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5
第三节
档案中成著的传记资料
档案中的成著，指已经定稿的书，如业已修成的玉牒、传表，或者是已成稿的文章，如国史馆编纂的个人传记，已完成初稿、修订稿的。本节只叙述两种成品，即国史馆的传记和宗人府的谱牒。
（一）国史馆传稿的史料价值
庄吉发在前述文中说：“国史馆所纂列传体例的严谨，传稿的履经重修或复辑，以及传记资料的丰富等等，清史稿实望尘莫及。”他是从国史馆传稿与《清史稿》列传比较而言，其实所讲的也正是国史馆传稿的优点。体例严谨，反复修订，为的是成品的高质量，具体地说是为传记文翔实可信，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国史馆多数传稿的特色。我们还是借用庄吉发文中的资料进行说明。庄文以国史馆冯子材传稿的初辑本与《清史稿》冯子材传作对比，国史馆传稿云：“冯子材，广东钦州直隶州人。初聚徒于博白县，由归善勇目，从提督向荣征贼。”《清史稿》传则谓：“冯子材，字翠亭，广东钦州人。初从向荣讨粤寇，……”《清史稿》对冯子材的历史是从参加向荣部与太平军作战开始，不提他前面的活动，而国史馆传稿写他的出身，起始是博白地方的小股“盗匪”的头目，以勇目归附于清军。不讲其出身，是为尊者讳，隐瞒事实真相，由此可见国史馆传稿尊重史实，翔实可信。庄文又举出耆英传的例子，《清史稿》的耆英传，在记叙其道光四年的事迹时，惟云“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国史馆耆英传稿复辑本的同年内容是：“四年三月，新定双城堡京旗移屯章程，上念其生计维艰，命耆英前往履勘。寻奏，查双城堡中左右三屯，有奉天旗下留养二百余户，如令此项闲丁帮种地亩，可省京旗雇觅人夫之费，从之。七月，兼正黄旗护军统领，转兵部左侍郎，充国史馆清文总校。”不仅说明了他去双城堡的意义和作用，还交代了他的兼职及职务的变动，情节丰富多了。我们阅读《清史列传》和《清史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前书内容详细，后书简单。前书的传记相当部分来自国史馆传稿，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稿内容的丰富性。庄文所举的事例与我们的印象相结合，证明国史馆传稿具有内容翔实的特点，加之它的可信度较大，因此它的史料价值较高。
国史馆传稿所涉及的人物，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著录，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这大约是包括了正传、附传、附见人物在内的，这个人数多于其他传记成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是从三十三传记专著中作出人名索引，计有万人，尚比国史馆传稿的传主少五千人，即少了一半。这么多人物的传稿，被《清史列传》、《国史列传》等书收进不少，不过未刊行的仍多，所以对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一史馆的内容翔实的众多的传稿，需要重视对它的利用，人物传记的研究者倘若不能充分发掘这类宝藏，未免有太多的遗憾。
使用国史馆传稿，有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值得在这里作出说明，以兹提高传稿的利用效率。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1986年梓刻。此书将该馆所藏传包、传稿整合编次，一一列出人名；人名依姓氏笔画及点横竖撇为序；遇有同姓名者，增列别号、籍里，旗人则以旗籍区分，妇女即加注父、夫之名；姓名后书写传记所在的传包、传稿的编号，一人有数个传包、传稿者尽行记注，以免遗漏；凡在《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有著录的人物，在其名字前面加三角符号以为标识。兹将其《凡例》和四画文姓人名索引复印件附录于后，请读者对照阅览，即可明了其编辑方法，以便去该馆利用。（【附录35，3页；原书凡例、6－9页】）编辑此书颇下了一番功夫，单与《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人名索引核对，就见其用力之勤，而这并非此书所必做的事情，但是做出来了，对读者大有用场，因为知道档案外的传记之所在，利用者可以去寻觅，以便对照阅览。人名下提供收藏品的编号，欲读某人的传稿，查到人名，即可按编号索取传稿，方便得很。利用者持此一册在手，查阅资料会迅速得多。
（二）内府收藏的谱牒传记史料
民间族谱，本书已作了专章的介绍，就中对玉牒也点到了，这里要说的是作为档案的谱牒，而且说的亦颇简略。
本书作者在八十年代初利用《宗室玉牒》和宗人府有关宗室成员命名事务的档案，撰写《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载于《历史档案》1981年第四期，从使用玉牒资料的亲身体会，深知玉牒对于人物传记研究的价值。清朝规定玉牒每十年一修（到第十年就修，而非隔十年才修），于是隔九年就有一部新的玉牒面世。如顺治十八年纂成玉牒，此后康熙九年、十八年、二十七年……陆续有玉牒的编纂。玉牒记录宗室每一个成员的简历，包括他的名字（原名、更名）、身世（血缘关系，即父母）、生卒年月日时、世爵官职、升降赏罚缘由、婚配及子女情况。由于玉牒连续修纂的特性，一个人，如果不是短命的话，他的生平载入玉牒，当不只一次，因此他的资料在不断增加。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如同前述履历差不多，所以根据玉牒提供的信息，可以刻画人物概貌。
本章第一节第四目叙述传记文书形成时，说到宗室觉罗名册，即是宗室觉罗的族谱及其草本，其内容举二例以明之。《正黄旗第一族红名男册》对宜荣的登记是：“正黄旗第一族宗室宜荣，奕字辈，行一，道光十三年癸巳七月十八日子时，嫡母何佳氏巴崩阿之女所出。祖玉林，父敦亨。嫡妻关佳氏奎存之女，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卒。继妻张佳氏常祥之女，宣统六年十月十八日子时卒。”（宗人府全宗·宗室觉罗名册·户卷00001号）《正黄旗第一族红名女册》所载钰培第二女：“正黄旗第一族宗室钰培之第二女，溥字辈，光绪十一年乙酉十月二十九日亥时，嫡母关佳氏恩祥之女所出。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选崇德氏世管佐领崇恩为婿，本月成婚。”（宗人府全宗·宗室觉罗名册·户卷00005号）上述男女各一人，他们的父母、行辈、生年、婚配诸方面，事实清晰。名册已呈现其半生历史。因系红名名册，登记者仍健在，故云半生，若是墨书名册，即可知上谱者的一生历史了。此类图籍，反映宗室成员之简况，同于民间的族谱，不必多叙。
内务府所属人户要呈报家谱，本书作者检阅了制作于光绪三年、十二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宣统二年的数十种，全系采用谱图法书写世系。其格式为：右书某旗某地某身份某人呈报家谱图，中间为世系图，左下写某人家谱，死者墨书姓名，生者红名，许多谱上盖有“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关防”的钤印。谱长约一尺五寸，宽约长度的一半。如《泰陵应差正黄旗易州红罗厂居住园头张顺承呈报家谱图》，表明张家是园头，在泰陵应差。谱上只写男性姓名，他家已传十世，至第八世人丁才多起来，详见附录三十六。（【附录36，1页；影印件】）再如《镶黄旗沙河居住屯领催毡匠申庆旺呈报家谱图》，申家是领催（小头领），承担毡匠义务，居住在沙河县，已传七代，人丁一代比一代增多。（【附录37，1页；内务府全宗·人事类·第7835项谱卷34影印件】）这些家谱的事主都是内务府庄头处管理下的人，身份和应役项目有所不一，其中有庄头、格退庄头、蜜户、格退蜜户、苇户、格退苇户、百长、领催、毡匠、一般的投充、格退投充等，居住分散在京畿各县，有东安、武清、通州、玉田、涞水、顺义、易州、沙河等县，亦有居于京城的。这类家谱，将谱主的旗籍、身份、职业和差役、居地、身世、世系关系交代明白，惟只书人名，对人物传记讲，材料少，比不上刚刚讲到的宗人府族谱。可是那些谱主是宗室成员，而这些是投充人，身份很低，他们因世代在内务府属下应役当差，所以才要他们呈报家谱，以免逃避差役。有这类资料的留存，对了解他们的历史还是颇有价值的。
一史馆收藏从宗室成员到投充人的谱牒，使宗室及为皇室服役的人员都有了传记材料的留存。
宗人府、内务府的谱牒与民间族谱，共同构成各色人等的家谱，各种人都有了具备家谱资料的可能，使传记材料深入到各个社会层面，令人进一步加深对族谱传记史料意义的认识。
第十二章 笔记图书中的清人传记资料
“笔记”图籍中的人物传记史料非常丰富具体、生动有趣，但是著作中的那一种体裁是“笔记”，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学术题目。一个时期人们将正史以外的史籍，谓之为野史，笔记也就算作其中了。后来把笔记从中分离出来，但作为笔记类的书，有的是史书，有的则是小说，难于说清。本书作者认为，古代笔记是随笔记录当时的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札记，所写的事物零碎、拉杂，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故名笔记。笔记的叙事内容又可分为可靠性和虚构性两种，即所谓的史料笔记和小说笔记，本书所要介绍的基本上属于前一种。
有的书也可以视为史料笔记，如在传记专章中叙述过的《初月楼闻见录》，因为她同时具备传记专著品格，本节就不再涉及；他如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亦可归为年谱类，柯悟迟的《漏网喁鱼集》类似年谱，又与日记相近，这里也不必多说。
讲笔记体图籍，是为了解清代人的传记史料，那么这笔记系是何时产品呢？是否如同第十章的方志，包含清代以来问世的呢？理论上说应当是这样，实际上不然，因为民国时期关乎清人传记的笔记不多，共和国时代几乎没有，所以从笔记中寻觅清人传记材料，主要是找清朝人的作品，因此这里讲的笔记，就是清代人撰写的著作。
第一节 清人笔记的写作与传记的表达方式
（一）笔记的纂写
笔记体书籍的著述，多半是作者随时随地的随手记录，日积月累，散篇充溢笥箧，略加整理，一部笔记书就形成了。她是长期或较长时间创作的结果。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1634－1711）著述甚多，其中笔记也多，他于康熙三年（1664）做京官，二十四年返回故乡，二十九年再次进京任职，次年，将第一次任京官和返乡时期的笔录，“总次第为一书”，即二十六卷的《池北偶谈》（〈序〉）。第二次在京十年余，“有所见闻，时复笔记，岁月既积，得数百条，厘为三十四卷”，成《居易录》一书（〈自序〉）。康熙四十一年他离开北京，仍然“偶有闻见，笔之简册”，于康熙四十四年汇集成书，因所居之轩名“香祖”，故曰《香祖笔记》十二卷（〈自序〉）。他还有其他的笔记，如《分甘余话》，可知他在不停地写札记，过几年就集结成册，有新著问世。
