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之稱，不見經史。而“文學”之稱最古，《論語》“文學子游、子夏”是也。宋儒講致知窮理之學，謂之“理學”；而以理學之究極，可以明心見道，亦稱“道學”。清儒致力於詁經以推本漢儒，謂之“經學”，亦曰“漢學”。上述諸名辭多見載籍，而未聞有稱“國學”者也。其實，“國學”一詞之由來，不過百年，乃相對於“西學”而有此稱謂，無錫錢基博先生講得最為精審：“歐化東漸，日以富强相傲。吾國人矜奇鶩新，亦以仁義為迂談，幾欲屏棄一切以相從事；放僻邪侈以為自由，長傲縱欲以言平等，反道敗德以託革命；禮義廉恥，蕩焉無存；方且以為外國之文明如此，我何為不如此；而亂日以長，儳焉不可終日！人窮則反本，而‘國學’之名以起：‘國學’云者，乃承歐化之披昌，而以明吾國之自有學；反本修古，所以防禦西來之文化侵略。”[①]意即涵有“精神國防”之意味焉！
本集迺《錢基博集》“國學論稿”部分，全一册，輯入了錢先生所撰關於國學方面的論文十六篇，以及國學專著一部（《國學文選類纂》），約計五十萬字。
作為一代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博通四部之學，著作等身。他的國學思想更是博大精深，自成體系，遠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破一二也。如何全面理解錢先生的國學思想體系，目前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和積極參與。不過，之前已有王麗明、湯紅兵二位學友做過一些初步的探討，心得極多[②]；之後又有我本人發表的《以七期斷國學之代殊——談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和《錢基博〈國學必讀〉的編選思想及主要特色》二文，對錢氏的國學分類進一步地闡發和補充。古人有云：“分明一匹鴛鴦錦，玉剪金刀請自裁！”隨着我們對民國學術的感悟日深，尤其是近期關於錢基博先生的大量學術文獻的整理出版，不僅帶來了許多鮮活的學術資源，而且其人恢宏的學術氣象也逐漸清晰起來，如何評價錢氏之學術貢獻與國學成就，相信已經可以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了。茲將錢先生的國學思想概括為五個層次，分別是“以民族性詮釋國學”、“以四科劃分國學”、“以七期縱斷國學之代殊”、“以六類梳理國學之知識體系”和“以義數之辨（對應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分析國學”。筆者以為：通過這五個層次，或許能夠深入理解錢先生的國學思想體系，同時也為初學者提供一把打開“國學”之門的鑰匙。
其一，以民族性詮釋國學。錢基博先生定義“國學”之名，以訓詁為據，飽含民族情感審視傳統文化，立意猶新，湯紅兵先生謂之“以民族性解國學”，明辨卓識，的確高出一般譚士。錢先生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一文中解“國學”之義，“誠竊以為必先知‘學’之涵義，而後可與國學”。他引用《白虎通·辟雍》：“學之謂言覺也。”又引《說文·教部》：“ ，覺悟也。從教，從冂，尚朦也。臼聲。學，篆文省。”即言學者覺悟之謂也。 此外，“國”之為訓，誼在防禦；《說文》：“國，邦也；從口，從或。”“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是知從口於外者，所以示國之有境，不可放棄；疆土然，論學亦然。故而，“國學”者，“國性之自覺”云爾！錢基博又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人心風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維持於不敝。其取之它國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發榮滋長之自有具，安見不求自得而外鑠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揚國華也耶！”在錢先生看來，國學就是立國於天地的根本，是一國家一民族維持於不敝的思想精華，國人須珍惜之，振奮之，萬萬不可自暴！錢先生詮釋國學，從民族大義出發，從熱烈的愛國情感出發，把國學看作是可以揚國威、振國勢的一切優秀的傳統文化，國人借此“退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禦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於全人類而為邦家之光”。
國學就是國性之自覺，對於國學，錢先生深感有必要發揚光大，他告誡國人兩點：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二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這兩點可謂是錢先生對於國學的根本態度，也是教吾人習國學所應持之辯證思維。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並立之國幾代謝以盡，而乃我羽世而獨立，不復自知我國歷史悠久之難能，文化發揚之可貴，何以忝列炎黃之門！所以，習國學，就是要了解其歷史，涵濡其文化，使我優秀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浹肌淪髓。