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風·蒹葭》是《詩經》中具有多重解讀性的一篇詩歌，對其詩旨的詮釋歷來眾說紛紜，不過基本以尊毛鄭孔和尊朱熹兩類為主體，另外還有一部份在此基礎上另創。本文以《毛詩注疏》中毛亨《序》及《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朱熹《詩集傳》作參考，毛鄭孔一派認為《蒹葭》一詩詩旨在於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強調用周禮治國的重要性，並且提出要用敬順的態度去禮求懂周禮之賢者。朱熹則認為《蒹葭》一詩詩旨不知所指。
本文依據《四庫全書》經部詩類所收書的順序，按照作者、書名及卷數、原文、詩旨、淵源對37部書中關於這篇詩歌大旨的詮釋進行提煉概括，比較這些書中的詩旨詮釋接近于毛鄭孔一派還是朱熹一派，以探討《蒹葭》詩旨自漢至宋元歷明至清的發展歷程，並且也可以借此略窺《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的收書標準。
茲列毛、鄭、孔、朱觀點如下：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1]
——毛亨《序》
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2]
——毛亨《傳》
秦取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3]
——鄭玄《箋》
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敎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敎之禮者，為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湏禮之事。
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中用，嵗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敎，必待周禮以敎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逺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逺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遊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
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逺，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為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遊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4]
——孔穎達《疏》
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遊，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5]
——朱熹《詩集傳》
在《四庫全書》經部詩類所收書中，一共有37部書對《秦風·蒹葭》這首詩歌的詩旨進行詮釋。通過對這些詮釋的比對分析，可以發現，繼承《毛詩注疏》中毛序、毛傳、鄭箋、孔疏的內容或者加以發揮的書集中在宋代，而根據朱熹《詩集傳》的內容加以詮釋的書則集中在元代，明、清兩代側重于承襲毛鄭孔一派。
宋代繼承毛鄭孔一派的13部書中，完全胎襲毛《序》的書有7部，分別是李樗、黃櫄《毛詩李黃集解》，範處義《詩補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林岊《毛詩講義》，輔廣《詩童子問》，段昌武《段氏毛詩集解》，嚴粲《詩緝》，它們都將《蒹葭》詩旨闡釋為“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承襲孔穎達禮求懂周禮之賢者的觀點的書有王質《詩總聞》和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2部。另外，蘇轍《詩集傳》認為“刺襄公也”，承襲毛《序》，蔡卞《毛詩名物解》則提出“國待禮而後固”，承襲孔《疏》，楊簡《慈湖詩傳》則認為“有失徳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也有求賢之意。歐陽修《詩本義》雖然不同意鄭《箋》，但是認為“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蒹葭》”，也是承襲毛《序》思用周禮之意。
元代繼承朱熹《詩集傳》的4部書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劉玉汝《詩纘緒》都認為《蒹葭》不知所指，而且《詩傳通釋》和《詩經疏義會通》都明確提出毛《序》為穿鑿之說。
明代9部書中，朱善《詩解頤》、胡廣《詩傳大全》、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3部書承襲朱熹之意，皆認為不知所指，《詩解頤》、《詩傳大全》也明確指出毛《序》為附會之語。季本《詩說解頤》則在朱熹詩旨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提出求道之旨。另外5部書年代稍晚，則都是尊毛鄭孔一派，分別是李先芳《讀詩私記》、朱謀?《詩故》、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張次仲《待軒詩記》、朱朝瑛《讀詩略記》，不過對於“伊人”的解釋有所闡發，《讀詩私記》認為是知禮義之人，《詩故》認為是故老，《讀詩略記》則認為是周先王。
清代的11部書中，有8部書事承襲毛鄭孔一派或有所闡發，僅有3部書尊朱熹之說。承襲毛鄭孔的8部書中，除了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力挺毛《序》，極斥朱說以外，其他7部書都承襲孔《疏》，提出求賢之說，且基本都認為賢者指的是明先王之道，通教化之原的周之遺賢，如《禦纂詩義折中》中的“故周之獻民”、李光地《詩所》中的“周之遺賢”、範家相《詩瀋》中的“故老”、薑炳璋《詩序補義》中的“西周遺賢”、顧鎮《虞東學詩》中的“周之遺賢”。值得一提的是錢澄之《田間詩學》，尊毛鄭孔一派通常都認為《蒹葭》刺的是秦襄公，然而錢澄之則言“秦至襄公子文公，始有岐豐之地，此詩當屬之文公。”他認為刺的是秦襄公的兒子文公。除了這8部尊毛鄭孔一派的書，還有3部書尊朱說，黃中松《詩疑辨證》認為“詩人之旨甚遠，固執以求之，抑又遠矣。”《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和嚴虞惇的《讀詩質疑》則將此詩詩旨定為懷人之作。
從這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對《秦風·蒹葭》一詩的詮釋中，宋代學者幾乎全部承襲毛鄭孔一派，惟朱熹《詩集傳》一反眾說，提出不知所指之旨，在元代得到很多學者支持，正如《四庫總目》在《詩經大全》提要中所言“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6]。而明代後期至清代，《詩集傳》的學術地位逐漸讓位於毛序鄭箋孔疏，這個發展趨勢也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折射出漢學、宋學之間的交替過程。另外，在這37部書中，有26部書尊毛鄭孔一派，我們也可以略窺《四庫全書》經部詩類的收書標準，乃“尊漢學者居多焉”[7]。
[1]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詩經注疏》卷十一。
[2]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詩經注疏》卷十一。
[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詩經注疏》卷十一。
[4]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詩經注疏》卷十一。
[6] 《四庫全書總目》上，[清]永瑢等撰，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28頁。
[7] 《四庫全書總目》上，[清]永瑢等撰，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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