目錄學之任務也。宋張洪、齊熙輯朱熹言論為《讀書法》，略有此意，然尚無書目。清道光末，龍啓瑞撰《經籍舉要》，始擇取諸生急需精讀之書，略述其內容得失，指示讀法。……於經史子集之外，復以約束身心、擴充學識、博通經濟、文字音韻、詩古文詞、場屋應試六項分類，頗合初學之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即仿其意而作者也。”[15]如何“俾易着手”，方合“初學之用”，恐怕就是目錄學首先要解決的任務吧。
自民國十六年（1927）錢基博任教無錫國專開始，先後講授了“目錄學”、“《東塾讀書記》”和“要籍解題”等課程，同時他也在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主講“古籍鳥瞰”和“目錄學”課程，之後又在湖南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開設“要籍目錄”課程，積纍了豐厚的教學經驗和研究成果。筆者所知，他确實沒有目錄學學科方面的理論專著存世，但其一生中撰寫的大量推薦類書目和解題類著作，仍可看作其目錄學思想與具體的國學教學內容相結合的産物，尚有許多未發之覆，其間的學理義蘊值得繼續探究。
一、推薦類書目
（一）導讀書目
（1）《三師〈羣書治要〉敍目》：《羣書治要》一書，迺錢基博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時所編，凡輯入鄭樵《校讐畧》、《四庫書目敘》、章學誠《校讐通義》、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諭子書》（自《曾文正公家訓》摘錄）、黎庶昌《周以來十一書應立學官議》、鄭孝胥《讀書淺言》、沈同芳《經史國文補習科答問》、盎特魯博士之讀書法、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徐劍緣《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等十一家之論。錢先生指出：書籍浩瀚，豈可盡讀！故而讀書不在多寡，要在通知其類。他不僅批評胡適所謂“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有其名而無其實，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最低限度”之書目：“最低限度之下，又求低焉，於經曰《四書》，於史曰《通鑑輯覽》，於子曰《諸子文粹》，於集曰《古文辭類纂》，則庶幾要之又要，低無可低者也！”[16]最后分別介紹了四部“最低限度”之書籍的讀法。
（2）《“古書治要”之教材舉例》：民國十四年（1925）初，孟憲承起草《六年師範國語課程》，特增設“古書治要”一學程，其教學宗旨是：“辨古書部次類例之大凡，審古學源流沿革之要删。”錢先生為之編訂教材目錄，輯為六類：一曰“小學源流”，選六家九篇；二曰“經部源流”，選九家十九篇；三曰“子部源流”，選十五家二十四篇；四曰“史部源流”，選七家九篇又八十事；五曰“集部源流”，選十九家二十一篇；六曰“古書源流”，選四家四篇。該書目既能體現“辨章學術，條析流派，以示途轍，戶牖方來”[17]之編輯意圖，又可視為《國學文選類纂》一書的最早雛形。
（3）《近代提要鉤玄之作者》：此書目發表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選目精審，提綱挈領，亦為指導初學掌握治學門逕而撰。內容涉及六個方面，博綜羣書，鉤提玄要，有宗旨以自名家學，有條貫以啓示塗轍。其中，經部：皮錫瑞《經學歷史》、陳澧《東塾讀書記》。史部：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趙翼《廿二史劄記》。子部：陳鍾凡《諸子通誼》。集部：姚永樸《文學研究法》、劉熙載《藝概》。通論：章學誠《文史通義》、張爾田《史微》、章炳麟《國故論衡》。餘藝：葉德輝《書林清話續話》、葉昌熾《語石》、康有為《續藝舟雙楫》。共十三家之言，皆於古今流變，洞中奧會，讀一書通千百書，如振裘之得領，如絜網之有綱。
（二）出版書目
（1）《無錫縣立圖書館刋刻“錫山先哲叢書”計畫書》：民國七年（1918），錢基博兼任無錫縣圖書館館長；次年春，他就館中庋藏鄉賢著述之未刊本及舊刊之孤本，分經、史、子、集編制備刊書目。凡經部十種三十一册，史部十種四十册，子部二十三種四十册，集部二十八種六十五册，都七十一種一百七十六册。為之製訂的“錫山先哲叢書”出版計畫書，書目詳盡而計劃切實，真正達到了“蒐刻遺文，表彰幽隱”的目的，於地方文獻保全不少。