此其為“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與此同時，錢先生能審時度勢，看到傳統文化之積弊，提出“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的觀點，他說：“國性積久而有窳，時移勢遷，有不適者。”既然意識到國性之不適之處，對於日漸之西學，錢先生既沒有採取一以拒之的態度，而認為國性“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然他所看到的國性之窳，僅僅是“不適”，絕不是全盤推翻，也就如其所說的“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錢先生尤其反對視國學一切為糟粕、以聞西事而自矜詡者，那些“歐儒云爾，我亦云爾”之徒，將全盤西化奉為圭臬，實為“强國救群之道，譬如飲鴆而救渴”！錢先生對國學提出的“不可蔑”和“不盡適”兩點態度，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辯證性觀點，無論是在作文的當時，還是在今天，皆有可貴的借鑒意義。我們對於國學，就應該做到“不可蔑”而積極挖掘其精華，也能看到“不盡適”而剔除其糟粕。[③]
所以，我們學習國學，目的乃在於“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於正軌”。故而，非促國性之自覺，無以發人性之自覺！
其二，以四科劃分國學。在《國學的分科問題》一文中，錢先生首先指出中國政治與學術之不同發展形態，即中國的政治史，是由分講到合的，統一是其常態，分裂是其病態；而中國學術史，則是由合而講到分的，分裂是其常態，統一是其病態。其次，“國學”之名雖止百年，但“國學”之實卻源遠流長，文中不僅列舉了十種有代表性的國學分科類型，而且還梳理了其沿革的異同。最后，在比較歷代國學分科沿革的優劣之後，他提出了自己的四科分類法。
衆所週知，周朝太學掌教的叫做樂正。《禮記·王制》載：“樂正從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這就是說：樂正支配太學的課程：詩、書、禮、樂，叫做四術，詩、書是文科，主諷誦。禮、樂是術科，尚演習。這就是周朝官立學校的分科，也可稱做分術。到了春秋，官失其守，師弟相傳，便有私人學術的分科分家。第二是孔門的分科。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載於《論語》。如果照今日講：德行是倫理學，言語是語言學，政事是政治學，文學是考據學。這是孔老夫子一個人門下分做四科。從前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的四術祗是善先王典文，可當孔門文學一科，這也可見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了。第三是戰國的分家——或者也稱做分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舉，凡六派十二子；太史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這便是莊子所稱“百家之學”，以一大師爲一家，普通亦稱一子。到了漢朝，武帝聽了董仲舒賢良對策的話，把國家的權力來提倡學術，就有第四種的分科，是漢朝太學的分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到了後來，因爲一切國學書籍的整理，就發明了第五、第六兩種國學分科：第五是漢劉向父子的分六略。總天下的羣書，輯成《六略》：一六藝略。《易》、《書》、《詩》、《禮》、《樂》、《春秋》，叫做《六藝》。此外又收《論語》、《孝經》、《小學》三目。二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和小說叫做諸子十家。三詩賦略。四兵書略。中間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目。五術數略。中間又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目。六方技略。中間又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目。這可算是包羅萬象，國學上破題兒第一次詳密的分科。第六是晉荀勗的分四部。先前三國時，魏國有秘書郎鄭默，著了《中經簿》一部書。到了荀勗，便著《中經新簿》。總括羣書：一甲部。紀“六藝”、小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這便是後世經、史、子、集四部分庫的濫觴；自然比劉向父子《六略》，簡賅得多。講到官立學校的國學分科，除掉前述周、漢兩代以外；還有第七是劉宋國學的分科。考《宋書》：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使何尚之立元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所有樂正的四術，西漢的十四博士，一切都包括在儒學一門；此外別立元學、史學、文學三門；儼然像現在分科大學的辦法。似乎比周、漢兩朝進步得多，賅括得多。清儒講學，門戶犂然；各有塗轍，與唐、宋、元、明不同。所以講國學分科的沿革，第八就不得不說清儒國學的分科。桐城姚鼐說：“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休甯戴震也如此說；湘鄉曾國藩就把清儒義理、詞章、考據三途，比做孔門德行、言語、文學三科。由此可見：孔門的四科，比較要算分得最完備的了。