以汪景祺（1662－1726）文字狱而出名的汪景祺，败事就在于他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上，此书系他由直隶经山西到陕西的路途和在秦中写作的，他在题记中云：“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附录1，1页，上海市上海书店1984年版】）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江苏青浦（今上海市）秀才诸联作《明斋小识》，多根据在家乡的见闻，予以笔录，自云：“见者记，闻者记，邑中之事居多，或劝或惩，或为谈助，……而穿凿附会之谈不记。”（卷1〈杂记〉）姚元之（1776－1852），“官京师数十年，每就见闻所及，成《竹叶亭杂记》十万余言。”（姚谷〈竹叶亭杂记·题识〉）他的从孙姚谷说明他凭借阅历形成他的笔记之作。长期幕游的江苏人钱泳（1759－1844）在其书《履园丛话》刻成之际写〈序目〉，讲其创作原始：“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所闻所见，日积日多。乡居少事，抑郁无聊，惟恐失之，自为笺记，以所居履园，名曰《丛话》。”（【附录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陈康祺（1840－？）自幼读书，中进士，做京官，嗜学为务。在《郎潜纪闻初笔·序》中将其著作的来历：“《郎潜纪闻》者，余官西曹时纪述掌故之书也。多采陈编，或询耆耇，非有援据，不敢率登，删并排比，约可百卷。”（【附录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满人继昌在光绪中两次丁忧，闲暇无事，“因忆见闻所及，拉杂书之”，旋经厘订，成《行素斋杂记》。（【附录4，1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自序〉】）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1753－1813），历官翰林院检讨、国子监祭酒，是乾嘉时期有名的诗人，除有诗文集，作有笔记《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等书，他写笔记，参考的文献特别多，仅《槐厅载笔》所引用的书达四百种，其中有政书、方志，而他人著作的笔记在百种以上，故本书作者初读此书时，曾将之利用为笔记体书籍的工具书，以此查找其他笔记书籍。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印行的《清代野史大观》，编辑者小横香室主人在该书〈凡例〉中说，他查阅手抄秘籍、方志、文集，不下百十种，并开列出书目，今亦将其附录于后。（【附录5，2页；上海市上海书店1981年版】）
上述各人的写作经历，表明王士祯、钱泳、陈康祺等多数人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写札记，个别人，如继昌，是事后追记，但不论何种写作状况，都是因见闻、读书有心得才作的笔录。阅历和勤学，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将各个作者或其友人讲到的写作景况，就资料来源问题作出归纳，这是判断他们的著作价值所必须的。他们写书的依据，第一是记录亲身经历，如参与处理的事务，与友朋的往来，诗酒的唱和，家庭和先人关系，个人及友人奏疏、函件等；第二是耳闻目睹的时事，朝政和地方行政，官员、绅衿和社会新闻，皆可采入篇章；第三是旧闻追记，系人们谈资中的先年、先朝政事和遗闻趣事；第四为阅读文献的摘记及评论，选材广泛，或奏疏，或文论，或诗词，或史评，或字学，或书画，或前人的笔记。
这诸种情形，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序》中写得很明白：“（在故乡，暇日与客人）论文章流别，析经史疑义，至于国家之典故，历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时亦及焉。或酒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 噱；旁及游艺之末，亦所不遗。儿辈从旁记录，日月既多，遂成卷轴。因忆二十年来官京师所闻见于公卿大夫之间者，非甚不暇，未尝不笔之简册。”（【附录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读前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序》，可知他原来抱负甚大，任部郎时，“练习吏治、兵制、河漕、盐法，寻讨利病，锐意世用。”是有心的上进人。其后在《郎潜纪闻四笔·自序》（《判牍余渖自序》）讲其自少年步入老年，时时处处写日记－－“人事琐屑，排日手记。”公事的主稿之外，则读书，夜间值班时更是阅览的好时光，“暝写晨钞，积而成帙。”（【附录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从王氏、陈氏的经历、为人和勤于治学，可见社会的阅历和书本知识的学习，为笔记作者积累了资料，从容裕如地写出作品；不过在阅历和书本知识两方面，前者更重要，因为有阅历，从而能深刻地理解后者。汪适孙在梁绍壬著的《两班秋雨盦随笔》的序文中说：“今夫龙门之作，因阅历而始奇；东坡之文，引江山而为助。”（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已道出阅历对于著作高质量的特殊作用，本书作者亦为此意。有阅历，又肯于钻研，所写出的笔记，必然有很高或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笔记的内容及其对人物叙述的表现形式
笔记著作的内容，在前述各书的序、识里已有所透露，特别是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序》所说甚明，他的《香祖笔记》被收入《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提要”云此书之内容：“或议论史事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抗谈时事，或旁及轶闻。”本书作者根据阅读笔记书籍的体会，王氏自云和上述提要所说甚是，笔记的内容极其庞杂，可以说无所不包，大处讲天文、地理、历史、现状，细处说历史上的政治变迁和得失，文学艺术、古董的欣赏与评论，各种学术尤其是儒学的源流和演变，图书的考订与评介，宗教的信仰与反信仰，人物的遗闻趣事及评价，笑柄与美谈，自然和人体的怪异现象的不理解的记录，神仙鬼怪的既恐怖又有趣的传闻，等等。内容的如此广泛，可以归结为叙人、事、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的和人们臆造的神怪现象三大类，专门描写人物的仅是笔记的一部分内容，而不占其全部分量，但是写事也离不开人物，故人物之史又散在笔记的其他内容里，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笔记表达人物的方式。
笔记专门写人，或写与人物传记有关系的部分的情形，或许可以归纳为四种状况。其一，写人物小传，笔记不会给人作全面的传记，也很难写出长篇传文，她写人物，往往侧重在其人的某一个方面，为此写到人物的基本情况，从而形成一篇小传。其二，因人叙事，述说某人某事，他的作品，他与他人的交往，人与事并重，反映人物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局部的历史。其三，记事而及于人，讲到某一种制度、事件、故事、古董，不可能离开制度的制订人和执行人，故事的主人公，文物的发现者、所有人，必然会写到人物在其中的活动，这是以事为主，以人物为辅，这对于人物传记讲，更是局部范围的了。四是以诗文传人，为了评介某首诗词、某篇文章、某部著作，而介绍其作者或传播者，既然是为了传文，文与人的主次很分明，这里只会有人物历史的梗概或片段。这种写作情形与诗话颇为相近，但笔记写来比较活泼。笔记述人，大体上是这四种手法，或者说有四种表达方式。这里对此只作概括说明，具体写法，在后文述及笔记传记价值时，读者自会从叙述文字和附录的资料中得到深入一步的理解。四种方法，观察人物的角度不一，每一种提供的传记材料的状况有所不同，为了从笔记中寻觅传记资料，就需要了解这四种方法。
由于记述内容的差异，笔记著作分出不同的类型。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将与笔记图籍有关的书籍，划分为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三类，案此分类，许多图书分在那一类都可以，也都不完全合适。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亦将笔记区分为三类，不过与“四库”分法大不相同，他的三类是：记怪异、述轶事的小说故事类；谈掌故、记录文献的杂录，为历史琐闻类；写读书札记，发表评论，为考据辨证类。他是从图书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两方面综合考察，作出分类，虽然对有些图籍的分类会不够合理，但基本上反映了笔记的类型。在这三类之中，从研究人物传记讲，历史琐闻类最值得留心，因为她记录作者亲历的、耳闻目睹的事情，应当价值高；其次要注意考证类，辨证人物，有利于史实的澄清，其价值不说自明，但我们实际阅读笔记书籍后发现，此种考证人物之书，论清代人物的有之，而更多的是涉及清朝以前的人物，故对清人的研究意义相对失色；小说故事类，价值较低，然也不必完全予以摒弃，她同样有着人物传记的某些史料。
第二节 笔记的人物传记史料
笔记体的人物传记的史料意义，可以从她记载人物的社会类型、叙事的真伪、第一手资料的多寡、有否人物性格特征的叙述内容诸方面进行分析。
（一）多种社会类型人物的记录
笔记书籍的描写对象，与方志一样无所不包，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工商奴仆，旁及僧道妇女，而最多的是高级官员和文人学士笔记作者感兴趣的是各种人的特点，这也正是他们谈话的资料：对此交流的多，记载的自然也多。
（1）达官贵人的传记资料。
