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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文化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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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8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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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梅 Humanitas 2022-01-08 16:27

收录于合集#史地杂谈87个

秦整个社会开始围绕着农、战而运行。经济政策上重农抑商,人们心态价值上乐农重战,出现了“上首功”的世风,造成了“贪狠强力,寡义趋利”的世俗。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农战文化。功利主义是秦文化的主题,也是秦文化的特色——高梅

Humanitas按:本文引自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一、内容提要

秦人地处西部边陲,与戎狄杂居,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小,再加上秦建国靠的是自身的实力,所以,秦具有轻道德、重功利的文化传统。从秦穆公时的由余入秦始,经商鞅及商学派的发展,再经后期法家韩非的总结,终于导致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结果。秦文化的功利性使法家以外的其它各派学术思想受到无情的打击,同时,也使它自己产生了异化,即变成了君主集权政治的奴婢。秦文化崇尚武力和权威,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和道德教育的作用,造成了秦二世而早亡。从此,“霸王道杂揉”的汉文化代替了秦文化。

秦是华夏诸族中一个后起的古老民族。《史记·秦本纪》将秦人的世系追溯到舜、禹时代。秦人地处偏僻的西陲,与戎狄杂居,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小,一直比较落后。到西周时期,基本上还是畜牧狩猎经济。西周末年,秦襄公因护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 ,秦才“与诸侯始通聘享之礼”。但是,当秦建国时,中原已近乎礼崩乐坏,再加上“孔子西行不到秦” ,因此,秦没有礼乐文化的历史传统,被发达的东方各国视为“蛮夷之邦”。

同时,秦的建国和其它诸侯国不同。周初实行“封藩建卫” ,分封的核心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在分封时,除了领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外,还要封赐大量的文物、典章,然后按宋法等级制度,“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而秦受封只是名义上的。周平王封给秦襄公的歧西之地,当时已失于戎人。秦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驱走戎人以后,才真正统治了此地。所以,秦人认为他们是受天命而不是受周王之命立国,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周王室的下属,也没有理由全盘接受西周文化。对这时的秦人来说,生存发展远比宋法伦理更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开疆拓土,是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索取。所以秦人谈论最多的不是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及道德之完善,而是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实际事务。

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先受戎夷文化影响大。秦穆公时期是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奴隶制发展到全盛时期。在文化上,受由余的影响,主要学习西戎,轻视诗书礼乐,不实行严格的宗法制。“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戎王闻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由余和穆公谈论时,对西周宗法伦理诗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乱,是因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而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其圣人之治也”。秦人从戎夷那里接受了“淳德” ,这同西周的“文德”不同。前者古朴、率直,以实际利益为重,而后者更看重仪式规范和繁文缛节。秦人的文化特征反映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是重功利、轻伦理。贾谊在《新书》中曾描述:“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睨。”所以,《淮南子·要略》中称:“秦国之俗,贪狠镪力,寡义而趋利。

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的秦孝公时期,是秦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孝公继位时,东方六国强大。孝公为光大祖先之功业,下令求贤变法,声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少好刑名之学”的商鞅求见考公,先说以“帝道” ,再说以“王道” ,“孝公时时唾,弗听”。最后说以“霸道” ,说以“强国之术”时,孝公才“欢甚”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 ,“语数曰不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帝道、王道太“久远” ,实行起来需“待数十百年” ,而霸道即法家理论能够迅速满足“及其身显名天下”的当务之急,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商鞅变法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在商鞅看来,要想富强就得大力发展农业。“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在各诸侯国持续不断的兼并战争中保存自己,进而统一天下。国家富强,还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商鞅认为:“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所以,商鞅主张在全国颁布统一的法令,主张“壹刑” ,就是“刑无等级” ,刑罚的标准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还主张重刑,“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垦令篇》中记载:“重刑而连坐罪” ,说明刑罚不但加重了,而且还要亲友连坐。在重刑的同时,商鞅还主张厚赏,“赏壹则爵尊” ,就是说赏赐要丰厚,并且只赏赐有军功者。

