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现实的精神抚慰
诗词,现实的精神抚慰
卫 才 有
今天,我们在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大厦里生息,在繁乱的车流人流中奔突,身处职场、行业,每一个人都在紧张地打拼,努力地维持生计,进而追求成功,追求幸福,然而,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理想与境遇之间往往存在巨大落差,遭受挫折、打击,甚至“屡战屡败”的司空见惯,这时,强烈的自尊便可能转化为自卑自弃,消极颓废,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上升,遇到社会急剧转型时,则表现出更多的困顿、焦虑,抑郁或浮躁。人们普遍地感到:世道转变太快,原来的价值观已经面目全非,心理压力大,不堪承受,因而出现心理异常,严重的还会导致极端事件。在青少年心理成长、成熟时期,在文化水准较高的人群中,越是显得突出。一篇《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报告》介绍说:通过对首都23所高校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测试,发现有18%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
人们越来越急切地寻求“减压”、“突围”的途径,发现诗词有排遣情绪、抚慰心灵的作用,有人把它归为医疗手段,称之为“诗词疗法”,不管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尝试已经在持续推开。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医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诗歌的“药用价值”日渐凸显,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学家已经探索用诗歌来治疗心理疾病,因此,发掘我国传统诗词的“药用价值”,使之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发挥更大的保健、治疗作用,是一种行得通且有效的方法。有一家书社收录并解读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经典,推出了 “诗疗馆”丛书,旨在为现代人疲倦的心灵送上“心灵鸡汤”,为创造和谐社会出力。特别是多年以来,中华诗词学会力倡诗教,在幼教机构、小学直至高校,形成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在诗教中自然地传达了传统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智力教育和审美教育,对于创造社会和谐,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不可估量。以上社会实践提示我们,关于诗词对于人的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重大作用,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对诗词的精神作用有明确的认识
人们对于诗词具有调适精神的作用的认识,可以说,古今中外一脉相承。
春秋时政治学家管仲说过:“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读杜甫的诗可以治病的说法也很流行,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到:“世传杜诗能除疟,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其实这后面一句话,分析因果关系,就承认了“能除疟”。白居易称道张籍的诗:“上可稗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读张籍古乐府》),舒之可以善天下,卷之可以善自身,可见作用很大。清代萧抡谓说:“一日不读书,心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 (《读书有所见作》)。李渔也说:读书后“忧
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去除。”(《闲情偶寄》,这里书应含诗词类书)
散文中有直接把诗当药来用的例证。清代《志异续编》记有:“白岩朱公患气痛(胃病),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人们分析,“气痛原属气不舒畅所致,杜诗气象万千, ‘力能排天斡地、壮颜毅色’,故读之令人气旺,气旺则不痛矣”。明代蒙学读物《龙文鞭影》记述杜甫自己以诗疗客疾: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陆游向一位“头风久未痊”的老汉推荐读自己的诗:“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说不用找川芎、白芷这些药了,读读我这诗就管用。苏轼有“诗词为醇酒,盎然熏四肢”之句,描述了创作或吟诵诗词时如饮醇酒佳酿,全身通泰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家说:诗歌“最接近人类灵魂”,美国的教授和英格兰一所大学的医生们研究认为:“阅读诗歌比吞服药丸更能有效地治疗焦虑症和抑郁情绪” 。我们只要冷静地分析便可以发现:经常性的诗词欣赏、吟诵、创作,对于调剂人的精神能起到实在的抚慰作用,这是客观的事实。
欣赏诗词,走近身心的和谐
从外在的表现形式看,古典诗词字句工整,富有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抑扬顿挫的诵读(一般阅读也基本相同),是眼、耳、口、脑相互作用的过程,可以使人大脑皮层的抑制和兴奋达到相对平衡,从而把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据医学研究,这样诵读的好处,除了可以开发眼、耳、口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增大肺活量,促进脑血管和脑神经的运动。吟诗时,随着节律的起伏,声调的抑扬,人的呼吸均匀和缓,心情会变得平和宁静,身心得以放松,这就便于将内心郁积的气闷发泄出来,因而能收舒肝理气,调情达志,强身健体的功效。心理患者和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在这种对诗词的鉴赏审美体验中,情感可以由消极向积极方面过渡,达到心理保健与治疗的目的。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尝试用诗词来给自己的心灵减压,他说:“我有一点体会,当我愁闷时,喜欢朗读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这种写‘愁’的佳作有助于消除我心中的闷愁,从而使感情的河流畅通起来。”
