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訂後記
最初接觸錢基博先生的“大名”是在兩年前，當時正貪看錢穆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裡面數處提及作者與錢鍾書父子兩人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的交往，知道錢鍾書的父親乃是錢基博先生。早已驾鹤西行的錢鍾書先生，依然被學術界仰為泰山北斗，想必其父也不能用“一般”這兩個字眼來評定。錢穆說：“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如此受錢穆敬重的人，想必也不是居於陋薄之輩。
2011年正月開學後，有倖與學校新來的傅宏星老師談了接近一個小時。傅老師不僅給我講了他這些年來的學術之路，而且臨結束還送給我一句“困心衡慮，動心忍性”的話當座右銘。後來，我又在傅老師的指導下阅读湘学名著《近百年湖南學風》，第一天就發現小序中有這么一句話：“困心衡虑，裕以學問，以憂患動心忍性，而不宜憂患喪氣墮志。”不禁莞爾！傅老師能從國企轉向高校任教，這在我們看來，已經是一段奇異的經歷了，顯得那么不可思議。我就揣測，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是他癡迷於對錢基博學問的研究吧。記得那次談話之後，傅老師留給我一個作業，點校錢基博的《孟子約纂》，藉以錘煉學生的古文獻整理能力。完成後，傅老師又給了我一些資料，整理點校錢氏及門弟子張振鏞的《中國文學史分論》。從永州來到洛陽，每天都必須閱讀大量的古籍，這才逐漸明白，把點校當精讀，是多麽高明的入學門徑啊！
有一次，我去傅老師辦公室請教。他當時鑽研《近百年湖南學風》有得，就和我興致勃勃地聊起來。傅老師認為：就書體而言，自《近百年湖南學風》問世以來，就存在著諸多爭議。有人認為是方志，而錢先生則斷然否定了這種說法：“以言方志，吾漏正多。”[①]今人亦有以學案體目之者，可是傅老師不以為然：該書包含的十七位人物，無疑都是經世致用之材，其中既有思想家如湯鵬、魏源者，也有名將如羅澤南、李續賓、王錱者；既有大儒如閻鎮珩、王闓運者，也有名臣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者；既有外交家如劉蓉、郭嵩燾者，也有文章經國如譚嗣同、章士釗者。所取人物，不僅僅限於學問中人，而廣涉湖南近百年來的名儒、良将、贤臣，不一其人；其事則有關於教育、政治、軍事、外交、歐化等，不一其術；正如錢基博自己所說：“吾則取精用宏，通子之意於傳記。”他扣定“學風”而自明一家之學，既不同於方志，又有別於學案，乃志傳體史籍之創格，或可稱之為“學風體”。聽了傅老師的講解，纔知道錢基博對湖湘文化有如此精妙的觀點，油然而生高山仰止的感慨，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錢基博乃無錫名門望族之後，祖、父、兄三代皆為無錫知名私塾先生，盡心於學，熱心公益，廉潔自奉，卓有清望。他謹承家風，教書育人，永不懈怠，終於成為一代國學宗師，桃李遍於天下；唯務治學，被錢仲聯先生譽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真正全面精通經史的碩學通儒、文章巨擘。其最大的學術成就當在集部，所謂“集部之學，海內罕對”也。這並不是錢先生自誇之詞，而是實至名歸。其集部之學，熔鑄文學史、文學理論、國文教學法、文学創作、國文教材等幾部分，包羅甚富；又對教學之旨趣、治學之要旨、文章之流變等都有精深的見解，廣受讚譽。在經部方面，經學論文十篇，專著六部，博涉群經。其中《經學通志》通《易》、《書》、《詩》、《禮》、《春秋》、《小學》諸學，考古今學術之流變，明其得失，義理精深，實為經部扛鼎之作。史學方面，錢先生有通觀性的史識，頗有史才，而且對中國的傳統的史傳體運用的極為精妙，有史著、碑傳、方志等留存於世，其中《韓愈志》是他的得意之作。