（2）《選印〈四庫全書〉平議》：民國二十二年（1933），教育部委託商務印書館，以“四庫本”照原式影印。定名為《四庫全書未刊珍本》；而以三百種為限。一時南北目録學者，議論蠭起，莫衷一是。錢先生則認為：“誠竊以為選印‘庫書’，‘四部’不必求備。子部之精要者，不過周秦、漢魏數十種；而諸家刻本不少，往往一書有數本者。遜清子學，邁絕往古，名家讐刻，寧《四庫》所收子部諸本之能望項背！故子部可删不選。而經、史、集三部，則頗多罕傳之要籍，亟宜選刊以資探討者。然要當知學有流別，而匪所貴於矜奇嗜異，齗齗未刊。”[18]故而他提出選印《四庫全書》書目是：（一）經部宜取其於漢許鄭、宋五子之外，別出名家以自開風氣者；凡七十七部一千三百十卷。（二）史部宜擇其與“二十四史”、“通鑑”、“三通”互為詳略，以資考異者；不用原類例，統分事實、典制兩類；每類以所分時代為次；凡三十三部一千七百八十五卷。（三）集部則宜擇取異軍特張以別出於詩聖李、杜、蘇、黃，文宗韓、柳、歐、蘇之外，而自出手眼，以成家數者。凡一百四十五部四千三百四十五卷。三部分合計二百五十五部七千四百四十卷，要之義取博識，事資異聞，文貴別裁，不必矜言未刊，而自卓出尋常，以與世所傳各叢書相為經緯，互出詳略；而書不貴其複出，義則資乎參觀，如經之有內外傳，子之有內外篇矣！
二、解題類著述
目錄解題源於劉向創立的敘錄體，是古人整理文獻時派生出來的一種書體，一方面“條其篇目”，另一方面“撮其指意”，極便初學。錢先生的解題類著述在繼承前人的思想上又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解題與論世（時代背景）、敍傳（作者）、本子（版本）、讀法五者圓融為一的特點，或可視為解題目錄之創格。
目前已知的錢氏要籍解題類著述，大約有二十部（篇）左右，數量之多，門類之全，學理之精深，文字之典雅，鮮與倫比。其豐富的學術實踐反映了他深邃的目錄學思想。
這批著述就內容而言，略可分為兩大類：（一）專論。大致又可分為四類：經學有《讀孔穎達〈五經正義〉題記》、《〈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周易〉解題及其讀法》、《讀〈禮運〉卷頭解題記》、《喪禮今讀記》；史學有《〈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諸子學有《讀〈莊子·天下篇〉疏記》、《〈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讀〈莊子·南華真經〉卷頭解題記》、《讀〈韓非子〉卷頭解題記》、《名家五種校讀記》、《孫子章句訓義》、《〈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解題及其讀法》、《〈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題及其讀法》；文學有《〈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文心雕龍〉校讀記》、《鍾嶸〈詩品〉校讀記》、《〈古詩十九首〉解題及其讀法》。（二）通論。有採用解題義例者，如《清華園解題記》；有採用舉要義例者，如《古籍舉要》。這兩大類解題書系，專為啓發後學所作，既可體現錢基博先生宏闡國學的治學特點，又能反映傳統目錄學嚮現代學術邁進的印蹟。
然就體例而言，亦可分為兩大類：（一）單一體例：（1）只講解題（或稱舉要）者，如《清華園解題記》、《讀孔穎達〈五經正義〉題記》、《讀〈禮運〉卷頭解題記》、《讀〈莊子·南華真經〉卷頭解題記》、《讀〈韓非子〉卷頭解題記》；（2）只講讀法者，如《喪禮今讀記》；（3）只講章句訓義者，如《讀〈莊子·天下篇〉疏記》。（二）綜合體例：（1）既講校勘，又講讀法者，如《〈文心雕龍〉校讀記》、《名家五種校讀記》、《鍾嶸〈詩品〉校讀記》；（2）既講解題，又講作者（傳）、本子（版本）、讀法者，如《〈四書〉解題及其讀法》、《〈周易〉解題及其讀法》、《〈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3）既講解題，又講讀法者，如《〈古詩十九首〉解題及其讀法》、《〈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解題及其讀法》、《〈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題及其讀法》；（4）既講解題，又講別傳（作者）、訓義者，如《孫子章句訓義》。要籍不同，體例亦隨之而變化，但無一不是使讀者“俾易着手”，方便“初學之用”。
