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合住湖州

 　　一、诗画之乡湖州长期以来，苏州被公认为是吴昌硕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在苏州得遇多位当时江南甚至全国金石书画的一流人物，眼界、学识都不同往昔，更得以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与平台。这对他日后成为书画篆刻大家是有决定意义的。

　　但其实如果细细追究吴昌硕金石、诗文、书画诸艺的缘起，除了俞樾、施旭臣等早年师友外，探其根本都在湖州。吴昌硕在1875年32岁第二次来到湖州，在著名金石收藏家陆心源家坐馆二年，在潜园中结识了杨岘，又得从"潜园六子"中的另一大家施补华学诗词。这些遇合都是他一生的重要际遇，湖州也是吴昌硕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在吴昌硕研究上一向是不够被重视。再如吴云、杨岘这两位吴昌硕早年生命中的最重要人物虽然和他交往多在苏州，却都是湖州归安人，是吴昌硕同乡。吴昌硕1872年初次到苏州就曾落脚吴云家，而杨岘和吴昌硕初识也在湖州。没有乡亲之谊，他们不会给吴昌硕如此多的帮助和教益。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吴昌硕的漫漫艺术之路是启蒙于故乡鄣吴，积淀于芜园岁月，而真正起步则是从湖州。

　　吴昌硕是个富于诗人气质的金石艺术家。他讲求诗印合一、印中有诗，喜欢以诗为印，或在印上题诗。他在晚年作有多方故乡地名章，多取古人诗歌成句。如他就曾取晚唐湖州诗人周朴《董岭水》诗首联“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治印多枚，说自己是“安吉吴昌硕”时也不忘强调是“湖州安吉县。”他还曾在晚年借用元代浙籍诗人戴表元《湖州》诗“山从天目成群来，水傍太湖分港流。湖上清溪溪上山，人映清波波映楼。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中的“人生只合住湖州”句刻章，极书湖州风物、人文之美。

　　吴昌硕是喜爱湖州的。他于1875年设馆湖州陆心源家，次年次子吴涵诞生，就取湖州谐音，取乳名壶儿。他还曾在题《菊石图》上说：“秋色江南如此，几时归去湖州。”湖州之地山水清丽、鱼米丰足，因此历代多文人来此避世隐居，创造了丰富的隐逸文化内涵。如中唐词人、号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在霅溪边垂钓时所得的《渔歌子》词首开隐逸词传统。北宋守湖州的苏轼喜读陶渊明诗文，从此时东坡词中俯拾皆是的“归去来兮”可见他的仕隐情结。还有元代湖州士人赵孟頫在北京为官时所吟的“余不溪上扁舟好”、“何时归休理钓蓑”，随夫居北京的管道升也不惯北方生活，她的《渔父词》亦见不如归去情绪。吴昌硕的“几时归去湖州”正是承前贤情愫，表达了对湖州的深情。

　　湖州，本是山水温软的江南水乡，却又因得益太湖的浩渺水气，又多了一份清远辽阔之气。湖州山水间，更多一份苍茫悠远的历史气息。湖州古城有2000多年历史，这是一座从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时就建立的城市。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春申君徙封于此筑城，始置县，以水泽中多菰草，故名菰城，故址大约在今湖州市南十公里。秦置乌程县，县治也在菰城。自东汉末年以来，太湖西南部、东西苕溪流域渐次开发，人口日多。东吴置郡，始称吴兴，治所在乌程（今湖州市），因东西苕溪水在此会合注入太湖。隋仁寿二年（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从此始。唐置吴兴县。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将乌程县划分为乌程、归安两县，县治均在湖州，隶湖州郡。元改湖州郡为湖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称湖州府。清袭之。

　　湖州历来是东南望郡、历史古邑，以蚕丝文化、茶文化与湖笔文化著称。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就产于湖州善琏。湖州更是诗画之乡，自古文采荟萃，出过晋二王、颜真卿、陆羽、孟郊、杜牧、苏轼、米芾、赵孟頫、钱舜举等本土或宦游名家。湖州当时最吸引吴昌硕的就是它的诗画传统和多诗人画者。

　　和大多数江南之地一样，是从南朝开始，湖州文学才真正出现了有分量和影响力的作家如沈约、丘迟、吴均等人。到了初盛唐有陈叔达、徐坚、包融、沈千运等人。中唐湖州文学首次达到了高潮。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诗僧皎然、女诗人李冶、苦吟诗人孟郊、传奇作家沈既济与沈亚之，还有在湖为官或客居湖州的诗人颜真卿、陆羽、张志和、刘长卿、顾况、白居易、张籍、李绅等人。颜真卿曾召集湖州名士陆羽、皎然等人，在湖州杼山妙喜寺、岘山洼樽亭等地联句赋诗，是为湖州历史上的文人盛会，并形成"吴中诗派。"而张志和的《渔歌子》词5首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渔父词”传统与“渔歌体”，一直传入日本。晚唐的湖州诗歌也并不沉寂，本籍作家外，宦游、客游有杜牧、陆龟蒙、皮日休、罗隐、许浑等人，几乎云集了当时诗坛所有一流诗人。

　　晚唐前湖州诗文多写山水。宋代后随着湖州城市发展，出现了词和话本小说等带市民文化因素的文学形式，士夫诗文也出现了雅俗并存的倾向。宋室南迁后，湖州因为近杭州，许多著名文人来到此地，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宋间湖州本籍著名词人有张先、叶梦得、周密等，宦游、客游的则有苏轼及苏门四学士、梅尧臣、苏舜钦、姜夔、陈与义、张元干、杨万里、王十朋、汪元量等人。元代湖州多兼工诗文的书画家，如赵孟頫夫妇、父子，客游湖州的则有戴表元、仇远、杨维桢等。明初吴承恩、归有光及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也都宦游或客居过湖州。明代中叶后，湖州则见证了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如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董说的《西游补》、陈忱的《水浒后传》。