錢先生幾乎一生都沒離開過對韓愈的研究，對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推崇備至。他以史體著論，不僅發展了傳統的傳記史學的寫作方式，而且試圖從人物本身之外來展示人物的人格精神。錢先生的研究範圍十分廣博，對子學的研究也十分突出。自謂：“子部鉤稽，亦多匡發。”首先，他充分肯定古書古說的真實可信，以無可辯駁的論證痛斥那充溢學界的疑古蔑古，用《讀莊子天下篇疏記》中的話來說，其治先秦諸子學的目的是：“將以徵古說之不刊，去時論之妄惑。”其次，以儒、道為軸心，對先秦子學中的墨家、法家、名家和兵家，均有精深的研究。同時，提出了治諸子學的四大方法論，極富創獲。最後，錢先生不回避對佛學的研究。由此可見，其恢閎的學術氣象，絕非泛泛淺嚐之輩所能企及。
而我真正鑽研錢基博的學問，則是從整理點校錢基博的地方志著述開始。方志是以地區為中心，記載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理、社會風俗、政治經濟、人物事迹等。方志起源很早，據《周禮·春官》記載，早在西周初年已有掌管“邦國之志”的“小史”，又有负责“四方之志”的“外史”。到了唐代，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方志體例；宋元時期，方志的編撰進入了活跃的階段；而清乾嘉樸學過後，方志達到鼎盛。民國時期，對歷代方志的總結與承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地方志著述成風。無錫自泰伯來奔，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人文深厚，人才輩出，詩書傳家，著述繁富，成為江南地區的一朵文化奇葩。其方志著述頗為可觀，歷元、明、清三代以迄民國而不衰。錢先生作為一代民國國學大師，精通四部之學，学術氣象宏大，他又往往能够独辟蹊径，开风气之先，对中國近现代學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史學方面卓有成就，其方志更是自成一大系統。方志是錢基博史学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其学术體係的一个重要支点。
一、錢基博的方志學理論。
自漢以來，無錫多次設縣，治金匱。清雍正四年（1726），始析金匱成縣，金匱、無錫兩地異民分治。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獨立，無錫秦毓鎏也舉兵應事，無錫沒經過多少兵事，和平光復。民國肇創，百廢俱興。鼎革修史，以史資政。故无锡地方私家撰述的各类小志、专志層出不窮。民國二年（1913）至民國七年（1918）之間，錢基博曾私著了兵事志兩部、補志一部。民國七年（1918），由無錫縣政府領導重修縣志，敦請錢基博擔任無錫修志委員會的總纂。此後，錢先生又於民國十八年（1929）和民國三十六年（1947）間先後兩次擔任無錫縣修志委員會總纂。其前后三次任总纂，寫下了大量關於無錫縣修志的建議和方案，並有一批著述留存世間。錢基博有方志專稿十一部[②]，分別為《無錫光復志》、《無錫識小録補》、《吳江兵事志》、《無錫風俗志》、《無錫戶口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寇備）志上》、《無錫賦役（稅）志上》、《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無錫人物志稿》、《癸亥春季修學旅行指導書》，以及討論修志體例、志目等事項的論文和修志委員之間的來往信函。故錢基博方志理論與實踐都很豐富，其理論足以支撐方志的寫作，其成果足以證明方志理論的可操作性。而第二次任總纂，前後歷時四個月，錢先生就自動辭職，目前尚未找到與錢先生方志著述有關的文獻材料，僅發現《縣政府重要會議》、《召纂修志會議》、《縣志局委員會議記》、《纂修縣志局成立》、《無錫縣志總纂修辭職》等關於無錫第二次修志的會議紀要與大事記。另一方面的重要佐證，就是錢先生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刊行的《錢子潛函徐縣長研討修志體例》一文中，提及二十年前任修志總纂一事。
