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当代诗歌与当下诗人的生活或诗人观察的生活,是一种个体化取代阶级的自由言说的诗化,是无碍大路上骑士精神的吟唱。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网络化的畅行,消解了原本规定的阶级分层与制度盯人的社会意识与生活方式,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及其社会身份认同的观念变异与生活方式的多元趋向,在不再寻找传统支持的文化环境里,个体化的写作在基本没有道路碍害的前提下,在网络畅行无须纸质通关的状况中,当代诗歌首先是行进在希望道路上的新时代骑士般吟唱,然后便是颠覆传统白话诗的技巧的转换。
在市场经济导向文学走至边缘的自然进程中,诗人们早已明白诗歌不再是号角,是利剑。诗歌也不再是神圣殿堂中的阳春白雪。中国当下诗歌是后现代工业时代虚构的自身政治力的释放,是在新空间追寻新平等的一种情绪。就纯文学而言,更是一种对应商业化压制和腐败文学的隐性反抗与挣扎。
由于全球化强大的渗透与覆盖力,人们已找不到独隅吟唱的世外桃源般的场景,相反在高科技统领一切的场景中看到了人类社会深处潜藏着更大的差异性。无法躲避的精神在新的信息化战争中被诱惑、压抑或偏移,经受着新的巨大的挑战。诗歌面临的是在迷景中不受迷蒙、在困惑中力解困惑并注定要主动去承担这种社会差异重铸的使命感和寻找人类生命的主权。同时,相对西方主流哲学中光明与温暖的理念,喊出黑暗与昏暗的反传统哲学思想,于有限的视野生活中去穿刺无限的信念及其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高度敏感的诗化表现,正在由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中不断呈现;并以诗的独特语言,拓展着公共领域的境界和试图建立新的诗性知识场域。
二
于此,近读张柠《陌路上的大众和诗歌》便滋生了一些想法。第一“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汉语言纯洁性的维护”,这种维护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呢?若是自觉,诗歌就不是文学创作,而成了学术研究的诗学了。若是被动的,诗歌最多是个社会现象的对应物,太欠灵气与创新了。汉语言的纯洁问题,自有语言学家去跟流行时尚语及其发明追随者们去较劲,中国当下诗歌只是白话汉诗走过七八十年后的又一重新上路。所谓重新上路有两个含义,一是遭受极左政治长期戕害之后,拨开迷雾见青天的语言重新洗牌式的新组合。二是对应国外诗歌的行进轨迹的一种中国化的追求。
第二是形式与格律,说“古典诗歌那种承载封建意识形态的形式,那种禁锢个体自由想象的格律”,似有不全之处。因为古典诗歌在承载封建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承载试图冲刺封建樊篱的暗潜之流的意识形态。格律在禁锢个体自由想象的同时,从历史发展过程(或文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其自身也是一个打破禁锢寻求发展的过程,如西汉前期的五言七言古诗与后来随着时代逐渐发展,至唐代更达完臻的五言七言诗等。再就意识形态而论,古典诗歌也有着丰盛的积极追求的民主意识形态,如豪放、浪漫、愤世嫉俗之种种。
第三是称当代诗歌的接受对象,即阅读诗歌的读者为“陌路上的大众”,接着提问道:“大众阅读冯至吗?阅读穆旦吗?阅读海子吗?”这样的提问显然是概念模糊。这里你提的大众是谁?这里的大众,决不能泛指全中国百姓,而应该是指喜欢诗,也谈点诗(哪怕是偶尔)的人民大众,就像人民大众喜爱戏剧(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只能是指喜欢去看戏听戏的人,这里并无绝对全民的概念。更准确地说,这里的大众应是指有阅读文艺类书籍(杂志)习惯的人,否则以一个国家的总人口(特别是中国国情下的总人口)来比衡对诗歌的阅读量,是极不科学的。如目前中国13亿人口中尚有文盲9.56%,小学文化程度以下34.4%,针对具有此类性质人群的总数比衡与诗歌阅读的关系,或也归之陌路大众,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当下诗歌与陌路上的大众之关系说,似有皮相之嫌。并且,对于大众是否是当代诗歌的陌路人之说,也极其可疑。如一些流行的时尚文化类杂志,如《视野》、《妙语》、《锐》、《随感》等等,几乎也每期在某个栏目下安插几首诗,甚至像影响广泛的《知音》杂志,每期的扉页都刊有一首诗,笔者的口头询问调查,除少数读者说“一翻而过”,大多数都说“会看的”,“有的诗写得很好”。这就说明,当代诗歌与它的读者(当然是真心的读者)而言,决不是陌路人与诗歌擦肩而过的关系。
