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与笔者相稔的福鼎白荣敏君电邮来两方石刻照片。经灯下反复研读揣摩，不禁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因为其中有一方石刻不仅字数繁多，且是元初道家遗笔，为研究太姥山区道教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这两方摩崖石刻均位于太姥山东向的水湖附近，与平兴寺相隔不远，离国兴寺仅里许。据周绶先生《对太姥山景点的水湖与玉湖的辨析》一文介绍，水湖原名水竹湖，又名西湖，瑞草堂。其中一方题写“相逢林下”四字，楷书，纵2行，正文字径约20厘米，无落款，具体年代无从查考。据笔者查找有关资料，“相逢林下”取意于唐代容州刺史韦丹寄僧灵澈“林下何曾见一人”之诗意，表示有归隐林下的愿望。安徽九华山山门柱上有一副对联：“林下相逢，只谈因果；山中作伴，莫负云霞。”说的正是这层意思。这方摩崖石刻应该与附近寺院有重大关联。至于当代某些文章中认定它与南宋理学家朱熹有关，是“纪念朱熹与其门人的文字因缘”，甚至“朱熹常在此棋盘石上下棋”，这些说法缺乏文献记载，笔者不敢苟同。
另一方石刻亦出于民间普通工匠之手，虽饱经数百载风雨冲刷，但大体保存完整，笔划大多可以辨认。经荣敏君与笔者几番交流探讨，通篇句读如下：
凡金石之文，需鸿硕笔，褒勋烈，耀后世，虚白陈道，宁非其人也。自悼生平清苦，草木同腐，顾此无镇石之诮，因书焉。余于嘉熙丁酉六月旬十有八日生。癸丑，乡贵□□判学杨公□招置之，命师草堂王亦简、蓝溪林竹泉习玄文。乙卯，簪披。甲子，命守西山先茔。丙寅，祷雨偶应。丁卯，募施梁潋、东溪诸寓，公嘉之。癸酉，佥命迁岳祠，建石湖道宇。未完，丁丙子大变，幸不死。戊寅，改创云堂，时未宁。己卯，同杨理心隐姥寺。癸末，出建中殿。甲申，建璇玑阁。乙酉，廊庑粗备，买田以赡居者。岁为谷五十石，会具费为緍钱二千七百有奇，皆受施铢积而求于檀信者。不□，又买田与姥山僧晦翁易此丘。丙戌，卓茅庵，扁曰“成退”。己丑，易茅以甓，乃同岫云杨国柱穴其冈埋骨焉。楮衣藜杖，种桃莳菊，侍尽而已。全归之后，有继兹隐者，以岁所食三千石谷，世而之后。某年某月某日卒，七日而窆。铭曰：骞云气而遐征兮，曰吾不能。曷不能？吾恶乎与造物者争其衡。劳斯佚也，诮也，其不□息也。永兹宅，爰视斯石，使幽人畸士与之□也。
石刻全文皆为楷书，370字，纵20行，字径8厘米，排列疏密适宜，错落有致。字迹古拙庄重，颇具美感，只是刻工稍欠火候而已。这段石刻是宋末元初一位杨姓道士的自传，更确切地说，就是一篇变相的墓志铭，但此时道士尚活在人世。这与全真教开山鼻祖王重阳“活死人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杨道士出身于秦屿潋城杨氏大族，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农历六月十八出生，十六岁出家当了道士。咸淳九年（1273年），秦屿杨氏族人将东岳祠改建为石湖道院，杨道士接受重托，四处募化。其间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修建工程时断时续，历时13年，直到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才得以告竣。次年（1286年），杨道士自感大功告成，心愿完结，遂做长久归隐之计。他看中了“姥寺”（待考）一块环境清幽的风水宝地，也就是今天水湖的位置。在与姥寺主持晦翁协商成功后，购田作为交换条件。茅庵取名“成退”，意义深远。在成退庵附近，杨道士还与同乡杨国柱（号岫云）共营生圹，作为百年后长眠之处所。为了使后人能够记住自己虔心向道、丕振宗风的光辉历程，杨道士煞费苦心地在墓地附近镌刻了这方自传，使过往游客能够时时在意，驻足瞻仰自己的生平业绩！
这两段石刻在民国卓剑舟《太姥山全志·卷之四·金石》中皆有收录，其中字数多者为“瑞草堂碑刻。在瑞草堂石壁，宋嘉熙杨涅撰。”字数少者为“黄龙泉摩崖。在瑞草堂旁。”正是有了卓剑舟的这段记载，我们才知道杨道士的真姓大名为“杨涅”。在万历版《福宁州志》提到的文举特奏名“杨游”、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杨淳”、咸淳七年（1271）进士“杨滉”，有可能与杨涅同族，且属同辈。