　　清代诗词复兴。这一时期湖州诗人、词人空前鼎盛。仅清末民初叶恭绰《全清词钞》、朱祖谋1《国朝湖州词录》所见，湖州词人就有144人。晚清更出现了词学大家朱祖谋。朱不但词作出色，整理、出版词集也有很大贡献。诗词与书画都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体现，自可相通。吴昌硕后来在苏州、上海都与这个同乡多有交往，并在诗词上受其影响。

　　湖州更是闻名遐迩的画学之乡。三国时的吴兴乌程人、最早的浙江画人、佛画之祖曹不兴，在湖州为官多年的"书圣"王羲之、曾来过湖州的“画圣”吴道子、曾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到文人画成熟的赵孟頫，再到"海上画派之父"吴昌硕，湖州本籍人和宦游、游艺湖州者几乎书写了半部中国书画史。一部二千年的湖州绘画史更是丰富多彩。

　　湖州画风传统是写实的，它曾有曹不兴的“曹衣出水”、“误笔成蝇”，南北朝时张僧繇（一说为苏州人）的画龙点睛、破壁腾飞。又是空灵的，如以曾为湖州太守的苏轼、文同为始祖的“湖州竹派”，还有其继承者赵孟頫等人的文人画传统。

　　赵孟頫（1254-1322）是开文人画风气的大家。他字子昂，号松雪，吴兴（今湖州）人。宋太祖十一世孙。这个清华贵胄不幸生于宋元鼎革之际，又不甘心才华埋没，三十三岁应召赴大都入元廷做官，却因出身受到元皇室的猜忌与防范。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名满四海，但无非是文学侍从。晚年归隐湖州。由于其选择不能被宋遗民接受，内心矛盾痛苦，赵孟頫于是将情感与才气都倾注到对艺术的追求中，立志复兴文化传统，最终融通诗书画乐，终成一代宗师。他篆、隶、楷、行、草皆长，山水、花卉竹石、人物、鸟兽俱能，并以书法入画，博采晋、唐、北宋各家之长，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宋人之雄而去其犷。尤其花鸟不但技法高妙，且有深切寄托，还在画中题诗作跋，推进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清雅、富于书卷气的意蕴。他不但主张"以云山为师"，也强调"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赵孟頫是多才全能文人的楷模。

　　钱选（1239－1301），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今湖州）人。宋亡后不仕，隐于绘事终其身，以卖画为生。他诗文、书画兼长，是宋末元初“吴兴八俊”之一。而且山水、花鸟、人物俱能，并具有一种生拙雅洁的风格。题材多取于历史，如陶渊明归田隐居是他最爱的题材。钱选的画多自己题诗和跋语，诗、书、画融合的形式，被后来的文人画家广泛使用，成为中国绘画的典型传统特色。

　　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吴兴（今湖州）人，赵孟頫的外孙。“元四家”之一。工诗文，擅书法，善山水。少年多受赵孟頫影响，中年后常与黄公望、倪瓒、吴镇等交往。在笔墨上，他能将五代董源、巨然的山水画法，参以自然山水，自创更自然、更多变化的牛毛皴和解索皴。写景写事也有更丰富的层次变化，形成章法稠密、景色郁然深秀的风格。多在山水中表现深山隐居的生活，如《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夏日山居图》、《葛稚川移居图》等。

　　经元代书画家的努力，在湖州形成了融通“技”与“道"、兼备文人气息与写实通俗意味的优秀书画传统。

　　吴昌硕受湖州书画传统影响很深。以他与萧山任伯年比较，两人都是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以花鸟著名。其实单就绘画技法而言，任伯年应该是胜过吴昌硕的，他是历代画家中难得的山水、花鸟、人物俱精的画家，技法精妙且有生活意味。吴昌硕只精于花卉，而且只是以参用石鼓文线条的笔墨见长，他的绘画语言虽然高古，却未免单调。但吴昌硕的书、印、诗都有大成就，他的画是“书、画、印、诗”四艺的综合体。画中真实物象、金石线条和虚灵诗意形成的整体感觉，使他的画和任伯年的写实画显得不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即使是在绘画界，吴昌硕的影响也远比任伯年要大，原因就是多一份来自传统文化的底蕴。

　　二、晚清苕上画家群到了清代，湖州书画传统在时代的影响下有了更多的变化和发展，趋向世俗写实，也趋向开放多元。

　　湖州画人多有走出苕溪者。有走向海外的，如沈铨（1682—约1760），字衡斋，号南苹，德清新市人。擅画花鸟、走兽，远师南宋诸家，近受明代院体花鸟画影响，注重写实，形象逼真，色彩艳丽。雍正年间携弟子受聘东渡日本传授画艺，三年始归，日人随其学画者众多。其画风靡日本，创南苹画派，对日本绘画影响很大，被推为“舶来画家第一”。还有走向杭州、上海等地的，如嘉道间的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晚号偶翁，乌程人。费晓楼工写照，为人画像，如镜取影。尤擅补景仕女。笔法松秀，设色素淡，形神韶秀妩媚，格调清雅绝俗，只是略嫌柔弱。在当时画名颇盛，是晚清重要的人物画家之一。学者、宗之者甚众，时有"费派"之称，与改琦齐名。一生卖画于江浙两省。

　　书画艺术到了明清之际，与经济、日常世俗生活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到了清末，卖画更成为书画家一种寻常的生存方式。湖州画家，身为赵孟頫的传人，也多以卖画为生，如费丹旭早在道咸年间就来上海卖画。待到上海开埠后，来这个新兴都市卖画的画家，人数更是众多。嘉兴张鸣珂1说：“道光、咸丰间，吾乡书画家橐笔来游，与诸老苍揽怀结佩，照耀一时。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徐徐而来，侨居卖画。”2说的是嘉兴人，其实湖州等地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庞大的画家群，有的走了，有的放弃了，留在上海的，能耐心守候的，适者生存，慢慢在上海这个华洋纷杂、光怪陆离的城市站住脚跟，成为后来海上画派的精英。

