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美以彰善 记恶以垂戒
---论史官文化对《水浒传》招安的影响
摘要：《水浒传》的招安历来是其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关于招安原因的探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人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丰富的史官文化对水浒英雄的影响。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攸久史官文化支配下的正史在意识上自古就否定了“造反有理”，让反叛的水浒英雄在精神产生负罪感，最终妥协投降。关键词：水浒传 招安 史官文化 正史
《水浒传》招安后的悲剧结局常常让读者感到痛心和难以接受，以至于金圣叹激奋地将七十回以后的内容一刀砍去，把《水浒传》弄成了条“断尾巴蜻蜓”（鲁迅语）。我们知道，招安是梁山好汉的命运转折点,此前他们过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理想生活,在那里他们不问亲疏，不分贵贱；招安之后梁山泊的好汉被派去攻打其他义军,遭受奸臣之害,最后落了个魂聚漻儿凹的悲惨结局。既然明明知道朝廷是奸臣当道,招安的结局将是如此惨不忍睹,为何当初宋江诸人在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条件下还要主动求得招安呢?李真瑜在他的《<水浒传>的伦理道德意识与人物的悲剧命运》［1］一文中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梁山英雄受孝、忠、义三方面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至使的,如此类似得便观点还有冷成金的忠、义不能两全说等。［2］P361-364这些观点都自有其道理,但是笔者人他们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分析点评的,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宋江等人的立场上去体查。要知道宋江等人在聚义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这群死且不顾的人却有一个莫大的后顾之忧,那就是自己今后将以何种身份留名史册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据唐人刘知己言“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P633不管其言是否属实，但它至少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我国很早就有了史官，而且还有较为详细的分工。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自古就确定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记传统，并且史官所及甚广，“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隋书·经籍志》）由此可见，史官担负着辅佐王政、参与社会教化的重要职责，其功用甚大，“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4]P631已然把史传文化上升到治国安民的高度了。从《隋书·经籍志》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因为孔子在史书中惩恶扬善，所以“乱臣贼子”都不敢随意胡作非为，怕在史书上留下骂名。难怪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修史，中国的史籍是越来越多便是最好的证明：《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还列在“六艺略”下：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汉书·艺文志》）
至《隋书·经籍志》则史书单立门户，成了经、史、子、集中的一大部类：
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隋书·经籍志》）
至《宋史》所载：
凡史类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万三千一百九卷。（《宋史·艺文志》）
真可谓卷轶浩繁，而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愿意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史，其良苦用心也就昭然若揭，如唐太宗所云：“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5]P223修史的目的即是彰善惩恶、维护其长久的统治罢了。如果说唐太宗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确认史传的功用的话，那么稍后的刘知己则是从史学家的角度进一步对史传的这种功用进行了确证：“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6]P433两人都直接点明了修史的目的：惩恶劝善，为社会政治教化服务。而古代目录学上尊经重史的传统也算是对史官文化的这种功用的绝好注释。
故而，在正统史家看来,造反者即是“乱臣贼子”，把反叛者记入史册是为了让其“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7]P445以实现对对这种叛逆者永远的惩戒。《史记》中专立有佞幸列传，《汉书》、《宋史》等亦如此，《元史》《明史》等则直接为“奸臣”立传，用意也很明显：“古之为史者，善恶备书，所以示劝惩也。故孔子修《春秋》，于乱臣贼子之事，无不具载，而楚之史名《梼杌》，皆以戒夫为恶者，使知所惧而不敢肆焉。后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之传，良有以也。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然奸巧之徒，挟其才术，以取富贵、窃威福，始则毒民误国而终至于殒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犹有《春秋》之意存焉。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而叛逆之臣，亦各以类附见云。”（《元史·奸臣传》）明太祖敕录的《逆臣录》可以说也是在这种思想下的直接产物，朱元璋在《御制逆臣录序》中说“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刊布中外，以示同类，毋得再生异谋。”[8]P2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逆臣录》就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长久而稳固的统治特意令人编辑的一部“乱臣贼子”的专门史，并且试图使他们恶名永扬。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历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是多么之毒辣，又是多么之高明！故而宋江等人在造反后对自身行为的体认上形成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负罪感和在史籍上留下千古骂名的恐惧感,“宋江等人既不愿与方腊等同蒙强盗之名，但身居水泊的现实又无法改变朝廷将他们视为强盗的看法，并且还会使他们时时背上叛逆一类罪名的重压”。［9］由此看来，宋江诸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史册是留下一个强寇的千古骂名，向上有辱祖宗，向下殃及子孙，谁愿意自己的子孙永远为自己背着黑锅，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强盗的种”呢？
正因如此，水浒英雄要想在正史上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只有皈依朝廷。因为恒古以来都是王者修史，修正史的权力在官府，在朝廷。只有统治阶级书写的历史亦即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写成的历史才可能是正史。不信我们翻检被视为经典正史的《汉书》、《隋书》、《宋史》、《明史》等，无不是站在王者的立场遵循王者的视野来书写的，为当时统治服务，司马光等人编撰的大型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更是如此了，仅题名就透露了其目的，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直接点明了这一点：“目‘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10]P955编史即是为了鉴往归来，称美诟恶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为维护统治服务采取民间视野书写的历史就只能算是“稗官野史”了，是不足道哉的。可见写正史的权力在王者手中。因为一切正史之所以为“正”，都是与王者视野密不可分；但凡想作正史的史家，无不站在统治阶级当权者的立场来书写历史。因此，正史是为统治阶级立言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符合王者统治的异端力量怎么可能在正史上留下好的名声呢？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招安的初衷就不难理解了。如杨志指望“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第11回），宋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自出道时起无时想的不是立功于朝廷，留名于青史，“日后但是去了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在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31回）推而广之，梁山泊的其他好汉又何尝不是抱着“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第71回）的心态呢？只有文盲李逵不怕这一史家的紧箍咒，发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呐喊，但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偶像偏偏又是“赦罪招安，竭力施功，同心报国”的招安派领袖宋江，故而他终究作了个“反心未己”之人――可能有损梁山英雄忠义清名的嫌疑者被宋江毒死。归根结底，没有那一个人逃脱了这致命的紧箍咒。
正是由于宋江等人没有去寻找聚义有理的历史文化依据，反而从王者视野去体认自身的行为，“用自己认同与膜拜的思想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11]P189宋江诸人才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妥协投降。由此可见中国史家手中之笔是多么的厉害。既然史家的功用如此之大，难怪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修史，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注重修史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倒霉的只有宋江诸人，从王者视野去看待自己的行为――自讨了个祸国殃民的的强寇之名，因而他们不敢放手一搏，以致于妥协招安，最终是惨遭毒手。
因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害死水浒英雄的不是高俅童贯等奸臣佞党，而是那些封建史官们，正是这些史官以“正统”为武器，以彰善惩恶为名义，“按照儒家人伦道德的善恶美丑原则和家国时政兴衰成败的宗法观点来网络历史对象，褒贬人物，惩恶扬善，垂范后代。”[12]在精神上早就将梁山好汉打垮了，最终让他们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参考文献：
[1][9]李真瑜.《水浒传》的伦理道德意识与人物的悲剧命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6).
[2]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4][6][7][唐]刘知己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5][唐]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明]明太祖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谢建忠.论杜甫与史官文化[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