笔记写出的多半是这些人的为人作风、政绩，以及恩荣。英和（1771－1840）撰《恩福堂笔记》可谓此类著述的典型。英和为满洲尚书德保之子，进士，官至尚书、军机大臣，于道光十七年作出《恩福堂笔记》一书，备记所受嘉庆帝、道光帝的恩典，如五十岁生日，嘉庆帝赐予诗赋匾额，因而说“同列中未有以五十赐寿者，非常异数，梦寐难安，而御诗中呼先臣以字而不名，尤旷典也”。（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8985年版第18页－第20页，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之一）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记德保拒绝权臣和珅为英和的提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英和在书中讲到嘉庆帝询问他这件事情，并因这一场奏对，使德保得到谥号。英和的门弟子叶绍本、穆彰阿等在书跋中云此书：“首记恩遇，次述先德，次诵师说，或胪列典章，或评骘诗文书画，而不言神怪，不道鄙琐，虽单词片语，要与经国大猷相发明。”（【附录8，3页，第153页－第158页】）可以说这是一部家事、国事片段的笔记。礼亲王昭梿纂《啸亭杂录》，进步书局校印本的“提要”云该书所录，“皆清代开国以来君相之嘉谟懿行，故家遗族之轶事”。确实是写君卿要人的事情多，打开卷目一眼就能明了。兹复印第六、七、八卷目录的一部分就可知了。（【附录9，2页；另书影1页】）如卷二记成亲王的书法，文曰：“成亲王讳永瑆，为纯皇十一子。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时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时，犹及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就这个百十字，讲了成亲王对书法的贡献和在书法界的地位，将其人历史特点表现出来了。
（2）文人学士的传记材料。笔记多写文士的诗文成就，品格为人，遗闻趣事和风流韵事。《清史集腋》卷十九〈名人轶事〉、卷二十〈清代名人趣闻〉，写了不少文人的奇行异事，如中康熙博学鸿词科的朱彝尊，擅长诗词，尚书龚鼎孳的夫人顾眉生见了他的词句：“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倾奁以千金赠之。又说他好饮酒，往往醉卧酒肆，有晋人遗风。（【附录10，1页；见周骏富辑《清人轶事》，台北明文书局出版《清代传记丛刊》第28号《怀旧集》附《清人轶事》第506页、第512页】）清前期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叙述洪升《长生殿》案，受牵连的五十余人，独赞善赵执信从此断绝了仕宦的机会，而查嗣琏改名慎行，得中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这件事为许多人所乐道，嘉庆间戴璐著《藤阴杂记》写到事件的告发人黄六鸿的历史：他撰有《福惠全书》，为初入仕途者所珍视，流传颇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宁波第18页）《两般秋雨盦随笔》还写到编修徐嘉炎，以贿赂伶人，在公堂上没有被指认而得幸免。（第227页）《郎潜纪闻初笔》亦叙此事。（第224页）从各书对这个案子的记叙，可知好些人的历史和处世态度。文学家袁枚（1716－1798）的为人，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和他同时的赵翼（1724－1814）以开玩笑的方式作词批评他，《两般秋雨盦随笔》对此作出披露，兹录其词：“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梁绍壬就此讲赵翼的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第3页）鸦片战争中在台湾力筹战守的姚莹（1785－1853），字写得不好，甚至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吴振棫在《养吉斋余录》记此事：“桐城姚石甫莹，工于文词，吏事亦精敏。道光间擢台湾道，入见，宣宗言尔文字甚佳，何当时不入翰林？对以臣不能书。命进册子，上览良久，云：尔书太劣。石甫遂镌一小印曰：’天子知臣不善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附录11，1页，该书书影】）本书第二章谈到舒位作《乾嘉诗坛点将录》，这位作者，在《郎潜纪闻四笔》中有记录，云其善诗，处幕而不仕，富孝行，陈康祺因而呼吁为他作传：“余为著录于此，他日传文苑者，当不遗君姓氏也。其孝行则知之鲜矣。”（第5页）该书还写到“御前画手贺世杰”，云其能在殿陛森严之地，从容挥洒，下笔有神。（【附录12，1页；原书第89页】）《池北偶谈》述及台湾开科，云“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张云翼疏请台湾乡试，宜照甘肃、宁夏例，于闽场另编字号，额中一二名。礼部复准：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照甘肃、宁夏之例，额外取中举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苏峨，凤山县附学生，习《易经》。”（【附录13，1页；原书第84页】）这里讲苏峨不足二十字，但将其中举的背景交代甚明，丰富苏峨历史资料。
（3）循吏、小吏的资料。所谓循吏，这里是指有政绩的中下层官员，这个类型人物的记载要比达官和名士少，但所写的人物事迹颇能动人。《行素斋杂记》卷下记述知府高廷瑶保护下属及抚恤其家属事，知州刘棨在宁羌州提倡养蚕纺织，被人称作“刘公绸”，而遵义太守陈玉 亦系如此，使遵义绸名闻天下。（【附录14，3页；第19页－第21页】）对于宁羌、遵义绸的出现，陈康祺另有较细致的说明，见《郎潜纪闻四笔》，不俱述。（第63页）嘉庆朝发生的毒死查赈官员大案，赵翼在《檐曝杂记》特写〈冒赈大案〉，叙述山阳令王伸汉之贪，试用知县李毓昌廉洁奉公，拒绝与赃吏同流合污而遇害的经过。（【附录1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2页】）嘉道间人沈涛著《交翠轩笔记》卷一写崇明人施彦士，系沙船户出身，参与道光初年海运粮食进京，撰《海运刍言》，“论海运始末利害甚悉”，得官为直隶任邱知县，劝民打井灌田。（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之一）《啸亭杂录》在卷八也写出李毓昌的事，而在卷二、卷十记述御史谢芗泉为人，尤其是惩治和珅妾兄横行霸道的事情，大快人心。张若瀛任热河巡检，为乾隆帝的巡狩而整治道路，太监路过扰民，又以其官卑而傲慢地对待他，他乃杖责太监，乾隆帝闻听，嘉许其胆量，擢为县令。（【附录16，1页；御史第128页】）谢、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难怪人们传诵其事。《啸亭杂录》还叙述了另一种形象的太监：以行动规谏人主的张进忠，兹将其文录于下：“嘉庆初，有宫殿监督领侍张进忠者，人严厉，驭下整肃，好批小内监之颊，人皆以嘴巴张呼之。然性忠鲠，尝奏事内廷，上偶欹坐，张捧黄匣不入，上询之，张曰：焉有万乘之主，卧览天下奏章理也。上立正襟危坐，张乃捧疏入，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皆类是也。”（卷七）《两般秋雨盦随笔》记乾隆时江西写榜的小吏陈巨儒，年已古稀，仍操此业，而且自得其乐。（【附录17，1页；原书第271页】）
（4）使节传记资料。同光之世，使臣出洋的很多，而在此之前，派人出使朝鲜、琉球，时或有之，而去俄罗斯则鲜见，图理琛（1667－1740）、托时之去俄罗斯，为陈康祺所注意。陈氏读过他们的国史馆传记，特在《郎潜纪闻初笔》予以记录。（【附录18，1页；原书第90页】）
（5）下层人士传记材料。此类中人，包括广泛，游侠无赖、孝子顺孙、民运首领、能工巧匠、戏曲艺人皆有。康熙朝出了朱方旦案，颇能引起笔记家的注目，《池北偶谈》卷六、《柳南随笔》卷三、《郎潜纪闻初笔》卷七均述及此事，朱为湖北人，以符水混世，至京及各地，为贵人所折服，拜倒其门下，后被正法。与其有类似情形的是道光间的薛执中。康熙间，礼亲王府有包衣奴才张凤阳，结交外戚，把持官场，与大学士有同等权威，《啸亭杂录》卷九是这样描写他的：“交结里戚，言路专擅六部权势，有郭解、鲁朱家之风。时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盖谓伊与明（珠）、索（额图）二相也。张尝憩与郊，有某中丞驺卒至，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其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凤阳褐裘露顶，忝居上位，其结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外祖宅，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两般秋雨盦随笔》述甘肃人张讱庵的遨游江湖及豪爽性格，原来他是少年时代闯祸，亡命在外，至七十余岁以母年大耋而返里。（第129页）
白莲教运动首领张汉潮、齐二寡妇（王聪儿、齐王氏）的活动，分别为《啸亭续录》卷二及朱克敬的《瞑斋杂识》卷四所记载。朱克敬关于齐王氏的说法，与一般常见记录不一，亦备参考。（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近代湘人笔记丛刊之一）
《瞑斋杂识》写了至今仍被商家用作商标的叶天士医师，云其医术精进的经过及治病之奇验。（第34页）《行素斋杂记》记状元陆润庠之父，本为医生，在其子富贵后仍应人之招请，行医不辍。为什么不辞劳苦？他说：“吾不能以子贵改其常，而得罪乡党也”。（卷下）医家捐官，则遭到耻笑，《履园丛话》叙苏州陈见山在扬州卖药，捐同知衔，“居然列于诸缙绅商人之间，每有喜庆宴会，辄着天青褂五品补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联曰’五品天青褂’，诸公能对否？旁一少年应声云：’六味地黄丸。”（第557页）
《养吉斋余录》写嘉庆时宁波人任昭才，在海底打捞铜炮的技术。（第363页）乾隆间苏州杜士元在核桃上雕刻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人物纤悉毕备，号为鬼工。”（第364页）《履园丛话》记乾隆末年扬州人余观德因城中大火而创建水仓，为城市救火良法。（第614页）《郎潜纪闻三笔》述芜湖汤鹏锻铁作画，名盛一时，惜于技艺失传。（第851页）《池北偶谈》有专条叙述有一技之长的各种手工艺人。（第404页）
普通农民难得有被人记录的机会，扬州姚仁和因百岁而不要旌表出了名，为《郎潜纪闻》所记载，云其健康得象六十岁的人，不要表彰的原因，用他的话说是：“我农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农者所宜，天且促我岁。”（第781页）颇有见解，宜有高龄。又记百岁老人参加乡试：“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闱有广东贡生黄章，年已百岁，入闱时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令其曾孙为之前导。”（第427页）