两次修志，錢先生都有理论做依据，即使很多修志設想未能實踐，但這也不能低估其方志學理論在編纂實踐中的作用。因此，首先簡单介紹一下錢先生論及方志性質、功用、編纂等方志学理論。
第一，方志的性質。
自古寫史，必有章可循，有體可因。正如錢先生所說：“事必稽史以求傳信，體必師古以務擇善。”[③]兩次修志，若認為古之體例可以沿襲，錢先生就繼承以往修志之體，但不是一味的承襲，而是與社會各界人士研討商榷，廣泛听取意見，再根據內容以確定合適的體例，自有高見與創新，有自己獨特的史識、史法與理論建樹。
清朝時，方志理論有兩大派系：一派是以洪亮吉為代表的地理派，認為方志是地理書，只重地理沿革而不重文獻。如戴東原所說：“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盡。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而另一派是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史志派，注重人物和文獻。對於地理派的一偏之見，章學誠嘗作詩予以諷刺：“《乘杌》、《春秋》各擅名，侯国改制非西京。志為國史舉全體，陋儒誤認為圖經。司書版圖有專職，如何方志混白黑。”方志不單單是地理書，乃一地之全史。所謂“志乃史載”，即方志是記載一個地方全部歷史的史書。錢基博指出：“志，史體也。”又云：“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之志地理，何也？”[④]由此看來，錢先生兼采兩家之說，認為方志為記敘一地域地理及史事之書；即“修志不可不志地理，而志地理非即可以概史”，而應該是志史兩性，相容並蓄。錢先生在編寫志書時，旁羅博采，取精用宏，對徵采的材料進行分析和概括。內容涉及政治制度、兵事、經濟賦役、地理等各方面。他明其沿革流變，考其真偽，把方志編成了一部史地結合的地方百科全書。黎錦熙說方志既是“地志之歷史化”，又是“歷史之地志化”，恰可以移來概括錢先生對方志性質的認識。
第二，方志的功用。
章學誠認為方志有兩大作用：其一是教化。他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說：“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立廉。”其二是存史。他在《方志立三議書》中說：“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佈施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借資於百國寶書也。”錢先生發揮了章氏方志能教化鄉民、存史為國史取裁的說法，還將教化作用擴大化：一為資政，一為教化。在《無錫賦役志》中曰：“述田賦之世輕世重，參稽史志而著其所以，並附著歷届清賦之得失，以諗柄縣政者”；在《無錫戶口志》中曰：“此其言亦可以參觀得失焉”，認為“修志一事，本以揚榷風教為職志”。在錢先生看來，方志不僅可以覘一地域之地理以及一地方之史事、一地方之人物來教化一地方之人，也能為地方治理提供借鑑，居今知古，鑑往察來。他還認為方志有指導旅行的作用，其編寫的《癸亥春季修學旅行指導書》就是最好的明証。
第三，方志的編纂。
