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跃龙 江湖行走 2023-02-12 16:48 发表于湖南
每览江山如锦绣 不信今世无古贤——题记
李跃龙“湘贤”系列之
一代鸿儒杨树达
●一生经历 ●学术建树 ●任公门下
●郋园亲炙 ●政治取向 ●与毛泽东的过从
●受苏联汉学家尊崇 ●首任馆长 ●鲁迅遭遇“杨树达”
●父女两馆员 ●三代治《论语》 ●世上已无积微居
一生经历
杨树达先生，字遇夫，湖南长沙人。1885年6月1日生于长沙北门正街宗伯司臣坊，1956年2月14日卒于湖南师范学院至善村。
1897年，杨树达考入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公羊传》，接受了民权革命思想。1900年，他入求实书院，受业于叶德辉，始有志于音韵训诂之学。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与杨昌济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学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1917年5月，他与杨昌济、朱剑凡等人向湖南省政府呈文，倡议在高师等校基础上筹办湖南大学。此后，陆续在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等校教授国文和英文。1919年6月，与陈润霖、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
在参与驱张运动过程中，心羡北京的自修环境，正好时务学堂的同学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有意帮忙，遂决定“北漂”，开始长达17年的寓京生涯。1920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1926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教授等职。期间，杨树达先生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原配夫人吴氏病逝于长沙。1921年6月，经熊希龄介绍，遇夫先生与张家祓女士结婚于北京。这位张女士了不得，家世显赫。1906年以第一名考入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师范学校，毕业证书是周南历史上的“第一号”。毕业后留校任教，陶毅、向警予、蔡畅等都是她的学生。张家祓的父亲张训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期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财政部次长，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母族沈家号称“沈半边”，半个长沙城(善化县)属于沈家。其母沈淑元，是清末湖南著名女诗人，其湘绣作品曾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杨张联姻，为杨树达的人生加分无数。
学术建树
杨树达先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绕不开的人物，《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将他排为“天伤星行者武松”。先生以其勤勉的学术实践，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等诸方面均卓有建树。1942年，他当选首届教育部部聘教授，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杨树达一生著作等身，成绩非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小学、经学研究方面：经杨树达整理的儒家经典有《周易》《论语》和《尚书》等。《周易》重在辑古义。《论语》先辑古义，后扩充为《疏证》，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尚书》的校读成果则以札记和论文的形式出现。此外，杨树达对《尔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学为经学的入门之基，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得益于叶德辉的指导，杨树达前后长达数十年，从多角度、多层面梳理是书，其成就之大，可与余杭章炳麟比肩。
在彝铭石刻与甲骨卜辞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积微居金文说》，此书考释了314件青铜器的铭文，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为初学金文者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他整理石刻碑砖，考释论文散见于其所著小学、金石诸书。杨树达先生研治卜辞起步较晚，而写作的论文最多，出版的专著有《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和《卜辞求义》四种。这些书的内容有识字者，有说义者，有通读者，有说形者，有考史者，有读书札记与心得体会，他把考释与应用相结合，在博考故书雅记与甲骨金石刻辞互相参验来阐明史实，以文证史。
在先秦及两汉诸子研究整理方面：杨树达整理的先秦诸子有《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有的作校释，有的辑古义。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树达先生的《老子古义》二卷。这部书1926年再版印行。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论语古义》。两汉诸子，杨树达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盐铁论》。特别是《盐铁论》，1911年留日归国后便开始校释是书，在长沙期间已初具基础。1920年北游旧都，至1924年写成《盐铁论校注》。以后又反复订补，直到1956年才最后成书，并改名为《盐铁论要释》。
在史学研究方面：杨树达反复地校读过编年体的《春秋》和三传、国别体的《国语》和《战国策》，并写有专著。在杂史、别史方面，曾辑有《说苑》、《新序》二书疏证;又校理了《逸周书》，并写有读书札记。他对班固的《汉书》下工夫最多，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
在汉语语法等研究方面：他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国语法纲要》《高等国文法》《词诠》《马氏文通刊误》及《中国修辞学》(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增订后更名为《汉文言修辞学》，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等。其中《中国语法纲要》是仿英语语法而写的一本白话文语法书，目的是为教学的需要而分析白话文的语法结构。《高等国文法》是杨树达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于30年代写成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订正了《马氏文通》的一些错误，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仿《经传释词》的体例，解释了472个虚词，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讲虚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结合文法来讲解，从而使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的训诂学提高到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该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多有精辟见解。在文字学等方面，他著有《积微居文录》《古声韵讨论集》《古书句读释例》等。杨树达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
在地方文献研究方面：1947年开始，湖南文献委员会拟修省志，聘请杨树达主修艺文志。他撰写了湘贤著述提要数十篇，后来相继发表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上。此外，杨树达早年还撰有《湘人诗集提要》一书，后来自以为评诗非其所长，未存留此稿。对各地方言俗语的研究，1931年作《长沙方言考》一书，疏释长沙方言125则。1935年又有《长沙方言续考》一书，收录长沙方言119则。
杨树达还得到陈寅恪先生在多个场合给予的高度评价：“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对照前引多位大家的评价，可知寅恪先生的话语绝非阿谀奉承，他与杨树达交厚，有个人情感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杨树达做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任公门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大力推行新政。他在按察使黄遵宪和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协助下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1897年冬，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梁启超应聘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家居长沙的杨树谷树达兄弟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时考入时务学堂，与梁启超之间开始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杨树达是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梁启超曾说蔡锷最小是不准确的。杨树达因年龄太小，入时务学堂后的求学经历不太顺利，但也有不少收获。在梁启超的教诲下，他开始接触到民权意识等进步思想。梁启超病逝后，杨树达在《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中，饱含深情地回忆：“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杨树达离开时务学堂后，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同学那样进入政坛，但他牢记梁氏“救国在学，乃惟康庄”的教诲，立志“著述报国”，终于在学界开辟一片新天地。