表演艺人常出现于笔记中，但形象多不怎么好。北京宝和班艺人李桂官为毕沅狎处，被戏称为“状元夫人”；庆成班的方俊官为另一状元庄培因所狎；蜀人魏长生进京及赴他处演出，名声大噪。这些是《檐曝杂记》的载笔。（第37页）《两般秋雨盦随笔》对毕、李事亦以风流佳话而乐为传播。（第224页）《啸亭杂录》为魏长生及其徒陈银官作记，颇为传神。又写继魏长生走红的王湘云，编修余集为之撰《烟兰小谱》。（卷八）《履园丛话》写到伶人陆畹卿、潘映莲、顾蓉卿、沈文振，说明他们懂韵文，有的能诗书。（第660页）在苏州，早先没有戏院，艺人于虎邱山塘演出，人们观赏不便，雍正间，有郭某始架屋演戏。（《清朝野史大观》第三册卷五第148页）
（6）僧道的传记。僧人的传记历来多于道士，笔记中的僧侣多半是两类人，一是同君主贵胄有往来的，另一种则是懂得诗画而与士大夫文人交游的。宏觉国师木陈忞，本书在方志章业已介绍过他的传记资料，笔记里也有，《养吉斋余录》述及其“气焰煊赫”，他的孙子济生和尚为杭州圣因寺的主持。（第315页）木圜和尚亦是顺治朝进京，随其师报恩和尚侍从顺治帝，报恩的徒弟多是湖广人，木圜年少，顺治帝叫他’小湖广’，可见亲密关系；康熙朝他又被召见于玉泉山行宫，有病，皇帝命御医诊治。康熙三十八年南巡驻跸镇江金山江天寺，主持超乐与皇帝交谈很投契，请求将大觉普济禅师玉林秀的语录收入大藏经，得到康熙帝的允准。（第365页）雍正十二年华山主僧进京到宫中主持皇戒，乾隆帝继位，将侍于帷幄的和尚全部放归山林。（第315页）
同士大夫交往的学问僧，最有被记叙的机会。《池北偶谈》记僧成楚，时居苏州灵岩山寺，颇能小诗，其落花诗有句：“高枝忍别离，逝水随飘荡。”同时的释智泉，亦能诗，有移竹诗云：“别去寒山寺，来依明月楼。”（第454页）
还有不安于本分的僧侣，引起人们的议论，如京师广惠寺和尚明心，“开堂设法，皈依者颇众”，但是仕宦之心太重，改姓名为王树勋，捐纳为官，到湖北襄阳做知府，知道他底细的人叫他为王和尚，文人作诗讥讽，终被御史参劾治罪。《养吉斋余录》（第315页）、《瞑庵二识》（第112页）均予记录。后一书还讲到浙江有两个表兄弟举人，一个出家，以此敛财，然后二人皆以捐纳出仕。因未及姓名，不知真否。也许是明心和尚的事引出来的传闻，可见人们留心此类事情，并书之于简册，留下僧侣的传记史料。
道士在笔记中的形象，比僧人要差一些。《啸亭杂录》卷八所写的乔道人，即令人产生他是妄人的认识，兹录原文于次：“乾隆庚戌、辛亥间，有乔道人自陕右至，貌清癯鹤立，面微晕红。自云数百岁，曾经明末鼎革事，与孙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诞。然言兵家事，历历如绘。或云为年大将军之溃卒，曾经青海战事，故所言了了，然无左证也。今漕帅李公奕畴深为崇奉。乔居一小庵中，饮啖如常，毫无他异。壬戌五月中卒于旅邸，亦卒无他奇验，盖如抱朴子所言，古强类也。”卷十述京师白云观道士至陕西，见华山道士，其人所言往事，查无印证。道家为人所厌和所喜之处，大约皆在于他的结幡招鹤、打醮去祟之说和行为。凡不骗人、真修行的，则受到好评和赞扬的记载，《啸亭杂录》卷九写的娄真人近垣即属于这一类。
（7）女子传记素材。笔记中的女子传记，与文集、方志里的有所不一，她不像文集、方志那样侧重于描写节烈女性，虽然她也有这方面的人物，但才女、贤妇型的亦复不少。《啸亭杂录》把三位妇女的识见记载出来，一位是苗氏农家老妇，当和珅之妻出殡之日，王公大臣为讨好权臣都送灵到城外，昭 亦在其间，并在苗氏家打尖，苗氏对他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滋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作者因而发出感叹：“当和相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又写一位舒太夫人不以贵族的高身份而与讲义行的下属联姻，理由是：“吾虽贵族，然能与忠义之士结为亲谊，其荣多矣，奚必计其族之贵贱也！”（【附录19，1页；卷10】）另写两江总督噶礼的母亲，当儿子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控之时，不向着噶礼，还说他的阴私，卒致其子的失败。《两般秋雨盦随笔》述方芳佩之择夫：其父有两个选择的对象，一是吴秀才，一为童生汪新，看着他们的文字，犹豫不决，让女儿也观览；女儿说吴生功名上会早发，但恐寿命不长；汪某将是晚达的大器；于是乃父将其许配给汪新，汪果然官至一品。方氏工诗文，善治家，享高寿，其子媳王德宜，亦工诗，婆媳相唱和。（第123页）孙渊如中榜眼，他的妹妹在给丈夫吴鼒进京赶考的赠行诗中写到：“小语临岐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作蓬莱第二人。”吴此行虽未中在鼎甲，也成进士了。孙氏的诗作为夫妻感情深笃的佳话，被《郎潜纪闻初笔》记录了。（第91页）此书还写了汉代缇萦式的人物－－小女子叩阍救父之事，予人印象深刻，原文是：“嘉庆十七年，四川重庆州十一岁女子佘酉州，以其父佘长安遣戍湖北，其祖父母年逾八旬，无人侍养，匍匐入京，叩请释放。台臣为之奏请，上以佘长安原犯罪情尚非常赦所不原，念伊女年幼至性，加恩释放回籍。”（第713页）继昌在《行素斋杂记》讲他的母亲的勤劬与爱清洁：“先妣主持家政四十余年，最喜勤动，黎明即起，琐屑无不躬亲。性好洁，癸巳夏病已殆，每日犹强起，擳沐溲便，未尝不下床，易箦时，欲饮水，恐污衣，犹命以巾仗之。”（卷上）朱彭寿在《安平康乐室随笔》记述该族有专著的女性。（北京中华书局1982宁波第269页）
各种社会类型的人物的活动，均出现在笔记作者的眼里，脑海里，载之于笔，于是各类人物有了自己的历史记录，可供后人查阅。
（二）第一手史料
笔记著作的材料，有的是作者耳闻目睹的，有的则是从正史、文集、方志、杂史及早期出版的笔记中选材的。后一种情形的史料价值显然降低了，因为它已是第二手、第三手货，读者要使用时，还需要找原书，才能放心。但是，即使二、三手的材料，也是经过其作者读书选出的，是对事情作了一番考察，将要点摘出，这样，新的读者就易于消化接受，亦不无好处。关于二手材料的作用，这里无庸多叙，还是考察笔记之作的第一手材料问题。
作者写其自身、家庭成员、与友人交往都是第一手史料。如刚刚说到的继昌写他母亲事，细致具体，非家人难于述及。英和在《恩福堂笔记》所述的家事，关于乃父为其却婚的事，社会已有传闻，大学士阿桂亦知晓，但把它记录下来，仍然是宝贵的原始材料。赵翼在《檐曝杂记》说自己原来不屑于练习制艺文，而耽于诗词的写作，因接受父亲的朋友杭应龙的教诲，始改变过来，才有后来的科举出身，所以叙述此事，表示感念不忘杭氏的恩德。（第22页）他在京，入大学士汪由敦家馆，后来特为汪氏写出专条：〈汪文端公〉（第23页），又在其身后，为其二子的邀恩出谋划策，写〈大臣身后邀恩之例〉（第25页）。前述毕沅与李桂官事的记载，表明此二人是今日所说的同性恋者，毕沅后来成为方面大员，习性未改，与幕客养娈童，并云对方为兔子，以打兔子为开玩笑，故其任河南巡抚时，在其幕中的钱泳说这里不能打兔子，因为是西汉梁孝王的兔园，以此大笑。（《履园丛话》第555页）沈涛少有神童之名，出身于阮元在杭州办的诂经精舍，在《交翠轩笔记》写其同学吴杰（少空），云其“与余同为诂经精舍生，受知于阮相国，幼有神童之目，而余髫年亦忝窃时誉。嘉庆庚午同领乡荐，少空后成进士，由翰林洊登卿贰”，而自身仅为道员，自叹命运不济。（第73页）又写他进学的老师文远皋，受他延誉之恩，有知己之感，其师后任河南巡抚，不能从俗，被忌妒者谗害落职，起用为驻藏大臣，死于任所。因录其赴藏途中所写的纪程诗二首，以兹纪念。（第75页）查揆也是他的同学，且同在直隶做官，谓其为廉吏：“脂膏不润，身后至鬻书以偿官帑，廉吏不可为，洵若是已。”他善于作诗，友人为其刻诗文集，沈涛亦录其诗于《交翠轩笔记》（第81页）沈涛写的几位师友，容或有其他历史记载，而此书亦不失为第一手参考文献。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重宴鹿鸣纪事》中，叙其曾伯祖梁同书重宴鹿鸣的缘起、过程、仪式、纪恩诗甚悉，为其他载笔所难有。（第206页）又述自家幼时代人写书信的事，因请人写信的是妇女，讲方言，许多字写不出来，或写不准，这样写出别字来，闹成笑话，于己不利，因而一般人不愿代笔，他不得已写了，自嘲为无耻之行。（第281页）
作者记叙眼见耳闻或间有参与的事情，常常是首次见于著述的资料。这方面的内容以时人时事为多，实即见闻录。钱泳久游官绅间，在《履园丛话》记叙各种历史现象、各门学问，以及精灵梦幻鬼神祥异，另写杂记一目，基本上叙述他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如说他有位老友徐翁长，向他介绍河南巡抚何煨的为人：“性恭谨，每得各省同寅亲友公文书启，命仆开函时，必起而拱立，两手捧诵，诵毕，然后坐，及答书亦必拜而后发，其诚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抚，然不及乃翁矣。”（第610页）嘉庆十四年，钱泳以文笔在户部侍郎英和处帮忙，同住的有编修席子远、姚伯昂，一日天未明而大雨如注，二人冒雨入朝，不敢迟到，这时他嘲二人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贵也”。（第613页）钱泳游杭州，必至诂经精舍盘桓一二日，听诸生议论风生，讨论经义，争得面红耳赤，并记下包括沈涛在内的三十余人的名字。（第618页）钱泳在族弟槃溪家，同其下人滕茂林交谈，因知其家事，原来滕家帮助官军镇压民变，民变者与滕家为仇，而官军不援助，遂至败落。（第619页）嘉庆五年，钱泳从通州潞河登舟南下，有苏州十五岁女子杨婉春同行，至七夕日，杨唱唐明皇拜月曲，钱泳乃赠她三首诗。（第620页）丹徒王梦楼太守，养五个童子，作女装，习歌舞，长大了，将两个送给毕沅，钱泳在青年时看到过这些孩子。（第623页）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五十四年赴荆州勘查堤工，钱泳时在毕沅幕府，见威名赫赫的阿桂“身裁短小，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亦奇矣哉！”（第632页）乾隆五十年，钱泳开始认识袁枚，对其大为倾倒，因有诗文往来，而袁枚竟有强词夺理之论。（第635页）钱泳友人陈昶，任桐乡令，以术治盗，连破十三案，捉贼三十余人。又闻通州知州周焘违法断盗脚胫，而众贼逃散。（第643页）牛坤中其人，钱泳就印象勾勒云：“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庆己未进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师即识之，貌不甚扬，而聪明绝世，广于交游，偶作诗亦清新可喜。尝记其〈临清即事〉一首云……”（第647页）钱泳就耳闻和交游写了不少人的生平片段，不能说都有多高的史料价值，可是在研究某个人时或许就有用场。