从末尾落款可以得知，这段摩崖石刻镌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至今已历724个春秋。字里行间包含的历史信息，对研究太姥山区道教传播具有深远意义。由于石刻历史久远，深奥难懂，有必要对部分文字进行解读。如“玄文”、“簪披”、“祷雨”皆为道教术语；“判学杨公”中的“判学”为两宋学官名称，是辅助中央、地方长官处理公事的人员，南宋国家设立的太学、武学以及路、州（府）、县均设有这一官职。因为“判学”前端二字漫漶难辨，故不能准确判断具体职务，这位姓杨官员的“庐山真面目”也无从知晓；“草堂王亦简、蓝溪林竹泉”之王、林二人身份皆为道士，“草堂”当指林嵩草堂，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十五·寺观类三》记载：“林嵩草堂。嵩，唐咸通初山居读书，尝作草堂。基今犹存。”南宋以后，草堂山修建起道教宫观，后人经常在这里举行“祷雨”仪式，甚至产生了“蟛蜞仙”信仰①，石刻中提到的“丙寅，祷雨偶应”极可能与此处有关。“蓝溪”以及后面提到的“梁潋”、“东溪”等地名，在嘉庆十一年（1806）修纂的《福鼎县志》中多能找到。“梁潋”之名与“潋城”有关，《三山志》中的“潋村”、万历版《福宁州志》中提到的“潋里”、南宋沈调《楞迦经纂后序》作“潋浦”，都是指今天的潋城；“七日而窆”，“七日”民间称为“头七”。“窆”指下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窆,葬下棺也。”“七日而窆”的丧葬习俗至今在闽东部分沿海地区仍沿袭不变。从杨涅与晦翁和尚换地细节来看，释道两家曾共处一山，相安无事，足可证明太姥山远离尘世，古风醇厚，山中僧道以修行为己任，根本不受世俗氛围所侵袭。
“岳祠”与“石湖道宇”是石刻内容的精华部分。“岳祠”又称作“岳庙”、“岱庙”，是供奉道教尊神东岳泰山大帝的庙宇。秦汉时期，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人们都相信道家所言，泰山为治鬼之府，东岳神为冥司之主，掌管人类贵贱与生死。特别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帝王对泰山封禅的热衷，泰山神信仰风靡民间。福建虽地处偏远，却一点也不落后于中原地区。梁克家《三山志·卷第四十·土俗类二》：“三月廿十八日，东岳焚香。州民以是日为岳帝生日，结社荐献，观者如堵。俚诗有‘三月廿八出郭东’之句，盖其来旧矣。”在“卷第八”中还提到：“（福州）东岳行宫
石湖道宇修造于宋元鼎革之际，颇具历史意义，这是省内其他道教宫观所不能比拟的。在13个年头的漫长时间里，杨涅正心诚意，不惮其烦，全力以赴，克服重重困难，不仅集资“緍钱二千七百有奇”，修造了颇具规模的道观，还购置田产，为常居道士解决了口粮问题。两宋时期的钱币制度极其混乱，《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货志》：“以七十七钱为百”，即一贯钱为七百七十钱。据说当时一贯钱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65元，在朝代更替的乱世之中，两千七百多贯算是十分庞大的数目了！
按照石刻记述推断，石湖道院主体建筑应该分为三进，依次为云堂、中殿、璇玑阁，左右还有廊庑等附属建筑。殿阁错落有致，堂皇靓深，枕山襟海，周围群峰环拱，清幽宁静，是道家修身养性的理想境地。