杨树达1920年开始北漂生活，先入职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并在高等师范学校等处兼职。这一时期，梁启超亦转入学术研究，在清华学校任教，1925年秋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因此之故，杨树达获得与梁启超密切交往的机会，并得到老师的大力提携。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付梓不久，即寄赠杨树达一册。梁曾邀请为《清代学术三百年史讲稿》勘误，直至逝世前不久，梁启超仍致书杨树达希望读到其摘录的《韩非子》引用《左传》的条目，并商讨《列子》是否为东晋人伪作等问题。同时，杨树达亦多次向梁启超请益，《〈盐铁论校注〉自序》撰成后，即呈送梁启超求教，并到燕京大学听梁讲授“中国之伪书”课。此外，他还曾与梁启超就其所著《群书概要》中的一些问题商榷。
梁启超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地位为杨树达扬名延誉，向清华学子推荐杨树达著《〈盐铁论校注〉自序》，称该书为空前之著。这对于提高杨树达在学术界的声望及增强其信心无疑大有裨益，杨树达多年后回忆所称，这一时期他和梁启超之间，有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互以知音相待。在梁启超的提携下，1926年杨树达得以进入清华大学任教。梁启超替杨树达考虑极为周到，既为其拟定了高出清华国文教员最高薪酬标准的工资，又为其安排了其最擅长的“校读古书及文字学”课程。在得知杨因学校待遇心生不快时，还致信对其加以劝慰。梁启超在辞清华董事后，仍允诺托人为愿意留在清华任教的杨树达争取职位。
在清华共事的近两年时间，是杨树达与梁启超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其“日侍先生有所请益”，相处甚为融洽。在求教切磋的过程中，杨树达逐渐成长为一名声誉颇高的学者，佳作迭出，影响力扩展到全国。
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杨树达参加了在广慧寺举行的大殓仪式，代表时务学堂同学撰《时务学堂弟子公祭任公师文》，与在京的时务学堂学生共6人一起参加了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慧寺公祭梁启超、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9月8日，梁启超出葬西山，杨树达参与执绋，送至西直门。次年清明，他与时务的几位同学前往西山卧佛寺梁启超墓前拜谒。
杨树达在弘扬梁启超学术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0年10月，杨树达检校梁启超著《近世三百年学术史稿》一书，不到一月蒇事。数十年后杨树达忆及梁启超的早逝，仍感叹“中国学人凋零尽矣。”
郋园亲炙
杨树达的另一位著名老师，便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叶德辉。叶既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出版家，又因孤傲狂狷的性格、目中无人的处世态度、不合时宜的言行、好色不端的行径，成为时人痛骂的奸商和劣绅。作为弟子的杨树达这样评价老师的学术研究：“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踪段王，自标独得;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于子也，述作余间，游心艺术。”并说“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传业，旷代之鸿儒矣。”如果说学生看老师有拔高的成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章太炎先生和叶德辉的政治对手梁启超的看法。章太炎先生视叶德辉为“读书种子”，“如此好学问，甘做谯周，何欤？”对叶德辉身上表现出的悖论难以理解。叶被杀后，梁启超说叶平时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难掩惋惜之情。
杨树达与其兄杨树谷早年均从叶德辉问学，在叶德辉的指导下走上由治小学而入经学的道路，并超越老师成为一代名家。如果说梁启超是杨树达的人生导师的话，叶德辉就是杨树达学术研究的引路人。“杨芗治(树谷)遇夫兄弟昆促，髫年从吾受业。芗治有经世之志，屡起屡频；遇夫则息交绝游，终日如也。”昆仲之间，叶德辉对一心向学的杨树达尤为赞许。叶德辉于制艺之外，授以《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通》《文心雕龙》等书，课杨树达每书下句读，日必四五纸，“及门中多不如程课，惟遇夫及县人刘廉生宝森兄弟为之。”这种严格训练为杨树达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湖南出现了一批全国著名的学者如余嘉锡、张舜徽等，其治学皆由王闿运不认同的目录版本、文字训诂入手，均与叶德辉的大力提倡分不开。
叶德辉对杨树达寄予厚望，有“吾弟好学深思，读书处处得法”的好评语，并勉励杨树达成为“第一流人”。1921年，叶德辉在为杨树达《说苑集证》、《新序集证》作序时，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甚至说“遇夫《集证》二书出，其有功于经学而为吾道之干城者，不诚实获我心哉!”将二书之作看成自己翼经卫道思想的继续。叶德辉希望杨树达不仅发扬自己的学术成就，而且继承自己的翼经卫道思想。
叶德辉一生攻击今文经学，视其为洪水猛兽，是亡国之祸根，他与梁启超交战也起于斯。叶曾对杨树达言：“今文之学使人不读书，字母之学使人不识字，学术杀，天下没，此皆此类孤陋著伪之书。幸其学容易为人看穿，屡振不起。不然，率天下之人不读书不识字，其为害将无止也。”希望学生们不要误入今文经的歧途。杨树达等人在继承叶德辉汉学功夫的同时，也吸收了欧洲语源学的方法，从而突破了叶德辉固守清代汉学的局限，视野更加开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完成了由旧而新的转变，成为一代大师。
这些都是老师爱护学生的一面。学生于老师呢，杨树达也保持了对乃师终生的尊敬。据叶德辉的日本学生盐谷温回忆，杨树达见叶德辉时必以手击头出声，叩头行礼如仪，让他极为惊讶。
叶德辉的教诲，成为杨树达从事文字学的入门，他一生取得的成就有很重要的因素来源于乃师。但叶德辉的行为处事遭到的物议，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变型期间被杀，作为学生的杨树达，则造成了心理上沉重的压抑和忧虑，以至他的某些做法还引来同事外人的质疑和非议。
杨树达对老师之死是极度惶悚和悲伤的。他收集了很多叶德辉友人和学生撰写的纪念文章，和以前老师的书札一起装帧成册。1927年4月29日，杨树达致信叶德辉的日本籍学生松崎鹤雄，谈及老师之死，“郋园先生事数月前即有风传，后知其不确。最近果为乱民所执，弟有家书已言之。被难之说，弟尚未直接得信。昨日家兄（家兄去年来京）晤见萧子升君，云易寅村(培基)在汉口有信与萧君，已证实其事。并云易君早劝先生他避，先生不肯云云。据此，事近真确，痛心之至。弟初以寅村诸君在湘必可无事，故未缄请先生北来。乃寅村他适，湘中社会大乱，竟令先生遭此不幸，曷胜怆痛！”他还因没有邀请老师到北京避祸而罹难而自责。1935年，叶家子侄整理出版叶德辉著作《郋园全书》，邀杨树达写序，杨全面、高度评价了老师的学术成就。其文词采斐然，声情并茂：
“吾师湘潭叶郋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主盟。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暇阅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孴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
树达年几志学，获侍坐隅，饫习绪论，殆逾卅载。综览吾师之盛业，殆於网罗四部，囊括九流，钻仰有年，弥嗟卓尔。曩者先生六十揽揆之岁，曾贡芜词。粗引端末，未烦覼缕。今哲嗣尚农世兄都缕遗文，属题首简。聊因蠡测，略写葵倾。
树达忝厕门墙，未穷涯涘，望若止于兴叹，传业邈其难期。近者因缘绪论，研讨许书，时有隙窥，辄思壤益。而玄亭人渺，请益末由，循览遗编，只增忉怛。呜乎！粱木云坏，空悬后堂之音；楚宝无光，宁止寝门之痛。萃此丛刻，用待方来。”
杨树达的这段褒奖，我认为发自内心。但不等于说他在政治思想上与老师没有有分歧，在学术上认识不到老师的不足与局限，也不妨碍他推崇乃师为“旷代之鸿儒”。杨树达通过抬高叶德辉的学术成就，以达到构建近代湖南汉学谱系，进而树立民国时期湖南学术正统的目的。
叶德辉在道德上是充满缺失的。早在张敬尧治湘时期，叶德辉有失人格地为张敬尧抬轿，甚至致电北京政府谀张“功高尧舜、德兼文武”，作为弟子的杨树达则是湖南“驱张”运动的中坚和北上请愿的代表，师生完全是站在两个阵营的对立面，但事实上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师生之谊。1925年夏，叶德辉云游京津时，住的就是学生杨树达家里，杨在日记中对老师的生活安排高度重视，极为虔诚和心细。那么，叶德辉死后，杨树达是否改变了对老师的尊重呢？
先看一看同时代历史学家邓之诚在杨去世后的一则日记：
“昨报载：杨树达年初二死矣，遂得语言学家之谥。此人与陈垣、余嘉锡皆民（国）十（年）左右，能在北京学界树立者，然终为浙派排挤，不得安于国立大学，与予同。予初印《骨董琐记》有诋叶麻(德辉)语，杨之师也。予尝笑杨心目中只有《汉书补注》，遂避予若浼。叶不得其死，予为删去《琐记》中语。解放后，杨不复称叶，何尝非乖巧人耶！”(1956年2月29日)
自古文人相轻，并不为怪。但邓之诚在杨树达先生去世后的心态值得玩味，颇有那么一点意思。乖巧人的盖棺论定反映了邓在内心对杨树达先生的某种评价。日记是人的隐私，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断定邓之诚与杨树达交往中谁是谁非，但“解放后，杨不复称叶”却不完全属实，有失公允。1949年以后，杨树达先生提到老师叶德辉，仍有两次。一次是“王季思(王起)来，送吴江金天翻诗文集三册，云金之弟托渠见付者，内有叶郋园师传，云据余兄弟所撰《学行记》为之。按《学行记》系郋园师自为之。昔年伯兄以稿寄北平，云师意欲余兄弟任撰者之名，问余意云何。余以其中语句多开罪乡人之处，不欲出名，伯兄因婉谢却。大约师示金君之稿仍署余兄弟名字，金君不知，故有云也。”(3月24日)杨树达再一次解释了婉谢署名的原因，没有乖巧人之所为。据杨先生后裔回忆，1955年6月20日在岳麓山，毛泽东与杨树达谈话时说到叶德辉，认为叶的政治倾向是“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矢口未说叶是私德不好的“劣绅”，毛当然知道叶是杨树达的老师，才会说起这样的话。
