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现实的精神抚慰
诗词，现实的精神抚慰
卫 才 有
今天，我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大厦里生息，在繁乱的车流人流中奔突，身处职场、行业，每一个人都在紧张地打拼,努力地维持生计，进而追求成功，追求幸福，然而，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理想与境遇之间往往存在巨大落差，遭受挫折、打击，甚至“屡战屡败”的司空见惯，这时，强烈的自尊便可能转化为自卑自弃，消极颓废，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上升，遇到社会急剧转型时，则表现出更多的困顿、焦虑，抑郁或浮躁。人们普遍地感到：世道转变太快，原来的价值观已经面目全非，心理压力大，不堪承受，因而出现心理异常，严重的还会导致极端事件。在青少年心理成长、成熟时期，在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中，越是显得突出。一篇《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报告》介绍说：通过对首都23所高校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测试，发现有18％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
人们越来越急切地寻求“减压”、“突围”的途径，发现诗词有排遣情绪、抚慰心灵的作用，有人把它归为医疗手段，称之为“诗词疗法”，不管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尝试已经在持续推开。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诗歌的“药用价值”日渐凸显，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学家已经探索用诗歌来治疗心理疾病，因此，发掘我国传统诗词的“药用价值”，使之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发挥更大的保健、治疗作用，是一种行得通且有效的方法。有一家书社收录并解读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经典，推出了 “诗疗馆”丛书，旨在为现代人疲倦的心灵送上“心灵鸡汤”，为创造和谐社会出力。特别是多年以来，中华诗词学会力倡诗教，在幼教机构、小学直至高校，形成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在诗教中自然地传达了传统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智力教育和审美教育，对于创造社会和谐，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不可估量。以上社会实践提示我们，关于诗词对于人的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重大作用，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对诗词的精神作用有明确的认识
人们对于诗词具有调适精神的作用的认识，可以说，古今中外一脉相承。
春秋时政治学家管仲说过：“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读杜甫的诗可以治病的说法也很流行，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到：“世传杜诗能除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其实这后面一句话，分析因果关系，就承认了“能除疟”。白居易称道张籍的诗：“上可稗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读张籍古乐府》），舒之可以善天下，卷之可以善自身，可见作用很大。清代萧抡谓说：“一日不读书，心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 （《读书有所见作》）。李渔也说：读书后“忧
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去除。”（《闲情偶寄》，这里书应含诗词类书）
散文中有直接把诗当药来用的例证。清代《志异续编》记有：“白岩朱公患气痛（胃病），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人们分析，“气痛原属气不舒畅所致，杜诗气象万千， ‘力能排天斡地、壮颜毅色’，故读之令人气旺，气旺则不痛矣”。明代蒙学读物《龙文鞭影》记述杜甫自己以诗疗客疾：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陆游向一位“头风久未痊”的老汉推荐读自己的诗：“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说不用找川芎、白芷这些药了，读读我这诗就管用。苏轼有“诗词为醇酒，盎然熏四肢”之句，描述了创作或吟诵诗词时如饮醇酒佳酿，全身通泰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家说：诗歌“最接近人类灵魂”，美国的教授和英格兰一所大学的医生们研究认为：“阅读诗歌比吞服药丸更能有效地治疗焦虑症和抑郁情绪” 。我们只要冷静地分析便可以发现：经常性的诗词欣赏、吟诵、创作，对于调剂人的精神能起到实在的抚慰作用，这是客观的事实。
欣赏诗词，走近身心的和谐
从外在的表现形式看，古典诗词字句工整，富有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抑扬顿挫的诵读（一般阅读也基本相同），是眼、耳、口、脑相互作用的过程，可以使人大脑皮层的抑制和兴奋达到相对平衡，从而把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据医学研究，这样诵读的好处，除了可以开发眼、耳、口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增大肺活量，促进脑血管和脑神经的运动。吟诗时，随着节律的起伏，声调的抑扬，人的呼吸均匀和缓，心情会变得平和宁静，身心得以放松，这就便于将内心郁积的气闷发泄出来，因而能收舒肝理气，调情达志，强身健体的功效。心理患者和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在这种对诗词的鉴赏审美体验中，情感可以由消极向积极方面过渡，达到心理保健与治疗的目的。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尝试用诗词来给自己的心灵减压，他说：“我有一点体会，当我愁闷时，喜欢朗读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这种写‘愁’的佳作有助于消除我心中的闷愁，从而使感情的河流畅通起来。”