当下的中国诗歌,是否生长在“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这是一个自我空虚又说世界孤独的古已有之的现象。就凭网络如此发达畅行这一点,中国当下的诗歌就应该是生长在一个比任何一个时代更有诗歌的时代。
这是一个纸质诗歌与网络诗歌互相争雄又互相比拼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民间诗歌与主流诗歌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上海文学》等如今也堂而皇之将民刊之诗奉上名刊之页,正雄辩地证实着这一发展的态势。当然,随着口语诗的出现顺之滑出许多非诗之诗,或者如近期“赵丽华现象”的恶搞,那就又当别论了。有诗无诗之关键,看来是对当下诗的审美。对于“当我们离开农耕文明的土地而被抛进了水泥丛林时,抛进了机器和电子世界时,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感受美”的问题,也不必杞人忧天。这是“理性的他者”的一条独特认识之路。美可能会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凝固的,但审美的眼光永远是流动的,它随时而起,随势而灵,就像文学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就人的审美而言,先前有男性,女性,后来就更加男性化,更加女性化,即所谓的“刚”、“柔”之美,而到现在随着“超女”与“好男儿”的出现,不就有了“中性”之美?这也正如斯洛文尼亚A?艾尔雅维茨(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所说的,“美学已经转化为一种平行的理论话语共存的广阔领域”。
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当下诗歌并不是将人文精神都丢失殆尽。如女诗人屏子的诗《父亲,我们坐在餐桌前等你》,意象色彩的强烈对比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涵义,读之就会猛烈地冲击你的心灵。类似这样的诗虽也还时有出现,只是从整个诗坛状况来看,真是太少太少了。当然,对于此类诗,评论家(包括我自己)关注得也是很不够,这里是应该以自责来加以警示的。
三
在现实关注之下产生的当下诗歌,必然要有时代气息,即现代语境。这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关键,也是当下诗歌在经历了“文革”后期反思的政治诗与改革开放初期先锋矇眬诗后的一种继续求索。直面人生但直白粗糙之词,源自民间但便捷快餐式的诗句,时代的浮躁现象无不影响和渗透着当下诗歌的创作,这也就致使诗歌失去了读者,是诗歌作者丢失了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诗人感受生活的浅表化现象,诗人创作诗歌时的习惯性陈旧套路,由于缺乏天性的诗性敏感和刻苦的文学功底的打磨导致想像力的贫血现象(以及乘电脑网络之便以诗的名义在瞎搞诗歌之人的骚扰),使诗人的现实关注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而未有类似C.T.(计算机断层扫描)M.R.I(核磁共振)的那种哲理性的穿透力。这样又使得诗人跳不出承继二十世纪初至现在的汉语新诗的想象窠臼,转换不出想象腾飞的多元视角,不能使意识从社会化中还原到自然认知,致使由于心灵的内容始终处于社会意向性中而找不到自然多元的新想象指向,造成了当下新诗只是从前新诗想象的附随现象。
一边是千百万人被同一信息、同一工具相连接而呈全球一体的趋势,一边是强烈又转瞬即逝的快节奏变化,使个体不得不紧跟这个时代潮流而呈浮躁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使得当下诗歌的语境,始终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就像福柯所指的“异托帮”有类似之处。对“异托帮”的实在性,当下诗歌正在作着蚁穴之工。所以对于“异托帮”的破译,就要有新的想像力,唾弃不具备诗歌创作能力的瞎搞搞之类的喧嚣,正视浮躁现状下急功近利的浅薄之作的贻害,寻找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正在成长的伟大生命之点(即哲学上的增长点),让诗人的犀利的目光和睿智的灵魂,更多地不是关注文化时间而去关注文化空间,思考社会与社会、心灵与心灵的生活空间,努力摆脱“白板接受的说教”,以第一感觉去漫游情感的、理想的、幻觉的、现实的、透明的、糊模甚至黑暗的空间,对应我们的生命,以诗说话去流动时间,劈出我们当下诗歌应有的新天地。(作者为嘉兴市美学学会会长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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