關於方志的志目。錢先生重沿革、地利、交通、農工商等，他按照重要性、實用性、對人民生活的影響程度的原則將志目定為十八門：修志沿革、地理、水利、風俗、食貨、賦役、地方自治、善舉、教育、宗教、選舉、警備、歷代兵防、人物、藝文、金石、物產、說苑。無錫修志自元以後，逐漸繁盛；以迄民國，重修不衰，恰如錢基博所說：“吾邑縣志，始成於元之王仁輔，明朝景泰、宏治、萬曆凡三修，遜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凡五修，曆敘其沿革，以明志之源委，故列諸卷前。”修志沿革是錢先生謹承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之旨，以表彰先賢著述之功，尊重鄉輩徵文考獻之用心；不毀前人之舊志，不掩前人之成果。而對於其他志目的編排，可從《無錫風俗志》中窺見一斑，“風俗者，所以表現縣之人之特性，而政教之所因也，言治者莫先焉。志邑故者宜亦莫先焉，而以其本之山川，次於地理水利之後，凡婚喪、習慣、歲時、景物、方言、里諺、邑謳之屬悉入之。班固序《食貨志》曰：‘厥初生民，食貨惟先。’故以次於風俗之後，凡農工商業屬之。”而其每部志稿的題目，該續則續，該統則統，或另創新目。此方法是修纂委員會經過綜合討論舊志志目的前提下而商定下來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民國第一次修志，乃繼承清秦緗業主纂之後的第一次修志，不僅是無錫光復後的第一次，而且也是金匱至清雍正四年（1726）被析出無錫後，金匱歸治無錫後的第一次合修縣志。事世變遷，社會新增加了許多事項，也有很多事項已經消失，不復存在；或有很多社會事項也已經流變，近代化了。這就需要對舊志的內容進行整理，如可以與舊志內容相接的，變化不大的，則續修，仍襲舊目，只把新增加的社會事項添進去；若前面有，但內容變動較大的，則統修，重新撰寫此志，但應仍舊目；如社會新出現的事物，且對地方民生有較大影響的，則根據事項內容另創新目，以明社會之變。
關於方志的體例。“著述非難，明體為難。”修志不可不先裁定體例。志，史體也。方志作為史籍，也自有其體例。自古寫史，必出於一人之手，對於史的體例也自有一定的原則。錢先生認為：方志所採錄的內容各有不同，有經濟、政治等事項，所以要因事制宜的制定方志的體例。如地理一門，應遵循章學誠體例；藝文志仿班固《藝文志》；金石仿《訪碑錄》、《金石萃編》等例，分上下兩編，載入縣志，但又與舊志不同，金石應收載法帖。下面就分別從體裁、結構、章法三個方面論述錢基博方志編纂體例：
體裁，又稱文體，多指文章的表達方式。自古以來，史書的體裁，一般包含述、記、志、傳、圖、表、錄等，以志為主體。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藝文志》、《古今人表》等。方志作為一地方之史書，一地方之信史，其體裁與史書體裁無異。而體裁各有各的側重點，各有各的優勢與短處。錢先生提倡縣志的體裁應揚所其長，避其所短，各類體裁應充分在一部方志中融合，用所餘補其所損。比如人物傳，不僅可以傳表相結合，也可以附於典章制度之下。
其方志編纂結構是：“每門首揭小序，而後分目敘述，庶乎眉目清朗，條枝共貫云。”第一，以序言統攝全篇。每部志稿前都有總序，每篇（類）之下又有小序。序言對志稿作了概括性的介紹，有說明作此志稿以及每篇（類）的始末，有扼要介紹志稿的內容，使人一讀便可掌握全志之大綱，洞悉全文的內容,明白編寫此文的原委、目的。第二，門下析目，目下屬篇。以篇統類，互有統屬，條目明晰。錢先生編寫專志，有目、有篇、有章、有節，層層相屬，層次分明。如遇可分目析類的，則根據內容編排結構，因地制宜，充分發揮能動性。如《無錫光復志》分六篇（匡復、軍政、財政、民政、司法、自敘），六篇之中又根據內容分有多個小類。如《軍政篇》統屬軍制一、軍制二、軍律、軍械、軍事、偵探隊、水師、軍醫、民團等九個小類。第三，按語的使用。十一篇方志專志中，幾乎每篇都有按語。按語或對文中內容加以解釋說明，或說明引文出處，或對文獻匡訛補正，或發表自己議論，或說明此稿編寫的始末，等等。錢先生認為志傳有為國史取材的功用，故應略國史之所詳、詳國史之所略，而且融合其他傳記而有所異，儘量涉及人物的各個方面，讓人物豐滿，如《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
在方志編纂的章法上，錢先生比較看重敘述，强調對資料的收集和考訂，不厭繁複；再取精用宏，因事制宜，因人而異，各篇各有其章法。如在人物志的編寫上，江蘇一地傑出人物輩出，無錫亦是如此，而入志之人物不可不嚴，即使不同人在同一個方面有突出成就，但不是一味的羅列，而是有所選取，能以其所取而让读者詳知其人其事。