重刑厚赏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农战”的顺利进行。可见,商鞅变法把秦的社会完全纳入了“农战”的轨道。因此,秦整个社会开始围绕着农、战而运行。经济政策上重农抑商,人们心态价值上乐农重战,出现了“上首功”的世风,造成了“贪狠强力,寡义趋利”的世俗。反映在文化上,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农战文化。功利主义是秦文化的主题,也是秦文化的特色

为了使人们集中精力于农战,商鞅认为必须重新拟订社会价值观念。尽管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的旧积习还不太厚。但商鞅入秦后,已觉察出不少弊端。“民贵学问,又贱农” ,“辟、淫、游、惰之民有所食” ,“声技通于百县” ,“意不壹而气淫”、“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行”。当时的秦人受“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的“污染” ,意志不集中且心气淫荡浮躁,这就使他们不能安心及愚心地致力于耕、战,也不利于法治思想的推行。所以,商鞅敌视学问,他在《商君书·垦令篇》中说:“无以外权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对于博闻、辩慧及游居者,一概加以排斥。他反对人们追逐知识,据韩非说,商鞅变法时曾“燔诗书”。

商鞅被车裂以后,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但没有“人亡政废”。反而根深蒂固地成为秦国的政治传统,形成了秦国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商学派思想。

这一时期,由于秦国门户自由开放太久了,各种学派的思想蜂拥而至,形成了“多样化”的暗流汹涌的社会状况。商学派认为,只有使社会完全保持在“农战”的风气之下,彻底排除任何有“污染性”的“暗流” ,统一全民的心志和力量,划一国君的权威和刑罚,国家才能强盛富有。所以,商学派十分极端地把矛头指向了儒家、墨家、纵横家等各派。

他们认为,礼、乐,《诗》、《书》 ,修善、孝第,诚信、贞廉,仁、义及非兵、羞战是国害,是“虱”一样的社会寄生虫,它们既有害于重农重战两大政策,也不利于法治,必须加以取缔。《商君书·勒令篇》中说:“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在《商君书·赏刑篇》中,商学派也提出了一份“黑名单” ,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可见,在不准给予富贵,不得批评刑罚,不许上呈私议的名单内,包括的成分相当复杂,有儒家,有清流,有纵横家,有任侠及一般的知识分子。这说明,法家以外的其它学派,被列上了“黑名单” ,成为政治上必须“赶尽杀绝”的人物。法家在这个阶段,已发展到近乎“唯我独尊”的境地。

商派法家认为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法也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主张用法治思想来统一文化,排斥各家学说。这就要求国君必须掌握法、信、权。国君手中握有权柄,依赖权柄推行法律,这样在政治上才起作用。因此,“法治第一”、“君权至上”的法家思想渗透到秦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的局面。使秦文化在古朴的戎夷文化基础上向功利主义发展了一大步。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秦文化因色彩单一而变得刻薄寡恩,“唯法论”发展到极端。国家用残酷的强制手段打击其它学派,乃至颁布了焚书令和挟书令,使秦文化的功利性达到了顶点。

秦始皇用暴力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统一需要在思想上也一统起来。这时,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韩非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重视法令制度的传统,又把“法”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法者,… …帝王之具也”,“法”是保护君主威势和至尊地位的工具。“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立之所执也” ,“术”是驾御群臣的方法。“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势”是政府的权力,是“操法”、“用术”所凭借的物质力量。无势,则法不可以行,但没有法这种工具作保证,君主的威势也无法存在。法不能自行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官吏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如何组织、任用、监督官吏执行法律,需要君主用“术”、君用“术”必须以“势”为前提条件,用“术”的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君势。可见,“势”是第一位的。

韩非的理论,其终极目的是绝对尊君,赋予专制君主以无限的权力。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圣人执要”。在他看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执行法制的君主执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天下人自然会来效劳。也就是说,要以威势服人,“抱法处势”而治。法家鼓吹强权政治,推行专制主义,顺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所以,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极为赞赏,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法家思想成了秦王朝的指导思想。为了维护法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他们必然要对其它思想和学派采取轻视及敌视的态度。