欣赏或吟诵诗词是审美享受,它对于身心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在诗词节奏的律动中获得生理层次的愉悦,二是通过想象、联想等心理作用,从意象、意境等深层的感受中获得精神层次的提高。欣赏吟诵诗词,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动于心,入忘我之境,就会欣赏到作者营造的优美的意境,沟通读者、诗人的心理感受,进而进行更高层面的思考,感性、理性得到高度统一,使心灵得到升华。所以人们认为:诗词能有效地抗拒心灵的衰老和生命激情的消退。通过认同、净化和领悟,消除各种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相对于药物的使用,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心理治疗方法。
创作诗词,构建心灵的桃花源
人们归纳的“快乐疗法”中就有“笔耕疗法” 。古人早就体会到:闲不好打发——“闲愁最苦”。实践表明,笔耕不辍能填满人们无所事事的时间和空虚的心理时段。很多人离开热闹的政坛、职场、紧张的军营等体制氛围,转入休闲状态,会有强烈的失落感,而依赖学习和创作诗词度过适应期,便是一条营卫心理的应急途径。笔杆一握,万念俱消,意志转移到另一个空灵的世界,心胸就会开阔,精神也就随之愉悦,进而达到心理平衡。同时,看到自己的耕耘有了收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有另一种成就感,无疑丰富了个人内心世界。要创作就必须学习,学习就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投入就会专注,对文化知识的专注是抚慰不平心灵的最好方式。可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沉静,一种纾解,它用积极的、有益的专注,化解了对某些负面事物、负面情绪的专注,使人从不良情绪的氛围中及时解脱出来。
更深入地考察诗词创作中的精神活动和心理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借助诗词的便利形式,人们的感受能得到及时释放
诗词比其他文学样式更显严谨、纯粹、精微,也最适合承载激动之余的情感。毛泽东说他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可以想见,作为高度紧张运筹帷幄的总策划、总指挥,戎马倥偬,对于形势的变幻,战争的胜败,总时时会有复杂的感觉激荡胸间,在不能尽与人言的时候,诗词就是最好的抒发方式,诗词篇章大小任意,尺幅千里,在脑海中能深刻储存,是一种信手拈来的便捷工具。所以,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不到长城非好汉”、“三军过后尽开颜”等诗句如高山流水,自然流淌出来。王阳明在领命往南赣平乱时,作“龙江留别”诗卷送给为之饯行的大司马乔白严等友好:“谪乡还日是多余,长拟云山信所如。岂谓尚悬苍水佩,无端又领紫泥书……”把不便言说的思想感情通过诗句委婉地传达给朋友,作了得体的交流。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四十二岁接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兴奋得手舞足蹈,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红楼梦》写贾府一边为宝玉举行婚礼,一边黛玉在抑郁中咽气:“香风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这些喜极悲极之词,把主人翁或作者激动的情绪充分释放出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刘禹锡,对于情感丰富又具有诗词素养的人,眼前景、心中事便极容易幻化为美妙的诗句。
(二)在极度的情绪中,诗词可以提供回旋的余地,求得精神舒缓
诗人有言:“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诚然,诗词在很多时候在为人们洗心解气。还是李白,在长安经历三年政治生活,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被排挤出长安的第二年,他写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的响亮呼喊。面对政治铁幕,一声文字的呼喊就是自己的精神胜利。诗词为人们心灵对话提供渠道,无论是“泪眼问花”欧阳修,还是“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都是人间情感交流不畅时的另类交流,当主人翁“夜忘归”,“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于良史时,也会是在与大自然亲切对话,在这种特殊的交流中,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有了着落。
苏东坡的大量诗词是他自我心灵解脱的结晶。他一生命途多舛,亲人和朋友所能帮助的毕竟有限,他总是用博大精深的词句来为自己的心灵疗伤。一首《水调歌头》,对月问天,形象地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和遗世独立的意绪,面对月的阴晴圆缺,抒发了凄美的人类愿望。从月盈月缺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物我交感之中,不可能追求完美无缺的结论呼之而出。诗词助诗人揭示迷茫和困惑,展现旷达自适,通过一首词的创作,完成了他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构建。苏东坡对妻子王弗的悼念持久而深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干行”。阴阳相隔中,重逢只有梦,“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试想,如果诗人没有用这些可视性的文字聊以自慰,何以消解他浓烈的悲情?陆游也是在沈园的墙上酣畅淋漓地挥洒《钗头凤》,才将巧遇唐琬时“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的爱情失意尽情释放。