關於方志材料的徵采。在徵文考獻上，博采群籍，事出有據，提倡“有據則書，有疑則闕，有訛則辨”。錢先生旁徵博采，運用多種手段收集材料與文獻，並對徵訪的材料進行考證分析，而不是一味的做資料長編與羅列。事出有據的，則予以採錄；有疑問的對照正史或其他通行本進行考證；對舊志中有錯誤的則予以糾正。錢先生編寫的這十一部志稿，引書有正史、方志、野史、詩文集、公文奏章、銘謨、人物傳紀等，以及查閱多種文字音韻書，以經解字，期還原其本義近而瞭解其變化。計有《續文獻通考》、《續資治通鑑》、《宋史》、《明史》、《讀史方輿紀要》、《清會典》、《康熙志》、《東華錄》、《李文忠公全書》、《張翼傳》、《黃子澄、張義士墓志》、《隆平記事》、《倭寇紀事》、《說文解字》、《方言》、《禮記》、《爾雅》等。錢先生徵文考獻之心可謂深矣！
方志彰顯的特色。錢先生是一位謙遜的學者，不以總纂自居而攬功，懷著對先輩的敬仰而採用前人之成果；不以個人聲望而尊大，善於聽取鄉人意見。
其一，關於修志署名。當朝宰相或是皇帝任命的監修成為前朝國史編撰的署名者，這在唐朝以後成為定制。而寫史編撰的幕後人員，或是真正的編纂者往往被忽略。錢先生認為，修志乃全縣之大計，應通力合作，而後撰成署名，應該傚仿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之例，“每門纂修何人，即於卷端署何人姓名”，不掠人成書之勞。
其二，不毀前人之成果。錢先生嘗言：“誠竊以為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無錫《光緒志》，出自鄉老秦澹如都轉之手，而其從孫潛叔先生實佐成之。斟酌前志，義例加密，記載加富，後有作者，豈易駕而上之！”且先生專門將歷代修志沿革位於卷首，讓後輩、鄉人銘記前人為地方修志事業做的貢獻。錢先生認為新志應詳前人之所略，略前人之所詳，與舊志相承接。他這樣做，不僅是贊同地志派厚今薄古，認為志書編寫應詳今略古之說，這也是對信今以傳後之說的承接，肯定前人的成果。又因方志編纂要集衆人之力，徵文考獻，無不繁複，而志書編寫則是取精用宏，不免很多材料都不能用到實處。為了不廢縣人徵集材料之艱苦用心，錢先生甚至認為：“其志中所不能採納者，可自成一書。”
其三，登報發表，以資勘證。“纂修每類脫稿，於地方報先行公佈，招人更正，以昭詳慎。”[⑤]邑志雖有徵訪人員、協纂、總纂，但是無論何人纂修，恐不免有失實、漏誤之處，需要社會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將已成之作先登報發表，不僅可以讓縣人看到修志成果，也可以讓社會各界見仁見智，補闕糾偏，以期完善。
其四，修志隊伍的專業性與大衆參與的結合。方志是一地方之百科全書，務必囊括地方的各個方面。地方史是為國史取材，應敘述詳盡。而縣志門目繁多，雖有專家，有總纂，無不學有專長；委員會諸公各有認纂，但也不是各門皆通。錢先生認為方志編纂乃全縣之大事，應該設協修、名譽徵訪員、特別徵訪員名，用應用之人，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全縣應通力合作，共舉修志盛業。故方志編纂隊伍不僅有專家，還應有地方名士、政界商界人士、學校師生、農民等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雖如此，但真正筆削寫史的，也僅是專家而已。章學誠斷言“文人不可與修史”，錢基博贊成此說，并進一步闡發：“方志乃專家之說，非一筆能文者即可纂修。”[⑥]且對歷來舊志文人參與編纂的弊病，他感知深切而生遺恨，故而切論之：“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而非縣志之體，會稽章氏嘗痛斥之。而無錫縣志，亦未免沿襲為故。”所以錢先生不會因循前人之舊轍而宜變通，儘量人盡其才，物盡其力，將地方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發揮到最大作用。
