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向自由之路中，恐惧是最大的障碍。即便在自由社会，由恐惧而生发的焦虑也会扼杀自由。恐惧不仅造成人的精神的外化，还妨碍着人们对自由的兴趣。如果说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要条件，那么恐惧是堵塞真理之途的邪恶力量。恐惧无关左右，只关乎智慧是否开端。恐惧孕育了一切谎言，制造了历史与当下的全部奴役。艾登·泰勒讲过，我们的思维是我们想象和抱负的根源。但由于恐惧，我们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思维和抱负，长期的文化适应已经与恐惧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对于恐惧的依赖和自圆其说。但是，任何制度文明都不可能建立在由恐惧编织的文化底色之上，单纯的制度主义无法拯救精神的奴役。如果不能战胜恐惧，任何宪政之路也只能是一种梦想。恐惧在堵塞真理与自由的通道，精神的独立因此短路。正如昂山素季强调的，“如果不能挣脱恐惧的锁链去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愚昧也将难以被驱除”。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恐惧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秩序，自愿奴役的人们，也已经对恐惧享受如常。
物质世界中消费主义的狂欢肯定不是真实的生活。消费主义中确实出现了精神的迷狂，但这不是精神的抽象，而是人们精神的客体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奴役。全民性的物质狂欢是另一种权力合作，这里，精神的独立是缺席的，灵魂已经被利益中心所成功收拢，包含了利益合作中的的深度奴役。真实的生活必须有精神与这个世界的深刻对立，这才构成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消费主义狂欢中，这种对立已经被策略化地消弥了，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效果的掩盖，造成了人们对于更高的精神参与的放弃或者麻木。问题是，人们在参与奴役之路的构建时已经浑然不觉，其中出于对物质竞争的恐惧造成了对精神的抛弃。这种竞争之路上的领先阶层已经自视为社会的成功者，也因此愿意保守奴役之路，他们对于人性的基本秩序已经漠不关心。对于实用主义的效忠已经成为奴役的合作力量，并为生活的目标进行物质主义的辩解。这同样是生活在一种物质主义的谎言之中，物质的追求驱走了人的全部精神自由，没有了精神要求的消费主义给自己提供了虚假的安全感。只有内在的恐惧才需要这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如集中营中不存在自由的要求，恐惧成为集中营中活下来的唯一理由。人类真实的状态离不开物质生活，这是生命的基础，但是，单纯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真实。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本身都应该是政治动物，他的真实生活要求他为自己的生活做主。生命的基本意义在于生存中的自由，自由在于对一切恐惧的消除，而消费主义的嘉年华实际上隐藏了生活的巨大恐惧，这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剥夺，是对于精神自由的压抑。这里的利益策略是，凡是放弃或不参与物质主义竞争者则被淘汰出局，物质已成为人的尊严和基本价值。这种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商业策略是对人性秩序的残酷扭曲，比物质世界的破坏力度更大，影响更持久，更容易号召人们的兴趣和参与。单纯的政治参与肯定不是真实的生活，而单纯的消费追求肯定更不是生活的真实，这里具有一种巧妙的人生目标的转移和宣传。消费主义的商业宣传，就是改变人们的生活目标，浑然不觉地转移人生的根本方向。正如梅里亚姆·韦伯斯特所说：“观念、信息或者传闻的散播，其目的是帮助或者损害一种情景、原因或者个人；有目的地传播观念事实或者主张以支持另一个人的理由或者驳斥对方的理由，这就是宣传。”在这样的时代，由于内心怀揣恐惧的人们对于商业宣传的配合，已经在成功地完成利益中心所发布的指令，时代沉浸在对物质的尽情消费之中，但是他们不敢驱逐内心的恐惧。
人的真实生活与消费主义的利益中心策略不同，真实的生活是一种自由选择，这里应该没有恐惧。也就是没有在选择过程中对于恐惧的考虑，不是因为其他通道的堵塞，是一种自由状态下选择的敞开。而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狂欢则不同，这种消费是精神自由的通道堵塞之后的一种被迫安排，是一种牧场效应，掩盖了生命的真实要求。人的生活应该在真实的主体性中，而非被动地进入一种安排，况且这种安排并不是以生命的自由为目的。这种精心打造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枯竭衰败的世界，精神的压抑造成了灵魂的萎缩，人性中的恶被放纵到极致状态，人性的自然秩序被破坏殆尽。利益中心广泛使用恐惧这一人性之中的恶之利器，不仅加重了对于社会的深刻分裂，还加速挑动社会的自我侵害，最后让这种自我侵害成为一架复杂的、充满斗争力量的装置。