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之稱,不見經史。而“文學”之稱最古,《論語》“文學子游、子夏”是也。宋儒講致知窮理之學,謂之“理學”;而以理學之究極,可以明心見道,亦稱“道學”。清儒致力於詁經以推本漢儒,謂之“經學”,亦曰“漢學”。上述諸名辭多見載籍,而未聞有稱“國學”者也。其實,“國學”一詞之由來,不過百年,乃相對於“西學”而有此稱謂,無錫錢基博先生講得最為精審:“歐化東漸,日以富强相傲。吾國人矜奇鶩新,亦以仁義為迂談,幾欲屏棄一切以相從事;放僻邪侈以為自由,長傲縱欲以言平等,反道敗德以託革命;禮義廉恥,蕩焉無存;方且以為外國之文明如此,我何為不如此;而亂日以長,儳焉不可終日!人窮則反本,而‘國學’之名以起:‘國學’云者,乃承歐化之披昌,而以明吾國之自有學;反本修古,所以防禦西來之文化侵略。”[①]意即涵有“精神國防”之意味焉!
本集迺《錢基博集》“國學論稿”部分,全一册,輯入了錢先生所撰關於國學方面的論文十六篇,以及國學專著一部(《國學文選類纂》),約計五十萬字。
作為一代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博通四部之學,著作等身。他的國學思想更是博大精深,自成體系,遠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破一二也。如何全面理解錢先生的國學思想體系,目前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和積極參與。不過,之前已有王麗明、湯紅兵二位學友做過一些初步的探討,心得極多[②];之後又有我本人發表的《以七期斷國學之代殊——談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和《錢基博〈國學必讀〉的編選思想及主要特色》二文,對錢氏的國學分類進一步地闡發和補充。古人有云:“分明一匹鴛鴦錦,玉剪金刀請自裁!”隨着我們對民國學術的感悟日深,尤其是近期關於錢基博先生的大量學術文獻的整理出版,不僅帶來了許多鮮活的學術資源,而且其人恢宏的學術氣象也逐漸清晰起來,如何評價錢氏之學術貢獻與國學成就,相信已經可以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了。茲將錢先生的國學思想概括為五個層次,分別是“以民族性詮釋國學”、“以四科劃分國學”、“以七期縱斷國學之代殊”、“以六類梳理國學之知識體系”和“以義數之辨(對應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分析國學”。筆者以為:通過這五個層次,或許能夠深入理解錢先生的國學思想體系,同時也為初學者提供一把打開“國學”之門的鑰匙。
其一,以民族性詮釋國學。錢基博先生定義“國學”之名,以訓詁為據,飽含民族情感審視傳統文化,立意猶新,湯紅兵先生謂之“以民族性解國學”,明辨卓識,的確高出一般譚士。錢先生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一文中解“國學”之義,“誠竊以為必先知‘學’之涵義,而後可與國學”。他引用《白虎通·辟雍》:“學之謂言覺也。”又引《說文·教部》:“ ,覺悟也。從教,從冂,尚朦也。臼聲。學,篆文省。”即言學者覺悟之謂也。 此外,“國”之為訓,誼在防禦;《說文》:“國,邦也;從口,從或。”“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是知從口於外者,所以示國之有境,不可放棄;疆土然,論學亦然。故而,“國學”者,“國性之自覺”云爾!錢基博又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人心風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維持於不敝。其取之它國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發榮滋長之自有具,安見不求自得而外鑠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揚國華也耶!”在錢先生看來,國學就是立國於天地的根本,是一國家一民族維持於不敝的思想精華,國人須珍惜之,振奮之,萬萬不可自暴!錢先生詮釋國學,從民族大義出發,從熱烈的愛國情感出發,把國學看作是可以揚國威、振國勢的一切優秀的傳統文化,國人借此“退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禦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於全人類而為邦家之光”。
國學就是國性之自覺,對於國學,錢先生深感有必要發揚光大,他告誡國人兩點: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二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這兩點可謂是錢先生對於國學的根本態度,也是教吾人習國學所應持之辯證思維。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並立之國幾代謝以盡,而乃我羽世而獨立,不復自知我國歷史悠久之難能,文化發揚之可貴,何以忝列炎黃之門!所以,習國學,就是要了解其歷史,涵濡其文化,使我優秀傳統文化,深入人心,浹肌淪髓。此其為“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與此同時,錢先生能審時度勢,看到傳統文化之積弊,提出“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的觀點,他說:“國性積久而有窳,時移勢遷,有不適者。”既然意識到國性之不適之處,對於日漸之西學,錢先生既沒有採取一以拒之的態度,而認為國性“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然他所看到的國性之窳,僅僅是“不適”,絕不是全盤推翻,也就如其所說的“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錢先生尤其反對視國學一切為糟粕、以聞西事而自矜詡者,那些“歐儒云爾,我亦云爾”之徒,將全盤西化奉為圭臬,實為“强國救群之道,譬如飲鴆而救渴”!錢先生對國學提出的“不可蔑”和“不盡適”兩點態度,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辯證性觀點,無論是在作文的當時,還是在今天,皆有可貴的借鑒意義。我們對於國學,就應該做到“不可蔑”而積極挖掘其精華,也能看到“不盡適”而剔除其糟粕。[③]
所以,我們學習國學,目的乃在於“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於正軌”。故而,非促國性之自覺,無以發人性之自覺!