从杨树达的读书人性格来看，“不复称叶”没有任何必要，称叶也不存在何种禁忌，杨叶在政治态度上很早已有明显不同，也人所共知，杨在学术研究上得益于老师的指点，并且视野更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开放。如果杨树达是乖巧人，他不必那样对待郭沫若杨荣国，更没有必要负气上书毛泽东，他可以更加革命群众化，比他大5岁、地位相当的陈垣老在75岁时还光荣入党了哩！
政治取向
杨树达早年热心政治，关注社会变革。1919年，新文化运动席卷长沙。是年6月，杨树达与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陈润霖、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7月7日他演讲《教育与文字》，认为白话文能使人养成读书力，助长发表力，应该大力推广。健学会的活动影响广泛，对新文化、新观念在湖南的传播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写社论说，健学会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表示“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正当湖南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湖南当时的统治者张敬尧对教育的摧残步步升级。军队常驻学校，损坏器具，把图书当柴烧。1919年12月2日，长沙各校男女学生、教职员、店员、工人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氏兄弟率大刀队前来镇压，激起了教育界、新闻界的愤怒。12月中旬，全省总罢课，宣言称：“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杨树达在此宣言上签了名。此后，他的署名频频出现在湖南各界的“驱张”宣言中。由于杨树达在湖南新文化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始终站在最前列，年底，他被推举为教职员代表，与公民代表毛泽东、熊梦飞及学生代表共30多人赴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1月28日，杨树达、毛泽东、李思安等6人被举为代表，进入新华门与政府谈判。时值隆冬，北风呼啸，当局谈判代表迟迟不至。在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出现的时候，杨树达一马当先，拍案而起。解放后李思安回忆说：“记得杨遇夫声色俱厉,拍桌打椅质问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了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毛泽东曾问他“还记得当年驱逐张敬尧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么？”
青年时期的杨树达是热血的，但他本质上更多的是一位读书人，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步入中年后，他已刻意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在《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中曾夫子自道：
“余性不喜谈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时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亦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昔年在京，往复论学之人有喜谈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错误之人如陈独秀者，与余虽未谋一面，然以讨论文字学之故，亦曾有书札往还。此等皆属学问上之因缘，与政治绝无关涉也。虑或误解，聊复言之。”
他虽然检讨了往时之见的“错误”，但是因“虑或误解”所作的解释，仍然使人感到内心与所谓“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畏政治如蛇蝎”的疑惧。他逐渐失去对国民党和民国政治的信心，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已对政府感到失望。
1945年11月5日日记：“美国旧金山广播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各部长无一正人，而何应钦尤劣。美助军火，中国不用以抗倭，反准备内战。广播于中国国民及军人参政员皆有誉辞。知是非之公固在也。”
他的清华大学同事闻一多教授被刺，1946年7月17日日记：“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书生狂论，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满越来越强烈。1948年5月到次年5月一年日记中，他多次表达了不满：
1948年5月19日日记：“今来参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怆感万端；盖当今一人秉政，权利惟恐或后。死者有知，能无痛哭！”
1949年2月23日日记：“九儿学费无着，娴(大女儿)书来云与铁铮(二女婿)杂凑三十余元，尚只得半数，余由易仁荄担保。余为国家教人子弟，而己子不能入学，此种国家真不必存在也。”
1949年4月9日日记：“国党腐烂不堪，致造成现势，顽固之徒尚力主战事。人心已去，庸可为乎？”
1949年5月7日日记：“友人送薪金来。金元券千余万，值港币五元。此国民党人之赐也。”
杨树达对国民党不满，对一些社会现象多有批评，但也有一条底线，他不骂蒋介石。在文化人里，骂蒋介石的人多，郭沫若骂蒋介石;但也有人不骂，鲁迅就不骂蒋介石。杨树达不骂蒋介石，应该是出于他的个性和修养。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因而他在1948年前后，婉辞了老友钱穆动员他去香港的好意，选择了留在大陆，待在老家湖南。
杨树达对待新生的政权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留下来就是一种表态。他对共产党不陌生，不反感。他的家人和亲戚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侄子杨伯峻在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湖南和平解放前已是长沙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当然，这个身份未公开。杨伯峻经常向叔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杨树达私下对至亲说，伯峻一定是共产党。他的三子文玄1938年去了延安，“自儿廿七年离家赴陕，今十二年矣。面较前瘦削，尚未婚。十二年中，遍游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省，抵抗倭寇，遇险多次。此次由通城入平江来省，职位为县团级。现每日生活为油盐各三钱，蔬菜一斤云。”日记中的这种语气，是作为老父亲甚至还有点骄傲和得瑟的内心流露。五子德庆是长沙清华中学地下党书记，侄女婿周汝聪是地下党员，外甥女彭淑端、彭慧、彭玲及淑端的丈夫楚图南都是共产党员，彭慧和其丈夫穆木天还是“左联”文艺家。几个外甥女都说还是“五四”时期看了舅舅手上的《新青年》杂志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他的很多至交，如李肖聃、柳午亭、方叔章等都是倾向共产党的。李肖聃和柳午亭是儿女亲家，他们的儿女李淑一、柳直荀后来因一首“我失娇杨君失柳”而名闻天下，方叔章则在湖南和平起义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后来成立省文史研究馆时做他的搭档任副馆长。1949年6月，有人告诉他在香港遇见章士钊，“行严极道毛泽东之贤”。这年8月2日，湖大教授会推举杨树达、伍薏农、潘硌基为代表谒见代理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促进和平”。“陈君言颇爽利，谓当忠于民族，不忠于一人。”这实实在在是协助中国共产党发起和推动的湖南和平运动，说杨树达先生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之一也不为过。
1949年9月23日，杨树达写下日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连日报端记载甚详。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这是一位生于清末、历经两次改朝换代的老知识分子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内心认同。
时代的转换，会涉及到每一个人。对待新朝，知识分子是一个风向标。1948-1949年之际，一部分人义无反顾的走了，如胡适、傅斯年、曾约农、李济等，一部分人则选择留下，如陈寅恪、杨树达、曾昭抡、竺可桢等。留下来的人士原因也有多种，政治的，年龄身体上的，家庭考虑的等等。以杨树达和陈寅恪两位先生比，杨先生对共产党是更加接纳一些，没有特别的恶感，而陈先生则应该是对共产党没有什么特别好感，于国民党也基本不认同。陈寅恪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身上有更多的前清遗老气息。所以，杨树达先生与毛泽东有交情，更多的是向前看。文天祥忠于天水一朝，誓不降蒙古，但他不反对弟弟做元朝的官，生活还要继续下去。杨树达没有忠于国民党的义务，他的子女中有人参加共产党，他尊重儿女的选择;陈寅恪先生则更悲观，跟国民党走他不情愿，内心接纳共产党又做不到。
共产党对于像杨树达、陈寅恪这样的知名教授是由衷欢迎、礼遇的。杨树达先后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未断，以致陈寅恪打趣地称为“丰沛耆老、南阳近亲”。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但他有时也陷于一种困境中，想躲进书斋却要受人制约，徒增不愉快。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发表，却需要由中国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唐兰亦有微词。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骘，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他有不痛快，所以写信给毛泽东。