这座修建于“岳祠”基础之上的石湖道宇，在地方志及潋城杨氏谱牒中均有记载，据说就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讲学之处。石湖道宇，嘉庆版《福鼎县志》称为“石湖书院”，乾隆版《宁德县志》称为“石湖馆”，清代《潋城杨氏族谱》作“石湖观”，又称作“石湖东观”。《杨氏族谱》中还保存着明成化十六年（1480），杨氏二十二世孙杨塽撰写的《重建石湖东观志》，讲述了“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避地长溪，杨氏先祖杨楫（朱熹高足）将石湖道观改为书院，迎请师尊来潋城讲学的事情经过。若按《杨氏族谱》的记载，石湖道观是石湖书院的前身，改建于南宋庆元时期（1195~1200），还有一种说法是建造于嘉定时期（1208~1224），时间上虽有差距，但主持者均为杨楫。弘治二年（1489），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甚至认为“石湖观”修建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这明显是“至元年间”之误。不管哪种说法，都与杨涅石刻所提及的修建时间相差甚远。朱熹流寓长溪的史实不容置疑，至于石湖道观与石湖书院之间存在的矛盾，只能留待后人去解答了。
明人谢肇淛《支提山志引·释道论》记载：“鹤林宫（支提山重要道观）日益落，服食导引之士无闻，莫备于邑志，然皮传影响，学士难言之。”讲述了支提山自唐宋以后佛盛道衰，士大夫摒弃道家，热衷佛教的现象。马西沙、韩秉方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认为，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小朝廷的偏安一隅，“经此大变，人们认为原来的道教，于国家无补，反酿成大祸，令人失望。以至于传统道教从此骤然衰落，尤其是在北部的金统治区，几乎无人问津。”按照以上说法，传统道教似乎自南宋以后就逐步走向衰落了。
但大多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徐晓望《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篇》认为：“宋代是福建道教鼎盛的时代，民间崇道风气极盛，官府也大力支持道教。著名的道派相继诞生，福建道教在这一时代也得到大发展。”何绵山在《闽文化概论》提到：“闽东的太姥山……
笔者认为后面一种说法比较科学。南宋以后，特别是在元代，传统道教在福建（包括闽东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向衰微，而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举当时的宁德县而言，作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首霍童山的所在地，元代共修建了三元观、福林观、东山宫、京禧观、棋峰观、中和观六座道观。七都峬源东山宫“聚食者数百指”②，形成一定规模。还涌现出了周兴能、陈师道、周氏净白翁，建宁府道录、紫极宫提举谢永宁等著名道士。同样作为八闽的道教名山，太姥山道教人文遗迹却远逊于佛教，除了丹邱磴、璇玑洞以及丹井、石枰、石鼎、石臼之外，居然连一座道教栖真之所都难以寻觅。荣敏君之大作《福鼎史话》系列有一篇《道教名山，修真佳处》，曾为“山上关于道教的人文遗迹也已十分稀少”而深感遗憾。诚如其言，同样作为福建道教胜地的武夷山有冲佑观（武夷宫），霍童山有鹤林宫，翻遍整个太姥山历史，却找不到一座像模像样的道家宫观，令人深感不安与愧赧。而今随着水湖元代石刻的解读，这些困扰已久的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答。从石刻我们可以试想，宋末元初的太姥山地域，道教繁盛如初，仍是福建道流修真的重要场所。全山周围环绕着石湖道院、草堂山道观、东岳庙（改迁）、成退庵等道家宫观，蓝溪、璇玑洞也都有道士活动踪迹，并出现了诸如王亦简、林竹泉、杨涅等著名道士，拥有着众多信众，可谓香火旺盛，良好形势存在了大约三百多年时间。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嘉靖朝以后，由于正统道教失去统治阶级的扶持，迅速走向衰落，太姥山区的道家宫观也无法摆脱这一命运，日渐消亡。