其二,以四科劃分國學。在《國學的分科問題》一文中,錢先生首先指出中國政治與學術之不同發展形態,即中國的政治史,是由分講到合的,統一是其常態,分裂是其病態;而中國學術史,則是由合而講到分的,分裂是其常態,統一是其病態。其次,“國學”之名雖止百年,但“國學”之實卻源遠流長,文中不僅列舉了十種有代表性的國學分科類型,而且還梳理了其沿革的異同。最后,在比較歷代國學分科沿革的優劣之後,他提出了自己的四科分類法。
衆所週知,周朝太學掌教的叫做樂正。《禮記·王制》載:“樂正從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這就是說:樂正支配太學的課程:詩、書、禮、樂,叫做四術,詩、書是文科,主諷誦。禮、樂是術科,尚演習。這就是周朝官立學校的分科,也可稱做分術。到了春秋,官失其守,師弟相傳,便有私人學術的分科分家。第二是孔門的分科。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載於《論語》。如果照今日講:德行是倫理學,言語是語言學,政事是政治學,文學是考據學。這是孔老夫子一個人門下分做四科。從前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的四術祗是善先王典文,可當孔門文學一科,這也可見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了。第三是戰國的分家——或者也稱做分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舉,凡六派十二子;太史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這便是莊子所稱“百家之學”,以一大師爲一家,普通亦稱一子。到了漢朝,武帝聽了董仲舒賢良對策的話,把國家的權力來提倡學術,就有第四種的分科,是漢朝太學的分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到了後來,因爲一切國學書籍的整理,就發明了第五、第六兩種國學分科:第五是漢劉向父子的分六略。總天下的羣書,輯成《六略》:一六藝略。《易》、《書》、《詩》、《禮》、《樂》、《春秋》,叫做《六藝》。此外又收《論語》、《孝經》、《小學》三目。二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和小說叫做諸子十家。三詩賦略。四兵書略。中間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目。五術數略。中間又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目。六方技略。中間又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目。這可算是包羅萬象,國學上破題兒第一次詳密的分科。第六是晉荀勗的分四部。先前三國時,魏國有秘書郎鄭默,著了《中經簿》一部書。到了荀勗,便著《中經新簿》。總括羣書:一甲部。紀“六藝”、小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這便是後世經、史、子、集四部分庫的濫觴;自然比劉向父子《六略》,簡賅得多。講到官立學校的國學分科,除掉前述周、漢兩代以外;還有第七是劉宋國學的分科。考《宋書》: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使何尚之立元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所有樂正的四術,西漢的十四博士,一切都包括在儒學一門;此外別立元學、史學、文學三門;儼然像現在分科大學的辦法。似乎比周、漢兩朝進步得多,賅括得多。清儒講學,門戶犂然;各有塗轍,與唐、宋、元、明不同。所以講國學分科的沿革,第八就不得不說清儒國學的分科。桐城姚鼐說:“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休甯戴震也如此說;湘鄉曾國藩就把清儒義理、詞章、考據三途,比做孔門德行、言語、文學三科。由此可見:孔門的四科,比較要算分得最完備的了。第九是章太炎國學的分科。章太炎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國學概論》;曾把種種國學歸納成經學、哲學、文學三門。經學就是清儒所謂考據。哲學就是清儒所謂義理。文學就是清儒所謂詞章。不過清儒所謂義理,專指宋儒理學;而章太炎講的哲學一門,則於宋儒理學以外,兼包括周秦諸子、隋唐佛學,眼光自然比清儒來得遠些。第十是梁任公國學的分科。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梁任公在東大國學研究會,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他說:國學可分做文獻的學問、德性的學問兩科。文獻的學問又分做文字學、社會狀態學、古典考釋學、藝術鑑評學四目;德性的學問兼包孔學、佛學。