近十年來，學術界對錢學諸多領域的研究雖說已經起步，但較為系統的論述還是遠遠不夠。上述要籍解題類著作當中，就有幾種我們非常陌生，恐怕也是第一次聽說。筆者自覺有責任加快整理進度，使學者們盡早了解錢氏解題類著述的全貌。在已有的研究當中，最值得稱道的學者惟有徐豔芳老師與涂耀威、史振卿二位學友。二○○七年前後，徐老師連發兩篇論文[19]，探討了錢先生的目錄學思想及其成就，見解深刻，說理透闢，給筆者啓迪不少。至於涂耀威、史振卿二位年輕學人，則專就錢氏要籍解題類著述立論[20]，闡發隱幽，極見心思，實獲我心。在此不必重復轉述，讀者可仔細參看。
關於版本學：
民國初年，由於版本學尚未從目錄學中完全獨立出來，所以錢基博早期所講的“目錄學”，其實有時就是在講版本學。例如他在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雖未開設獨立的“版本學”課程，但其“古籍鳥瞰”一課，教學宗旨“以《東塾讀書記》為主，而輔以版本之大要”，自然也會涉及版本學的學科內容。民國二十二年（1933）以後，無錫國專正式開設了“版本學”課程，在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必脩。而錢基博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創建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首次公佈的選修學程當中就有“版本學”課程。
錢基博先生雖不以版本學名家，但他非常重視版本在歷史文獻校勘過程中的作用。其版本學專著《版本通義》一書，反映出他對版本與版本學的意義，以及古籍版本的源流，版本學的發展階段，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學科認識。
不過，對於《版本通義》的研究，整個二十世紀似乎少有人關註，學術界專門的研究論文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是，遠在新疆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學位的魯遠軍先生，卻在二○○○年一月發表了一篇題為《從〈版本通義〉看版本研究思想》的論文[21]，算是填補了一項空白。文章從四個方面入手，即（一）關於“版本”；（二）關於“宋版書”；（三）“版本”與“四部”分類；（四）版本研究的積纍、會通和實踐，全面攷察了這部專著中有關版本研究的思想內容，顯示出一定的理論深度。
而真正具有“突破”性意義並引發文獻學領域廣泛關註的研究，來自於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嚴佐之教授及其弟子們。一方面，他們對《版本通義》一書的文本先進行了一番細註詳解，把註釋當精讀，在充分理解認識的基礎上再下判斷，結論自然“確定無疑”，經得起討論；另一方面，從版本學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認識這部舊作，又通過與《書林清話》相比較而後呈現《版本通義》的學術價值與特色，高屋建瓴，論評精當。其中，鄭春汛《〈版本通義〉學術特色淺議》一文[22]，頗能代表“嚴門”的篤實學風。該文從《版本通義》的書名、編撰、思想三個方面解析其學術特色，思路清晰，見解獨到，令人信服。就書名而言，作者認為從“書林”到“版本”，是主題的飛躍，從此奠定了《版本通義》在版本學史上的地位；從“清話”到“通義”，則是體例的完善，反映出《版本通義》是一本梳理版本學源流的著作，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理論專著。就編撰而言，《版本通義》對《書林清話》史料來源的借鑒與發揚，使其學術宗旨更突出，學術源流更明白，更能準確傳達出作者的編撰目的；同時，《版本通義》由“會”而“通”，是對《書林清話》的超越。就思想而言，《版本通義》旂幟鮮明地批評了版本研究當中的“骨董”習氣，回歸重視版本文獻價值的學術正途；該書做為錢氏給學生授課時所用的講義或用於指導的參考讀物之一，牖啓塗轍，推介善本，充滿了教育意味。