　　海派的画家，几乎都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浙北、苏南人，其中无疑以浙江画家人数最众，实力最强，又以嘉兴、萧山、湖州等地画人最多。海上画派可分前海派与后海派。前画派前期，是嘉兴张熊为盟主，后期几乎就是以任伯年为首的萧山任氏的天下。风水轮流转，到后海派时期，仍是浙北人为主力军，但已是湖州苕上画家群的天下，领头的一个就是吴昌硕。

　　在吴昌硕来到湖州的清末，湖州书画界正是人才辈出。而他后来来到苏州，此地也多是些寓居的湖州书画家如吴云、杨岘等。等他最后来到上海，接触的更多是些湖州画家，等他登上海上画派最高位时，周围又围绕着许多新的湖州画家。他的一生，正见证了湖州书画在近代的发展。

　　吴昌硕生逢晚清世变，不能不产生浓厚的历史意识，更与赵孟頫一样，有了深沉的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之感。他以为清季国是日非，太平天国之变席卷东南半壁江山，战事纷乱，以至生灵涂炭，传统文化艺术也随之摧毁沦丧殆尽。文化浩劫当前，陵谷变迁、桑海改易之际，当务之急就是使艺文传统不堕。他对画史尤其是有清一代画史、近代画史，还有湖州、浙江一地画史很是牵挂。

　　1905年，62岁的吴昌硕在上海对老友张鸣珂说："瓜田征君(张庚)的《画征录》后，则有冯广文(冯金伯)的《墨香居画识》，蒋霞竹(蒋宝龄，虞山人)的《墨林今话》，迄今又五十余年矣，人才辈出而记载无闻，将有姓氏翳如之憾。君何不试为之？"1体现了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前瞻气度，确有开一代画风大宗师的作派。三年后，张鸣珂纂录了前书未收的一百五十多家，著成《寒松阁谈艺琐录》。

　　《画征录》记录清初画家，《墨香居画识》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画家，《墨林今话》主要写道咸人物。《寒松阁谈艺琐录》则收录咸、同、光三朝画家小传，是清代画史的终结篇。书中还记述了上海绘画兴盛、进一步商品化，海派的形成，海派画家的影响和结社等活动。其中自有许多湖州画家。

　　后来吴昌硕的老友、画家高邕协助杨逸撰写《海上墨林》时，吴昌硕也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吴昌硕还自己记录了许多亲历的历史。如他在49岁时曾记录生平交游，成为手稿两册。手稿一直未曾刻印，由于是草稿，体式比较松散，记叙也并非很严谨，结构也不很完整。至于其中并无至交任伯年的记叙，印与人也不是一一对应，不知何故。但原稿曾请他当时的两位师长，杨岘为之斧削就正，谭献来作序，可见对内容的看重。手稿前谭献在1892年暮春为他所作序说："......吴子仓石，嗜古若炙。相知以心，雅好文章，余事篆刻......集廿年镌之篆文，撰千里心交之别传。印人款识，名士簿录，不类而类之想，有意无意之间......题曰石交云尔"，手稿后来就被称为《石交录》。《石交录》记录了吴昌硕从28岁到45岁10多年间流寓游学湖、杭、苏、沪等地所交往得识的43位名流俊侣，凡笔墨往还、诗文酬唱者，皆一一簿录，以示君子不忘其旧之意。《石交录》最前面拓有这些师友的印蜕，后面记有他们的姓名、籍贯、人品、学问及与自己交谊，有所详略，多一手珍贵资料。

　　迟几年，大约50岁后，吴昌硕又有《削觚庐印存》，是为生平18位契友所刻印章之印存，也是二册。后附每人小传甚详。与《石交录》所记有相同处，可互参见。

　　这两份手稿不但是吴昌硕记录同时金石书画师友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清末画史的一份宝贵资料，记录了许多当时风光一时、后来却鲜为人知的画人印人。其中多湖州籍贯者。可补清代画史和湖州画史之缺。

　　吴昌硕本人也是晚清画史中极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在海上画派还是苕上画家群的历史中，他的名声的变迁无疑是很有历史感的。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里也谈起吴昌硕，但还不及绘画，只是大赞其印艺。此书撰于1908年，出版于1910年，其时吴已近70岁。吴昌硕在古稀之年才画名大振，自是名至实归，但也依靠许多机缘凑合。辛亥年吴昌硕最终定居上海。此时海上画派的老一代多已谢世，独他老寿昌盛。由于他的至交、湖州王一亭的荐举，吴昌硕受到了日本书画界的尊崇。1913年他又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这时的他终于以诗、书、画、印"四绝"成为"后海派"的盟主。作为清末浙江人、浙江画家移居沪上的一员，经过长期努力，得天时地利人和，终于融入上海这片土地，并将其雄健奇崛的艺术风格引入画坛，并一统海上。其中他身后苕上文化圈深厚底蕴的影响，还有苕上一系人脉的援引，都不可谓不重要。

　　三、先后两伯乐其实1875年并不是吴昌硕第一次来湖州。早在1868年，父亲去世那一年，25岁的他就初次离开安吉外出谋生，最先到的就是离安吉最近的大城市湖州府。那还是他到杭州之前。湖州这座浙北名城距安吉不过百十里，是当时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富足文华之地。吴昌硕到湖州，第一个引路人与提携者是颜文采。

　　颜文采是安吉著名贡生，早年还在鄣吴设过教馆，可能与吴昌硕的祖父或父亲认识，所以对这个故人之后很是关照。值得一提的是，颜文采还曾做过著名金石家吴大澂的老师，吴昌硕后来能得到吴大澂赏识，与此应该不无关系。