其五，寫志需誌地方。“蘇湖熟，天下足。”江蘇自古以來經濟發達，水陸交通、地理位置優越。而錢先生在編寫方志時，就特意抓住了無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挖掘出在無錫這一寶地上所孕育的一地之人。這種優越的地利所衍生出的地域文化，一地域對一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人物等各個方面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地域對軍事的影響，以及在這種地域文化所薰陶下的，地方人對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比如《無錫光復志》、《吳江縣兵事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志》等，就特別注重地理對其地方的軍事的影響。又如《無錫風俗志》、《無錫人物志稿》、《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等，錢先生則着重一地方之風教、文化淵源的挖掘。
二、錢基博的方志編纂實踐。
無錫縣志，最早成書於元之王仁輔，明朝景泰、宏治、萬曆凡三修，遜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凡五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清徐永言修，嚴繩孫、秦松齡纂的《康熙志》，清王允謙修，華熙閔纂的《乾隆志》，清裴大中、倪咸生修，秦緗業纂的《光緒志》。清朝無疑是地方修志的全盛時期。到了民國肇造，學者們又對前人的修志理論與編纂實踐進行一番評判性的繼承，官唱民和，方志著述遂如雨後之春筍，蓬蓬勃勃起來。
作為一代江南名賢，錢基博不僅三次出任無錫縣修志總纂，留下了諸如《無錫風俗志》、《無錫戶口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寇備）志上》、《無錫賦役（稅）志上》等專稿；而且，他還秉承私家修志的史志傳統，先後完成了《無錫光復志》、《吳江縣兵事志》、《無錫識小錄補》、《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無錫人物志稿》、《癸亥春季修學旅行指導書》等專志。歲月淘人，原非可料！這些早已被今人遺忘的方志著述，體例謹嚴，文筆典雅，妙在真實地反映了那個特殊歷史階段中無錫一地（不限於無錫）的時代風貌，無疑也是有必要重新整理出版的。故而，本文把錢先生所遺十一部方志著作分作六組，逐一介紹，或總敘內容，或就每篇的寫作背景、文字特點和社會影響等等，並予以簡要的評論。
其一，舊志補遺的編纂。《無錫識小錄補》連載於民國三年（1914）九月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新無錫》報，是錢先生仿照黃卬《錫金識小錄》而撰成的，不分卷，全志分紀異、補傳、稽逸、綜考、前鑒、舊跡、語雋七門，其中紀異五篇，補傳八篇，稽逸十五篇，綜考一篇，前鑒二篇，舊跡六篇，語雋七篇，共計四十四篇。
其二，兵事志的編纂。錢先生撰有兵事志四部：《無錫光復志》、《吳江縣兵事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志》。其中《無錫光復志》、《吳江縣兵事志》是錢先生自撰的兩篇專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志》則為其第一次任總纂時撰寫的，算是兩部官修的無錫兵事志。雖然此四部兵事志有私著與官修之別，但所敘的時間跨度都很大，古今貫通，詳今略古，重在對近世當代兵事的敘述，充分彰顯了地方特色和一地域所產生的軍事地域文化；且都是以地域開篇，無疑是他“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之作。而《吳江縣兵事志》則詳述了吳江作為江南兵事要衝歷來是兵家所爭的戰略軍事位置以及所歷之兵事。