昭槤闻见的人、事，除其先人，多是王公和学士。如写韩是升，“少貌岐嶷，目炯如电，喜作溪刻语，使人莫能禁受。……老年远游燕粤吴越，身愈轻便，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寿八十，经上赐匾旌之。越二岁，无病终。”（卷二）同卷述尤水村：“名荫，仪征人。善绘事，诗宗放翁，间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从先恭王之辽沈，往返数千里，有出塞诗一卷，皆苍凉吊古之作，袁简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旷，不屑小节。……晚年寄迹释道，于内典颇精熟，年八十余始卒。”又谓自己与质恪郡王绵庆是总角交，因知其在“辛酉夏始亲音乐，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较之深学者尤多别解。时有优童王月峰，髫龄颖俊，王每佳时令节，于漱润斋红牙檀板，使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体颇孱弱，后复有芮公虞之事，故抑郁而终，年甫二十六。”（卷七）还写其幼时拜见辅国公永璥，看到书架上散放着很多书画，知道他是书画鉴赏家，认为大学士汪由敦的藏品只有一件是真的，闹得双方不愉快，而其身后藏品也散失了。（卷八）又谓往见唐嵩龄，借性理之书，原来唐是满洲人，辛巳进士，任兖沂道，少时以才能称，老而归于理学。（卷十）
基本上是耳闻目击之作，要数反映清朝后期人物事件的《异辞录》为代表。作者刘体智（1879－1963），安徽庐州（今合肥）人，系总督刘秉璋（1826－1905）之子，大学士孙家鼐之婿，李鸿章之子经方的内弟，在清代出任过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刘秉璋系进士出身，追随曾国藩、李鸿章，历任江西藩司、巡抚、浙江巡抚、四川总督。刘体智的出身、社会关系和经历，显示他有充分的凭借写好时事笔记，事实上正是如此。他利用乃父的日记、信札，加上自身的观察，撰写这部书。该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的点校者刘笃龄在〈前言〉中指出他的写作的充足条件，以及他的资料弥补他书不足的若干事例，兹将该文第二节附录于后，请读者自阅。（【附录20，2页；前言第2页－第5页】）打开《异辞录》的目录，一眼便能看出作者写的基本上是曾、左、李以来的近代人物活动，叙述他们的战事、政事、性格、得失、家庭、人事关系，间亦发表简单评论，现将目录附于后，或可见本书作者言之不虚。（【附录21，7页；中华书局版】）以人物传记史料而论，刘体智的书，一是有益于辨清实事，二是说明人物活动的某些细节，三是揭露某些人的阴私秽行。兹举数例以明之。中法战争之际，光绪十二年守备吴杰驻守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亲自发炮击中法舰，可是他的上司欧阳利见嫉之，事后却予参革，原任浙江巡抚刘秉璋于光绪十五年应诏言事，为吴杰辨冤，事乃得明。刘秉璋身与其役，当时绘有战图，进呈御览，录副本藏于家。《清史列传》卷六十一〈刘秉璋传〉据实写了吴杰的功绩。（北京中华书局版第16册第4840页）《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九〈欧阳利见传〉，惟云传主督战取胜。（北京中华书局版第42册第12706页）刘体智在书中就此事写了三个条目，为〈吴杰守镇海以终〉、〈刘秉璋昭雪吴杰原奏〉、〈薛福成描写捍海奇勋〉（第96页－103页）录出刘秉璋奏折原文，指出《清史稿》属笔不查档案，以至将功劳归之于欧阳利见。关于光绪十二年陈士杰卸山东巡抚任、张曜继任的原因，《清史稿·陈士杰传》几乎无交代，（第41册第12502页）刘体智专写〈山东巡抚陈去张继〉条，讲了四重意思，一是李鸿章因为法国和越南战争，浙江海防重要，故将浙江巡抚陈士杰调任山东，而以刘秉璋任浙江巡抚，可见陈在中央的看法中并非是干员；二是醇亲王到山东视察海军，太监李莲英从行，负有监察之意，醇亲王行事特别小心，而陈士杰不懂接待亲王的规制，为其准备的烟台下榻地铺陈黄缎绣龙之类，使醇亲王不敢上岸休憩，可知陈氏不会得执政者之赏识；三是张曜帮办海军，为醇亲王所欣赏；四是恰值山东黄河决口，遂用张来代替陈。（第84页）原委所述甚明，解决了读《清史稿》不得要领的毛病。关于招降台州反清的黄金满部一事，人们一度以为是专办黄部事务的彭玉麟的功绩，刘体智写〈刘秉璋招降黄金满〉，说明此事系刘秉璋所作，只是因彭氏为专管，故事前征求其意见，是时对招降的舆论颇为不利，而此风险实由刘氏承担，彭氏是坐享盛名。（【附录22，1页；原书第89页】）经查《清史列传》的刘秉璋传，将招降黄之事写出，而彭玉麟传则未及此事，可知刘体智之说符合史实。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未发达之时，到刘秉璋军营，为得到刘部将领的好评，给予鼓吹，向他们赠送西洋春宫画，又剽窃刘秉璋制订的陆军操法，刊刻传播，希图以此为进身的一个法宝。《异辞录》的〈丁日昌称丁鬼〉、〈丁日昌变幻之技〉道出此情。（第35页）湖南提督杨鼎勋死后，遗有一男一女，在生前，原为儿子聘定提督郭松林之女，女儿订婚于巡抚刘铭传之子，但仅是口头之约，没有婚书。他一死，郭松林即行悔婚，理由是他的儿子不知能否成人，女儿的事情不能不谨慎。刘铭传则表示不能以生死易交，实践婚约，并为杨家买田置屋，以便安居乐业。（第58页）文友石任江西布政使，然而不明政务，诸事依靠幕友门丁，一次巡抚刘长佑同他议事，他竟说：等我回去问问王师爷，令巡抚哭笑不得。（第64页）刘长佑被人参劾多妾、吸食鸦片烟，彭玉麟奉命查复，云其多妾是因为无子，吸鸦片烟是为治病。虽是为他作解释，可是没有替他遮饰事实，所以刘长佑知道后说，这不是代我认罪了吗！刘体智因此认为彭玉麟“直道而行”。（第68页）
汤金钊任江苏学政，遇吴中灾疫，遵父命捐资在苏州设局施药，历时三年，救人甚多，当时主持药局事务的是名医张又新，人们把功绩归之于张，并不知道汤氏父子的作用，可是陈康祺与张是同乡，幼时就听说此事，后见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也谈到这件事，故在《郎潜纪闻四笔》写下〈汤金钊父设局施药〉条，表彰汤氏。（第122页）同书写琦善，讲了他的干略作为之后，说他“簠簋不饬，又好以揣摩固宠，自英人犯境，措置乖方，既失国体，仍开边衅，清议至以（秦）桧、（严）嵩目之，至今谈者犹有余愤。”（第107页）可知陈康祺与人议论时事，而后记载人物。
耳闻目睹的、亲历的记叙，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写人，提供的是人物的原始资料，是传记研究的第一手史料，是非常宝贵的。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耳闻目击同一事情，都作了记录，这同样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三）善恶并书的史料及其真实性问题
笔记著述的写作原则，不同于方志、族谱的地方是善恶并书，而不是书善不书恶，这是一个很大优点，她使读者能够看到一个人物的各个方面，以便作全面的分析。
笔记的写人的弱点、缺点、坏事、不道德的地方，因其作者的创作态度的差异，是有所不一的。有着强烈的治世目标的人，为改变邪风弊俗，不怕写人的阴私，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辟有〈笑柄，恶俗附〉专卷。愤世的作者，尤喜在书中骂人，揭露某些人见不得人的事情，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可为典型，这里就转述此书关于康熙、雍正两朝某些大臣的不雅之举。〈闻李侍郎擢粤抚〉条，谓江西人李绂在未中举的贫困之时，依靠张大受延誉及接济，师事于张，遂因张之介绍，得接近赴赣主持乡试的吴廷桢谕德，因而猎取解元，及至与张大受同中进士，即忘恩负义，改与张称兄道弟，对座师吴谕德辄加侮辱，大骂翰林中无人识字，故人讽刺他，说有一个半人认字，一个是李本人，半个是识拔他的吴谕德，令其难堪。又云李任内阁学士，康熙帝与大学士议政时乱插言，因二康熙帝嫌他不懂规矩，将其改官。康熙六十年会试，他系考官，纳贿，被处罚到永定河工地效力。有意思的是，汪景祺在获悉李绂受雍正帝赏识有粤抚之命后发出下述议论：“其人暴戾纰缪，折足之鼎，必复公餗，恐将来人主有轻士大夫之心，谓读书人不可用，则李阶为厉矣。”（【附录23，2页；上海书店版第329页】）真让汪景祺言中了，后来雍正帝认为读书人结党，李绂就是领头人。〈熊文端明史〉条，写大学士熊赐履主持修纂《明史》，毫无史识，惟知拈阄分任务，但能收受贿赂，还要求他人到康熙帝面前为其修史作鼓吹。（第31页下）〈张汧、祖泽深之狱〉、〈高文恪遗事〉，述康熙朝一度有炙手可热之权的高士奇的发家史和为人：潦倒在京师卖字糊口，为贪官祖泽深发现，介绍给大学士索额图之家奴，因出主意骗人，受到索额图赏识，祖泽深再以其贵相揄扬于索额图，索额图乃将其荐于康熙帝，得进南书房，于是权倾天下，并与尚书徐乾学联手为恶。祖泽深是竭泽而渔的贪官，任荆南道，被巡抚张汧弹劾，但其得到高、徐的庇护，使事情成为高、张互控案，害得派去审查的色学士被发配乌拉。高于此不忘祖泽深对他的恩德，但索额图始终以属人对待他，命其长跪回话，辱骂及其父母妻子，因而积怨，与另一权臣明珠相接纳，反对索额图，令其倒台。后又同徐乾学合谋害明珠，又联合王鸿绪倒徐，“市井小人，出自粪土，致身轩冕，乌知所谓礼义廉耻者哉。”（第34页－37页）大学士张鹏翮的为人亦见诸于汪景祺的笔下：〈遂宁人品〉，谓其貌好如女子，且傅粉弄姿，为同年戏笑，故而康熙帝说他像旦角，他这才改变修饰，自称道学先生。阿谀索额图，传闻为之倒溺器；给索额图的字扇云“沐恩门下小子张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书”，在查抄索额图家时被康熙帝发现，对张大加辱责。外放为苏州知府时，先匿丧不报，接印坐堂后始行报丧守制，以便服除后能立即补官。张广收贿赂，动以十万两计数。康熙帝崩，张以吏部尚书居六部之首的地位，参与丧礼，不先给继位者雍正帝生母德妃上皇太后尊号，致使德妃薨后哀诏称皇太后，令人莫名其妙。在家惧内，致妾生女被妻所卖而不知下落。（第41页）
汪景祺讲到的人，在其他笔记中亦有述及的，如《檐曝杂记》写高士奇的投奔明珠，得势后反过来对明珠作威作福。又写徐乾学的把持仕途。（第40－42页）《啸亭杂录》也说到高士奇缘明珠而进，如何迎合康熙帝而固宠。（卷八）该书引民谣“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说明湖北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的贪赃枉法，湖广总督毕沅的玩忽职守，三人狼狈为奸的情形，详见〈湖北谣〉、〈毕制府〉条。（【附录24，1页；卷十】）