　　颜文采招吴昌硕去湖州一开始是作自己的司账。以前一些说法说吴昌硕到颜家是任治学助手，这可能是因为司账的地位比较微妙，在仆人与门客之间，大概是怕会辱没吴昌硕大师的名望。而治学助手比账房先生名头好听些，身份也似乎高些。其实这些事似不必讳言，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二则作司账谋生也并无可耻之处，吴昌硕当年在战乱中还曾乞讨过，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再说湖州就曾出一个皇帝，南朝的陈霸先，年轻时也曾做卑微的工作。

　　颜文采是个读书人，家藏也很丰富，家中“藏经楼”里收藏了许多古籍古物。后来吴昌硕因为年轻好学聪明，也实际上充当了颜的治学助手，这使他有机会见到许多古籍，并能欣赏并了解从秦汉到明清的古物。颜文采还常带他出外游学，使他结识了陆心源、丁葆元、杨岘等湖州当时名家，出入这些饱学之士之门，参加他们的诗酒之会。这些关系在他后来的生涯里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他不但能在很年轻时就站在地域和时代的前沿与高峰上，并得以有机遇认识更高一层次的人。

　　颜文采所起的最重要的桥梁作用，一起是推荐吴昌硕去湖州大金石收藏家陆心源家做司账，另一起是后来还介绍他给当时任扬州盐运署运司的同乡丁葆元到扬州做“辅贰”（又称“佐贰”，清官制中的卑职，相当现今机关里的小科员）。吴昌硕虽只在扬州呆了一年，但日后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得到县令的实缺，就是丁葆元为他举荐的机会。

　　1875年正是光绪元年，32岁的吴昌硕应陆心源之聘，来到湖州陆家做司账，间或协助陆整理家藏文物。后来也有人说吴昌硕来陆家是坐馆，并做抄写和校对等事。其实他这次来陆家，应是和在颜家一样是作账房先生，而不是设馆课子。此时的吴昌硕虽有才华，又是俞樾学生，毕竟年轻，如果一味强调陆心源等人此时便如何器重他，倒显得有些牵强。

　　陆心源（1834—1894），清末湖州著名文人，一般是以收藏家而非学者为人所知。陆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他虽出生商人家庭，但自幼好读书，资质聪敏过人，据说曾与同郡的姚宗堪、俞刚、戴子高、施补华、凌霞等人合称为"苕上六才子"。咸丰举人。后捐官入仕，仕途顺遂。一度因被指贪污而罢官。1868年35岁的陆心源回乡闲居，收藏古籍金石。1872年再度出山，任福建盐法道。后又因被指贪污，1874年再次借故告官归乡。

　　陆家本富有，陆心源两度为官后更是家底丰厚。他的老宅“恭俭堂”本在湖州东街边运粮河上的华楼桥畔。此时他又在不远处的赵孟頫莲花庄别业故址北面建一小园，并取名"潜园"（在今湖州人民公园内），正是借赵孟頫这个前贤归隐乡里故事来表自己的隐士身份。园中有“五石草堂”、“守先阁”、“俗俗楼”等十六景，“守先阁”是藏书处，陆心源就在此藏书、校书、收藏金石古物、著述。到1893年，经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他又官复原职，还曾得光绪帝召见。不久得病，卒于故乡湖州。

　　陆心源是湖州近代儒林史中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亦仕、亦学者、亦士绅、亦艺术家，有人赞美有人揶揄有人鄙夷，是江南才子中活得不乏精彩而又惹得后世聚讼纷纷的一个。

　　湖州是一座古城，其间多园林、寺塔、古桥、楼阁等人文景观。陆心源留下的遗迹也很多。最著名的除了“潜园”外，就是他老宅中的藏书楼“皕宋楼。”

　　陆心源进入仕途之时，正逢太平天国战争，连年的战乱与兵火使江南故家旧籍大量流出，散落民间，所值甚贱。是为文化上的一次大浩劫。陆心源初次罢官归乡时，已积聚了大量财富，人又博学，带着商人基因的他乘机大量购进秘籍善本，所得珍贵宋元版本无数。至1882年，10多年间，陆心源藏书总数已达到15万卷之多。在清末，宋刻本已为稀世之珍，而陆心源得到竟达100多种。于是他将老宅原本的藏书楼分为两处，一处名"皕宋楼"，藏宋元旧版，“皕”意谓楼内藏宋刻本有200种之多，其实并不及此数。另一处名"十万卷楼"，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抄本、精校本。“皕宋楼”与当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并被誉为“江南藏书第一楼。”可惜皕宋楼所藏四万多卷宋元精品，在陆心源去世后10年，在1907年被他的不肖子陆树藩以不到10万元的低价全部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这些古籍在“皕宋楼”聚散之间不过数十年，令人不由顿生惘然之感。

　　陆心源不仅是藏书家，他在乡里闲居时也有不少著作。虽然许多人对此有些微词，但从数量上看，他也可算是个撰述如林、著作等身的学者。撰辑的著作总称《潜园总集》，共35种936卷。内容涉及史学、文学、金石、考据和版本目录等领域，如《唐文拾遗》、《宋史记事补》、《宋史翼》等著作都有一定价值。他还曾参与编辑《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湖州丛书》等。他所刊刻的《十万卷楼丛书》等在近代出版史上也有影响。

　　陆心源还以金石收藏大家著名于世。他尤喜收集古砖，集有汉、晋古砖近千块，于是又在"皕宋楼"旁筑亭藏之，名之“千甓亭。”今日皕宋楼还存遗址，座落于湖州市区月河路口，楼有三层，当年是上藏书籍，下藏刻石。大门左边就是千甓亭，一个小小的亭子，建于1881年。亭成后，陆心源还请得湖州著名书家、学者杨岘以隶书题额。