也研究甲骨文字的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走进了杨树达的生活。1953年8月，郭沫若写信来：“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间隔地回应由毛泽东转来的杨函。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杨树达感觉郭沫若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余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看法。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董某就是董作宾，甲骨四堂中的董彦堂。杨树达不同意郭沫若这么埋汰人：“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在职场湖南大学，随着杨荣国与谭丕模两位人物调入成为杨树达的领导，杨教授的生活工作环境开始变化，心态也开始失衡。杨荣国是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他们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1951年初，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杨树达发现其“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甲文耤字象两手持耒，渠说为两脚蹈耒。又引《左传》溉固注，不知此注从何而来？因草一文质问之。”杨树达先生对杨荣国的看法非常负面。
一天，湖大师生正在吃饭的时候，学校广播杨荣国出任文学院院长的消息。杨树达听后，当时就说了一句：“你听，文学院院长应是杨树达才对，怎么错成杨荣国了？”“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院长呢？”
杨树达把纠正杨荣国错误的稿子投到校报《人民湖大》那里。校报方面请示时任校领导余志宏，余以有碍团结，不同意发表。杨树达随即将批评稿寄往《新建设》，《新建设》将稿件转到当时湖大校长李达手中。
据杨树达回忆：1951年8月19日，“李鹤鸣来，言已将余纠杨荣国之文字示荣国，并令其自行检举向读者道歉，并致谢余之纠正。”这样处理，杨树达是满意的。“余言：'杨学力不任教授，未知君意如何？’他答云：'是不妥当。’余言：'似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免其贻误后一代青年。’余又问其有困难何在，李不言。”杨树达哪里知道李达的苦衷，他当时刚恢复党籍，没有实权，只是不便说出而已。
杨树达针对杨荣国的这一系列做法，学校领导坐不住了。加上当时出现了所谓“老杨谭反新杨谭”，校内议论纷纷。“老杨谭”指杨树达及谭戒甫，“新杨谭”指杨荣国与谭丕模。此事汇报到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杨树达等候毛主席回信而不得的时候，却迎来了副部长转述的话：“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树达没有得到上一级的支持。
谭丕模的来头比杨荣国更硬，他与中南局书记陶铸、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都曾同学，关系很好，谭丕模还曾救过陶铸一命。周小舟甫到长沙，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谭丕模，并于1950年3月介绍谭重新加入了共产党，拟任省教育厅厅长，但谭丕模不愿意，说自己擅治中国文学史，于是留在湖南大学担任系主任。杨荣国研究先秦诸子，谭丕模则雄心勃勃，要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模式，改造湖南大学国文系。谭丕模认为，旧湖大国文系是一个顽固保守的“经学堡垒”，只重古文，不要白话文，学生作文只许用文言，不准用白话，有所谓白话文不许过湘江之说。考生答卷如用白话，一律不看，不给成绩。课程单一，不是古文字，就是古文学。凡此种种，远远落后于时代，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的确冤枉了杨树达，三十多年前的他就是成立健学会提倡白话文的干将哩！1923年，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树达作序即用的是白话文。
谭丕模把整顿教师队伍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他们解聘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县长的“反动分子”陈书农教授，将彭燕郊、魏猛克、王西彦、冯放等年轻左翼文人补充进来，又让好几位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改任研究员，停课学习马列，客客气气地剥夺了他们上讲台的权利。用谭丕模的话来说，就是削除羽翼。他们还从杨著《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和《凡例》中挑出几句曾经吹捧蒋介石的文字，编织成文，定性其为“反动书籍”，拟交给《人民湖大》编辑部公开，同时传话给杨树达，如果他肯“收敛”就作罢，否则立即发表。杨树达闻之大惊失色，只能“收敛”，心底里并不服气。当年10月9日，“学校评薪，最高者为第六级，除五院长外，教授评此级者十人，余居其一。公布后，群众对九教授皆有微辞，而于余独谓应再加一级。此群众对余之阿好也。谭丕模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第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杨树达书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文理基础学科拆分到湖南师范学院，盛传杨荣国将出任院长。杨树达再次站出来反对。1月21日，“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马叙伦应该接受了杨树达的某些意见，院系调整人事更动，湖大的实际领导人余志宏去了武汉大学；谭丕模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任校党委委员。1968年因出访的飞机失事而罹难；杨荣国则到了中山大学，后任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是批林批孔、评儒法斗争运动的主将，复办湘潭大学时传他出任校长遭到广泛抵制，1978年因病去世。
杨树达进入新时期后，与陈寅恪一样，是有不适和忿懑的。杨要发发牢骚，会去申诉，他期待着被采纳和某种改变。陈寅恪不同，他采取嘲讽、不合作的态度抵制，对时局发展不抱希望。杨树达去世在“反右”运动之前，但杨家的第二代没有躲过，算上杨伯峻，共有“德”字辈兄弟4人划了“右派”，大女婿袁久坚、二女婿周铁铮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陈寅恪先生的家人遭打击没有杨树达家多，但其本人则受尽磨难和羞辱，1969年含恨离世。
与毛泽东的过从
世人谈论杨树达，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毛是从湖南走出去的领袖人物，在建国初期以至五六十年代的湖南老人中，与毛泽东熟悉的人物非常多，有的是亲属关系，有的是同学关系，有的是老乡关系，有的是曾经共事关系，即使在省文史研究馆中，也可谓数不胜数。杨毛关系为什么让人津津乐道？相对而言，杨树达较为特殊，他的地位远不比程潜、章士钊高，但毛杨之交往更有传奇色彩，在谜底未揭开之前，人们的好奇心很强。
据杨树达嫡孙杨逢彬回忆，六十年代杨家迁到湘春路安庄积微居后，张家祓到沙利文门店购买食品，一众营业员全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老太太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您是毛主席的师母，这样做是应该的。”由此可见一斑。现在网上还有毛泽东手持痰盂服侍病中卧床的杨树达，并送500元慰问金的短视频和文章。张老太太被营业员礼遇一点不假，但毛泽东服侍杨树达则属子虚乌有，为好事者所捏造。
杨树达年长毛泽东8岁，说是长辈有点勉强。杨树达因为住省城，13岁即进入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毛泽东则困在闭塞偏远的韶山乡下，17岁才迈出山村进到湘乡县城上高等小学堂，在那里第一次听到梁启超这个名字并读到他的文章，已晚杨树达当梁启超学生13年。毛泽东被老家的封闭耽误了读书上学的年龄，18岁才削尖脑袋跑到长沙幸运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所以他在哪个学校哪个班都是年龄较大的一位学生。从踏入社会走稳人生的第一步来看，杨树达是优越的幸运儿，毛泽东则是农家子弟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向上提升的励志典型。
是家庭出身和地域的差别造成了这两位湖南人的关系，既有师生之谊，又兼同事关系。勉强一点也可以说杨树达是前一辈。总之，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但因为人生的方向不同，他们疏而不密，都没有主动密切联系对方，也没有刻意疏远而生分。
杨树达曾任教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这所学校1914年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到长沙后的第二年即1913年考入第四师范，毛泽东和杨树达的交集即发生在这一年。杨树达是老师，教国文法，毛泽东是学生，他们是师生关系。杨树达1955年6月20日日记记录在岳麓山望湘亭吃午饭，“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