其三，風俗志的編纂。風俗志有《無錫風俗志》一部。此志是錢先生第一次任總纂時成書的，可以稱得上是民國時期無錫的第一部官修志書，是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師生及無錫地方名士共同徵訪收集而成的，是對《師範學校修地方志議》中提出設想的充分實踐。此書內容涉及之廣，俚俗相雜，語言雅俗共賞，接近民間生活，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志書在結構上是目下分篇，篇下析類，層層分敘，統屬關係明確。其分為五個部分，前有一個總序，每個部分又有一個簡明扼要的小序點明篇下統屬的小類以及寫此篇的目的、原因、始末等。且在一些地方用按語的形式作出合理的解釋，使讀者明白此條習俗的由來、意義等，以達到揚榷風教、資政、育人的目的。特別是在“歲時景物”這一篇，錢先生在最後寫的按語，是本著體民生之艱難之心，說明賽會作為鄉民的娛樂，不應禁而應該提倡，以期達到“娛精神、舒體肢”於一鄉一民。雖然如此，但是也應該有張有弛，有伸有縮。這一點既體現了錢先生鮮明的人文思想，又有理性的維度。而全書最具地方特色的，就是方言、里諺與歌謠。一地方有一地方之風俗，而風俗中最別具一格的莫過於這三個方面。方言部分囊括了無錫各地方言，還對方言的語音語義的源流進行了考釋，這對瞭解吳地方言有着重要作用，更讓人覺得有家鄉的味道而倍感親切。尤其是相對於無錫人來說，閱讀此篇，定有一種溫馨的歸屬感。里諺部分分占侯、農桑（農事、蠶事）、習慣法、格言（訓誥類、箴戒類、諷刺類）三類。里諺顧名思義就是里巷之間的通俗語，只要是該地方之人，必定能懂。只不過時過境遷，許多語言已為陳跡，那麽難免生疏，錢先生常言：“愛國始於鄉土。”他新創此目，實能喚起人們已經逝去的記憶，增加對家鄉的熱愛。而且，錢先生對各條里諺都用按語加以說明，使得里諺由俗變雅，由艱澀變為明白曉暢。歌謠一目，歷來不入方志，故此目實為方志所新創。該目採摘內容本着“覘其俗，匡捄時習，繩愆糾謬，辭不狎褻，自然成趣，不假琢飾，神韻天籟”的原則，分敘了觀風、貶俗、表情、童謠四部分，內容輕鬆活潑，生活氣息濃厚。
其四，賦役志的編纂。賦役志有《無錫賦役志》、《無錫戶口志》兩部。錢先生秉筆直書，以正史、舊志為據，以歷史文獻為凖繩，採用編年體體例。志書不僅有據則書，匡訛補闕，正史與地方志相對照，而且志書之間亦作對照，查漏補闕。故兩書編纂作風嚴謹，實事求是。
《無錫賦役志》分上下兩卷，上卷為賦役志，下卷為徭役志，現僅存上卷。此志全面詳盡記述了無錫自宋至清四代的賦稅狀況，深論歷代賦役的得失，諷諫時政。《無錫戶口志》的記敘年限是從無錫戶口有年代可考的宋代起，訖至民國。錢基博對歷代戶口增減的原因都有論述，而戰爭與賦役制度對人口增減的影響，分析極為詳盡，不可忽視。
其五，人物志的编纂。人物志有《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無錫人物志稿》。《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是為第三學區[⑦]成立十周年而作，也是錢先生以先賢激勵師範學生而作，而其編纂理論卻是承接無錫縣署修志體例和志目而來。“錫山科第，名盛東南，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由此可見，無錫人傑地靈，名人輩出。而人物志以人物為中心，以人繫事，是史傳的流變，是將一國之大人物縮小到一省、一縣、一家之有突出貢獻的人；是為史傳取材，但與史傳可以互補、相容。在正史中，如入傳之人物都是出入朝堂的名臣將相，是對國家有大貢獻的人，而對於一縣一鄉的“小人物”就難免遺漏。且歷來舊志人物志冗濫陋略，皆不過一紙履歷而已。那麽，後人瞭解其人格、其功績都是隔了一層，不能深切感觸其人其事。錢基博有志於改變以往空言人物以長浮偽的習氣，認為人物因以事見人，因以地方興廢、民生有關之事記載人物。也認為“入志人物，一縣之模範人物也。取人不可不嚴，敘事不可不詳。而標目則不可不渾括，不厭求詳以備國史之採擇”。所以，略國史之所詳，詳國史之所略，而且融合其他傳記文體的優長之處，儘量涉及人物的各個方面，讓人物更加形象豐滿。