　　当年吴昌硕来到陆家时，千甓亭还未建成。那时陆心源才41岁，只长吴昌硕9岁，他所收藏的墓砖数量也远未达到千数。陆心源失意仕途后，敏锐意识到自己已不能在官场逐鹿，于是想要在收藏与学术上有所作为。此时正当中年的他精力旺盛，头脑灵活，富有财力，又是个有心人，很快便在金石收藏与考释古文字这一时人最为看重的学问方面有所建树。虽然他被另一位此时的著名浙江文士李慈铭贬为"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后来也有人以为由于陆心源收藏古砖地域不广，只限于湖州及邻县，所以多是晋代古砖，汉砖不过四五块而已。而他号称“千甓亭”，说亭里藏有千块古砖，其实也只是和“皕宋楼”一样是自夸而已。还有人指出陆心源急功近利，为了早日成为金石收藏大家，竟以一两银子一块的价格收购古砖，以至四乡民众为利益所驱使，掘地三尺搜求古物，使得湖州附近汉晋墓葬被大量盗挖毁坏，后患无穷。

　　但陆心源潜心收藏古砖虽为名利，毕竟是一件难得盛举，正如杨岘在“千甓亭”匾额的跋里说他这个潜园主人性耽汉晋古砖，网罗逾千，可谓“豪”矣。而陆心源所收藏的古砖，大都出于吴兴、武康等县古墓。晋朝之时正是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古砖上有别致的花纹、奇特的文字，有着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江南特色。尤其上面保留了很多古代纪元、地理、官制、姓氏等资料，是研究江南地域文化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古砖上的文字可以"阅古事，证异文"，当时更是学者的学术热点之一。陆心源将所藏古砖上的文字、纹饰拓出，加以考证后辑成《千甓亭砖录》六卷，《续录》四卷，《千甓亭古砖图释》二十卷。杨岘在为《千甓亭砖续录》作序时以为古砖可为历史和书法篆刻史的重要旁证。可惜这些古砖留在“千甓亭”的时间只比古籍稍稍长久一点，后来在抗战期间散失良多。所幸今天还有四百页的古砖拓片还保存在湖州市博物馆，算是“千甓亭”金石留下的雪泥鸿爪。

　　“千甓亭”的得以成就，其中也有吴昌硕的心血。吴昌硕此时寄食陆家，在司账的本职外就是忙于协助陆心源收集、收购古砖，并整理、修整、拓印古砖，还抄写、誊正《古砖图录》。他常常整日与这些刚刚离开古墓的砖头为伍，摩挲、洗刷、拓印、记录。在这一有人也许觉得十分辛苦、枯燥、肮脏的过程中，自幼就喜爱石头和古物的吴昌硕却也有一种亲切和满足感，金石的奇古之气前所未有地充溢着他的胸臆间，他对金石古器物有了更真切的感觉。日后他不但对古砖有特殊的爱好，形成刻古砖、古砚的绝艺，还多吸取古砖文字的朴拙笔法来治印，形成浑厚朴茂、谲奇古拙、粗质野逸的艺术风貌。而在作下手、干杂活之外，他也参与文字的抄录与校对，对古文字考释也不再陌生。

　　吴昌硕虽已非未见世面的乡村小子，但在潜园得以见识大量的古籍古物尤其是古砖，应该还是难得的经历。吴昌硕在陆家虽只呆了一年左右，但潜园岁月还是对他影响很大，他更深刻、真切地由金石器物本身的高古素朴之美中亲身深切体会到了庄子说的“道在瓦甓。”

　　陆心源此时无奈闲居乡里，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想，希望在文章大业上张扬声名，于是在收藏金石古籍外还多有交游与著述，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务。自称“潜园老人”的他除了与湖州的一些文化名人携手潜园外，还广泛结交江、浙一带文坛诸耆老前辈，文酒宴游，以恬然自乐于林间的面目塑造自己的新形象。他此时所结交的俞樾、吴云、杨岘、吴大澂、潘祖荫等人，每个都非泛泛之辈。除了老师俞樾外，吴昌硕日后得以能在苏州等地顺利立足的一大批社会关系大都与陆心源不无关系。他实得陆心源之助益颇多。

　　陆心源的名声在清末的学术圈子里并不太好，吴昌硕与他的关系也只是门客与座主之间的关系。但这并无什么不妥，更不能因此抹杀或淡化他与潜园对吴昌硕的重要影响。古来友人之间关系本就多样，门客与座主之间也不乏情谊佳话，如刘过与辛弃疾，姜夔与张(金兹)、范成大。陆心源的长袖善舞、多结善缘、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和善于审时度势、造势都应该给吴昌硕留下深刻印象。也许陆心源的人生是个悲喜剧，甚至是闹剧，但抛开一些成见，也自有其合理的部分和成功的因子，可能成为吴昌硕日后模仿的人生样板。而陆心源与吴昌硕座师俞樾还有吴大澂等人在晚清宦海风波中的起起落落，也为吴昌硕后来的人生取舍提供了借鉴。

　　四、潜园七子潜园有许多美景，但在吴昌硕眼中更引人入胜的却是这里人文荟萃的风光。当时湖州学人多聚首此处作诗酒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苕上七子”中的几位。凌霞、施补华，此时都是潜园常客，此外还有丁葆元、李仲廉、徐凤衔等人，和陆心源合称“潜园六才子”。后再加上杨岘，据说还有“潜园七子”之称。

　　这些人包括主人陆心源对吴昌硕都不错。因为吴昌硕虽只是个贡生，年纪也才三十出头，却聪敏勤奋用心。潜园中常常见面，渐渐熟悉了，虽然身份、年岁、阅历都悬殊，吴昌硕也得以有机会与诸名家交游，并请益诗词金石。除了凌霞外，还从杨岘请教隶篆，从施补华学诗文、经史、辞章。而施的诗词、杨的隶书都是当时江南一绝。吴昌硕向来是个有心人，他此时在司账闲暇之余协助主人拓砖外，还勤于抓住机会学习考释古文字，有疑问就殷勤向这些学人询问。这为吴昌硕日后的艺术修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潜园里常见的这些人不但都是一流的才子，而且个个经历不凡，自有性情。吴昌硕得以为师，无论学术还是人品，都受益匪浅。对他影响最突出的应该是三个人：杨岘、施补华与凌霞。

