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溃灭

——基于哲学政治的角度

孙津  任健峰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  哲学所表达的是世间万物和人类活动的道理，而把道理落实为真实的行为并使其生效，则主要靠政治。因此，哲学政治的意思是指主要由政治活动来承担和落实哲学道理，或者叫做哲学的政治形态。由启蒙理性而产生的现代哲学政治承认一个问题具有多种答案，从而把发展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发展作为历史范畴是由现代哲学政治发明的，并且就体现为这种哲学政治的首要现实任务。但是，发展和溃灭一开始就具有共生关系。由于发展本身所具有的非必要性及无止境的便捷化趋向，人类这个物种终将由发展而导致自己的溃灭，包括伦理道德的丧失和物质文明的崩溃。

关键词  发展  哲学政治  人类溃灭

人类生存的各种危机已是明摆的事实，这方面的警示也已常见不鲜。对此，各国政府、社会团体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在为解决、至少是缓解这些危机想办法，而且几乎所有应对的思路和办法都是寻求物质手段上的改善，包括所谓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之类。但是，姑且不说这些物质手段能否管用，仅从目的的角度讲，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人之所以会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一定有着某种主观的愿望、要求或冲动。换句话说，这方面的原因应该有着普遍的哲学依据。显然，搞清楚这一点对于认识人类今天的境况是必要的，至少是有所助益的，因为仅靠物质手段的努力很可能是徒劳的——如果不是加重和加速这些危机的话。

通俗地讲，哲学就是对于道理的发见和阐释，于是也就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只有一个最根本而且统一的道理，还是有许多不同的道理；其二，不管是一个还是多个道理，为什么明明有道理存在人们却并不、至少不完全或自觉遵守道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其实具有或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这些道理靠什么来落实自己的价值。由于政治活动涉及到权力和服从，所以至少从实际能力或作用的角度来讲，哲学作为道理的价值主要是经由、甚至依靠政治活动来落实的。这就是我所谓的哲学政治，而正是对于哲学及其价值落实的政治形态的思考及其回答，必然会引出对于当今文明境况的认识和判断。

针对上述问题并沿着相应的逻辑思路，本文先从作为道理的哲学的价值落实或功能实现情况来说明“哲学政治”的含义，接着指出，启蒙运动以来哲学政治的作用已经使得“发展”成了当今文明境况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最后，通过分析得出一个至少是逻辑上的结论，即“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实和人类的“溃灭”具有内在的共生关系，而且溃灭已经由潜在的伴随因素加速成为显在的真实状况。

一、哲学与哲学政治

从概念定义来讲，对于什么叫做哲学并没有一致的定论，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人的交往总是以各种认知、要求和指令为基础和维系的。对于这种情况，无论怎样看待或理解思维与言语的一致性，都无法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逻辑结论，即“是”（包括英语的系动词be）是人的交往中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以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其实就是关于“是”的道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存在的“是”和认识的“是”。相对说来，前者大致可叫做本体论，后者大致可叫做认识论。很显然，本体论的“是”应该有一个普遍的道理，而认识论的“是”则必然会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道理。换句话说，逻辑正确意义上的“是”只能有一个，但具体判断的“是”却可以用不同的逻辑根据来支持自己的合理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哲学研究达致一个道理还是多个道理往往取决于提问的方式。对于A是什么的提问，原则上应该只有一个答案，否则A就不是A了。但是，如果问什么是A则可以有多种答案，因为它们可以分别表示同属于A的不同方面。这当然是由提问的方式引起的，但却是由客观存在的道理规定的。比如，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客观存在来讲，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今的社会主义”是对的，但如果反过来说“当今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未必对了，因为还有古巴、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的存在。在这里，“社会主义”是“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这个“一”之中、当然也可以是与这个“一”相对的“多”。

由上，关于“是”的提问和答案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关于“是”的“一”和“多”关系，另一种可以叫做悖论。弄清楚这两种情况，是认识和说明哲学政治的必要前提。

1、关于“是”本身的“一”和“多”关系

相对说来，问哲学是什么的答案是“一”，问什么是哲学的答案是“多”。 不过，就现实的可能性来讲，更重要或者更真实的情况还在于“一”和“多”的关系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类型或层面。这个类型或层面主要包括或体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何以为“是”的原则和根据，也可以叫做元哲学，即道理的道理；另一种是针对具体领域、方面、问题以及应用的“是”，即具体判断的道理。

