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礼
——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研究
作者:陈戍国 陈雄(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礼”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标志性概念,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规范,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导性因素。礼学,不仅是一门文献之学,也是一门制度之学、哲思之学,更是一门需要文史哲诸学科交叉互动的学问。研究礼学,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还可以修身心。而礼学研究的基础,就是读懂礼学文献。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其成果有二:一是对中国古代的礼学文献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二是对中国古代礼学文献进行哲学、文献学及历史学的研究。研究成果举例介绍如下:
在古代中国,“礼”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朝章国典、思想层面的礼义阐发、民俗层面的冠昏丧祭,还是学术层面的经史注疏,皆有礼学文献的大量传世。然而,礼籍历来难读,就《仪礼》而言:韩昌黎“苦”之、四库馆臣“奥”之、黄季刚“疲”之,此足见治礼之坚、礼学之难。那么,有没有一个好方法呢?《礼记·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古礼文献是“故”,“温故”就是整理文献,整理的方法有很多、困难也不少,贵在能否“知新”,从而整理出适合新时代读者查阅的文本。“崇礼”非崇古礼全体,乃崇尚礼之本。《曲礼》开篇云:“毋不敬”,诚哉是言!在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本礼籍都有一个相似的思想主线,那就是“敬”。而“敬”有外内两个方面:于他人而言的“敬”是尊重他人的“谦和”行为,于己而言的“敬”就是诚意静心的“敦厚”品性,这是我们从整理礼籍的“温故”中所读出来的。因此,“温故知新”和“敦厚崇礼”可概括本课题的研究,同时也是读懂古代礼学文献的最佳方法。
古礼文献的典范之作当属“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整理“三礼”的过程,就是熟悉“三礼”产生、变迁与成熟的过程,既要准确完整地显示“三礼”的本来面貌,又要让读者明白它们各自成为一门学问的真实含义和历史,此即学以致用。
以号称难读的《仪礼》为例,整理之法为:先定句读,继明礼例,探其语境而反复测度之。“定句读”可用《仪礼郑注句读》,“明礼例”可用《礼经释例》,“探语境而测度之”则综合参考《仪礼注疏》《仪礼正义》《礼经校释》《〈礼〉汉简异文释》等作出论证。按照此法精读《仪礼》,岂有不懂之理?不止于此,经过我们实践,此法还能启迪新知,略举四点如下:
一是用语的准确,没有夸张的成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拱揖、停顿、泣哭、颦蹙之类,都在写实;二是所记礼典内部的和谐,如士冠礼,从“筮宾”到“送宾归俎”有十五个节目,“加冠”过程中又夹杂着“易服”,仪式的有序推进中处处彰显着和洽;三是成书,我们认为沈凤笙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认为先有了礼典的实行才有了纪实书本的撰作,《仪礼》当是由孔子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大致成书于鲁悼公至共公之世;四是价值,我们不同意照搬照抄的复制,正如三代礼的损益,新时代的“礼”亦当是在因革旧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仪礼》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新礼”的制作提供“参考”。同理,整个三礼类文献乃至整个经部礼学文献亦是如此。
传世古礼文献主要见于“经部”,经部之外大致还有政教法典类、史书中的“礼乐志”类、祭祀丧葬类以及通礼、礼论等类别的礼学文献。
以孔庙祭祀为例,此礼在全国各地已蔚然成风,然祭祀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因此我们整理了《文庙祀典考》。是书体例完备,内容翔实,集文庙典章文物之大成,以期对今日之祭孔起到规正作用。当然不能止步于此,众所周知,宋代祭孔频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祝文,这些祭文大都出自如王安石、苏轼、陆游、朱熹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士大夫之手。系统考察这些祭文,不仅有助于加强对孔庙祭祀及传统礼制的了解,而且能够深化对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对文体史和文学史的拓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今日祭文之撰写提供参考。
除了传世的礼学文献,出土考古材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与古礼有关。以简牍为例,保存在上面的珍贵礼学资料大致包括:礼学经典的部分篇章(如武威汉简《仪礼》等);阐释礼制、礼义但久已失传的古人作品(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民之父母》等);还有人们日常礼俗的各种记录(如谒、名刺、告地策、遣策等);可谓品类繁多,异彩纷呈。将这些礼学文献加以归纳、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礼仪风俗,也对传世礼学文献起到补充、修正之作用,更为专门从事礼学研究的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
总之,我们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温故知新”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以“礼”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4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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