(三)徜徉诗词的海洋,在别人的经验中映照自己,促使心气平和
长期接触诗词,在学习和创作中会与古人、今人中的许多作者谋面,通过作品对他们(特别是有普遍影响的名人)的人生际遇、苦乐忧患有深刻地了解,自然会与自身的遭际相比较,会自然地把它放到人类情感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面对“滚滚长江东逝水”,回望“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千古英雄,人们会正确地衡量自身,正确的认识人生价值,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这种比较效应呈现积极的作用,可以稀释自己现实的苦痛、困惑,维护心灵的平和,裨益身心。
苏轼被贬黄州,应是倍感人生迟暮的时候,一天他写了《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唱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心歌。他是受了“兰芽短浸溪”、“沙路净无泥”、“子规啼”等优美景物、声音的感染,从门前西去的流水得到启示,顿然悟出一个颠覆性的理念:谁说人生只会变老,不能再次变得年轻呢?这富有人生哲理的思想指示我们:只要心态好,老也可变为年轻。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不甘沉沦的精神,把人的精神境界推向高远。自然而然,诗人抖落凡尘,融入淡泊与宁静。
(四)面对无助无望,可以藉诗词构筑理想的彼岸,落实寄托
人们虽然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又总是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读陆游的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自觉有生之年看不到安定和平,不免绝望,而用诗句营造希望,把自己看不到的结果放到了儿辈身上,便得到了实在的安慰。陈毅元帅写道:“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那种直捣黄龙府的壮志,那种必胜的英雄气概,一旦付诸诗句,便使诗人的心胸获得极大的解放,也使革命者、读者备受鼓舞。
聂绀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漫长日子里,一直坚持创作诗词,《推磨》中有“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面对惩罚性的劳役,诗人如入茫茫暗夜,看不到光明自由,自己并没有解脱的能力,只有凭空设计一个乌托邦,企望可以到哪里去一展身心,这看似望梅止渴,阿Q精神,实质上它仍然是智者在逆境中的自我保护,是人生的大智慧。事实上,在人生某些当口,“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美好的憧憬和积极乐观的信念,会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些理念形诸文字,它便成为一面旗帜,会使人时时自我警醒。有了自己的心灵彼岸,我们的理想、诉求就有了依归,就容易实现常说的“排遣”、“转移”和“超脱”。
诗词活动,帮助人们实现人格升华
诗词活动是纯净心灵的高级心理活动,人们说诗歌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形式,“是想象的精灵”。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来,和每个人眼前的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进入诗词,人们自然会超然物外,脱离现实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物事的羁绊,心理层面到达一个相对空灵的境界,这种升华是很微妙的,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诗歌的本质是人的感情的表现,郭沫若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感情的激荡是外感于物的结果,诗是情和物交互感应的产物,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保留了想像的空间,保留了童贞的心灵,保留了童话般的意境,保留了温热的乃至震撼心灵的回声。常识告诉我们,情绪必须得到宣泄,负面的情绪尤其要宣泄出来。而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通过更敏锐的感受,用适当的文字发散热忱,在孜孜矻矻的雕琢中,把各种强烈的感受、亢奋的情绪散发出来,这种过程对于身心两方面都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因而诗“是我们生活中的精细部分,它扩展、净化、提炼我们的心灵,它提高整个人生。”(英 赫兹里特《时代精神》)
诗词要求创作者本身的升华。黑格尔指出:“诗人必须从内心外表两个方面去认识人类生活,把广阔的世界及其纷纭万象吸收到他的自我里去,对他们起同情、共鸣,深入体验,使他们深刻化和明朗化”,必须“以巡视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自由眼光去临高俯视”⑥。
清人江顺诒在《愿为明镜室词稿序》中也曾写道:“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浅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他以学习诗词来修补其性格的某些不足,借助诗词的潜移默化作用,提高审美能力、提高自我修养。这些都说明,创作诗词客观上要求创作者有较高的思想境界,有较为高尚的、独立的人格精神,而人格的高下与诗词境界的高下相联系,相呼应。事实上,诗人或者有志于当诗人的人总会向更高的标杆努力,甚至至死不渝。有这种追求,就不会流于庸俗猥琐,就有接近情志高洁的可能。情志高洁代表良好的心理素质,它可以比常人更轻松地应付情感危机。歌德说:“当别人在他的痛苦中喑哑的时候,上帝给我才能来倾吐我的受难”,这就说明诗歌(诗词)给一部分人多开通了一条走出心理危机的通道。
2008 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