人只要讲话、甚至思维，就要有判断，叫做“是”，所以哲学的功能主要在于检验“是”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以及分析和指出“是”的应用针对和实效。“是”在英语有系动词“be”，而中国虽没有专门的系动词，但除了做实意动词，也有更多作为系词来用的“是”，比如“属于”、“在于”、“系”、“表示”等。由此，不仅判断本身各异，而且真实的（客观的）对应物（包括“存在”）也是多样的。换句话说，追问“是”（或者也包括“存在”）的性质，必然导向一个答案，而说明“是”（或者也包括“存在”）的功能及其如何可能的根据，就会产生许多（或一个以上）的答案。

其实，把哲学解释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指的应是无处不在的道理，所以也就是“多”。但是，各种道理都作为“道理”的性质则是“一”，所以历来哲学家才会去追求“一”，直到追求不得时就把责任推给语言的局限。但是，思维并不仅仅依靠语言。比如，根据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复杂的思维是由大脑不同的子系统形成的，而不仅仅靠语言。换句话说，思维本身，以及“是”和相应的“想法”也是由大脑系统的不同部分及功能来完成的。因此，不仅语义上的“是”并不表示“真的”，甚至很难说表示肯定，而且“是”本身就是多种并存的和具有多重含义的。

不同的语言都能思维，以及不同语言的语法并不一样，已经表明答案的多样性可能。这种多样性包括形成思维系统的各种元素，比如种族、遗传、环境、地理、气候、文化等，所以不仅出现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且“是”的用法和含义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中也是不同的。在此意义上讲，如果哲学问题只有一种答案，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作为命题就是错误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且无需检验，所以“真理”才是任何“检验”得以进行的“标准”。在此，真理是“一”，而实践为“多”，所以逻辑结果应该是或者没有真理、或者可以有多种答案。相反，如果既有真理、又有多种答案，那么真理作为客观规律的特性（至少是主要特性之一）就在于它本身并不需要检验，而只能被发见，所以按照这个逻辑，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惟一标准”才具有真实性。

2、同质判断方面的悖论

各种对于“是”的判断是同等性质的，而这种同质本身却最可能出现悖论。悖论的基本形式在于A是B是对的，A是B是错的，或者A不是B是对的，A不是B是错的。造成这种情况的症结有二，一是主词自我相关，另一是语言的虚拟性。

所谓主词自我相关，是指相关的主词并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却可以用同一个形式或词汇来表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可以和它的类概念构成主词自我相关。比如，在古老的悖论“克里特岛剃头匠给克里特岛人剃头”中，剃头匠和克里特岛人就构成了主词自我相关，因为这个剃头匠也是克里特岛人，但他不给自己剃头。由此，这个悖论的形式就是“克里特岛剃头匠给克里特岛人剃头是对的；克里特岛剃头匠给克里特岛人剃头是错的”，或者“克里特岛剃头匠不给克里特岛人剃头是对的；克里特岛剃头匠不给克里特岛人剃头是错的”。

至于语言的虚拟性，是指语法正确、语义清楚但却没有相应的存在或对应的实体形态。这方面最著名的悖论也许是罗素制造的，叫做“一个没有子集的集”，或者“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的集合”。这个表述在语法和语义上都没有问题，但却并不存在，至少是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存在，因为把“没有子集”作为“集”的一种类型是违背“集”的性质的。尽管后来策梅罗（Ernst Zermelo）、冯·诺伊曼（von Neumann）等人都很成功地提出了避免或解决罗素悖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所根据的恰恰也都是不同的逻辑。（杜国平，2012）因此，如果拆除悖论形式，罗素悖论的这种语言虚拟性就类似“一个三角形的圆”的表述形式。

事实上，悖论的存在标明了“是”本身“一”与“多”关系的理论形态和根据，所以才对哲学政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哲学政治中，对悖论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当成矛盾，因为悖论挑战的恰恰就是矛盾律所谓A必不是非A、或A不能既是B又不是B。比如，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就潜藏着一个最基本的悖论：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民主的；保护少数是民主的，保护少数是不民主的。这里的理论问题当然也是主词的自我相关，但从实践的角度讲却是政治的故意，以便用替换概念的办法来解决（应该说回避）矛盾，也就是说，当民主在“是”的判断上被表现为数量的多少的时候，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就成了和民主相关的主词，甚至是等同或替代了民主的主词。然而，正因为存在民主悖论，现代民主政治才是可能的，否则现行的各种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实行，和平商议的形态也将随时、并很容易被打破。（孙津，2017）

3、哲学的作用和哲学政治

上述“一”和“多”的关系本身以及悖论的存在和现实意义，构成了哲学政治的发生学理论根据。这样讲的道理在于，一个问题具有多种答案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道理和事情，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来讲，事实都在于不仅有很多道理，而且还有很多具体的道理层面，它们构成了哲学的真实作用或价值根据。元哲学或哲学本身是为着发见和阐释“是”的，但由于这种发见和阐释同时又可以作为认识和分析具体问题或事物的方法，所以哲学方法才是探究自然运行和人类活动对错真假（也就是所谓规律）的手段，才有用，否则元哲学就只是砥砺智慧的游戏而已。