善恶并书的恶，是否所记皆准确呢？再扩大范围看，笔记所载的内容是否全部可信呢？不可能全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传闻之事，特别是辗转传说的事，传到后头就会走样，甚而真实的成份不多了，或者真伪难辨，令后人不易选择。如前述关于高士奇的三部书的记录，《檐曝杂记》和《啸亭杂录》说他得济于明珠，可是《读书堂西征笔记》则谓主要是索额图，于明珠的联系，主要是为倒索额图，究竟他的发迹是因为索额图呢，还是明珠呢，记载不一，盖传闻之事，不易闹清，但三部书中，必有一失。写笔记，要查阅文献，乃至日记，似乎言必有据，但仍然会有记忆的差错，如附录二十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前言所指出的，刘体智将河南人蒋湘南、湖南人蒋益澧两人弄混了，因之在记述中出现误失。笔记资料中有误记，这是我们在运用笔记史料所宜审慎的，但是她的书恶，与官修正史只对佞幸揭丑而其他人物只书功业，与私修的各种传记文、族谱的隐恶扬善，与官修方志的绝大多数书善不书恶相比，笔记的存真指导思想要高明一些，将人物的成功和缺失都表达出来，从而具有真实性，便于研究者对人物作全面的分析，因此从笔记的史料真实性来讲，她的价值亦是很高的。笔记作者因己身的好恶，对笔下的人物溢美、中伤的情况，也是有的，读者也不能对此忽焉不校。
（四）笔记人物史料的细致性和生动性
笔记描写人物，固然也有的使用套语，写得干瘪无内容，但是大多数的情形不是这样，因为笔记是写人物特点的，没有能引发人们兴趣的事情，作者是不会动笔的，要写，就是人物的遗闻趣事、特长、丑闻，而且还要作细致描写，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们阅读笔记著作，一般都是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就是这个原因。下面看看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卷五的例子。关于大学士董诰：“董相国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军机，三十余年，见人从无疾声厉色，礼貌之周到，虽于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则性气殊急。出门能谦恭数十年如一日，实出人所难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闭塞，气不得通。每当严冬，入西华门，扑面风来，则张口受之，或风甚气逆，则小立暂喘。老年得上气疾，至冬恒剧，盖亦由鼻息之不能转运也。”（第105页）通过董诰在不同场合的待人接物礼貌的差异，将其性格、修养揭示出来，而患鼻炎的受罪情形亦写得具体、形象。写大学士朱珪：“乙丑（嘉庆十年）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 如此。”（第105页）观其一事，则朱氏实有诙谐的性格。礼部侍郎达椿：“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是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第111页）贪吃肉致死，是有恶习而不知。大学士戴均元，年九十，“精神步履如六十许人，惟耳重听。余问及饮食，师言：’每日早饭时食稀粥，多半茶碗。晚餐时食人乳一浅碗。’余曰：’即此饱耶？师拍案大声曰：’人须吃饱耶？’年九十六卒。”（第112页）对戴均元的饮食习惯和观念有生动的反映。写乾隆朝出名的贪污犯、山西巡抚王亶望，嗜食驴肉丝和填鸭，穷奢极欲，不俱述。（第127页）在姚元之的笔下，这些人都有特性，反映其本质的一个方面。吴翌凤在《逊志斋杂钞》写了一些清人趣事，颇能反映人物的性格，如述桐城高朴臣：“雅好客，有过从者必酌以酒，明日断炊勿顾也。官中书舍人，乾隆初殁于京师，几无以为殓。鬻马于市，始得盖棺，友人作〈鬻马行〉以吊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1页）好客而不顾生计，成了怪癖。
细致生动的描述，常常伴以谣谚，令人好记忆好理解。如《瞑庵杂识》写鸦片战争中两个无用的将军奕山、奕经：“道光壬寅，英吉利犯境，诏以奕山为靖逆将军，奕经为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御之。师久无功，仍附和议。而浙江巡抚刘韵珂，部署防守，颇竭谋劳。又令士民献破敌之策，韵珂躬与抗礼，虚心听受。即不用，亦厚赠之，时誉归焉。无名子撰联云：’逆不靖，威不扬，两将军难兄难弟；波不宁，海未定，一中丞忧国忧民。’”（第34页）再如《郎潜纪闻三笔》亦以民谣反映一个贪官、一个循隐官僚的行为和后果：“’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此嘉庆间山东民谣。缘内务府大臣广兴、左都御史周廷栋，奉命往东省审案，广兴黩货营私，周廷栋为之隐饰，众怨繁兴，谤书腾播，此十字遂达天听。谳鞠得实，奉旨：广兴伏法，廷栋屏斥不复用。”（第712页）
（五）笔记中有关传记研究的学术史资料
笔记讲经学、历史、文字、社会、宗教、文物、民族、外国，对历史文献考订诠释，有益于研究者的参考。这里仅从人物传记的史料与理解考虑笔记的学术价值。读清人著述，对其书名、堂名，常常不明白，有的笔记给考证出来了。如本书文集章说到钱大昕的《潜研堂集》，潜研堂是什么意思？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对许多堂名作了考订，他从《后汉书·班固传》得到理解：“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第227页）原来钱大昕表示潜心研究，具有弥补清人学术的未竟事业之志。本书年谱章讲到蒋攸銛的《绳枻斋自订年谱》，何云绳枻？原来《荀子·非相篇》有话：“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拽。”“杨倞注曰：拽当为枻；枻，檝也。”（第228页）绳枻，即讲究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道咸间蒋光煦刻《别下斋丛书》，别下何意？查王应麟《困学纪闻》，内有“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第227页）这样，朱彭寿给读者解决好多疑难。
关于人物传记写作的评论，偶尔在笔记中见到，对我们的传记资料研究讲更是特别宝贵的。平步青（1832－1896）著《霞外捃集》，三处谈到清史儒林传的写作，为〈儒林小传〉、〈儒林传稿〉、〈国史儒林传目〉，评述阮元的儒林传人物排列次第的原因，及后人改从时代顺序的过程，又认为阮元撰稿，可能受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影响，并有疏漏的缺点，然“创始者难为工也”。（【附录25，2页；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平氏还讲到曾国藩令人从国史馆抄录传记的事情，成为后人了解国史馆传记流传的史料：“同治丙寅，湘乡曾文正公督江南，属余姚朱太史逌然钞国史儒林、文苑、循吏传稿。胥吏钞竟，太史属庸（指平氏自己）雠校。而儒林传目先后删易，视文达（指阮元）拟稿大异，殆馆臣改省移次，或钞胥潦草，不尽依进程本原次？原本藏史馆，不可得而见。”（第36页）平氏对清代后期年谱的写作状况表示不满，并探讨了年谱的创作理论。他说：“年谱之作，近代最为芜冗，善行嘉言，凭空虚构，读者未终卷，而已知其言之非信史矣。”指出虚造不实成份是当时年谱写作的大病。他研究年谱学史，注意于杭世骏的评论，同意杭氏的观点：只有业绩宏伟的人才配拥有年谱，否则无需要：“吾以为年谱之作，即世家之体，较之遗事、行状尤严。以其德业崇宏，文章彪炳，始克卒以当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编年纪月之法者也！”（第437页）
笔记写人，多半抓住人物的特点，比如贪官的贪婪性，达观者的诙谐性，无能者的懦弱性，癖好者的缺乏毅力，有信仰者的坚韧性，这样就将人物的性格、为人特征表现出来了，人物就写得比较活，树立了形象。总起来说，笔记提供的人物传记材料，涉猎的方面广泛，写得生动活泼，便于研究者利用；惟其所能供给的资料，多属人物活动的某些侧面和细节，很难反映人物的全貌。
第三节 清人笔记的出版与丛书、类书
笔记著作的梓刻，在清代，与其他作品一样，开始总是以单行本问世，然后才会被选入丛书，部分内容被选进类书。
（一）笔记丛书
影响大的笔记，多是进入丛书的，因为读者易于寻找，传播途径就广阔了。本书所要绍述的笔记丛书，有着三种类型，一系纯粹清人笔记或民国时期的作者但主要反映清代内容的笔记丛书，二是收容历代产生的笔记，三为包罗各种类型的图籍，也容纳清人的笔记在内的清史文献丛书。下面仅就所知略陈一二。
（1）清代及近代笔记丛书
北京中华书局编辑《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世纪下半叶印制。所谓史料笔记，是指那些记叙历史事实较多的笔记书，不取虚幻笔记小说。收在这个丛刊的著作，都经过表校，有点校说明和校记，读者使用较便。此丛书已有数十部问世，本书前述的许多笔记即出于此，兹将其书目及书影一帧附于后。（【附录26，2页；书目见于《郎潜纪闻四笔》封里】）这是研究清代人物传记，寻觅笔记著述，易于得到较多满足的丛书。
《说铃》，吴震方编，刊于康熙后期，分出前、后、续三集，收集清初笔记六十二种，含有吴氏自撰的《岭南杂记》、宋荦的《筠廊偶笔》、董含的《莼乡赘笔》、王士祯的《分甘余话》等书。《清人说荟》，雷瑨辑，初集收书二十部，内有曹家驹的《说梦》、朱克敬的《儒林琐记》、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等，兹将其总目及陈锦绣的〈叙〉附于后。（【附录27，2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
《清代笔记丛刊》，民国时期上海文明书局汇编刊刻，收进清人笔记四十二种，如乐钧的《耳食录》、梁章钜的《归田琐记》、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等。
《清人考订笔记七种》，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问世，内有汪中的《旧学蓄疑》、沈寿的《瑟榭丛谈》等。此丛书多收学术研究的专著，对清人传记资料研究用处不大。
长沙岳麓书社梓行的《近代湘人笔记丛刊》，系晚进的丛书，收集湖南人或居于湖南的人的笔记作品，题名近代，不用说是近代人言近代事的书籍，是研究近代湖南人事迹的笔记资料库。
《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于八十年代印行了十余辑，所收作品以属于稗史者为主，尤侧重于稿本、钞本、孤本、罕见本，内有高树的《金銮琐记》、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等。
《晚清海外笔记录》，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史资料选编组编辑，北京海洋出版社刻印于1983年，收录十九世纪后期出使海外的官员、幕客的游记、笔记，多反映其作者的历史。