在錢先生看來,以上所講國學分科的沿革,除掉樂正四術,漢朝十四博士,稍嫌不徧不賅;戰國的分家和劉向父子分六略似乎太瑣碎之外。從古以來,比較要算孔門四科、荀勗四部和劉宋四學最賅括。此外,像清儒講的三途、章太炎的分三門和梁任公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都是依著國學的性質分科;自然和現代學術情況愈相近,愈適用,可惜還有欠斟酌及遺漏的地方。
因此,錢先生酌古斟今,將國學分做四科:(一)文獻科:舊隸經部之《尚書》、《周禮》、《儀禮》、《春秋》、《小學》和《通鑑》、《二十四史》、《九通》、《六典》、《會典》及《二十一省通志》并《郡縣志》等,都歸入此科研究。(二)性理科:舊隸經部之《易》、《禮記》、《四書》,和周秦諸子、隋唐佛學、宋元明理學等,都歸入此科研究。(三)文學科:舊隸“經部”之《詩》,“子部”之《小說》和“集部”之《楚詞》,總集及各家別集,不論散文韻文;并詞、曲等,都歸到此科研究。(四)藝術科:舊隸“經部”之《樂書》,和書畫、琴譜、篆刻等,都歸到此科研究。[④]以上四科,比較而言,就是於清儒考據(文獻科)、義理(性理科)、詞章(文學科)之外,加了藝術一科。於章太炎經學、哲學、文學三門中間,删掉“經學”一門,將“經學”散隸入四科;而文獻、藝術兩科,則章氏所無。於梁任公所稱文獻、德性之外,則加了文學、藝術兩科。打破經、史、子、集舊窼臼,依着國學的性質分科,使國學的內容,容易明白。
其三,以七期縱斷國學之代殊。錢先生不僅重視國學的分科研究,而且對國學的歷代演變也很關注。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他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演講《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已經把國學分做西周之學、東周之學、漢學、魏晉之學、唐學、宋學、清學七種,並稱之為“國學的代殊”,而又把對“國學的時間性”的考察稱為“國學縱斷的視察”[⑤](即李學勤先生所謂“縱的歷史敍述”);是為國學的“七期”。筆者以為,僅從錢先生將“西周之學”單列為一項,不隨波逐流而抹殺儒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奠基地位,無疑是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國學史觀,足見其國學思想的原創性和深刻性。[⑥]錢先生又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特殊產生的國學,但不是代代都能夠產生出一種特殊的國學。上述七種“特殊產生的國學”,也並不是每一期都具備永恒的學術價值(即錢先生所謂“國學的時間性”)。他尤其反對時人一談國學,總說漢學宋學,往往言不及義。他認為:“然而如果真正就國學的時間性而論:只有西周之學,東周之學,和宋學三種。漢學不過抱殘守缺,把西周之學,掇拾整理一番罷了,並沒有多大的時間性;倒不如宋學能把西周之學,和印度之學接合起來,成功一代特殊的國學。”[⑦]觀點鮮明,讓人耳目一新。
其四,以六類梳理國學之知識體系。國學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用現代學術分類方法來看,就是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中國固有之知識繫統。對中國傳統學術之知識體系的分類,常采以經、史、子、集四分法,史部為史學,集部為文學,歷來大都如此界定,但經部、子部之內涵,尚待分界。子部之學有很多人認為是哲學,也有人認為是思想學。而經部,分歧更大。張舜徽先生說:“蓋經者綱領之謂,凡言一事一物之綱領者,古人皆名之為經,經字本非專用之稱也。故諸子百家書中有綱領性之記載,皆以經稱之。”[⑧]後來儒家獨尊,孔子編撰之六科,皆謂經典。其實,仔細用現代學術思想來看,《易經》是哲學,《詩經》是文學,《尚書》和《春秋》是史學。
由于錢先生遵從了傳統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而非比附西學以為立論之基,所以不存在今人的分類困惑。他在《国学文选类纂》一書中說:“謹以誦覽所及,寫著其文,以當明述,輯為六類:曰小學之部,曰經學之部,曰子學之部,曰史學之部,曰文學之部,曰校讎目錄之部。”他認為國學知識體系可分為六類,並稱之為“國學的科別”。他又把對國學的科別研究稱為“國學平面的解剖”[⑨](即李學勤先生所謂“橫的分類介紹”),充分肯定科別研究可以辨章學術,“詔學者以知方”。一般而言,小學在漢代就是文字學,隋唐以後範圍擴大,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至近代如章炳麟則斷言,小學應改名為語言文字學。經學是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子學即諸子之學,文學之部指集部之學,校讎目錄之學是劉向父子開創的以校勘、著錄、編排相關圖書,而用以檢索、指導閱讀的一門工具性學科。錢先生以這六類概括國學知識體系,有兩點啟發意義:第一,把國學僅理解為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是不完整的,還應包括小學與校讎目錄學;第二,錢先生對於六類之學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如“漢迄魏晉之經學即理學”,南北朝之經學即“注學”等。[⑩]