此外，學者涂燿威還註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錢氏大量出版的要籍解題類著述中，都有對古籍版本的優劣、演變情況的詳盡考證，見微知著，充分反映了錢基博先生深厚的版本學素養和見識。例如《〈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中，論述“古文辭類篹之本子”說到：“此《篹》當為姚氏未及論定之書。而通常習見者三本：一嘉慶季年姚氏門人興縣康紹鏞巡撫粵東得武進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讎校焉。一道光五年江甯吳啓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劉欽任讎校焉。《康刻》据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釘本。而《吳刻》則据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所授本，與康刻本互為異同。……輓近以來，徐州徐樹錚尤喜談姚氏之學，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淪諸家批點，旁考諸集評識，標于《康刻》眉間，而折衷以己意，最為精審！桐城文章老宿馬其昶、姚永概諸人，序而刻焉，所謂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篹》是也。則又于康、吳、李三家刻之外，別成一家矣!”[23]讀此一論，對《古文辭類篹》的版本情況、優劣當可暸然於心，也可看出錢基博先生於版本學之造詣。
由此可見，《版本通義》不僅為版本學構建了一個系統而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而且其“書在必讀，本取可得”的致用思想也廣受讚譽。有學者因此斷言：“錢基博先生一生不以版本學家名世，但是，他是個當之無愧的版本學家。”[24]
關於校勘學：
錢基博先生學貫四部，平生尤以擅長章學誠文史校讎之學著名，他在比勘版本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經典要籍的校勘。代表作有《〈文心雕龍〉校讀記》、《名家五種校讀記》、《鍾嶸〈詩品〉校讀記》、《孫子章句訓義》等。
《〈文心雕龍〉校讀記》分兩個部分，一是“校勘”，一是“指發”。前者是對各個版本不同之處的比較，後者是對《文心雕龍》內容和主旨的闡述。在校勘過程中，錢基博摭采衆本，擇善者而從之，所謂“略避雷同，再加剞劂”，他對版本要求甚高。在對鍾嶸《詩品》一書進行校勘的過程中，注重他校和理校，用了何文煥《歷代詩話》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謨重刊《漢魏叢書》本張海鵬《學津詩源》本進行校勘，參考價值極大。而於《孫子章句訓義》中，錢基博採明談十山嘉靖刊本、清孫星衍平津館校刊本、正統道藏本、湖北崇文官書局百字本，“於是參驗四本，擇善而從，句分節解，寫為章句”，章句疏解既精，又旁參歐西兵法史例以為比較，新見疊出，故常被認為民國時期文人談兵的巔峰之作。
《名家五種校讀記》作為先秦名家五種著作《尹文子》、《鄧析子》、《慎子》、《惠子》和《公孫龍子》的校讀記，可說是錢先生校勘古籍最見心力的一部著作了。除《惠子》分“徵文記”和“傳”两部分外，其餘四種皆分“校讀記”、“傳”、“後敍（序）”三部分；在“校讀記”中，又於各篇分“校勘”和“提要”。
其中《尹文子》部分完稿於民國二十年（1931）一月十六日，地點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所用校本主要有四：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涵芬樓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繙宋本、中華書局繙印金山錢熙祚守山閣本和湖北崇文官書局刻百子全書本。以“道藏本”爲底本，亦旁逮日本尾張刊唐魏徵《群書治要》、武英殿聚珍刻唐馬總《意林》所采。《鄧析子》部分爲錢先生同年一月二十一日敍於光華大學。所用校本主要爲三：涵芬樓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初刊本、中華書局繙印金山錢熙祚指海本和湖北崇文官書局刻百子全書本。以“指海本”爲主，旁及唐馬總《意林》、清馬驌《繹史》所采。《慎子》部分爲同年二月十四日敍於後東塾之南牖。所用校本亦爲三本：一者金山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此本有校記，并輯佚文綴於後，頗稱善本；一者湖北崇文官書局刻百子全書本；一者涵芬樓影印江陰繆荃蓀蕅香簃寫本。錢先生認爲“守山閣叢書本”爲最佳，故以之爲底本，間采其餘两本。有些篇章有“校勘”和“提要”两部分，有些則只有“校勘”而無“提要”。而惠子之書留存下來的非常少，僅有零星內容存於其他諸子的著作中，如《莊子》、《荀子》、《韓非子》。莊子與惠子爲好朋友，所以《莊子》一書記載两人的事跡、言論較多。或因此之故，錢先生作徵文記（即輯佚），而非校讀記，篇幅亦很短。《公孫龍子》爲錢先生同年三月六日敍於後東塾之南牖。其所用校本主要有三本：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烏程嚴可均校道藏本和湖北崇文官書局刻百子全書本。其它還有金山錢熙祚守山閣校本、百子全書本、馬驌《繹史》以為輔助。以“道藏本”爲主，讎記異同。自古名家基本典籍中就有很多錯訛，學生閱讀頗感不便，故錢先生對名家留下的著作做了基本的文獻汇校，汰蕪存英，提要鈎玄，且對名家五子作傳記及後序，有功於學術不淺。