欣赏或吟诵诗词是审美享受，它对于身心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在诗词节奏的律动中获得生理层次的愉悦，二是通过想象、联想等心理作用，从意象、意境等深层的感受中获得精神层次的提高。欣赏吟诵诗词，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动于心，入忘我之境，就会欣赏到作者营造的优美的意境，沟通读者、诗人的心理感受，进而进行更高层面的思考，感性、理性得到高度统一，使心灵得到升华。所以人们认为：诗词能有效地抗拒心灵的衰老和生命激情的消退。通过认同、净化和领悟，消除各种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相对于药物的使用，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心理治疗方法。
创作诗词，构建心灵的桃花源
人们归纳的“快乐疗法”中就有“笔耕疗法” 。古人早就体会到：闲不好打发——“闲愁最苦”。实践表明，笔耕不辍能填满人们无所事事的时间和空虚的心理时段。很多人离开热闹的政坛、职场、紧张的军营等体制氛围，转入休闲状态，会有强烈的失落感，而依赖学习和创作诗词度过适应期，便是一条营卫心理的应急途径。笔杆一握，万念俱消，意志转移到另一个空灵的世界，心胸就会开阔，精神也就随之愉悦，进而达到心理平衡。同时，看到自己的耕耘有了收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有另一种成就感，无疑丰富了个人内心世界。要创作就必须学习，学习就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投入就会专注，对文化知识的专注是抚慰不平心灵的最好方式。可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沉静，一种纾解，它用积极的、有益的专注，化解了对某些负面事物、负面情绪的专注，使人从不良情绪的氛围中及时解脱出来。
更深入地考察诗词创作中的精神活动和心理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借助诗词的便利形式，人们的感受能得到及时释放
诗词比其他文学样式更显严谨、纯粹、精微，也最适合承载激动之余的情感。毛泽东说他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可以想见，作为高度紧张运筹帷幄的总策划、总指挥，戎马倥偬，对于形势的变幻，战争的胜败，总时时会有复杂的感觉激荡胸间，在不能尽与人言的时候，诗词就是最好的抒发方式，诗词篇章大小任意，尺幅千里，在脑海中能深刻储存，是一种信手拈来的便捷工具。所以，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不到长城非好汉”、“三军过后尽开颜”等诗句如高山流水，自然流淌出来。王阳明在领命往南赣平乱时，作“龙江留别”诗卷送给为之饯行的大司马乔白严等友好：“谪乡还日是多余，长拟云山信所如。岂谓尚悬苍水佩，无端又领紫泥书……”把不便言说的思想感情通过诗句委婉地传达给朋友，作了得体的交流。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四十二岁接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兴奋得手舞足蹈，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红楼梦》写贾府一边为宝玉举行婚礼，一边黛玉在抑郁中咽气：“香风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这些喜极悲极之词，把主人翁或作者激动的情绪充分释放出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刘禹锡，对于情感丰富又具有诗词素养的人，眼前景、心中事便极容易幻化为美妙的诗句。
（二）在极度的情绪中，诗词可以提供回旋的余地，求得精神舒缓
诗人有言：“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诚然，诗词在很多时候在为人们洗心解气。还是李白，在长安经历三年政治生活，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被排挤出长安的第二年，他写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的响亮呼喊。面对政治铁幕，一声文字的呼喊就是自己的精神胜利。诗词为人们心灵对话提供渠道，无论是“泪眼问花”欧阳修，还是“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都是人间情感交流不畅时的另类交流，当主人翁“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于良史时，也会是在与大自然亲切对话，在这种特殊的交流中，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有了着落。
苏东坡的大量诗词是他自我心灵解脱的结晶。他一生命途多舛，亲人和朋友所能帮助的毕竟有限，他总是用博大精深的词句来为自己的心灵疗伤。一首《水调歌头》，对月问天，形象地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和遗世独立的意绪，面对月的阴晴圆缺，抒发了凄美的人类愿望。从月盈月缺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物我交感之中，不可能追求完美无缺的结论呼之而出。诗词助诗人揭示迷茫和困惑，展现旷达自适，通过一首词的创作，完成了他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构建。苏东坡对妻子王弗的悼念持久而深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干行”。阴阳相隔中，重逢只有梦，“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试想，如果诗人没有用这些可视性的文字聊以自慰，何以消解他浓烈的悲情？陆游也是在沈园的墙上酣畅淋漓地挥洒《钗头凤》，才将巧遇唐琬时“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的爱情失意尽情释放。