杨树达是否教过毛泽东，杨树达自己并不清楚，是毛泽东本人告诉他旁听过一次杨树达的课，杨树达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但毛泽东与毛宇居、杨昌济、符定一、袁吉六等先生的师生关系较深。而杨树达老师，毛泽东仅自己选择旁听过他的一堂课，这不是学校的教学安排。杨树达只是毛泽东关系较疏的一位老师，如果不是毛本人说起并认这一层关系，杨树达应该不会去过分纠结这档子事。所以，毛泽东在致杨树达的信函中均尊称杨为“遇夫先生”，而杨在日记中只称毛为“毛公”或“毛主席”。一般而言，老师对学生不会称“公”，像毛宇居、符定一等几位关系深的老师，间或称“主席”，大多时候叫“润芝”。我的老师吴天墀先生是徐中舒的学生，当过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秘书，曾任芦山县县长，是1946年的国大代表，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国青年党中委，曾在国民大会上建言中央适度放权与蒋介石发生争论而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是一位典型的老派人物。他回我信函抬头均称呼“跃龙同志”，这是先生的抬举和爱护，我很脸红。也有先生称学生“贤契”的。我请教过杨树达的曾孙杨柳岸先生，他回复：“从1920年到1956年，日记中一次都没有用'润芝’称呼毛主席。大约是因为早年与毛相熟的那段时间（1919年底到1920年的“驱张”运动），杨先生没有记日记，1920年赴京任教大学后才开始记日记，那时与毛已没有交集。待到毛出名时，已为重要人物，不宜称字。”他们家属手上没有杨树达致毛泽东书信的誊抄稿，只有查阅到毛泽东书信档案中的杨树达函原件，才有可能真正搞清楚。
杨树达著作等身，是毛泽东老师一辈中学问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位。1951年，李肖聃告诉他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任馆长是符定一时，杨颇为蔑视：“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足以轻朝廷、羞当世之士也。”话说得很重。符定一先生视《联绵字典》为其毕生的学术成就所在，195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他请毛泽东题词。7月7日，毛客客气气地回信并婉拒了：“宇澄先生，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符老拿一本书与秦皇汉武扯在一起似乎不妥，可能有点糊涂了。这部著述，黎锦熙也看过，交给他的侄婿、从事语言文学工作的顾学颉，顾说符编“联绵”字典，不按音系排列，可算“外行”，缺点与《辞通》同，只是它比后者用处更大些。“外行”评语若传到符耳朵里，老先生一定会吐血。但黎锦熙、顾学颉的意见也可佐证杨树达对这位老乡的“妄人”一说。
杨树达与毛泽东，在师生关系这一层比较浅，但他们之间在长沙组织健学会和发起“驱张”运动时，交往则很深，既互为奥援，又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前文已有详述。但之后他们各奔前途从而基本上中断了联系，走上不同的道路：杨树达教他的书，治小学潜心研究语言文字终成一代名家，而毛泽东则矢志于改造社会，成为职业革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成为开国领袖，而三十年前的故人杨树达则还是一位教书先生，如果说前者是意气风发，后者就是安之若素。杨树达对共产党、毛泽东无恶感，阅读他1949年的日记，其心态颇为平顺。7月21日记有邹谦、高鸿缙来信“邀往台湾任教”，怎么回复已无从知晓，但这已不重要，他早有主见。8月6日两个女儿报告父亲，“六儿(杨德鑫)已随解放军来长沙”，“余以儿久无消息，疑有他故，今得生还，可谓万幸矣！”应该说，已离家好多年、参加革命的儿子作为解放大军的一员回来，这是杨家上下的最大期盼，杨树达与有荣焉，心情之好自不待言，还去哪门子心思赴台湾呢。杨树达吃了定心丸，也为再度与毛泽东交往打好了基础。
毛泽东日理万机，与杨树达这样的故旧打交道，不可能太多太密，交往主要是怀旧和讨论文字改革。
汉字由于字数众多，学习比较费劲。近代科学大量引入中国，汉字在这些概念面前暂时变得不够使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汉字拉丁化和简化，其中刘半农、鲁迅等最为积极。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又同为毛故旧的杨树达、黎锦熙等人自然会要参与讨论，而且他们的意见至为重要。
杨树达早年是赞同文字改革实行简体字的。1922年，他和黎锦熙等人在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上联署，这一方案实际上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与钱玄同、胡适、黎锦熙、周作人等一起选为16位委员之一。他懂英文，留过学，他不反对西方文化好的东西。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传奇小说，古籍浩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以后，如何对待这笔遗产?能把他们都译成拉丁拼音么？所以他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与毛泽东的主张不同。1953年4月1日日记：“晨录与毛公书，言治文字学三十余年，小有心得。……私谓此种文字学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益，而今日提倡汉字拉丁化者为毁灭遗产，可以引导国家民族之分裂。惜一人能力有限，研究多年成绩尚小。欲得一集体研究，使其扩大与系统化，庶他日成为学科，使学子易解，加强爱国精神云云。”毛泽东当然十分重视杨的意见。1955年9月30日在中南海家里宴请湖南老乡，对杨树达说：“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陈云章先生生前批露，在毛主席家，杨树达言辞激烈，力陈汉字拉丁化之不可行，甚至负气说到干脆用俄文字母拼写汉语算了。
杨树达是毛主席故旧，见面聊聊天，忆往昔峥嵘岁月是人之常情。建国后毛杨交往，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次。
1954年11月25日，毛泽东主席从广州回京，在长沙曾作短暂停留，约见程潜、唐生智、杨树达、周世钊等人，地点在蓉园，杨树达还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积微翁回忆录》该日记载：“饭后小寝，交际处朱文典科长来，云周小舟政委有事相商，特派车来迎，因同入市。到处，唐副主席（生智）、周世钊先在，久候无耗，旋附唐车至蓉园程颂公官邸，稍坐，忽执事人入报毛主席来,随同出迎。毛问尚相识否？又云：'得君二信，曾作一复。’余告以后信文改会已复。旋刘少奇、周恩来亦来。少顷有人高声言毛主席请吃饭，请赴车站。遂相携至东站登车，客室稍坐，旋入餐厅。余进面包二片，鱼肉各数片。车七时开，余等下车，刘公(少奇)立车门周旋。余回交际处与熊子烈处长谈。此次三公由粤来，盖布置海防也。”
这应该是杨树达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毛问杨还相识不？谈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对杨树达意见的回复。这次接见，官方给予了杨树达崇高的礼遇。根据周世钊日记记载，杨树达被安排在主桌吃饭，同桌有主席夫人、刘少奇夫妇、周恩来、程潜夫妇、唐生智和周世钊共10人。杨树达与家人分享宴会的细节：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向刘少奇、周恩来描述当年驱张的情节。周恩来不断击节赞赏，刘少奇则凝神静听。席间，江青为杨先生削了一只苹果。饭后，由于杨树达年老且身高体胖，下车不便，刘少奇等候在车下搀扶。此时主客相继下车道别，毛主席指向不远处正在亲热交谈的两位女宾，又指指近处的男士们风趣地说：“这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哪！”杨树达回家后得意地说“我今天做了一回李太白。”
杨树达第二次见毛主席，是次年的6月20日，这次见面畅谈，涉及时政，是毛杨见面中最重要一次。
当天是农历五月初一，发端午龙舟水的时节，湘江涨水。上午，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省长程潜、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谭余保，还有一师同学、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等人陪同下，坚持横渡湘江。上岸后，去岳麓山游览。省委安排杨树达先到白鹤泉等候毛泽东。在云麓宫，毛惆怅地说：“我记得，这儿悬挂着一副'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对子，那边是一副'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怎么都不见了？”左右以正在维修，很快就会恢复回复。望湘亭的午餐，菜谱有红烧肉、炒猪肝、辣椒、蛋汤，另加时蔬和毛在学生时代露宿风餐时曾经食过的野果。
杨树达日记20日记载：
“朱科长来，云京中有人来，欲相见，请到白鹤泉相候。即留朱同饮，趁朱车登麓山过爱晚亭口后，下车乘卧舆至白鹤泉藤椅上小寐。少顷，程颂公来，见告毛主席已来。旋见主席在泉市小坐，随登山到云麓宫，余及程乘舆，仍别有一舆似预备主席乘者，主席健步不乘也。程告余今日毛渡湘是游水而来，其健真可惊也。席间毛公杂谈，谈及在第四师范时，曾一次旁听余讲课云。”(1955年日记尚未公开出版，由杨树达先生曾孙杨柳岸教授提供)
这是日记中记事较为详细的一条。这次与毛的晤谈还涉及了胡风事件的处理，虽然日记未载，但杨树达先生对个别亲近的人士作过透露，多年后如廖海廷先生、彭燕郊先生、杨德娴女士都有大体一致的描述。其中廖海廷是大学本科时教我“历史文选”课的老师，我也是从廖师言谈中第一次知道杨树达。他是杨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专攻音韵训诂学，有《转语》留世。50年代《积微居小学述林》出版，老师令学生写序，学界传为佳话。
这个传闻大致如下：毛说“最近出了个胡风集团。”杨问“他们做了些什么？”毛答“反对我”。杨问“他们有多少人呢？”毛答“几百人”。杨问：“您准备如何处理他们呢？”毛未作声，右手掌心朝上，从右往左，挥斥方遒。
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6月1日“阅北京市委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6月6日“审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清样，对注文作了一些修改。”此后6日、7日、8日、12日、16日、18日均在处理胡风事件相关事务，亲手写了十多篇按语、文件和文章。毛泽东20日向杨树达和程潜、周小舟、周世钊等人透露出有关情况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向与胡风同为学界重要人物的杨树达先生透点口风、打上预防针是有益的。