人們常說：“對校”校“版本”，“本校”校“異同”，“他校”校“真偽”，“理校”定“是非”。我再舉一個例子，說明錢先生“理校”古籍的高明之處。他在《〈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中說：“老子言道德，世人所知也；而老子之所以言道德者，則或世人所未知”，指出兩個方面：首先說“老子之觀道，始於‘知常’終於‘斠玄’，兩義一貫，斯通道紀”。那什麼是《老子》中的“常道”呢？清代學者俞樾說：“常與尚，古通。尚者，上也；常道猶之言上道也。”錢先生指出這種“通假”之法是不對的，無法理解《道德經》之原意，而認為“常”是“絕對不變之稱”。沒有想到，錢先生去世十多年之後，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中的“常道”寫作“恒道”就不存在“常”與“尚”通假的問題了。[25]由此看來，校勘古籍和疏通文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毫無疑問，錢基博在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文獻學諸多領域均取得了重大貢獻，遺著浩繁，嘉惠士林。放眼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如錢氏這般極其重視治學方法以指示後學者，並世學人當中實無第二人，足與梁啓超比軒輊。尤其是他的解題（舉要）類著作，以經典要籍為對象，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特色鮮明，學問精純，誠如涂燿威先生所言：“以發其閫奧，牖啓後學為目的；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宗旨。論學術，深入淺出；溯源流，正本清源。注重會通，重視文獻整理實踐，將版本、目錄、校讎之學視為一體，對經典要籍的普及，起來了重要的作用。”[26]時至今天，這些書仍有重讀的必要！
本書迺《錢基博集》“目錄版本學”部分，全一册，輯入了錢先生所撰關於目錄學、版本學方面的論文七篇，兩部經典名著（《版本通義》和《古籍舉要》），以及一部討論治學方法的殘缺書稿（《讀書稽古法》），約計三十萬字。
七篇論文當中，五篇屬於目錄學，一篇屬於版本學，而最后一篇不好歸類，內容在於梳理近五十年許慎《說文》學研究史，大略不出治學方法一塗。其中，《版本學》是一篇短小精緻的演講稿，言簡意賅，見識不凡，原刊於《無錫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三期，極有可能是錢先生來無錫縣圖書館講演時的記錄稿。此外，《讀書稽古法》是一部佚著，得來不易，所以異常珍貴。原有八章，今存導言和前兩章，合計三萬四千餘字，散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無錫地方報紙《無錫新報》上。該書體例嚴密，導言而外，分章論述讀書方法，解說詳備，見解高明，實乃錢氏早年治學方法之樞機。八章分別是：一曰曉音讀，二曰明訓詁，三曰辨析章句，四曰考核本事，五曰明定界說，六曰貫通大義，七曰比較異同，八曰蒐輯遺佚。該書由我的學生鄧盼同學整理點校，並進行了初步的研究與闡發。
《版本通義》迺中國版本學史上第一部以“版本”命名的學科研究著作，成書於民國十九年（1930）五月，民國二十年（1931）四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印行，收入《萬有文庫》之“百科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一月再版；民國二十八年（1939）九月三版。一九五七年一月續出增訂本，改交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篇凡四：原始第一，歷史第二，讀本第三，餘記第四。由於该書民國初版本非常流行，一再重印，所以此次我們選擇底本時，雖以一九五七年增訂本為準，但參照初版本進行整理，所有增補之處和文字差異皆一一註明，以方便讀者研究。