正如哈维尔描述的那个因为恐惧支撑和联结起来的社会，恐惧已经成为当前主要的、基本的建筑材料，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对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进行分享。消除了精神拯救的社会，人人都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物质的竞争已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尊严，每个人都会担心失去目前的一切。人们已经并不知道，其实目前根本没有拥有真实的生活，更不存在生命的自由。悬崖边的人只知道坚守脚下的这寸土地，已经不知道身后才是自由的海阔天空。商业主义的统治策略已经超过了历史的任何政治形态，无孔不入的对于恐惧的驾驭已经使得每个人自愿参与其中，与传统暴力的驱使带来的恐惧不同，这里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自愿选择。由于恐惧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恐惧及其效应被继续放大，甚至被无端想象，为了利益而又自行设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有时本身不存在的恐惧也被利益欲望所消费，消费主义之下，恐惧正在成为互相攀比的奢侈品，谁拥有恐惧越多，谁在物质世界里的成功也越大。相反的是，那些不知道心怀恐惧的人，不是这个物质时代的失败者，就是不合时宜的精神自我放逐的另类。恐惧还会不断受到时代的社会性奖赏和激励，而那些不知恐惧的人自然会受到社会性惩罚，因为他没有适应由恐惧建立的社会规则。历史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恐惧作为一种普遍的消费和享受，也从未这样给拥有恐惧的多少制定物质的收益。这个时代由于恐惧的合法化和权宜化，生命的目的已经被巧妙修改，人的目的只窄化为物质的唯一通道，生活的意义已不及洞穴时代。
在生命的意义中，物质与精神并不对立，对立的只是自由与奴役。如果物质在人生目标中成为唯一的方向，物质则成为精神的严重对立，同样的是，精神也难以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虽然，生命总想在物质世界进行无限超越。物质是生命的基本依赖，但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就是要战胜这种依赖，否则，物质具有压倒性的带给生命的巨大恐惧，恐惧会瞬间吞噬生命的自由。消费主义的中心策略是通过恐惧的普遍效能泯灭人的个性，从而放弃社会及其更高参与的精神要求，把社会转移到一个封闭的牧场。从权力安全的角度考虑，生命的个性化会带来生活真实状态的发育，这里有一种蕴藏的消解权力的力量和欲望，因为生命的精神自由意味着权利要求，所以，个性化是摆脱恐惧的开始。然而，培根说，“恐惧是粉碎人类个性最可怕的敌人”。 社会的普遍对于恐惧的消费和分享证明人们个性的沦落，无个性正好适应于一架复杂、庞大、精密机器的运转。个性即是对机器运转的不服从，也是对于恐惧的反抗。哈维尔发现，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集权不可能与个性共存。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极权主义社会都必须消灭个性的原因，集体的价值被无限放大，生命的主体被剥夺了任何意义，人们想消除恐惧只有加入集体之中。但是，个性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没有个性的生命仅是巨大机器之中的镙钉，不但必须消除生命特征，还必须不能使精神成活。个性同时意味着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区别，是人格、精神自我圆满的自觉要求和标志，同时意味着不甘于让生命在恐惧中沉沦。只有个性的人生才是生命真实状态的开始，没有个性的保持，根本就无从谈起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就不存在精神的自由而言。勒庞发现，人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以后就会很容易进入一种群体心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这种失去了个性的群体心理极易成为群众运动的资源，也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只有无个性才能成为群体心理的组合基础，群体心理极易受到暗示和动员，这已经成为个人摆脱恐惧的典型假象。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不仅是生命的真实状态，还是对于文化虚伪化、装饰化及其政治剧场化的揭露和反叛。个性化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强大的力量，不仅驱走利益中心安排在身边的恐惧，还是对生命真实意义的保卫，也是促进制度文明发展的动力。生命的个性化会让任何恐惧的力量不可忽视，个性会让权力学会妥协，甚至逼迫任何专制放下独裁、尊重契约，从而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文明及其商业伦理。