第九是章太炎國學的分科。章太炎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國學概論》；曾把種種國學歸納成經學、哲學、文學三門。經學就是清儒所謂考據。哲學就是清儒所謂義理。文學就是清儒所謂詞章。不過清儒所謂義理，專指宋儒理學；而章太炎講的哲學一門，則於宋儒理學以外，兼包括周秦諸子、隋唐佛學，眼光自然比清儒來得遠些。第十是梁任公國學的分科。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梁任公在東大國學研究會，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他說：國學可分做文獻的學問、德性的學問兩科。文獻的學問又分做文字學、社會狀態學、古典考釋學、藝術鑑評學四目；德性的學問兼包孔學、佛學。
在錢先生看來，以上所講國學分科的沿革，除掉樂正四術，漢朝十四博士，稍嫌不徧不賅；戰國的分家和劉向父子分六略似乎太瑣碎之外。從古以來，比較要算孔門四科、荀勗四部和劉宋四學最賅括。此外，像清儒講的三途、章太炎的分三門和梁任公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都是依著國學的性質分科；自然和現代學術情況愈相近，愈適用，可惜還有欠斟酌及遺漏的地方。
因此，錢先生酌古斟今，將國學分做四科：（一）文獻科：舊隸經部之《尚書》、《周禮》、《儀禮》、《春秋》、《小學》和《通鑑》、《二十四史》、《九通》、《六典》、《會典》及《二十一省通志》并《郡縣志》等，都歸入此科研究。（二）性理科：舊隸經部之《易》、《禮記》、《四書》，和周秦諸子、隋唐佛學、宋元明理學等，都歸入此科研究。（三）文學科：舊隸“經部”之《詩》，“子部”之《小說》和“集部”之《楚詞》，總集及各家別集，不論散文韻文；并詞、曲等，都歸到此科研究。（四）藝術科：舊隸“經部”之《樂書》，和書畫、琴譜、篆刻等，都歸到此科研究。[④]以上四科，比較而言，就是於清儒考據（文獻科）、義理（性理科）、詞章（文學科）之外，加了藝術一科。於章太炎經學、哲學、文學三門中間，删掉“經學”一門，將“經學”散隸入四科；而文獻、藝術兩科，則章氏所無。於梁任公所稱文獻、德性之外，則加了文學、藝術兩科。打破經、史、子、集舊窼臼，依着國學的性質分科，使國學的內容，容易明白。
其三，以七期縱斷國學之代殊。錢先生不僅重視國學的分科研究，而且對國學的歷代演變也很關注。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他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演講《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已經把國學分做西周之學、東周之學、漢學、魏晉之學、唐學、宋學、清學七種，並稱之為“國學的代殊”，而又把對“國學的時間性”的考察稱為“國學縱斷的視察”[⑤]（即李學勤先生所謂“縱的歷史敍述”）；是為國學的“七期”。筆者以為，僅從錢先生將“西周之學”單列為一項，不隨波逐流而抹殺儒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奠基地位，無疑是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國學史觀，足見其國學思想的原創性和深刻性。[⑥]錢先生又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特殊產生的國學，但不是代代都能夠產生出一種特殊的國學。上述七種“特殊產生的國學”，也並不是每一期都具備永恒的學術價值（即錢先生所謂“國學的時間性”）。他尤其反對時人一談國學，總說漢學宋學，往往言不及義。他認為：“然而如果真正就國學的時間性而論：只有西周之學，東周之學，和宋學三種。漢學不過抱殘守缺，把西周之學，掇拾整理一番罷了，並沒有多大的時間性；倒不如宋學能把西周之學，和印度之學接合起來，成功一代特殊的國學。”[⑦]觀點鮮明，讓人耳目一新。
其四，以六類梳理國學之知識體系。國學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用現代學術分類方法來看，就是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中國固有之知識繫統。對中國傳統學術之知識體系的分類，常采以經、史、子、集四分法，史部為史學，集部為文學，歷來大都如此界定，但經部、子部之內涵，尚待分界。子部之學有很多人認為是哲學，也有人認為是思想學。而經部，分歧更大。張舜徽先生說：“蓋經者綱領之謂，凡言一事一物之綱領者，古人皆名之為經，經字本非專用之稱也。故諸子百家書中有綱領性之記載，皆以經稱之。”[⑧]後來儒家獨尊，孔子編撰之六科，皆謂經典。其實，仔細用現代學術思想來看，《易經》是哲學，《詩經》是文學，《尚書》和《春秋》是史學。