在方志的人物志寫作中，他淋淋盡致的實踐了這些理論，寫下了這兩部人物志；並用按語的形式清楚的點明其寫人物志的特點。《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區紀念人物志》是按照學科分類，為人物作傳，有理學（顧憲成、高攀龍）；地理（徐霞客、顧祖禹）；文學（張惠言、惲進）；藝術（倪瓚、惲壽平）；科學（徐壽、華蘅芳）。此人物傳都是先生搜羅文獻，旁徵博引，別出心裁，與前傳的着重点不同。如顧憲成、高攀龍兩傳，無一字是襲用《明史》顧憲成、高攀龍本傳，《明史》是記其居官之績，但此是詳其學問之大；同時，也與《明儒學案》不同，不是記述學派的承傳關係。如張惠言傳：“無一字襲惲敬《張皋文墓志》。阮元《張惠言傳》以筆志其居官，既傳其經學，而此則傳其文學也。”如惲敬小傳：“據惲氏《大雲山房本集》及陸繼輅《七家文鈔》，期於提要鉤元，見陽湖別家一派之所以，與李元慶《國朝先正事略》不同。”《無錫人物志稿》是錢先生採用紀傳體例為無錫近六七十年人物做傳，雖都略寫家世背景，但對於家於鄉於國於民族而作出卓越事蹟，都加以詳細介紹。按人物貢獻標目，有殖邊李金鏞；外交薛福成（附弟福保）；名將嚴金清；文學秦湘業（附兄湘武，從孫寶璣、施建烈、範鈞）；格致徐壽（附子建寅）；算學華蘅芳（附弟世芳）；義俠孫元楷（附子鼎烈）；禁煙許鈺；辦學楊模（附鄧濂、秦堅），都九人，附傳十人。兩部人物志可以互相補充，且可與《無錫識小錄補》相互參證。在《無錫新志目徵訪事項》中，錢先生將人物類分為鄉賢、流寓、列女三項，而其卻沒有按此事項分標名目，故鄉賢、流寓則散見在無錫兵事志中，列女之屬等則散見在《無錫識小錄補》中。
其六，旅行指導書的編纂。方志有指導旅行的作用，故錢先生亦有旅行指導書一部，名曰《癸亥春季旅行指導書》，分《杭州小志》、《金陵小志》、《蘇州小志》、《金陵、蘇州、杭州三地之比較》（又名《金陵、蘇州、杭州三旅行地之比較》）四篇。此志書是錢基博本着“寓教於樂”的精神寫成了。民國十二年（1923）春季，省三師諸生請願修學旅行，故錢先生寫了《杭州小志》、《金陵小志》、《蘇州小志》作為學生做修學旅行的指導書，讓其明白何謂“修學旅行”。此三部分重地理、歷史沿革，詳細介紹了杭州、金陵、蘇州三城的建置、歷史地理、戰略位置、規制。而《金陵、蘇州、杭州三地之比較》作為學生修學旅行歸後講稿，錢先生則將三地的位置距離、城之大小、形勢、地利論衡（一、論金陵與蘇州之關係；二、論金陵與杭州之關係；三、論杭州與蘇州之關係）、歷史之久暫、歷史上之政治地位（一、中央政府所在地；二、最高級地方政府所在地；三、次級地方政府所在地；四、低級地方）、現在之政治地位、前清駐防、現在駐兵、交通、外國通商、人口、紡織品、其他工藝十四個方面作了細緻的比較，但其著重闡明三地在歷史上的位置與可考見的歷史文化遺蹟，力圖讓學生知道怎樣通過遊玩而去瞭解一地的歷史文化。故此部志書不僅有指導旅行的作用，而且可窺見錢先生在教學領域多方探索的實績。
本書的文獻資料的來源有報刊、稿本、正式出版物等，除《無錫光復志》在全國各大圖書館偶有收藏之外，大部分稿本和報刊資料則保存於無錫市圖書館或私人手中，異常罕見。筆者即以傅宏星老師提供的照片和復印件為依據開始整理工作，期間也曾前往無錫覈實相關資料，校對照片中模糊不清之處，並且增補遺漏，希望能完整地呈現錢基博方志著述的全貌。在整理點校過程中，自始自終都得到了傅老師的悉心指導和無私幫助，在此謹向恩師致謝！筆者學無根柢，疏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還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鄭娉
二○一三年三月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初稿
九月河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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