其五,以義數之辨分析國學。國學的義、數之辨,由來已久。《荀子·勸學》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指義理,古人為學以畜德,貫其義也,義即學然後為聖人之學。數,技藝、方術,指專求於名物、制度、訓詁、書數,徒荀子所言之“學乎有終”。在錢基博先生眼中,義之學,無乎終;數之學,有乎終,數之學為小兒科之學,義之學乃大方之學。數之學追求形式、小技藝,義之學追求境界、大道德。“義之學”比“數之學”高明得多。對於歷代學術思潮,以義數之辨來分析歸納評價,是錢先生分析國學的一條主線。錢先生引進了“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兩個概念和“義”、“數”相對應,來分析國學之演變。他說:“‘人文主義’之所寓,昔人謂之‘義’,‘古典主義’之所陳,昔人謂之‘數’。”為了更為清晰地闡明人文主義、古典主義與義、數的對應關係,錢先生引用《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此持‘人文主義’者也。”引用《荀子·榮辱》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此守‘古典主義’者也。”總之,古典主義就是“重數之學”,人文主義就是“重義之學”,人文主義者,以為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此明其義而遺乎數;古典主義者,以為國學之旨趣,在考證“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此陳其數而疏於義。
確立了“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兩個概念後,錢先生遂用之來辨析歷代之學術。錢先生認為漢學尚考據,明訓詁,側於古典主義,宋儒道性善,明義理,側於人文主義。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致用,微言大義是尚,此漢學之近於人文主義;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詁是謹,偏於古典主義。西漢今文盛,則人文主義盛,東漢古文勝,則古典主義代而興也。魏晉之學,尚解經而為經注,至南北朝發展成守一家之注而詮釋之,所謂義疏者。義疏者,以注解注,並非以注解經。魏晉的“經學”和南北朝的“注學”皆是東漢古學的尾閭之宣洩,側重於古典主義。唐之佛學西照,滲透於儒學,宣導諸儒率性修德,是側重人文主義的濫觴。至宋代,人文主義就昭明起來,然有宋一代,人文主義與古典主義也各有千秋。宋儒有朱、陸之爭,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下力多處在“道問學”上,偏於古典主義,而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以見性,此宋儒之重人文主義是也。明代,人文主義過於發達,累積成王陽明之心學,使得明末清初,學士皆以心學為病詬,開清考據之學。錢先生概括為:“人文主義之積窳於明季,而古典主義於以重光焉!”到了晚清,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大勢聲張今文之學,是為“古典主義之漸厭於晚清,人文主義相與代興焉”!錢基博用人文主義、古典主義之分來概說國學之始末,辨析歷代之學術,雖有籠統之嫌,但其分類思想,基本達到了條析源流的目的。以義數為涵泳,分兩大主義,簡明賅要為歷代國學學潮分類,給人一目了然的印象,不失為一種啟迪後人的國學分類思想,成就了錢先生的一家之言。
對於義、數之分,很顯然,錢先生認為“義”高於“數”,就國學之歷史來看,錢先生明確提出:“古典主義者,國學之歧途,人文主義者,國學之正軌”,並旗幟鮮明地表示:“誠竊以為言國學者當以人文主義為宜。”他認為人文主義可以發吾人之國性自覺。前文說過,國學就是國性之自覺,以人文主義言國學,是習國學的至德要道。錢先生認為,儒、道之說皆以人文主義為歸宿。“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固為人文主義。“道家者,蓋出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故以人文主義為歸宿。由此可知,人文主義是國學之正軌。而古典主義占學術上風,是國學之歧途,是迫於時勢而出現的。西漢古典主義,是秦皇焚書坑儒,人文教育受到極大打擊所致,清儒重古典主義是清廷文獄所使。錢基博抬人文主義而抑古典主義,態度鮮明,語氣懇切,實乃源自他的“國學乃國性自覺”的初始思想。錢氏提倡國性自覺,體現了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他深感一個民族 “揚國華,振國學”之重要,而大力提倡學以致用的為學主張,提倡人文主義就自然成為他根本的治學態度了。[11]