这次壮游本不为外界知晓，应该没有发公开消息，以致于我反复查证此事此时的可信度。此事可信，但时间还有疑问，《毛泽东年谱》没有记载。毛的这次出巡，6月10日到杭州，18日离杭返京，23日下午7点半回到北京。19日至22日有4天行程缺乏正史记录，这个时间段，可以回湘一次。地方上文献中能查到记录，《湖南省志》第一卷《大事记》(下编)的记载是：“6月19～20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并在湘江游泳，登岳麓山，参观岳麓书院和拜访湖南省长程潜。”
毛在当天晚上离开长沙，《杨树达日记》21日记录：“出席省人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刘斐、贺贵严、谭惕吾、伍云甫、帅孟奇、曾三六代表视察湖南工作报告。会讫，本拟往谒毛主席，颂公告昨晚已北行。”
正史查不到此次湖南之行的记录，因为年谱的编辑人员粗心？还是其他的原因？
参与陪同的老同学周世钊心情激动，诗兴大发做了一首七律寄呈毛泽东。三四个月后毛主席和了一首并抄给周世钊，这就是著名的《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诗现刻挂在岳麓书院内赫曦台上，与朱熹张栻的联句和王阳明的诗并列。2019年6月11日，在“培根铸魂·诗联天下”活动的启动式上，著名诗人熊东遨先生对我说，如果撇开知名度，只论创作艺术性的话，这是毛主席写得最好的一首七律。
1925年游过岳麓山后，毛泽东再度重来已是30年后。“尊前谈笑人依旧”的“尊前”，狭义上指的是程潜、杨树达两位前辈，但也可以广义理解为陪同他的一干人。
1955年初，杨树达收到毛泽东1月29日写的信：“遇夫先生，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顺致敬意！”。正是毛的邀请，促成了杨树达最后一次北京之行，也是建国以后杨树达第三次见毛主席。《毛泽东年谱》第二卷9月30日条记载：“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程潜、章士钊、谭戒甫、杨树达、王季范，并共进午餐。”除前文所述讨论文字改革外，毛泽东应该是借国庆六周年之机邀请这几位湖南长者观摩天安门阅兵和看焰火秀。这也是杨树达一生与毛过从的最后一次。
1955年底，杨树达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他顽强地迎来了旧历新年，但在正月初二溘然长逝。按湖南的老话，老爷子福气好，过了一个年。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发来唁电，“请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周恩来总理、全国政协送了花圈，备极哀荣。
杨树达夫人张家祓也与毛泽东有交往，值得写一写。她出身名门，是徐特立先生的学生，一位了不起的女性。1955年杨树达夫妇进京，看望了徐特立。徐高兴地说：你们两位，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的学生，竟然走到了一起，太好了！“文革”时，张老太太看着满街的毛主席像，脱口而出一句：“毛胖子如今真时兴啊！”这话把子女吓得不轻，拽着她就往回走。她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他还欠我一床被子没还呢！”原来，张家祓在徐特立开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稻田师范)附属幼稚园任主事，毛泽东经常去稻田师范找徐特立说事聊天，往往通宵达旦。有天晚上，毛泽东持徐写的字条到张家祓手上借了一床被子，不知何故没有归还。
受苏联汉学家尊崇
杨树达在苏联的东方学圈子声望很高，影响很大。他还被苏联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称号。
1930年代，苏联学者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对杨树达特别推崇。杨树达称他阿理克，苏联科学院院士，是苏联汉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长期主持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中国同道称他“阿翰林”。《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9日：“清华同事蒋廷黻，新从欧洲返国，道过苏联。阿理克教授告蒋，谓读余所著书，极为仰佩，希望余以所著赠之。”蒋廷黻是邵阳人，曾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于是，杨树达写信致阿理克，“以《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即《古书之句读》）《老子古义》《积微居文录》、近日学报论文单行本及《字义同缘于构造同例证》印本寄赠之。”不久，得阿理克回信，谓“敝人素仰先生之研究法，敬慕不已。其中，《古书之句读》尤为可得而增敝见者也。”
1950年11月，杨树达应中苏友好协会之邀，写有《我与阿理克君之文字因缘》一文。1952年6月4日《回忆录》：“方叔章来，……言龙伯坚闻人言，苏联东方学院院长某君于余备极倾倒，每余一文出，必取而研究。龙、方意怂恿余往游，余殊无此壮志也。” 每次苏联学者来访，都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洽。有来访者告诉杨树达，苏联有许多人了解杨树达，东方大学教授科洛特夫尤表佩服。杨树达于是备好著作三份，赠访客并请转交阿理克与科洛特夫。当时广播电台作了新闻报道。1950年到1952年，苏联学者来访特别的多，为了不显得寒碜，校方还搬来几座木沙发。杨家还备有硬面精装，蒙着浅色麻布的《积微居小学述林》，是作为礼品专门送苏联客人的。
巧得很，上世纪40到50年代，苏联驻华的两位重要外交官费德林与尤金，都是阿理克的学生。《积微翁回忆录》1941年11月10日：“苏联大使馆秘书费德林来书，求余所著书。自言专研中国文字语言，曾读余书云。”尤金则于50年代初在广州亲口对担任翻译的杨树达七子杨德豫说：“我是阿理克教授的学生，也读过令尊的著作。”尤金是哲学家，担任驻中国大使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中共中央编辑毛泽东著作，与毛主席等共产党高层私交甚厚，常在一道讨论哲学。苏联友人对杨树达的尊崇，也使毛泽东和中央愈加礼遇杨树达。1954年底，杨树达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是85名特邀人士之一。
首任馆长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文史研究馆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礼遇老年知识分子的荣誉性、统战性机构，是古代养士制度与翰林制度在新中国的发扬和运用，也是新生政权成立后实施的一项德政。毛泽东的老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老校长符定一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任馆长。馆员由国务院总理亲发聘书，这里聚集了一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老、名”贤达耆宿。符定一先生以后，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和袁行霈诸先生先后荣任馆长。馆长是士林领袖，这里是清望之地，社会标高。
湖南省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毛主席的家乡，人文辈出，灿若繁星。湖南省要成立的文史研究馆，是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比肩的地方大馆，万众瞩目。杨树达是教授中的教授，成为首任馆长的最好人选，1953年元月13、14日，省政府相继送来中央关于设文史馆的文件、中南军委会及湖南省政府提请聘任文史馆馆长、副馆长的提案和办法，以及馆长聘书等，这样，杨树达先生开始在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任上就职。他说：“省政府送湖南文史研究馆馆长聘书来。当事以余从事学业，故有此举。以此意甚善，不能负之。设馆旨在养老，无研究之实。事物均由副馆长方叔章负责，故勉任之也。”几天后的1月17日，杨树达到省政府开了任馆长后的第一次会议，研究馆员组成。决定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年龄在60岁以上的文物委员全部转入文史研究馆任馆员，有百人。年龄不合格或虽合格而与文史无涉者改为军政会谘政。参加会议有文化事务局胡真、省委统战部邓爱如、文委会陈浴新和文史研究馆方叔章，共6人。当时，湖南省准备裁撤文管会，能够进入文史馆，对大多数文化老人而言，算是很好的安排。
但不到一个月，副馆长方叔章逝世。杨树达悲痛之余，只好求见程潜省长，请其任命接替副馆长人选。后来副馆长事久拖未决，很多事便只好亲力亲为。如推荐馆员，驻馆馆员（负责发薪等琐事）津贴事宜，争取扩大名额，商讨困难馆员年末补助办法等。建国初期，大部分老一辈文化人没有收入来源，进入文史馆后，生活方能安定。杨树达在1953年2月7日日记中载：“今日发薪，馆员来者纷纷。”1953年12月12日，杨树达日记谈及为馆员年终救济费事操心。这份看起来并不如意的工作，杨树达仍然面临求者多而编制有限的矛盾。可见，文史馆在当时文化老人心中，地位颇为重要。钟昌言与杨树达是时务学堂的同学，为了进文史馆，曾经向杨树达求援（1953年3月7日）。钟最终于1953年6月获聘为文史馆馆员。钟昌言的幼子钟叔河是湖南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他回忆：“父亲一生宅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作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云泥……汝当以我为戒。’”杨树达在文史馆提名增选的另一位则为田星六。据《积微翁回忆录》所载，两人在抗战后期相识于湘西。1944年2月27日日记云，“饮席遇凤凰田星六，年六十九矣，甚健，能诗，有《晚秋堂诗集》。闻余有《论语疏证》，欲得之一读，当即赠之。”
作为馆长，杨树达还要为馆员的编制数额操心。如果湖南省馆名额与其他省市名额相当，肯定不敷分配。他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反映，要求争取更多名额。省委书记金明曾亲自赴武汉到中南区争取名额。此事一波三折。原湖南省名额为150人，金明赴汉争取后，减少湖北、广西、江西3省文史馆及武汉市文史馆名额100人，使湖南名额增至250人。但到6月份其他省市提意见，湖南省名额又减至200人。