　　杨岘（1819—1896），字见山，一字季仇、季逑，号庸斋、寓庸斋、迟鸿残叟，晚号藐翁、显亭长。斋堂为石头盦、受经堂、磨砖室、迟鸿轩。归安(今湖州)人。清季书法家、经学家、诗人。

　　杨岘是咸丰举人。曾在苏州为官，权知常州府。他是个有名士派作风的人，虽在官场，反以文学为仕流引重。终因为人耿直，不谐流俗，和上官不和，被当道弹劾罢职。大家都将此祸归咎为他藐视上官，希望他以后会变得世故一些，他却不以为然，反而自号“藐翁”，以此自得。

　　杨岘在晚清以八分书即汉隶名重一时。他一生勤于临碑，于汉碑无所不窥，得益于《礼器碑》而稍加颤笔。能遗貌取神，古茂之气溢于笔墨之间。字迹瘦劲矫健，出疏秀于紧密，自成一家。而行草则取魏晋参隶意，别具一格。尤善写擘窠大字。有人评他是以草法写隶书。也有人说他作八分书，七分是隶，三分象篆都为的评。杨岘于自己的书法颇为孤高自许。当时多人模仿，但多如优孟衣冠，与杨岘真迹相去固远，有云泥之分。这是因为杨岘的字是有学问和人品为底子的。

　　杨岘潜心经学，学术深湛，是他诗文、书法古雅的根基。吴昌硕曾说过他为学博综汉、唐，不读宋以下书。对《春秋》三传有著述，于《周礼》曾成《名物制度考》几十册，可惜多在战火中亡逸。他的诗、古文都峻洁廉悍，一洗凡近，一如其人般的脱略不羁，能直抒胸臆。有《庸斋文集》、《迟鸿轩诗钞》等杨岘为人很好，朋友有危难，拯救尤其出力。平素爱才好士，见人一善则称之不容口。他这人就是这样，对上不恭不敬，对下倒是怜才，所讲只是一个意气相投。正如此时，他一直不大看得起潜园主人陆心源，千甓亭虽然得到了杨的隶书题额，交往中却多是敷衍。他反而对吴昌硕这个潜园里的小司账还客气些。所以在潜园七子中，吴昌硕日后常说这个不拘小节、没有大家架子的藐翁和他契合独厚，并不以行辈为嫌。

　　杨岘颇赞许吴昌硕的篆刻，以为近古。杨岘自己虽不以印名，但年轻时曾与浙派后劲、“西泠八家”殿军钱松交好。钱松中年后归居杭州，曾与杨岘和僧六舟等人结社南屏。而且印以篆为根本，杨岘作为熟谙汉碑的大书家，对吴昌硕自是指点多多。

　　后来杨岘和吴昌硕都先后离开潜园来到苏州。两人重逢，更因住得近，吴昌硕常以诗文、书印见教，有了亦师亦友的情谊。杨岘曾为吴昌硕作过诗集、印集序，还题过《芜园图》，吴昌硕则以刻印作画报答。两人更常以诗酬答，谱出了一段艺文相酬的佳话。

　　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乌程（今湖州）人，清末江南著名诗人。也是俞曲园弟子。吴昌硕第二次肄业西湖诂经精舍时（1873年间），正当东南一地遭战乱后，典籍荡然。俞樾当时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在浙江书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此时施补华正在书局任职，两人曾相识。所以在潜园也算是重逢。

　　施补华生性沉默寡言，旁人不了解的，多怀疑他很傲气，所以人缘不好，多有毁谤他的。有人将他推荐给曾国藩，当时正是咸、同年间“桐城”派古文中兴之际，曾国藩是咸同时桐城文派中兴的倡导者，施补华却不爱桐城文章，常表现轻视，所以不得曾国藩喜爱自在情理之中。一时被视为狂士，终遭谗言，离开曾国藩幕府。1875年左宗棠出使新疆，施补华曾在左宗棠幕府中辅佐五年，也不是很得赏识。但这次去西北，他的收益还是很大的。他不但出嘉峪关，循天山而南，历汉代边塞故地，一览大漠风光，开阔了眼界，于诗境大有裨益，写出了《库尔勒旧城纪游》《大风》《塞上曲》等边塞诗歌。

　　施补华以诗文著称。他平生不喜桐城派文章，文章也确远非桐城诸家所能及，文词简洁而气象雄阔。诗亦深沉秀雅。他有《泽雅堂文集》《泽雅堂诗集》传世。而他释唐宋诗的《岘佣说诗》至今仍被人引用。后来吴昌硕在《石交录》中说“近今浙人称诗家数家”，以为一个是仁和（今杭州）谭献，另一个就是乌程施补华，还以为两人都能“熔铸汉、唐，俯视侪伍，奇而不僻，正而不庸，洵乎大家风也。”

　　吴昌硕日后诗文也非咸同文坛流行的宋诗与桐城派文章所能笼罩。尤其是其擅长的诗歌，当是青年时代各位老师的影响，俞樾外，也自有施旭臣、施补华等人学唐人、六朝流丽奇崛、尚性情诗风的影子。

　　清代诗坛到晚清道（光）、咸（丰）之际，和外在世界一样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多种流变，体现了传统诗文在时代巨变中的顺应与应对。其中最主流的倾向就是“宗宋。”1吴昌硕与后来的“同光体”2主要人物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等都有较深交情，但他的诗歌创作却显然在狭义的宋诗范畴之外，具有富于情感的独特韵味。从表现看，他的诗风很明显有王维以降的中晚唐尤其是大历后诗人的影子，从根源上看，也显然有魏晋诗风的流韵。吴昌硕的诗与他的书画一样体现了在一个多变时代融通与超越传统的努力。