免于恐惧，必须摆脱权谋文化的奴役。恐惧不仅是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和精神病态，还是权谋文化驯服的心灵状态。权谋文化得益于恐惧的转移和隐藏，权谋则成为谎言文化的极致状态，因此，谎言与恐惧是权谋文化的全部支柱。权谋本身是对权力本质的掩盖，又是对谎言理直气壮的正名，致使谎言文化开始在历史中光明地行走。权谋文化是恐惧的产物，其自身没有伦理规范，既不存在权力自律，也不存在权力他律，它傲视人类良知，行为没有底线。只是这种文明中的毒瘤被改写为正确、光荣，文明的定义自此被淘空，法治的路径被先天悬置起来。政治斗争中的权谋文化在商业社会进行了大量移植和设计，成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内核，因此，又为人们设置了无数恐惧。本来，文化是人的伟大财富之一，是人摆脱自然法则奴役的精神自为，但是，放大恐惧的文化已经造成了人的精神的深度奴役。人们在权谋文化中首先被恐惧所奴役，这些恐惧有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的仅是一种想象，有的是对恐惧想象的相互作用，权谋是对恐惧的全部吸纳而不是排除。消费主义的权谋文化已经全部蔓延成无处不在的道德沦丧、伦理失范、文明崩塌，从而为生命制造了更多的恐惧，人的全部尊严已被剥夺，人的自由远远不及洞穴时代。权谋文化利用恐惧的作用，不仅绑架了时代的价值取向，还给历史的文化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人心在继续撕裂，人性中的良善遭到普遍贬抑。权谋文化中，人完全变成了恐惧的奴隶，自我想象的恐惧借助现代市场手段在飞速生长，文明已经沦陷。难怪，马基雅维利不断教唆他的帝王们尽情使用恐惧这种手段，恐惧的使用能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尤其能够牢牢地控制他的军队。霍布斯更是露骨地认为，只有使用恐惧才能培养臣民的服从与恭顺，恐惧手段的运用，还能赢得国家威严与合法性，是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社会接受心理基础。的确，权谋文化对生命造成了深刻奴役，成为生命自由的最大敌人，是精神自由的彻底否定。它不仅成功贯穿在今天的消费主义利益策略中，还浸淫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犬儒化生存中，因此，成为通向民主与自由之路上的精神障碍，成为羁绊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劝阻。权谋文化必须成为人类文明的批判丑角，文化才能完成自我审判，生命才能从文化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然后完成对恐惧的审判。否则，那种犬儒主义的“权宜之计”照样会继续葬送整体文明，使人们理直气壮地掩盖事实真相，向世界也向自己欺骗自己的良知，并以自己的这种因恐惧而生发的阴谋之心而自豪，或者向整个世界炫耀。目前的病态文化恰恰造成了这种对谎言掩盖恐惧的炫耀，而真相则成为群体思维中被讥笑或躲避的对象。恐惧中的权谋文化使真理让人躲闪不已，那些深怀生存策略的人总怕对真理的靠近而给自己带来伤害，长期的恐惧化生存中，他们已经知道，谎言和谋略为他们掩盖了生命的恐惧，带来了物质的利益。于是，他们总愿为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先把自己打造成政治正确，然后可以英勇豪迈地说谎，以此回避内心无处不在的恐惧。正如哈维尔笔下那位水果店的老板那样，在他橱窗里放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目的已经不是标语本身的逻辑延伸，而是因恐惧而选择的“权宜”策略。在今天普遍犬儒化的语境中，人们的生命恐惧不是来自暴力的强迫，而是权谋文化之中对于奴役的热爱，他们选择人的纸级状态，其中死亡的恐惧已经弱化，因为死亡的恐惧往往能逼近真实的苏醒。这种犬儒化的“权宜”生存已经如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钝化了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的精神要求已经熄灭。这种钝化没有超险维度的参照，完全是因为庸常而陷入由恐惧带来的苟且偷生，人因此而泯灭了意义和精神空间，生命的价值得以自我放逐，造成难以救药的病态。
人类因深受奴役而痛苦，痛苦本身是对奴役的反抗，也是对恐惧的正视；但有的人因深受奴役而幸福，这种虚假的在奴役中的幸福不具有正向的意义，是对恐惧的臣服，以及与奴役的亲密合作。奴役中的痛苦意味着精神的逃离，奴役中的幸福则是精神的深度钝化，恐惧已经摧毁了个体思想的全部，恐惧已经成为个人生活的支柱。这个时代的确普遍弥漫着由恐惧而造成的精神沦丧，一心一意的消费主义代替了生活的全部目的，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精神依然需要得以拯救。没有精神的拯救，就不可能战胜恐惧，也不可能进行公民人格的训练，不管是何种宪政，就不会有公民的道德基础。尽管文化几乎破坏殆尽，文明的底座已经崩塌，傲慢的权力正在独步古今，群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公共关怀的冷漠，但是，在我们文明的碎片中依然沉睡着自由的渴望和对精神的拯救。它们可能受到了沉重的排斥、打击和压制，但这种基于人性中的善意正在寻找着突围，这是生命求生意志的迫切要求，只有自由与精神的拯救，才能战胜恐惧。罗斯福说：“我认为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既是：面对内心的恐惧的事情，勇往直前地去做，直到成功为止。”