（2）明清笔记丛书
反映明清两代历史的笔记书籍汇刻，本书作者见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瓜蒂庵，系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号刚主）的书斋名，谢氏收藏笔记著述甚丰，八十年代初，选出十种孤本秘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刻行世。兹将谢氏为丛刊写的〈序〉附录出来，供读者了解这一丛刊。（【附录28，2页；并附书影一帧】）
《明清北京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汇编，1958年至1959年排印，仅出版数种，但有阮葵生的《茶余客话》。《明清笔记丛书》，刊有《两般秋雨盦随笔》、《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发行。
（3）历代笔记丛书
《说库》，王文濡编辑，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汇刻汉代以来笔记著述，其中有清代的四十三种，王崇简的《谈助》、高士奇的《天禄食余》等。《笔记小说大观》，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编辑并枣梨，1983年扬州古籍刻印社用排印与影印结合的办法重印行世，分装三十五册。汇集晋至清人笔记二百二十余部，其中清人的占有一半。
《古今说部丛书》，上海国学扶轮社编辑，1910年－1913年刊刻，分成十辑，包含清人和古人的作品，清人的有王昶的《台怀随笔》、朱焘的《北窗呓语》、洪亮吉《外家纪闻》、《天山客话》等。
《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台北新兴书局发行，本书作者所见，1978年至1984年印制的已达三十六辑，每辑十册，共三百六十册，前三十二辑包罗一千八百六十二部著作。二十余万页。收历代笔记，然而以清人的为多，本书作者统计前五辑，收有清人作品三百三十九种。新兴书局同时出版《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索引》一书，备检索前三十二辑之用：分出总目录、书名笔画索引、著者人名笔画索引，为了解笔记和该丛刊提供便利。
《笔记丛编》，台北广文书局印行于六十、七十年代之交，分四编，初编含书二十二种，续编有三十五种，收的清人笔记有《柳南随笔》、《履园丛话》、纳兰常安的《宦游笔记》等书，特别是《清人说荟》，初集、二集各含二十种。
（4）历史资料丛书。所收书籍体例不一，而将笔记著作包括在内，如上海通社1936年枣梨的《上海掌故丛书》，内有叶梦珠的《阅世编》；北京古籍出版社梓行的《北京古籍丛书》，收有戴璐的《藤阴杂记》、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上海书店发行《清代历史资料丛刊》，《读书堂西征随笔》、《行素斋杂记》，均收在其内；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刷的《浙江地方史料丛书》，内有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福建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八闽文献丛刊》，印行梁章钜的《浪迹丛谈》。等等。
（二）笔记类书
笔记资料的类书，或者说与类书相接近的笔记书籍，有系反映清人历史的，有的则包括历代人物。
《清稗类钞》，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八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重梓，徐珂编辑，摘自于笔记、报章，一事一条，计有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分编为九十二类，中有帝德、恩遇、阉寺、吏治、爵秩、幕僚、荐举、知遇、隐逸、谏诤、箴规、讥讽、诙谐、门阀、孝友、忠义、优伶、娼妓、胥役、奴婢、盗贼、棍骗、乞丐等类，具有清代各种职业人员的史料。《古今笔记精华》上海古今图书局编辑1915年梓行编辑者从汉魏至明清的五六六百种笔记和其他体裁的书籍中采取材料，分类编辑，每一条资料，说明一人、一事、一理，分类中有豪杰、文士、神童、美人、妓女、优伶、方技等，是将各有关方面的古代人物资料汇在一起，清人的也包括在内。
《今世说》，清初王晫编纂。王氏，钱塘人，诸生，著有《遂生集》，与张潮合辑《檀几丛书》。《今世说》仿《世说新语》体，依人物特性，分出德行、言语、政事等类，进行著录，今将其〈例言〉、《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提要和卷目附录于后。（【附录29，3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8册第12页－第16页】）
《新世说》，易宗夔述，体例同样仿照《世说新语》，其〈例言〉云：“是书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德行之，可入文学，则文学之，并非以一事概其生平。”兹附录其卷五〈贤媛〉中吴绛雪、冯珊儿等传文于后，以见其写法之一斑。（【附录30，1页；台北清代传记丛刊本第18册第512页】）
与阅读笔记文献有关的两部书，拟在这里附带介绍，即谢国桢纂著的《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上海编印所初版于196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刊出新一版。书中绍述了许多笔记，启发读者认识笔记的重要。张舜徽撰著《清人笔记条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印行，作者依据所阅览的百余种笔记，对此种书籍作出类型的分析，并介绍笔记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和思想特点。
关于笔记的出版、丛书和类书，就写到这里，拙作《清史史料学》第九章第三节亦专门叙述这一问题，那里在某些方面有比此处讲得略多的内容，或可作参考。
第十三章 题名录、像赞的传记史料价值
题名录、搢绅录、职官表之类的图籍，是人物传记资料专书，但是它们又是工具书。人物图像与有关的文字配合，有的形成专著，有的散在各种书籍中，是人物传记的形象素材。本书接近收尾，就将这两种本不是同类性质的图书置于一章，当然，同时也考虑到对它们的绍述不多，若单独分章亦不相宜，故权且放在一起。
第一节 题名录的传记史料
所谓“题名”的图书，系指仅仅著录人名及其最基本的也即最简单的信息；而且这类图书多是专题型的，如为某一种职务、某一项功名、某一种类型的人物作专门的著录；所记载的信息，围绕特定的专题需要而进行，不涉及其他事项，故内容极其简略；职务是人去做的，功名是人得的，所以这类作品，虽然内容简单，却都是人物传记的必须具备的素材。题名之作，有的是专著，少量的是在某些书中含有它的成份，本书将注意点放在专著方面。下面，就题名书籍的三种类型，分别绍述它们的人物传记的史料内涵。
（一）职务题名录的人物传记史料
有的清朝政府职能部门，对在其内任职的官员题名于匾额，置于衙门内，垂诸后世，是为题名，而将诸种题名汇集在一起就成为题名录。标题中的“职务题名录”，是本书作者造的词，意思是指按照职务编辑的人名录，如御史题名录、春曹题名录、枢垣题名录等。这里着重介绍《（清朝）御史题名录》，希望能起举一反三的作用，表达出职务题名录的人物传记资料价值。
《御史题名录》，是著录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姓名和任职情形的著作。仅仅著录御史、给事中，而不及都察院的主官都御史、副都御史。在清代先后出现了好几部御史题名录，这种情形有点象某府、某县的志书，也象某家族的族谱，不是一部，而是几部，即不停地续修，能将各个时代的事情连续地、分别地表达出来。清代最早编修御史题名录的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的黄叔璥。黄氏字玉圃，顺天府大兴县人，由吏部员外郎考选御史，他说“各属俱有题名，而西台独无片石，历岁久远，几无可考。昔之謇谔公忠，赞鸿猷而振风纪者，指不胜屈，光流国史，而名湮谏院，后之人孰从而识之乎？”（【《国朝御史题名·序》，附录1，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第136号第119页】）因而作《国朝御史题名》，由都察院京畿道刊刻。在他之后，刑部郎许霍斋、给事中章有大为黄著作补充，乾隆十九年（1754）安徽休宁人、御史王应采（莱堂）加以校订，印行第二部御史题名。过了三十年，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书笔记章所叙述的《藤阴杂记》的作者、御史、给事中戴璐，又续成一部，名曰《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是为第三部言官题名录。嘉庆六年进士、山西灵石人、御史梁中靖等再行补辑，于道光四年竣工（1824），这是第四部。同治十三年进士、御史翟伯恒于光绪十三年予以重梓。以上诸书，所记录的言官都是汉人，间有汉军旗人，但是并不完善。清朝都察院官职中，御史区分旗缺和汉缺，汉人官员对旗人的出身了解不会很清楚，故而难于给旗人御史作题名录，这就是黄氏等不能著录旗缺御史（少数汉军御史除外）的原因。
在汉人言官题名录连续问世之后，满人开始留心于满、蒙御史任职的记载，首先是镶红旗满洲人、道光十二年任御史的苏芳阿（树蕃）于道光十七年编成《国朝御史题名》，著录满蒙言官，以补黄氏等书的缺憾。次后御史爱星阿以苏芳阿的书“阙漏殊多”，加以补充，并将满汉人士的题名合为一书，于光绪十三年杀青。这样，满汉御史题名录，自黄叔璥始修，至爱星阿的编纂，前后七次，时间上颇为衔接，于是从顺治朝起到光绪朝止，形成了基本上完整的满汉言官的题名录，换句话说，有清一代的言官大部分在题名录上有他们的任职记载。（【兹将御史题名录书影附录于下，附录2，1页；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第136号】）
黄氏等为何把精力注入题名录？在前引〈序〉中的话已有所表达，即为留下御史史料，供后人观摩。此外，是为了宣扬皇朝的纳谏盛德及学习先辈言官的正直公忠，如苏芳阿在〈序〉中所言：“上以宣黼座勤求之德，下以补兰台掌故之遗。”（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4辑136号第6页）而爱星阿将对御史的作用说得更具体：“风当世，传后世，俾念某也直，某也忠，某也公，某也正，因其名以想见其人，永为谏垣所则效耶。”（同上，第8页）主要是为御史树立楷模，以便效法。这是在清代的现实价值，其本来就有保存史料的意思，而这种作用并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编写题名录，所依据的资料是档案和传闻。苏芳阿云：“凡国初满洲、蒙古御史老前辈，悉就所见匾额，按其年月次第之。”（同上，第5页）所谓“所见匾额”，即指衙门题名匾。