　　五、菰城多逸才吴昌硕在安吉芜园和湖州时，大致正当清末同治年间（1862-1874）。他此时还只是以金石刻印小有名气。从他此时在湖州的遇合、交往，可看出湖州一些民间逸士才人在他金石篆刻进步上的影响。

　　吴昌硕初到湖州之际，就晋谒了归安荻溪的章紫伯。章紫伯（1804—1875），名绶衔，一字子檗，号瓜纑外史。咸丰贡生。荻港章氏是当地大族，紫伯尤是族中骄子，他书、画、印、诗诸艺皆长，在当时的湖州乃至上海一带享有盛名。他的斋室名为“磨兜坚”，是指象石头人一样缄口不语。可见章紫伯其人为幽逸之士。

　　章紫伯在当时尤以博学多闻、精于鉴别著称。他家藏古器物尤其是铜器、书画甚富。他曾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客居沪上。日本人用重资购买古书画，多先请他鉴别，因此名闻遐迩。战乱平后归乡，他已年逾七十，吴昌硕就是在此时初次拜谒了这位名声很大的老先生，谦虚请益。章紫伯知道他能刻印，就嘱他刻了几方，并奖许甚殷“今人作印但学陈、邓，貌合神离。如君所作，力运字中，气充腕下，精进不懈，未可限量。”

　　吴昌硕也是在此时此地遇到通篆籀、兼善镌印的近代著名印人胡匊邻。胡钁（1840-1910），一名孟安，字匊邻，号老菊、老鞠、废鞠，又号南湖寄渔，别署晚翠亭长、竹外外史。桐乡石门镇人，当时寓居湖州。

　　胡相貌清癯、神采隽秀。他也是多才艺之人。工诗、善书画。书法初学虞世南、柳公权，继而致力于汉魏碑板。通篆籀，善镌印，印亦如其人，颇有高古雅正之意。还能刻碑，尤善刻竹木文具。

　　当时篆刻以皖浙两流派为最著名，两家各有优长，差异高下不只在用刀是冲是切，亦在巧拙。浙派自丁敬开派以来，本以朴拙厚重为宗，后来以机巧入印，以迎合时人之好，于是拙厚尽失，这是浙派衰微之因，也是人们以为浙派不及皖派有根底之故。胡钁篆刻初以切刀学陈鸿寿，后改用冲刀仿秦汉，取意得力于诏版权量、凿印铜章，于汉玉印尤有会心。胡钁能得醇厚古劲的浙派本色家风，人们多誉其为"印之正宗"，后与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并称为晚清四家。吴昌硕后来在《石交录》中对他也颇多赞美。其实浙派或皖派都是师法秦汉，只是取径不同、各得一体而已。吴昌硕从胡钁等印人身上看到向当时出土渐多的秦砖汉瓦及秦汉古印学习的重要性，视野和印艺都有了较大改观。

　　吴昌硕与胡匊邻两人意气相投，于是欣然订交。胡匊邻也很欣赏吴昌硕的印，以为能独开生面。而吴昌硕不但仰慕胡的艺术，更倾慕其为人。曾感慨说古来擅长艺事者，人品多清逸，反之则技艺不工。世人不知情，动辄说艺术是雕虫小技，象胡匊邻这样怎么可当小技看呢？真是知音之见。胡匊邻日后与吴昌硕聚合在上海，两人还是西泠印社的社友。

　　湖州自古是书画之乡，更是才子学人之乡。吴昌硕在湖州结识的这些人，不但都是才子，更是清末这个时代里不谐时俗的江南才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读书人。他们都是些性情即执着又通脱、放达、张扬的人物。正在这一点，一向孤独沉默的吴昌硕与他们投机、投缘，找到归属感。他此时向这些才人学子与其是学技艺，更不啻说是得到一种人格、艺术品格的濡染熏陶。

　　此后，吴昌硕就象当年离开鄣吴、安吉一样，沿着西苕溪，走出了苕溪流域，走出了湖州。但他一生都难离湖州这一背景，正如他一生都喜欢用湖笔来写字作画一样。湖笔又称“湖颖”，自元代以来就取代了宣笔成为文房四宝之一，正如它的家乡此时出了赵孟頫、王蒙等人。吴昌硕一生以写石鼓文出名，他也曾说过：“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沉穆，宜圆劲而严峻”（《缶庐临石鼓文真迹》跋），而湖州羊毫恰以净、纯、宿著称，质柔而贮墨，最易达到笔意恣肆的艺术境界，所以吴昌硕喜用湖笔羊毫。吴昌硕喜画梅，也喜用羊毫画梅，还喜欢将羊毫在手指上画圈，直到笔锋圆润了，才下笔画圈，这一习惯正是来自他青年时安吉老师如潘芝畦等人的教诲。

　　在吴昌硕晚年功成名就之时，此时若有人问他对平生功业的感想，他也许要学苏轼先生说是“湖州苏州上海”。这是他漂泊一生中三个重要驿站，因为许多重要的际遇和遇合。

　　湖州是浙北人文渊薮，而对于此时的吴昌硕，更仿佛是一扇门，初次在他眼前展开了精彩开阔的大时代景象，更让他见识到了许多时代的成功者形象。从潜园、千甓亭开始，是他人生的真正转折点。他得到更多机遇。当然，由乡谊得以结交只是个良好的开端，他最后得到赏识还是靠才气和性格魅力，还有努力肯吃苦，以及俞樾学生的身份，受到正统朴学和诗文教育的背景。这使此时地位低微的他在结交士大夫时有了交流的可能，也有了平起平坐的底气。

　　离开湖州后，他来自湖州的身份对他还有很大帮助，日后在苏州、上海等地，他还与湖州人有许多不尽缘分。几个恩主和引荐的关键人物，在一生中织成重要的人际网，如吴云、王一亭等都是同乡。而作为一个湖州人，吴昌硕最大的创作一则是在书画的领域发扬光大了金石碑学，在尊二王为圭臬的传统帖学体系外独树一帜。两则是将雅俗共赏的因子引入绘画，在以元四家为盟主的文人画体系外独辟蹊径。这为湖州近代画史开拓了新的天地，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