道士失去群众基础，无法安心修行，被迫走出山门，融入尘世，继续生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无人管理之下，石湖道院被改作杨氏祠堂，成退庵、璇玑洞被佛家侵占，而草堂山道观仅剩遗址，东岳庙也不知何去何从。对于道教衰落的原因与复兴的出路，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谈到：“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发生改变，不再注意那些空泛的说教和虚妄的神仙世界，而是希望宗教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问题。”“于是各种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尤城隍庙、真武庙、吕祖庙、关帝庙等，林立于城镇乡村。”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也认为：“明清两代，在以教团为特征的正统道教走向衰微的同时，以关帝、城隍、三官、土地等民间祭祀和祈禳、扶乩祈梦等实用道术为主要内容的世俗道教则勃然兴起。”传统道教逐渐向世俗化方面倾斜，在太姥山下的秦屿镇站稳脚跟，至今遍布秦屿镇大街小巷的宫庙，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活动足可映证这种说法。
英年早逝的学者晏滔先生在《太姥山文化遗珠》一书中，有一篇《朱熹避禁太姥山》，曾讲到水湖元代石刻。他在实地考察后认为：“太姥山水湖处的元代摩崖石刻，讲述了朱子在山中璇玑阁授士讲学逸事。石刻附近有朱子草堂遗址。旁有巨石刻‘林下相逢’四字，是纪念朱熹与其门人的文字因缘。”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草率。石刻中无只字提到朱熹及其弟子，其中虽然提到“晦翁”，指的却是姥寺住持。因为历史考证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必须要有坚实的史料作为依据，绝不能以猜测代实证，以臆想代史实，这样做不仅会对学者本身声誉地位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迷惑后人，使后世研究者以讹传讹，产生误导。晏君文章中还提到太姥山另一处石刻：“在太姥山西麓的岩洞庵有摩崖石刻一处，上刻‘洞天福地’四字，每字五尺许，均苍劲有力。末署款晦翁。”而据笔者所知，晏滔先生所指的岩洞庵，又名“一片瓦”，周边并没有类似石刻存在，倒是坐落于太姥山巅的摩霄庵右侧镌刻有“福地洞天”四字，为清宣统元年（1909），南闽林汝成所题。林汝成，字多玉，号有珠。永春县蓬壶人。清末拔贡生，民国初期曾任惠安县长，工书法。晏滔先生这段文字，转引于鼎邑已故文史学者谢兴国先生《朱熹在福鼎》这篇文章，但重要部分已作改动。谢兴国先生原文为：“我（福鼎）市管阳镇的岩洞庵发现摩崖石刻一处，上刻‘洞天福地’四字，每字方五尺许，均苍劲有力。末署款晦翁。不知是何时所书？抑或系从别处拓来？尚待查讫。”至于晦翁题字的问题，清代学者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已作解释：“朱子题石，闽中在在有之，然多假托者。摹‘晦翁’二字于无名刻之旁，而山岩遂以生色。”笔者曾游历山西太原的晋祠古迹，在这片朱熹从未涉足之地，竟然也有他的“白云深处”榜书横额。因此管阳镇这段石刻虽有晦翁题名，却不能作为朱熹流寓太姥山的证据。至于朱熹究竟有没有到过太姥山，明代谢肇淛《太姥山志》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卓剑舟《太姥山全志》也作为民间传闻予以收录，足可见古人治学之谨慎。鉴于目前史料不足，实难定论。
①：乾隆版《福宁府志·卷之四上·地理志·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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