题名录的编写方法，是按年系人，正如黄氏在〈序〉里所说的“按年书名”，具体写法是先表朝年（某皇帝之某年），次书人名，下面著录他的籍贯、出身、由何官转为御史，在何道任职，终于何官，受何奖惩。同一年有数人为御史者，一一叙明。如汉人御史李陈常、张建策的题名：“康熙五十三年，李陈常，浙江秀水人，康熙癸未进士，由两淮运使补授陕西道御史，两淮巡盐。张建策，奉天人，由（某官）擢（某某）道御史，巡视西城。”（第217页）另外，戴章甫题名：“乾隆十一年，戴章甫，字甫臣，号澂斋，浙江仁和籍，江南休宁人，雍正庚戌进士，由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改掌贵州道，掌京畿道，掌河南道，天津巡漕，巡视北城，被参解任，质审，部议革任，奉旨留任，补山东道。”（第281页）再如满人御史锺灵的题名：“道光十三年，锺灵，号杏山，内务府正白旗人，回子学生，由理藩院员外郎补授河南道御史，掌贵州道。”（第97页）耆安的题名是：“光绪十一年，耆安，字介臣，号静生，正白旗满洲人，由礼部郎中补授陕西道御史，升任四川盐茶道。”（第459页）这些是写得较多的，有的人因为缺乏资料，著录极简略，特别是乾隆以前的满蒙御史，如乾隆八年至二十年的题名：“穆吉伦，镶白旗人。岱图，镶兰旗人。”（第28页－第29页）前面说到的御史题名录的编纂人，黄叔璥、王应采、戴璐、梁中靖、翟伯恒、苏芳阿、爱星阿等在书中都有他们的题名，兹不俱录，请见附录。（【附录3，9页；文海版】）
题名的资料，主要在于出身和官职，尤其是任职清晰。籍贯、出身、官职是人物历史的基本要素，有了题名资料，可以勾勒人物的粗线条的轮廓，其史料价值正在这里。
各种御史题名录，编辑之后即有官方印本，有的还有重印的机会，而爱星阿使满汉本合印，尤便利于读者，不过最为得用的是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它将各书汇编在一起，同时基本保留各书的原貌，具体包括下述诸书：苏芳阿书，记事时间起于清初，止于道光三十年；黄叔璥书，将王、戴、梁三书包含在内，时间上起自顺治元年，止于道光三十年；爱星阿书，所作题名起咸丰元年，止光绪二十四年；翟伯恒书，题名时代同于爱星阿书。此书刊行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为该丛书的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六号。
至此，似乎可将对清代御史题名录的绍述归纳为：由历朝御史分别纂修，著录历任御史；诸书汇总，反映有清一代御史官员的基本情况，是御史人物传记的基本素材；在版本使用上以文海出版社本为便利。
清代《春曹题名录》。春曹，指礼部；春曹题名录，是为礼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作题名。此书与御史题名录一样，系历次撰修，成多部著作，然而内容上亦相衔接。由于清朝任用职官，分出旗缺和汉缺，旗缺中又分满洲、蒙古、汉军诸缺，此书与御史题名录同样区分满、汉官员，作分别的著录。郎官奕汦、费荫章、龚巩祚修，著录的官员系顺治元年至道光十八年任职的；咸丰间郎中全升、刘毓楠、李榕等续，截止至咸丰八年。在编排上，先旗人官员，后汉族官员。续书中著录旗员八十九人，汉人六十四位，正、续编中共有汉员六百一十一人。每人著录的内容格式与御史题名录相同，用全升〈序〉中的话说是：“凡夫姓氏、籍贯、爵秩、迁转，皆详考而分注之，其无可考者阙。”如雍正年间旗人题名：“茂格 满洲镶兰旗人，雍正癸卯进士。周祖荣，字心斋，汉军镶红旗人，雍正丁未进士，由检讨改任，乙卯以郎中为湖南副考官，至给事中。”道光朝题名，中有编书之费荫章：“字小琳，直隶天津人，道光乙未进士，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庚戌会试同考官，甘肃平庆泾道。”（【附录4，4页；文海版】）所以该书能够提供顺治至咸丰八年在礼部任过司官的人员简历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亦将此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为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四号。
吴孝铭著作《枢垣题名》。雍正间设立军机处，为中枢机构，内置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同时期，每个职务都由多人充任，并区分满汉。对于各年代任职人员及其简历的著录，即成枢垣题名。吴孝铭，江苏武进人，历充军机章京、光禄寺卿，于道光七年作成《枢垣题名》四卷，记录军机处成立以来的近百年间的该处官员简历，内分满洲军机大臣、汉军机大臣、满洲军机章京、汉军机章京四种题名，登录四百余人，每位下注明其籍贯、官职及进入军机处的时间。此书有道光三十年刊本。迨后，有人续编，附于吴氏著作之后，云为“光绪壬午（八年）重修”，随后刊出。因此，军机处官员的题名录，延至光绪年间。
（二）贡举年表（题名）的人物传记史料
题名录的格式，分年属人，与填表差不多，都是注入式，现在要说的贡举年表与题名录非常相近。贡举，指科举人员。科举题名的著作相当多，这里介绍一二种。
《国朝贡举年表》，三卷，上海申江袖海山房石印问世，后被文海出版社收集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第十四辑第一百三十五号）。编者佚名，从〈卷首·例言〉看，应主要出自黄荣兰之手，且从书题“国朝”可知为清朝人，其〈例言〉道出编书主旨：介绍乡会试的考官、解元、会元、鼎甲及试题，所谓：“是表分为三卷，而卷首于典试得谥者几人，由鸿博典试者几人，连典乡会试自三科以上者几人，三元及第者几人，解会登状元者几人，解会登榜眼探花者几人，一门鼎甲极盛者几家，均一一标出，以志制科盛事。”这实际上是第一卷的内容，第二、第三两卷为乡会试科分表，系以朝年编排，卷二为顺治朝至乾隆朝，卷三则是嘉庆朝至光绪十八年。这两卷的具体写法为：会试某科，主考官姓名、官职、籍贯，试题，会元姓名及其籍贯，状元、榜眼、探花的姓名和籍贯。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会试，表的表现方式是：“（主考官）内阁熊赐履，孝感；吏部陈廷敬，泽州；吏侍吴涵，石门；礼侍许汝霖，海宁。（试题）大学之道，一节；禹吾无间一句；原泉混昏，一节。（会元）王士丹，宝应。（状元）王士丹，宝应。（榜眼）赵晋，闽县。（探花）钱名世，武进。”乡试按各省分别著录，书写正副考官及会元，试题。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乡试，“江西，（考官）编修赵晋，闽县；户主（户部主事）王鹏，善安。（试题）生而知之，一章；君子之道，自卑；仰不愧于人，节。（解元）陶成，南城。”“云南 （考官）检讨阎锡爵，固始；编修黄龙眉，海宁。（试题）知者不惑，一章；庸德之行，敢尽；人人亲其，下平。（解元）柴大本，贵阳。”这里只是叙述年表的内容，而其格式，请见附录。（【附录5，3页；文海版】）此书所反映的开科时间是顺治二年（1645）至光绪十八年（1892），这期间乡会试共进行二百一十二次，历次考官、会元、鼎甲人员的官职或功名及籍贯，都被作了记录。
《国朝湖州府科第表》，先为戴璐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次后沈鋐续于同治十一年（1872），以后又有人续至光绪间，记录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州府籍人士科举状况。对进士、举人的记载，书字不书号；官爵写最后的任职，若有词馆的清贵官职，亦行登录；若为功名世家，书其父、祖之名。表现方法系制成表格，内分湖州府属六县一州，按朝年书写中式人员，如康熙六年（1667）进士表：“乌程，姚淳熙，辛卯举人，湖广岳常道。”《（国朝）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录》，陆懋修、润庠父子编撰，四卷，对苏州府首县的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在清代科举中式的进士、举人进行著录，分别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人、特恩召试、制科诸类，一人一人地填写。书明中式于何榜；每人写其字；如是进士，则注出中举的年份；籍属和任职。如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临贵陈继昌榜，三县中式人员的简历是：“何桂馨，一山，戊寅，吴，编修，改中书，刑部员外郎，陕西道御史。胡希周，硕肤，丙子，元，工部主事，归德知府加道衔。吴庆祺，耕兰，丙子，吴，庶吉士，赤城知县。卢毓嵩，立峰，元镕子，戊寅，元，户部郎中、御史。许大鋐，也秋，集曾孙，原名钰，庚午，长，归班知县。”
《道光甲午科直省同年录》，徐有孚编，徐氏是这一科中举的，他搜集资料，将同科各省中举人士逐一登记出来。办法是按省划分，每省写出考官、试题、中式人员名单及各人的履历、家世。如陕甘（两省乡试在一起）中式者王硕的记录是：“字扬廷，号吉辅，嘉庆戊午年十二月十九日生，甘肃迪化州阜康县（今新疆阜康）附生，原籍山西襄陵县，道光甲午年陕甘乡试中式第四十七名举人。曾祖体信，曾祖母氏张。祖日光，监生，祖母氏张。父兰翔，庠生，母氏张。胞兄登鳌、登翰、登山。世居襄阳（本书作者按：误，应为襄陵）县太陈村。”再如杨升：“字旭东，号凤山，行一，嘉庆丁卯年二月初七日生甘肃巩昌府安定县廪生，道光甲午年陕甘乡试中式第二十一名举人，戊戌年会试，中式第十三名进士，咸安宫教习，候选知县。曾祖对墀，曾祖母氏朱。祖述，武庠生，例赠文林郎，祖母氏张，例赠孺人。父振琦增生，例赠文林郎，母氏曹、张、史。胞叔振珏，廪生。胞弟 、晧。妻事张。子星年、华生、金郎。世居城北乡老庄坪。”
《陕甘拔贡会考题名录：同治癸酉科》，未署撰人，一册，木版。系参加同治十二年（1873）会试人员的名单及各人的履历、家世，如“陈铭新，字盘如，号洗心，行三，道光丙午年三月十五日吉时生，系甘肃宁夏府灵州（今宁夏灵武）廪生，民籍。曾祖体仁，乡饮耆宾，曾祖母氏贾。祖允泰，例授登仕郎，祖妣氏安。父国珍，邑增生，母氏施。永感下。胞兄复新，庠生；作新，俱早逝。妻白氏，同治衔陕甘候补知县尚忠公女。子玉麟、锡麟。”
这类科第名录，是中式人士的简历、家世资料。这类作品甚多，兹据孙殿起编《贩书偶记》所载，转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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