著名目錄版本學家嚴佐之先生在上海世紀版《版本通義》的“導讀”中指出：錢氏的這部《版本通義》是繼葉德輝《書林清話》之後又一部重要的版本學專著，學術價值鉅大。可令人遺憾的是，好些人好多年來都不甚重視《版本通義》及其作者錢基博，只知道他是錢鍾書的父親，只認為《版本通義》是對《書林清話》的簡單抄襲。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之後，嚴先生逐漸體會出了該書的優長之處，認為《版本通義》有很多過人的地方，凡版本學中重要的知識和《書林清話》中沒有章節分開的內容，都給它梳理的井井有條，並且在其中體現了作者獨特的“義例”和“義理”等版本學思想。他還進一步斷言，當今版本兩大流派——圖書館版本學派（側重版本鑒定）和學術界版本學派（側重學術源流）的“開山之作”分別是《書林清話》和《版本通義》。
《古籍舉要》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錢先生的另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迺其課從子錢鍾漢等研讀陳澧《東塾讀書記》，“時有申論，隨記成册”，故名《後東塾讀書記》。與陳記相比，內容“有相發者，有相難者，每卷得如干事，盡四十五日之力訖事”[27]。是書總計十七卷，分論《孝經》四條，《論語》十條，《孟子》十三條，《周易》九條，《尚書》九條，《詩》四條，《周禮》七條，《儀禮》五條，《禮記》三條，《春秋上》十條，《春秋下》二十條，小學五條，諸子三十一條，西漢十二條，鄭學三條，三國五條，朱子六條。前十一卷以經籍為綱目，後六卷以學術為衡論。
該書成稿於民國十九年（1930）八月，民國二十二年（1933）十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初版印行；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再版。一部精深的學術著作，不滿兩年就再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讓人感覺有趣的是，此書封面題名“古籍舉要”，而錢先生的自序則明言“署曰《後東塾讀書記》”，難免裏外矛盾。若按今天現行的出版自檢製度，好歹都是個“責任事故”。我又猜想當時的出版者，一定是覺得“後東塾讀書記”略顯小氣，不如“古籍舉要”來得“高端上檔次”，所以就擅自做主了。雖說書名可換，但內容卻不敢改動絲毫，更何況錢老先生是個大名人，該借光時還得下手。民國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世界書局又發奇想，居然主動糾正錯誤，將此書“更名”為《後東塾讀書記》，以與陳澧《東塾讀書記》匹配合印，正文則一字未易。其出版廣告詞曰：“蘭甫陳澧先生，生平好學，孜孜不倦；經子百家，無不瀏覽；平日將讀書之心得，筆之於書，而成《東塾讀書記》。後有現任光華大學中文系主任錢基博先生之《後東塾讀書記》，攷據精審，足與前書媲美。”結果自然是“三版書罄”，賺足了大衆的眼球。細心的讀者一看便知，毋須筆者多費脣舌。
人到中年，百味雜陳；案牘勞形，冷煖自知。
最后，感謝老一輩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和朱英教授、范軍社長等衆多學術前輩的愛護與提擕，使我有倖成為華師的一份子。重入春風，再做桃李！此刻內心的喜悅和感動，真真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因此倍覺珍惜。而匆匆寫完這篇文字，時令已然到了秋高氣爽的“入學季”。我也必須整理心緒，準備行囊，嚮着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出發。“歷史是劃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走進桂子山，融入新的群體，這對於像我一類的“學術草根”來說，不僅僅是一生的榮燿，也代表了另一段征程即將開始。
是為校訂後記。
傅宏星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識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
[①] 錢基博：《中學校國文科教授文法之商榷》，《教育雜誌》，1916年8月第16期。
[②] 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週刊》叢書社1925年版，第3～4頁。