对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早期的功能，杨树达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杨树达觉得他这个馆长一职在可否之间。1953年1月14日日记：“(馆长)本无事可做，事务则由方副馆长叔章任之，余亦不致大碍学业，可谓公私两便耳。”1953年1月17日的日记还提及“文史馆馆址在省府备屋一间，简陋殊甚。此本闲冗机构，故政府不重视也。幸余自来不以此事为意，否则将失望也。”老先生这个官当得不乏疲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鲁迅遭遇“杨树达”
这是杨树达早年寓京期间与鲁迅的一段逸事。1924年11月13日上午，鲁迅正在家中休息，有一位自称“杨树达”的人前来拜访。鲁迅以为是国文系主任杨树达，于是命佣人把客人请进来。
客人进屋后，鲁迅发现对方不是国文系主任杨树达，而是一名陌生的青年学生。那名学生先是傲慢地说自己不乐意上课，接着又跟鲁迅要钱，闹腾了一阵才离开。
鲁迅对这位“杨树达”的恶劣行径很是气愤，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发表在《语丝》杂志第二期上。
文章发表后没几天，鲁迅就收到信息，这个“杨树达”也是北师大国文系的一名学生，名叫杨鄂生，患有精神病。杨鄂生得病前对鲁迅十分敬仰，一直想到鲁迅家中拜访，始终未能如愿。得病后，杨鄂生拜访鲁迅的心情更加迫切，但又怕鲁迅不见他，便偷了一张国文系主任杨树达的名片去见鲁迅，只是他此时已经患病，所以才胡言乱语。
鲁迅先生深感不安，自己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就对真正的杨树达和患有精神病的年轻学生杨鄂生进行嘲讽，真不应该。于是，他满怀歉意，深深自责，立刻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写道：“因为我对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表达了对真正的杨树达和患有精神病的年轻学生杨鄂生的歉疚之意。鲁迅先生非常自责，他说“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如果不是以为杨鄂生假装，还不至于那么愤激，真诚得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现在知道事实了，鲁迅更为痛心。
鲁迅先生写完《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这篇文章后，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又写信给《语丝》周刊的编辑孙伏园：“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鲁迅先生请孙伏园在最新一期的《语丝》周刊上发表自己写的这篇《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以及那名学生写给他的长信。当时，孙伏园已经把那一期的《语丝》周刊编好了，鲁迅先生非常希望孙伏园额外加出两版，他跟孙伏园说：“因纸面有限，极希望增刊两版，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由于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来喝。”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患有精神病的年轻学生杨鄂生的深深关切和自己当初不明真相而写文章讥讽杨树达的歉意。
这次事件后来还被郁达夫先生移植到小说《微雪的早晨》中，主人公朱君的原型就是杨鄂生。
杨树达没有正面回应鲁迅先生这段文字，但《积微居诗文钞》收录了一副1926年春挽范士荣的联，提到了这件事。其注释有“杨君死于医，今君死于盗，吾党纵多才，何以堪此？(杨鄂生去岁死，二君皆国文系生。)”杨树达当时任国文系主任，所记的事刚好对应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
因为鲁迅名动天下，我们今天通过鲁迅文集还能看到和知晓这个乌龙，可视为杨树达先生在北京任教期间的一道花絮。杨树达先生当时的态度我们已无法还原和了解了，但对这种纯粹的误会是不会去介意的。他在几所学校历练后，1924年已当上北师大国文系主任，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教授的待遇不低，生活优渥，已进入主流社会行列。杨德娴女士回忆，她父亲一度热爱打网球，他们在自家的四合院内拉上球网，在北大读书的侄子杨伯峻陪练，可以想像，杨家的宅子不会小。人怕出名猪怕壮，所以莫名其妙地被冒名摆了鲁迅先生一道。鲁迅先生的性情大家都知道，由生气到“不生气”，最后还作了自我批评，周杨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过节，杨先生的为人应该是没有暇疵的。鲁迅先生的文人气，杨树达先生的学人气，同与不同，跃然纸上。
父女两馆员
杨树达先生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引为美谈的是，他的长女杨德娴，在30年后的1983年被省人民政府礼聘为馆员。而杨树达的岳父、张家祓的父亲、杨德娴的外祖父张训钦先生还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父女两馆员这样的佳话在湖南省还有一例，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1956年被任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来其子向一学也当了馆员。
杨德娴是杨树达与第二位夫人张家祓结婚后生下的长女。德娴女士晚年回忆杨家在北平的生活，“他老(杨树达)终日埋首书斋，沉浸在学术研究和著述之中，对儿女的事是无暇理会的。母亲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定的文化，但重男轻女。我家住在北京一所四合院内，父母和弟弟们住南房，我住厢房。一家人除每天晚餐时默默地聚在一起外，极少有语言上的交流。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物质生活不寞乏而在心灵上非常孤寂、感情上极度贫痛的环境中度过的。这是导致我一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言谈的主要因素。我只有在学校时才呈现出一个女孩子的活泼天性。”先生通英文，也曾着西装，年轻时应该属新派人物，但教授之家，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在小孩子心中充满了失落和矛盾，可见人们要剪掉心中的辫子是难的。因为寓京17年的原因，树达先生的子女杨德洪、德骧、文玄、德娴、德纯、德豫、德庆、德嘉等，大多操一口纯正京片子，杨德娴特别喜欢平剧皮黄，能达到上台的水准，日后在学校的联欢、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等诸多重要活动中都派上了用场。杨德娴的爱好，显然已与地道湖南人喜傩戏、唱花鼓大为不同，他们这一代还是湖南人，但又与湖南人不一样。自湘军崛起后的湖南人二代、三代，大概都这种样子吧。作为教授的女儿，她的英文极好，后来还自学中医典籍，掌握了针炙，通过考试获得了医师资格，不过一直没有正式稳定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杨家属于重点家庭，大侄子杨伯峻、七子杨德豫等的右派“摘帽”，杨家二代中有几位重新安排工作。杨德娴因丈夫在“文革”后期自杀，失去生活来源，临时在街道图书室任管理员，需要先解决生活待遇。
杨树达长子德洪的亲家文于一是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而参事室当时和文史研究馆一道办公，文建议杨德娴先写一个报告交给住在教育东街的省政协主席程星龄先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王显先生是杨树达的学生，回湘看到杨德娴生活无着，遂联系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甘英，黄副主席是杨德娴三十年代在北平念小学时的同学和好友，经黄斡旋，杨树达夫人张家祓去世后停发的每月40元生活费仍由省委统战部按月发给杨德娴。后来，经省委统战部商省文史研究馆，杨德娴符合礼聘馆员标准，决定聘为馆员。有一天，杨德娴到统战部领生活费，出纳对她说，下个月，您就不用来领钱了。杨德娴忙找领导去问，才知道自己成了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家后代回忆，当年树达先生牵线成就了门下两弟子王显和任建纯的姻缘。程星龄1957年划为右派，曾想把女儿介绍给杨德豫(也是右派)，可杨家老七不干，程杨两家联姻未果。后来程的女儿程波曼也进了文史研究馆，与杨德娴同事。历史叙事虽然宏大，但有因必有果，从前的情，今后的缘，道不尽，却也说得清。
三代治《论语》
杨树达作为小学大家，章句之学是其看门功夫，他精研先秦诸子，《论语》自然不例外。1938年11月，杨树达避难西迁，到位于湘西群山之中的辰溪县湖南大学，寓居县城刘家巷。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杨树达开始了《论语疏证》的写作。他说：“吾人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整理文化留贻子孙，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杨树达治《论语》，是先辑古义，而后逐步扩充疏证。《论语疏证》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55年才正式出版，历时17年，厚积而薄发，充分体现了他对研究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寅恪先生读到该书时赞叹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