錢基博先生曾以“七期”來縱斷國學之代殊,雖偏於靜態的分析,但會異見同,條其流別,同樣是其國學思想的重要方面。不過,他對國學的認識,似乎也有一個逐步深化和調整的過程。比如在《國學文選類纂》總敘中,就主動放棄了“西周之學”和“東周之學”的敍述模式,而引進了“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兩個概念,以義數之辨來分析、歸納和評價歷代國學之演變,偏於動態的辨識,無疑是其國學思想成熟的標誌之一。
綜上所述,錢先生倡言人文主義是“國學”之正軌,而“國學”又為人道之學。人道不泯,國學不亡!他堅持治國學必藉讀書,特經、史、子、集,浩如煙海,執簡禦繁,莫如兩書:讀《四書》以揭人道之綱,讀《通鑑》以盡人事之變。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錢基博先生是一代繼往開來的國學大宗師,同時也是一位踏踏實實的教書先生。他不務虛名,安貧樂道,孤懷冥往,潛光含章,既剖析時俗之弊,又圖切實之建設。面對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困境,錢先生强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化成他的道德、學問、事功,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終生從事於學術研究事業,并提倡國學教育,故而其遺留下來的國學論述,遠非本書收錄的十六篇論文和一部國學專著所能涵蓋,其實還應該包括他的全部著作,以及相關的講義、論文、序跋、書信等,零篇散簡,亦足珍貴。這些文字廣泛涉及了國學的一系列內在的關鍵性問題,比如國學的歷代變異、國學的分科問題、國學在中小學教學教材中的應用、對於國學意義與治國學方法之評判、今日國學的發展趨嚮等等,方方面面,見解深刻。此外,《國學文選類纂》原是一部大學國學教材,有甲集、乙集、丙集三部,所選文章分論小學、經學、諸子學;每集各有敘目,敘文指示途轍,考鏡源流,偏重“縱斷的視察”;大多數選文末附考證部分,有對文字上的校勘,也有對文章的解釋、論述和闡發。但從《總敘》和內容編排來看,該書似乎應分為上、下兩册,下册有丁集、戊集、己集三部,所選文章分論史學、文學、校讎目錄學,但不知什麼原因,目前僅見一册(即上册)出版,無疑也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國學文選類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1931)五月正式出版,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再版,是商務印書館一再重印的學術類圖書之一。該書體例完備,選目精審,考證詳實,見解卓越,其影響力和本身的價值自不待言。
本書的資料蒐集工作涉及諸多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並得到了學界師友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恕我在此不能一一列舉和感謝。由於時間緊,著作數量大,加上本人學養有限,本册的編校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傅宏星
二○一三年七月識於湖南科技學院國學研究所
[①] 錢基博:《何謂國學》,刊於《蘇訊》第77、78合期,1947年4月30日。
[②] 參見王麗明《讀〈國學文選類纂·總敘〉》、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二文,均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版)一書。
[③]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頁。
[④] 錢基博:《國學的分科問題》,刊於《約翰聲》第35卷第3期,1924年6月1日。
[⑤]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⑥] 傅宏星:《以七期斷國學之代殊——談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5期。
[⑦]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⑧]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
[⑨] 錢基博:《國學歷代變異的問題》,刊於《南通報·文藝附刊》,1925年2月17日-3月1日。
[⑩]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
[11] 湯紅兵:《試論錢基博的國學分類思想》,刊於《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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