[③]《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概況》，教育部立案，1933年，第12頁。
[④]《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週紀念册》，1936年，“章則”第15頁。
[⑤]《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概況》，教育部立案，1933年，第19頁。
[⑥]《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週紀念册》，1936年，“章則”第16頁。
[⑦]《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十五週紀念册》，1936年，“章則”第16～19頁。
[⑧] 王紹曾：《錢子泉先生講學雜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紀念錢基博先生誕生百週年專輯），1987年12月。
[⑨] 同上。
[⑩] 劉桂秋：《無錫國專編年事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頁。
[11] 陳衍：《要籍解題》，《國專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4期，1937年第5卷第2期、第3期、第5期。
[12] 錢基博：《改訂中國文學系學程》，《光華年刊》第6期，1933年8月。
[13]《私立光華大學章程》，1936年，第47頁。
[14] 錢基博：《修正師範學院國文系必修選修學程草案意見》，《國立師範學院季刊》第2期，1939年3月25日。
[15]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頁。
[16] 錢基博：《三師〈羣書治要〉敍目》，《無錫新報·思潮月刊》，1923年12月16日。
[17] 錢基博：《“古書治要”之教材舉例》，《新教育》，1925年4月第10卷第3期。
[18] 錢基博：《選印〈四庫全書〉平議》，《光華大學半月刊》，1933年10月10日第2卷第1期、10月25日第2期、11月10日第3期、11月25日第4期。
[19] 參見徐豔芳《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錢基博的目錄觀》，《圖書情報工作》，2007年9月第9期；《錢基博先生的目錄學思想及成就》，《錢基博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0] 參見涂耀威《錢基博文獻學成就三論》，《圖書與情報》，2007年第1期；《錢基博經典要籍解題著述發微》，《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08年6月第2期；史振卿《錢基博古籍解題管闚》，《錢基博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1] 魯遠軍：《從〈版本通義〉看版本研究思想》，《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1期。
[22] 鄭春汛：《〈版本通義〉學術特色淺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3期。
[23] 錢基博：《〈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上海中山書局1929年版，第8頁、第10頁。
[24] 段福德：《錢基博〈版本通義〉述評》，《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8 期。
[25] 熊鐵基：《再讀〈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錢基博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6] 涂燿威：《錢基博經典要籍解題著述發微》，《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08年第15卷第2期。
[27] 錢基博：《古籍舉要》，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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