由于錢先生遵從了傳統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而非比附西學以為立論之基，所以不存在今人的分類困惑。他在《国学文选类纂》一書中說：“謹以誦覽所及，寫著其文，以當明述，輯為六類：曰小學之部，曰經學之部，曰子學之部，曰史學之部，曰文學之部，曰校讎目錄之部。”他認為國學知識體系可分為六類，並稱之為“國學的科別”。他又把對國學的科別研究稱為“國學平面的解剖”[⑨]（即李學勤先生所謂“橫的分類介紹”），充分肯定科別研究可以辨章學術，“詔學者以知方”。一般而言，小學在漢代就是文字學，隋唐以後範圍擴大，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至近代如章炳麟則斷言，小學應改名為語言文字學。經學是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子學即諸子之學，文學之部指集部之學，校讎目錄之學是劉向父子開創的以校勘、著錄、編排相關圖書，而用以檢索、指導閱讀的一門工具性學科。錢先生以這六類概括國學知識體系，有兩點啟發意義：第一，把國學僅理解為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是不完整的，還應包括小學與校讎目錄學；第二，錢先生對於六類之學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如“漢迄魏晉之經學即理學”，南北朝之經學即“注學”等。[⑩]
其五，以義數之辨分析國學。國學的義、數之辨，由來已久。《荀子·勸學》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指義理，古人為學以畜德，貫其義也，義即學然後為聖人之學。數，技藝、方術，指專求於名物、制度、訓詁、書數，徒荀子所言之“學乎有終”。在錢基博先生眼中，義之學，無乎終；數之學，有乎終，數之學為小兒科之學，義之學乃大方之學。數之學追求形式、小技藝，義之學追求境界、大道德。“義之學”比“數之學”高明得多。對於歷代學術思潮，以義數之辨來分析歸納評價，是錢先生分析國學的一條主線。錢先生引進了“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兩個概念和“義”、“數”相對應，來分析國學之演變。他說：“‘人文主義’之所寓，昔人謂之‘義’，‘古典主義’之所陳，昔人謂之‘數’。”為了更為清晰地闡明人文主義、古典主義與義、數的對應關係，錢先生引用《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此持‘人文主義’者也。”引用《荀子·榮辱》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此守‘古典主義’者也。”總之，古典主義就是“重數之學”，人文主義就是“重義之學”，人文主義者，以為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此明其義而遺乎數；古典主義者，以為國學之旨趣，在考證“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此陳其數而疏於義。
確立了“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兩個概念後，錢先生遂用之來辨析歷代之學術。錢先生認為漢學尚考據，明訓詁，側於古典主義，宋儒道性善，明義理，側於人文主義。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致用，微言大義是尚，此漢學之近於人文主義；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詁是謹，偏於古典主義。西漢今文盛，則人文主義盛，東漢古文勝，則古典主義代而興也。魏晉之學，尚解經而為經注，至南北朝發展成守一家之注而詮釋之，所謂義疏者。義疏者，以注解注，並非以注解經。魏晉的“經學”和南北朝的“注學”皆是東漢古學的尾閭之宣洩，側重於古典主義。唐之佛學西照，滲透於儒學，宣導諸儒率性修德，是側重人文主義的濫觴。至宋代，人文主義就昭明起來，然有宋一代，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也各有千秋。宋儒有朱、陸之爭，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下力多處在“道問學”上，偏於古典主義，而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以見性，此宋儒之重人文主義是也。明代，人文主義過於發達，累積成王陽明之心學，使得明末清初，學士皆以心學為病詬，開清考據之學。錢先生概括為：“人文主義之積窳於明季，而古典主義於以重光焉！”到了晚清，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大勢聲張今文之學，是為“古典主義之漸厭於晚清，人文主義相與代興焉”！錢基博用人文主義、古典主義之分來概說國學之始末，辨析歷代之學術，雖有籠統之嫌，但其分類思想，基本達到了條析源流的目的。以義數為涵泳，分兩大主義，簡明賅要為歷代國學學潮分類，給人一目了然的印象，不失為一種啟迪後人的國學分類思想，成就了錢先生的一家之言。
對於義、數之分，很顯然，錢先生認為“義”高於“數”，就國學之歷史來看，錢先生明確提出：“古典主義者，國學之歧途，人文主義者，國學之正軌”，並旗幟鮮明地表示：“誠竊以為言國學者當以人文主義為宜。”他認為人文主義可以發吾人之國性自覺。前文說過，國學就是國性之自覺，以人文主義言國學，是習國學的至德要道。錢先生認為，儒、道之說皆以人文主義為歸宿。“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固為人文主義。“道家者，蓋出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故以人文主義為歸宿。由此可知，人文主義是國學之正軌。而古典主義占學術上風，是國學之歧途，是迫於時勢而出現的。西漢古典主義，是秦皇焚書坑儒，人文教育受到極大打擊所致，清儒重古典主義是清廷文獄所使。錢基博抬人文主義而抑古典主義，態度鮮明，語氣懇切，實乃源自他的“國學乃國性自覺”的初始思想。錢氏提倡國性自覺，體現了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深感一個民族 “揚國華，振國學”之重要，而大力提倡學以致用的為學主張，提倡人文主義就自然成為他根本的治學態度了。[11]