（三）徜徉诗词的海洋，在别人的经验中映照自己，促使心气平和
长期接触诗词，在学习和创作中会与古人、今人中的许多作者谋面，通过作品对他们（特别是有普遍影响的名人）的人生际遇、苦乐忧患有深刻地了解，自然会与自身的遭际相比较，会自然地把它放到人类情感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面对“滚滚长江东逝水”，回望“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千古英雄，人们会正确地衡量自身，正确的认识人生价值，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这种比较效应呈现积极的作用，可以稀释自己现实的苦痛、困惑，维护心灵的平和，裨益身心。
苏轼被贬黄州，应是倍感人生迟暮的时候，一天他写了《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唱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心歌。他是受了“兰芽短浸溪”、“沙路净无泥”、“子规啼”等优美景物、声音的感染，从门前西去的流水得到启示，顿然悟出一个颠覆性的理念：谁说人生只会变老，不能再次变得年轻呢？这富有人生哲理的思想指示我们：只要心态好，老也可变为年轻。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不甘沉沦的精神，把人的精神境界推向高远。自然而然，诗人抖落凡尘，融入淡泊与宁静。
（四）面对无助无望，可以藉诗词构筑理想的彼岸，落实寄托
人们虽然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又总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读陆游的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自觉有生之年看不到安定和平，不免绝望，而用诗句营造希望，把自己看不到的结果放到了儿辈身上，便得到了实在的安慰。陈毅元帅写道：“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那种直捣黄龙府的壮志，那种必胜的英雄气概，一旦付诸诗句，便使诗人的心胸获得极大的解放，也使革命者、读者备受鼓舞。
聂绀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漫长日子里，一直坚持创作诗词，《推磨》中有“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面对惩罚性的劳役，诗人如入茫茫暗夜，看不到光明自由，自己并没有解脱的能力，只有凭空设计一个乌托邦，企望可以到哪里去一展身心，这看似望梅止渴，阿Q精神，实质上它仍然是智者在逆境中的自我保护，是人生的大智慧。事实上，在人生某些当口，“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美好的憧憬和积极乐观的信念，会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些理念形诸文字，它便成为一面旗帜，会使人时时自我警醒。有了自己的心灵彼岸，我们的理想、诉求就有了依归，就容易实现常说的“排遣”、“转移”和“超脱”。
诗词活动，帮助人们实现人格升华
诗词活动是纯净心灵的高级心理活动，人们说诗歌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是想象的精灵”。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来，和每个人眼前的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进入诗词，人们自然会超然物外，脱离现实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物事的羁绊，心理层面到达一个相对空灵的境界，这种升华是很微妙的，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感情的表现，郭沫若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感情的激荡是外感于物的结果，诗是情和物交互感应的产物，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保留了想像的空间，保留了童贞的心灵，保留了童话般的意境，保留了温热的乃至震撼心灵的回声。常识告诉我们，情绪必须得到宣泄，负面的情绪尤其要宣泄出来。而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更敏锐的感受，用适当的文字发散热忱，在孜孜矻矻的雕琢中，把各种强烈的感受、亢奋的情绪散发出来，这种过程对于身心两方面都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因而诗“是我们生活中的精细部分，它扩展、净化、提炼我们的心灵，它提高整个人生。”（英 赫兹里特《时代精神》）
诗词要求创作者本身的升华。黑格尔指出：“诗人必须从内心外表两个方面去认识人类生活，把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纭万象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对他们起同情、共鸣，深入体验，使他们深刻化和明朗化”，必须“以巡视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自由眼光去临高俯视”⑥。
清人江顺诒在《愿为明镜室词稿序》中也曾写道：“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浅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他以学习诗词来修补其性格的某些不足，借助诗词的潜移默化作用，提高审美能力、提高自我修养。这些都说明，创作诗词客观上要求创作者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有较为高尚的、独立的人格精神，而人格的高下与诗词境界的高下相联系，相呼应。事实上，诗人或者有志于当诗人的人总会向更高的标杆努力，甚至至死不渝。有这种追求，就不会流于庸俗猥琐，就有接近情志高洁的可能。情志高洁代表良好的心理素质，它可以比常人更轻松地应付情感危机。歌德说：“当别人在他的痛苦中喑哑的时候，上帝给我才能来倾吐我的受难”，这就说明诗歌（诗词）给一部分人多开通了一条走出心理危机的通道。
2008 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