如果说商鞅及商学派看到了文化典籍和不同的学派对“农战”有消极妨碍作用的话,那么,韩非就看到了它们对法治的积极破坏作用。韩非认为,文化典籍中所记载的“先王之语无益于治” ,“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 ,严重的还在于“儒者以文乱法”。这些文化典籍为儒家学派所利用,成为破坏法治的工具。他说:“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在韩非看来,“书简之文”和“先王之语” ,不仅内容荒谬不可用,而且是破坏法治的“反世”的言论,应该加以毁弃。所以,韩非多次鼓次“燔诗书”。

法家也不容“二心私学”即不同学派的存在,提出必须“禁其行” ,“破其群” ,“以散其党”。韩非在《诡使》中罗织了其它学派的大量的罪状:其一,“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说他们挖空心思以诽谤法治,极力恢复礼治。其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处,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他坚决主张依法取缔不同学派。

韩非对不同学派和学术思想的仇视态度,终于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使“戕贼人性而刻薄寡恩”的法治思想最终达到了“独尊”的地位。

如果说韩非所担心的是文化典籍和不同学派对法治发挥破坏作用的话,那么,秦始皇和李斯所担心的则是这些思想意识“惑乱黔首” ,会直接破坏专制政权的统治。

秦始皇和李斯利用辩论分封制的时机,宣布法家以外各学派的罪状: (一)“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 ,有害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二)“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必非,出则苍议” ,有害于法治的实行;(三)“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手下” ,既不利于巩固和加强专制君主的地位,又便于一部分人结党营私,有害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于是,由李斯提出一项关于焚书的法令草案,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这项法令的基本内容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后又制定了挟书令。应邵注早:“挟,藏也。”秦律规定有藏书者族,目的在于禁止藏书。

李斯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使天下人不敢以古非今。焚书令颁布后,全国各地都点燃了焚书的烈火,先秦许多重要的文献典籍,因此被付之一炬。非法家的思想和教育设施受取了暴力摧残,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嵌制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规道。

秦王朝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法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向皇帝负责的法官及法吏。他们精通法律,负责讲解和咨询。人们必须以他们为师,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理解法律条文,否则就要受到严惩。秦始皇“专任狱吏” ,当时虽然有七十名博士,但不被朝廷所用,连丞相诸大臣也是皆受成事,唯独狱吏受到特别的信用,象赵高出身虽然卑贱,但由于“通于狱法”被晋升为丞相。狱吏成了秦王朝推行法治的骨干力量。

“焚书”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又发生了“坑儒”的血腥事件。“坑儒”和“焚书”是互有联系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它是秦王朝轻儒政策的恶性发展。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把原属思想意识的东西,无情地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领域,企图用暴力手段禁止法家以外的各种学派和学术思想的存在。秦始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上的统一,可以诉诸武力,而统一思想却不能采用同样的手段。如果用暴力手段,结果只会走向本身愿望的反面。“焚书坑儒”不仅没有加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使秦始皇失去了民心,进而大大地削弱了秦政权。“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特孔氏礼器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 …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里明确阐述了“焚书坑儒”与秦灭亡的内在联系。韩愈说得更明白:“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目光锐利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把秦王朝的灭亡与“焚书坑儒”一定程度地直接联系起来。可见,“焚书坑儒”烧掉了秦王朝的前程,坑掉了秦王朝的命运,从“焚书坑儒”到秦王朝的灭亡,只有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看来,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秦文化先是为农战服务,后又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狭隘的功利性使它崇尚武力和权威,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和道德教育的作用。社会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人的道德自觉,恰恰在这一点上,秦人由于受他们轻伦理、重功利的文化传统和法家政治主张的影响而失足了。他们只看到决定胜负成败的是“力气” ,根本不懂得道德存在的必要性。秦朝的灭亡,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单纯依靠暴力的统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于是他们用儒家伦理的“义”取代了法家非伦理的“功利” ,并把它和法家主张的专制政治相结合。儒法合流了,意味着秦文化走向了结束。从此以后,“霸王道杂揉”的汉文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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