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暴力带来的压迫，而是自己的内心没有拯救的渴望。没有正信的精神，恐惧会乘虚而入，恐惧在心中的生存，依靠的是吞食想象和人性中的懦弱。生命的精神拯救不是物质的丰裕，而是有真正信仰的支撑，真正的信仰不是世俗偶像，而是更加深远的超验维度，任何世俗权力无法为其命名。真正的信仰不依赖于任何个人或物质化的生存，它本身闪耀着神圣的光辉，是对世俗权力的审判，恐惧在它面前无法立足。精神依靠信仰而得救会使灵魂极其强大，健康的自由没有迷狂，只有理性和正信之途。在战胜恐惧的精神拯救中，现实并没有被回避，信仰之中的精神空间不是一种抽象，还是对具体的生活事件的关照，因为真理并不是虚无飘渺的。真理就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之中，它与自由结伴而行。罗素强调，“对于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事情，应抱以坚强的意志加以冷静思考，这是惟一可行的处理办法”。对于现实的任何逃避都无法战胜恐惧，反而会使恐惧放大，只有依靠坚实的信仰，现实的任何凶残、暴力、权威都会变得渺小。因为信仰并不同于现实中乐观主义的生命激情，信仰也不屈从于世俗生活的任何假定，它存在于超验的维度。这种超验的信仰充满着爱，完满的爱能够驱走恐惧。人如果没有精神的拯救，就会永远活在对权力的恐惧之中，因为权力制造的新的恐惧来自于对奴役的偏好，权力本身就是出于恐惧，总想以权力的极致化来消除恐惧。别尔嘉耶夫说，人因恐惧而杀戮，这是一切屠杀的基点。权力的专制也是因为深度的恐惧，因为恐惧而关闭了言论、表达、出版的自由，因为它恐惧真相的传播会带给对自己的瓦解。可是，每一个正常的生命都不会喜欢一种虚假的圆满，生命的历程不是审美，是一次与魔鬼搏斗的历程，因此，真实的生命往往是一种缺憾，但正因其真实，所以不会被恐惧所淹没。信仰在生命的护航中不仅使人超越生物的个体意义，还会戳破恐惧所孕育的各种谎言，权力的任何傲慢无法摧毁强大的精神自为。这并不是英雄主义的自我肯定或者骄傲，而是信仰在这里把生命导向真理和意义的彼岸、自由之中，精神因此不被恐惧所俘获。对于权力的膨胀逻辑来说，它从不承认精神的自我拯救，它必须要由权力来创造历史，把自由定向于对国家目的的服从，或者精神自我的消除。制造恐惧以使人的精神退化或碎片化，又是权谋文化的长项，与其一致的权力伦理用恐惧填满人们仅有的精神空间。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要求精神拯救的人都要付出惨重的世俗代价，或者将生命予以毁灭，以此警告人们精神拯救的要求与真理一样危险。
但是，人的精神拯救并不只是向抽象的逃离，而是转移到更具体、更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不是围绕利益中心的权谋调度，而是不断补充生命的真实内容。没有了恐惧的生命是最真实，自由和舒展的，他拥有天地间应该享有的权利。真实生活中的人知道通过精神的观念与自然沟通，而知道通过权利的实现与社会的联结。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个体的存在是自由之源，而社会的存在又是自由之桥。只有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的社会才能消除恐惧的压力，每个人不必再服从谎言，也不必参与和发展谎言，内心因自由而强大。真实的生命回归就必须让权力变得驯服而不是公民的被奴役，驯服权力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须政治参与的过程。但是，权力的驯服并不能只指望权力者的个人操守和驯服的自觉，权力者内心的恐惧同样不肯定轻易接受来自公民的驯服，然而，克服了恐惧的公民有责任倒逼驯服权力的政治生态的建构。历史表明，恐惧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过度的放大和想象，它来自奴役的自觉，也来自仇恨。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是通过革命消除恐惧，而是通过回归自己真实完整的生活和天赋而与恐惧告别。革命意味着没有离开恐惧，拥有真实的生活和权利则是一种新生。这就意味着必须把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前置，强化人的生存的核心价值。人人具有免予恐惧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拥有消极的私人空间，并与公共权力划定明显的界限，人的私域空间强调的不是古代狂士寄于山水之间的田园牧歌或放浪形骸，而必须有参与公共空间构建的机会和能力。没有恐惧的人生不是一种自我认同的精神胜利，必须有个人的力量参与共同体的政治建设，否则只能是一种喘息在各种恐惧之间的自我安慰。恐惧对于人的生命有致命的伤害，同样的是，恐惧对于社会自然秩序的破坏更是深入骨髓，由恐惧而建立的权力结构已经对恐惧的使用驾熟就轻、运用自如，恐惧已经撕裂了人性秩序、道德秩序和文明秩序，如果不能战胜恐惧，自愿的奴役会成为一种不愿更改的永久的习惯，自由反而成为了一种压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只能因此退席。
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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