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依然在折磨着人们的神经，同时，日本人的“反常”举动也让世界困惑。日本民族性以及岛国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特殊性给日本蒙上了一层“五色”面纱，《世界博览》杂志特邀请蔡成平先生为读者解读“我慢”和“无常”背后的日本。
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灾害仍然在持续，地震和海啸的“遗迹”仍随处可见，而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反常”举动更是让人困惑。如果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我慢”和“无常”，就无法理解日本人更无法理解日本人的“牺牲哲学”。经过—个月的观察，我们会发现日本虽然地震频发，但日本政府确实不擅于应对。
早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时任首相村山富市震后第二天才出面组织应对，政府的拖延导致很多瓦砾下的幸存者失去了本应保住的生命，而救援时过度依赖欧美救援犬，也可谓丢尽颜面。
但是，如果明白发达国家一向都是崇尚“小中央大地方”，那么对这一切就不难理解。尤其是经历过中央高度集权最终让国家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的日本，更是对“集权”两个字高度敏感和抵触。
在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尤其是对民间企业的“强制力”是极为有限的．鸠山由纪夫和营直人为解决美军基地问题都曾多次希望拜会冲绳县知事等地方领导，屡屡遭到闭门羹，恐怕就是最好的例证。
体味“我慢”和“无常”
在日本生活多年，笔者经常听日本人讲一个单词——“我慢”，评价一个人有“我慢力”，那是非常高的褒奖与赞赏。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即使三九寒天也必须穿短裤或短裙上学，而笔者在日本政界摇篮——松下政经塾研修时，更是亲历打坐、坐禅及耳闻已久的“24小时100公里行军”，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我慢力”。
“我慢”多被翻译成“忍耐”，但实际上比“忍耐”多了承受和同心同德的语感，这样的国民性自然与日本人宗教观和自然观中的“无常”密切相关。曾亲历关东大地震的物理学家寺田寅彦在《日本人的自然观》一书中写道：“与欧洲或中国等大陆型国家相比，日本人需要经常和极不安定的自然打交道，也更加懂得自然无常的道理。”
在不可逆转的“人祸”面前，如1945年天皇“玉音放送”之后，几乎所有顽固不化、誓死不降的日本军人几无例外地乖乖缴械。同样地，在狂暴的天灾面前，日本人的表情是坚韧、淡定、坚守秩序。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山折哲雄评论道：“日本人是生活在地震列岛上的人，数万年以来一直在和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打交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也掌握了和恐怖的大自然相处的方法：保持平静、放弃抵抗。”
赴日本东北灾区采访的《每日新闻》记者朋友告诉笔者：“这次灾害死者多是年长者，当然海啸来得措手不及是主因，但也有相当多的老人，尤其是失去亲人的老人放弃了逃生。”中国媒体来日采访的记者也告诉笔者：“在灾区采访时，曾亲眼见到海啸预警警报响了以后，仍有不少的老人拒绝救援人员的救助，坐在海边一动不动，甚至主动向大海走去。”
“无常”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从战后至今一直都被视为禁语。在理解其含义的基础上，如何去接受它，也存在无法弥合的意见分歧。日本人对“无常”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它既带着消极的意味，又有着与之相对的活下去、站起来的意思。
阪神大地震时，许多宗教家们成了救灾志愿者，但他们谁也不会提亲鸾大师的那句“地狱一定是住处”，也没有基督教徒会说“贫穷乃幸福”之类的话。阪神大地震后不久，日本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奥姆真理教地铁毒气事件，引发世界范围内怀疑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是否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最终一切如旧。
灾难考验曰本的“牺牲哲学”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美国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人需要征服自然。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虽自古有之，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思想也一度控制了国民的思维。反而日本人成为践行者，日本人思维中根深蒂固地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之同起同落。
日本著名的数学家冈洁和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在对话录《人类的建设》中指出：“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但说到底物理学只做了两件事：‘破坏’和‘机械运作’。这些绝不具有创造性价值，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连—个叶绿素都做不出来。”
“3?11”将会和“9?11”一起，成为世纪交替时重要的日子，化为人们长久的记忆符号。“9?11事件”发生时，布什在演讲的最后引用《旧约圣经》中大卫的话语来激励国民，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现在，我们正走在死亡之谷。让我们在神的保佑下前进吧!”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遭遇危机时，一定会拿出《旧约圣经》，因为上帝在此书中是战神，故而要以此来宣布反恐战争的开始。
在反恐战争失败后，奥巴马就任，他又拿出了《新约圣经》，那里面写满了爱与和平。美国人就是这样，分别使用旧约和新约圣经来和世界打交道。
那么，日本领导人们能不能说出能够匹敌《旧约圣经》的强力话语呢?硬说有的话，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此次地震，菅首相用了“决死的觉悟”一词；小泉任首相时，也曾在邮政选举前的演讲上叫嚣“抱着死的觉悟来战斗”。在浩瀚的词海中，日本人仿佛只有“死”字可用来表决心，恐怕这就是在人生观上的差异。
在国外的报道中，“福岛50壮士”俨然已成为日本乃至世界的英雄大救星。但是要牺牲这50人来拯救危机吗?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价值观中，恐怕没有这样的思考，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有人牺牲，好让自己放心地生活下去。英雄和光荣的背后是牺牲和代价，这在欧美诸国、甚至中国人的思维中，恐怕都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日本媒体及社会主流舆论，基本上也是偏向撤回“福岛50壮士”。核危机后不久，东京电力集团决定撤回抢修人员时，菅直人痛斥东京电力管理层：“如果撤退，东京电力就等着倒闭吧!”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菅直人的强硬表态虽赢得了海外媒体的一片赞扬，日本媒体却大多保持沉默或持批评态度。
同样地，日本“无常”思维传递给国民的信号是：核电事故的处理需要全体国民一起承担，应该在威胁生命的危机到来时撤出所有人，由日本国民全体来承担灾难。在日本1945年战败时也是如此，面对战败带来的一切灾难，日本人主动地选择所有的国民共同承担，而不是让“一小簇”；驻日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亦是如此，反对美国驻军的民意支持率之所以如此高，与日本国民认为负担全部压给冲绳是非常不合理的有关。
目前，日本国内舆论最激烈的议题除了核电危机外，莫过于自民党和民主党组建“大连立政权”。共同社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79％的国民支持成立“大连立政权”，连已经93岁的政界大佬中曾根康弘也罕见地站出来对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等人放话：“大连立是民心所向。”
可以说，除了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外，日本崇尚的“我慢”背后的同心同德，“无常”思维背后的共同承担，是根本性原因所在。这种共克时坚的政治模式显然不同于欧美国家求新立异、充斥着争吵、撕咬和偏激言论的政治模式。
“人有悲欢离合，忧伤散去，新笋已然发芽。”日本17世纪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这首俳句，用在今日的日本，岂不正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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