　　六、家鸡野鸡之辨吴昌硕在湖州，不但与许多正统文人交往，还与当时湖州的一个古董商人金杰因金石结缘。

　　吴昌硕的《石交录》中有他手书的金杰小传：“金頫将名杰，震泽（今江苏吴江）人。任侠使气，好古，以收藏古物为务，力有不逮，必多方称贷以济。尤癖嗜古甓，蓄至数百种。一甓之值，或十余金，倾其资不顾也。为质库司会计，岁入之俸，尽以购古物。素与余厚，曾书“道在瓦甓”四字赠之。俯将得书狂喜，以古缶为答。余宦游吴门，俯将送余苕上，临歧揖别，有黯然之色，心颇讶之，未几，讣音果至。俯将既殁，家唯四壁，所藏亦星散。余每击缶，辄有人琴之感焉。”还有日后的《十二友诗》里也有写金杰的一首：“双脚误踏市井门，移家苕上鸡与豚。独树当门傲五柳，坐石醉客漥一尊。抱汉晋砖当白璧，识金银气游黄昏。土缶持赠未及报，呜呼死别声难吞。”

　　小传和诗说的正是两人的一段生死交情。吴昌硕结识金杰，大约是第一次到湖州时，在1872年前。因为在1872年吴昌硕随金杰到过一次上海。金杰的身份是“质库司会计”，就是开典当铺的。这使收集古董即是他的职业又是爱好。他是江苏吴江人，住在湖州，可见在当时，长三角区域内的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金杰为人任侠使气，可见是个久历江湖、带些江湖气的商人。但他不但能诗、书、金石，又好古，尤其嗜好古陶、古砖瓦，遇到酷爱的秦砖汉瓦，如倾囊不足也必借款求购，意在必得，后来致力汉晋砖的研究，可见又是个有些痴气文人气、爱好艺术、志向高远的雅人名士。他得知吴昌硕也酷爱古砖，就引为同道。吴昌硕早年在湖州常去金杰处寻宝，两人还常互以古物拓本相交流，情谊日渐月进，终为至友。

　　吴昌硕是很欣赏金杰的，所以说他是“傲五柳（陶渊明）。”后来还赠他：“道在瓦甓”四字，语出庄子《知北游》里的“道在蝼蚁、道在瓦甓、道在屎溺”，指出艺术、学问之道无所不在，也暗喻金杰虽是商人身份，却也是金石知音。金杰很欣喜，因为说到了他心坎里，于是以珍贵古缶赠答，以谢吴昌硕知己之意。

　　作为早年好友，金杰给了吴昌硕很多助益，他曾在1872年带吴昌硕初到上海，结识当时的名画家高邕之，为他打开通向上海的一扇窗户。后来又鼓励吴昌硕去苏州、杭州寻师学艺。

　　吴昌硕后来的交往很广，对他的事业和艺术都有很大裨益。而与头脑灵活、紧跟时代、爱好艺术的近代浙商的交往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分子，除了早年的陆心源、金杰，后来在上海与宁波人小长芦馆严信厚、湖州人王一亭、刘承干、周梦坡等人的结交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经历过平民生活的吴昌硕更是在与浙商这一群体的密切交往中，及时捕捉与适应了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中的商人与市民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将平民大众风格趣味带入一向为士夫名士所垄断的艺术领域，也重塑了自己亦雅亦俗的艺术格调。

　　此时在湖州，吴昌硕一面跟随陆心源出入湖州六才子门下，也曾邀金杰去潜园参与聚会。明清以降，士大夫尤其是书画家已不忌讳讲钱，但雅俗之辨在许多貌似通达的达才名士心中还是存在的。虽然陆心源也借印书、尤其是买卖古砖大发其财，但潜园的主人、客人对身为商人的金杰还是有偏见的。有人甚至发表议论，以为雅俗终是不同路。

　　对这一雅俗之争，吴昌硕因为身份，表面上也不能多说什么。不过，他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才会说出：“家鸡野鸡，毛色不同，还不都是鸡”这样的话。其实吴昌硕本也是雅俗之辨很严的人，对自己的士夫出身很是珍惜，如《十二友诗》为金杰所作的第一句诗就流露出为他“双脚误踏市井门”可惜的意思。但吴昌硕由于战争期间在民间流浪多年，结识了一些俗人朋友，受过百姓的好处，知道卑微者中也有天性高贵、高雅的，所以比那些一生都在书斋中的人多一些通达的见解。他为金杰抱不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自己鸣不平，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司账，也是很微妙的位置。所以他此时说出的话虽有些粗俗，可是背后的牢骚不满却是很真实的，表达的见解也是颇为深刻的。

　　吴昌硕的“家鸡野鸡”一语，虽似俗语，却还是有出典的，用的正是“家鸡不如野鹜”之意，出自南朝文人典故，还是书法史上的故事。说的是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少时与王羲之齐名，后来王羲之书法大进，庾翼见人们习王羲之书体，颇不以为然，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来他亲眼见到王羲之的章草字迹，才心悦诚服。后来这句话成为熟典，如苏轼《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就有：“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的诗句。吴昌硕也常用在画中，如他曾题画：“新石桥东，老石桥西，借一枝栖，家鸡不如野鹜。”吴昌硕此时用乡贤王羲之典故，未免没有借古讽今之意，表达一种野鹜终能胜过家鸡的倔强傲气。吴昌硕将金杰和自己比作野性难驯的野鹜，显现了冲天的志向。日后他正是在任伯年等人感召下，勘破了雅俗的局限，别有取径，终于在正统与变革之间成就了自我。

　　此后吴昌硕还常常与金杰来往。1879年春，36岁的吴昌硕，还曾客居金杰湖州寓中。到1882年，吴昌硕还得到金杰赠送的古缶，这正是“缶翁”、“缶庐”别号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