续写杨门书香佳话的是杨树达兄长杨树谷之子杨伯峻。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叔父杨树达学习语言文字，还拜黄侃先生为师。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1957年，冯友兰先生写信给科学出版社推荐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书稿。冯教授认为《论语》是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伯峻的翻译用过很大的工夫，又经过杨树达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出版。幸运的是，杨伯峻被打成“右派”后著作仍如约出版。该书至今已经印刷约200万册。除了最初的本子、1980年的第二版，已有7种版本行世。网上有人评价杨先生的大作：“《春秋》因为有孔子而成经典，而今天的《论语》因为有了杨伯峻先生而重焕生机。《论语译注》之美，惊世的磅礴，永生的难忘。”在长沙城地铁线的文化传播中，关于《论语》名句的注释均采用杨伯峻先生的释文。“杨伯峻先生和其叔父杨树达先生一样，一方面对传统文献讽籀极熟，另一方面又掌握了现代语言学知识。他治语法，得力于文献的烂熟于心；治文献，又娴熟地运用现代语言学手段扫除各种障碍；因而左右逢源，多有弋获。”这大约是《论语译注》能成为经典的原因。
倾注于儒家经典，杨门还有第三代。小圈子流传的一个段子，可以看出这位杨树达先生的嫡孙、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的真性情，以及这个以治小学著名的文化世家子弟的学究气。一位湘女名伶，全国知名，唯伊姓名搭配十分不雅，粗痞不堪，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杨教授专函告其父母取名不慎，建议易名。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这个故事绝对高出老张家张士诚取名典故几个段位。逢彬教授在知青下乡的岁月里吃尽了苦头，他回城后为杨家落实政策上下奔走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克绍祖业方面，逢彬在堂伯父杨伯峻的研究基础之上，全面运用现代语言学倡导的系统性、社会性、历史性观念和方法注释古籍，加以计算机检索穷尽分析，解释的准确度、可信度，较之《论语译注》无疑更高。《论语》中还有一些古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杨逢彬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去更准确理解。
杨逢彬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凡系统都有封闭性、自主性，系统内部的问题包括词语问题一般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他坚信各个词语在特定句子上下文条件下的用法与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任何经过严格训练的人考辨特定时代特定句子上下文条件下词语的用法与意义，结果都会一致。这样的词语考证，就是可重复可验证，古人训诂中的经典范例也都是符合这一原理。比如《诗经·邶风》“终风且暴”，汉代有人说终风是西风，有人说是终日风。训诂大家王引之根据《诗经》中“终”出现的上下文“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终窭且贫，莫知我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禾易长亩，终善且有”认定，“终”是类似“既”的意思。
2004年初，杨逢彬开始《论语新注新译》的研究与撰写，书中有160多例对疑难词句的考证，其中有几十例是类似王引之的这种考证，《论语》中古今见仁见智的词句，该书基本上都论证到了。如，《子路》章记载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他的堂伯父杨伯峻解释“巫医”为一个词，指既能通鬼神，又能治病的人。杨逢彬利用电脑搜寻分析，发现先秦文献中“巫”和“医”一般都分开说，合在一起的仅此一例，故认为“巫医”在当时应是词组，指巫者和医生。这和《周礼》的记载高度吻合。又如《微子》章“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短短11个字，就有两个歧义：一，“吾老矣，不能用也”是前面出现的齐景公说的，还是孔子说的？二，如果是齐景公说的，是说自己“不能用”，还是不能用孔子。杨伯峻先生译为齐景公说自己“不能用”，即无所作为了。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译为孔子说自己老了无所作为。杨逢彬为证明堂伯父说是对的，他运用祖父杨树达倡导的“审句例”方法，寻找《论语》遣词造句的规律，发现话如果是孔子说的，“曰”前必须出现“子”或“孔子”；“孔子行”也证明不是孔子说的，否则“孔子”就不能出现，只能是“遂行”“乃行”。“不能用”是齐景公说自己；如果说不能用孔子，“用”后必须有宾语。
杨逢彬呕心沥血12年，《论语新注新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祖父杨树达先生著有《论语疏证》，堂伯父杨伯峻先生著有《论语译注》，作为杨氏家学后继者的杨逢彬立志要站在先辈的肩膀上再攀学术高峰，在这两部经典之作后再出新著，这本身就是一段学术佳话。一门三代注《论语》，还会有哪一个家族来赓续这样的传奇？
世上已无积微居
学者喜用笔名斋号，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王国维先生的观堂，叶德辉先生的郋园，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陈寅恪先生有金明馆、寒柳堂，知名度都非常高。名号包含主人的心境情趣。1924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的杨树达，根据《庄子》“积微者著”语，名其书斋为积微居，这个名号伴随了杨树达先生一生。积微居的知名，是因为庄子，还因为杨树达先生把自己的很多著作都冠名积微居，随出版而传播更广。应该说，北京的居处是最早的积微居，辰溪和广州的寓所也是积微居，河西湖南师院至善村的公房是树达先最后岁月的落脚地，是杨先生友朋子弟最认同的积微居。文化既是形而上，也是形而下的，文化在人的心里。余英时先生曾说，他人到了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文化，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所以，积微居的主人到了哪里，哪里就是积微居。杨家后人只把一大家子最后由岳麓山搬入长沙市北区湘春路安庄的宅院称为积微居，其实，道理与曾国藩老家的富厚堂一样，主人并没有入住过，但是它代表着这个家族，也突显这个地方的文脉。
积微居的变故道尽了杨家的沧桑和这个时代的无奈。
杨树达先生去世后，夫人张家祓认为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作主用六千元人民币买下市内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36号安庄，花掉丈夫一生积蓄的一半。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迁往河东。这所宅子占地约4亩，是有前院、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洋房两层，坐北朝南，大门左右各有几间平房。洋房正面有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厨房在后院靠西，厕所在后院靠东，分男女厕，都是蹲式抽水马桶。还有空房，即原有的图书室、儿童活动房、储藏间等。洋房是一位开安装公司刘姓大老板所建造，取名“安庄”。大约此公看到形势不妙，打定主意趁早卖掉，远走香港，杨家遂成为接盘侠。一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何键的蓉园。
杨老太太带着几房子孙、两个女儿女婿好几家人加上佣人入住安庄。刚收拾停当，居委会出面了。他们的理由是还有很多人没房子住，你们却有空余，因此必须出租；租金每户每月为一元。在当时的氛围下，杨家没有反对的底气。这样，一下子又搬进来几户。人的性情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安庄遂成为了一个大杂院。
这期间，杨树达先生的遗稿上演了一段杂曲。一位北京中国书店的人来安庄积微居收购遗稿。张家祓夫人卧病在床，见来人持有马宗霍先生的推荐函，就让他自己到楼上储藏室去找。那人将收集到的东西装满一担，列了一纸清单，请张过目签字。后来，其中的《积微居日记》49册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买走，另一种重要遗稿被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买走，而凝结了杨树达先生毕生心血的《文字形义学》定稿则不知所终了。杨伯峻先生知道此事后，曾试图挽回。那人拿出老太太签字的清单为证，杨伯峻无可奈何。《积微居日记》尚遗留两册在安庄。上世纪80年代，为使这份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成为完璧，杨家无偿将它们捐给了中科院图书馆，只是索要了这两册的复印件。
“反右”过后的几年，杨家相对较为平静。积微居的主人杨树达也走了大几个年头，安庄年久失修，洋房外墙一层层地脱落，露出红砖；花园长满了杂草和蓖麻，成了黄蜂的领地。1965年春，北区看中了安庄，便找杨德庆、德嘉两位党员商量，要他们听组织的话：“我们给你们另外找了一处院子，你们搬走后，还会有所补偿的。”很快，杨家举家迁往不远处蔡锷北路上学宫街一条巷14号，面积只有安庄的五分之一。有前后院，洋房一层，后院有平房几间。也幸亏杨家搬走了，否则“文革”时期积微居目标过大，似乎难以避免被冲击的命运。但学宫街这处房产在后来的十年动乱里，杨家没有能保住，到落实政策时把遇夫先生的后人折腾得精疲力竭，最后不了了之。
沾着杨树达先生味道的安庄积微居没有了。经过了“文夕大火”，长沙城几乎化为灰烬，本没有什么看得入眼的建筑了，安庄积微居曾是市民心中的豪宅。八十年代初长沙入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庄是有资格冠名名人故居的。那时的领导目光终究短浅，在城市改造中这些破破烂烂的老建筑被撤得干干净净，地名都没有了。积微居在北京算不得什么历史文化资源，但于长沙可是宝贝，是我们自己不珍惜亲手毁了它。连时务学堂故址在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都没有建设利用好，南宋古城墙也不见了踪影，遑论安庄积微居。假如长沙还有积微居，对于杨家后裔仅是一种念想。“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世上已无积微居，对于遭遇“文夕大火”劫后余生的长沙市而言，什么都没有留下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宿命。
说明：此文写作中，参阅了陈书良、杨逢彬先生的研究成果，杨树达曾孙杨柳岸教授提供了家藏杨树达日记等珍贵史料，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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