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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段城南旧事

                              余光中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联合日报》副刊发表诗文，应该始于1961年，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15分钟就到了。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去夏府喝绿豆汤。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就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有地位，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径称海音，仍觉失礼。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是京片子，还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是能言善辩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一口含混的普通话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地道，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失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1974年起，我们带了4个女儿定居在香港。11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去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我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逢，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间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浑然天成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的话语，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为一屋的笑语定调，使众客共享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所说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的好，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而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除小鸟与青蛙之外，最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异，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座。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有的美得妖冶，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