錢基博先生曾以“七期”來縱斷國學之代殊，雖偏於靜態的分析，但會異見同，條其流別，同樣是其國學思想的重要方面。不過，他對國學的認識，似乎也有一個逐步深化和調整的過程。比如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中，就主動放棄了“西周之學”和“東周之學”的敍述模式，而引進了“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兩個概念，以義數之辨來分析、歸納和評價歷代國學之演變，偏於動態的辨識，無疑是其國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之一。
綜上所述，錢先生倡言人文主義是“國學”之正軌，而“國學”又為人道之學。人道不泯，國學不亡！他堅持治國學必藉讀書，特經、史、子、集，浩如煙海，執簡禦繁，莫如兩書：讀《四書》以揭人道之綱，讀《通鑑》以盡人事之變。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錢基博先生是一代繼往開來的國學大宗師，同時也是一位踏踏實實的教書先生。他不務虛名，安貧樂道，孤懷冥往，潛光含章，既剖析時俗之弊，又圖切實之建設。面對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錢先生强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化成他的道德、學問、事功，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終生從事於學術研究事業，并提倡國學教育，故而其遺留下來的國學論述，遠非本書收錄的十六篇論文和一部國學專著所能涵蓋，其實還應該包括他的全部著作，以及相關的講義、論文、序跋、書信等，零篇散簡，亦足珍貴。這些文字廣泛涉及了國學的一系列內在的關鍵性問題，比如國學的歷代變異、國學的分科問題、國學在中小學教學教材中的應用、對於國學意義與治國學方法之評判、今日國學的發展趨嚮等等，方方面面，見解深刻。此外，《國學文選類纂》原是一部大學國學教材，有甲集、乙集、丙集三部，所選文章分論小學、經學、諸子學；每集各有敘目，敘文指示途轍，考鏡源流，偏重“縱斷的視察”；大多數選文末附考證部分，有對文字上的校勘，也有對文章的解釋、論述和闡發。但從《總敘》和內容編排來看，該書似乎應分為上、下兩册，下册有丁集、戊集、己集三部，所選文章分論史學、文學、校讎目錄學，但不知什麼原因，目前僅見一册（即上册）出版，無疑也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國學文選類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1931）五月正式出版，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再版，是商務印書館一再重印的學術類圖書之一。該書體例完備，選目精審，考證詳實，見解卓越，其影響力和本身的價值自不待言。
本書的資料蒐集工作涉及諸多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並得到了學界師友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恕我在此不能一一列舉和感謝。由於時間緊，著作數量大，加上本人學養有限，本册的編校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傅宏星
二○一三年七月識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
[①] 錢基博：《何謂國學》，刊於《蘇訊》第77、78合期，1947年4月30日。
[②] 參見王麗明《讀〈國學文選類纂·總敘〉》、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二文，均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一書。
[③]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頁。
[④] 錢基博：《國學的分科問題》，刊於《約翰聲》第35卷第3期，1924年6月1日。
[⑤]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⑥] 傅宏星：《以七期斷國學之代殊——談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5期。
[⑦]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⑧]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
[⑨]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⑩]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
[11]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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