不难理解，哲学的价值主要由具体道理的落实来体现，而政治就是落实具体道理的最基本和最主要途径、方式和领域，因为政治要争取多数，就要不断地做出各种各样具体的“是”的判断及相应指令。无论怎样看待哲学，也不管用哲学去做什么，其关键的功能都是“说明”什么以及“发出”什么指令。因此，这种情况本身就显露了“元”哲学的特征、或者说哲学的本性，即作为判断之判断的“是”。但是，某个说明的对错与否、以及某项指令能否被贯彻执行都不是哲学说了算的，至少从实效的角度讲，它们都要由政治来决定，或者就是某种真实的政治，即我所谓的“哲学政治”。

经验表明，哲学无处不在，因为哲学所做的是对各种活动、存在、现象的道理的发见和阐释，但是，让人们知道、认同这些道理并按此去做，就是政治了。这样讲的最主要根据在于，政治的本性及其基本运作机制就是争取多数，比如赞成票、民心、舆论、蛊惑、武力等都可以、并且就都是为了构成相应的多数。其实，政治争取多数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类所有活动领域中唯独政治需要多数，而且就是不停地争取多数。比如，需要赚钱的经济领域看起来也需要更多的购买者，但这并不是必须的多数，甚至不是人的多数，而只是钱的数量。正因为如此，实际上的购买者也不一定需要多数，因为商家既可以薄利多销，也可以采取只针对少数人群的高档消费。最为关键的是，对于任何政治目的、活动或行为的成败来讲，能够表示权力、态度、倾向的人数多少是至关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这一点对于经济方面的成功与否、甚至被承认与否都没有关系。严格说来，不仅任何政治活动或行为都需要争取多数，而且真实的政治就是由各种动态的争取多数构成的。（孙津，2010）

由于政治涉及、甚至主要处理的是权力、共同体（国家）、利益（社会）等要素，所以政治的特性和功能在于争取多数的真实含义，就是指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方面都谋求统治或主导地位。一方面，这种统治或主导不仅要求和体现为人群和组织等主体或实体方面的多数，而且也包括思想、学说、观点、导向、价值观等观念形态方面的多数性认同，所以对各种哲学“道理”及其价值的落实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另一方面，哲学本身对于“是”的处理也有类似的争取多数特征，即对于“道理”的合理阐释和含义认同。在此意义上讲，哲学也具有自己的政治，或者说政治机制和特征。因此，哲学政治一方面指政治对于哲学道理和价值的落实或体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哲学的政治形态。

如果说，前述“一”和“多”的关系表明，哲学是关于整体的道理，目的在于提出、论证、确定、守护价值，那么，价值的落实就是哲学的政治形态，同时也就是现实政治的主要作用。但是，这种落实价值的方法本身也是道理，所以它的有用与否又成为价值判断本身；而因为人是有意识、有追求、讲廉耻的，这种价值就又具有了伦理和道德的含义，叫做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这个意义自身的实践就是政治，或者说政治生活是支撑这个意义的主要领域和左右这个意义的主要能力。换句话说，哲学作为关于“是”的道理在实践上的价值体现就是政治。比如，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元哲学意义上的“是”，也就是作为何以为“是”的基本根据和原则的“一”，那么不仅有作为各种具体的“是”的“多”，而且这些众多的“是”还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别或层面。比如，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是社会性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是发展形态；大跃进、全面小康社会、命运共同体等是具体目标。

二、作为哲学政治核心价值的“发展”

“发展”如何成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追求、机制、甚至标准的原因应该是复杂的，不过从主观意愿来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哲学政治是一个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哲学很早就认识到一个道理和多个道理的存在及其关系，比如以“道”为一，但这个“一”的体现则是变化无穷的“阴”和“阳”。同样，不管“道”还是“阴阳”，它们的价值都落实为具体的实践，尤其是政治（以及伦理）实践。与中国不同，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一个道理，只是这种追求在启蒙运动以后自觉和不自觉地走向了一个道理和多个道理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从而把“发展”当成了哲学政治的核心价值。

由于发展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文明目标和集体无意识，所以几乎没有人再去认真思考发展的真实含义。如果要用极为简括的话来表明这个含义，那么可以说发展就是占有和享用多余的东西。人总是想过好日子的，但只有发展把这种好日子建立在各种（主要是物质财富）多余的基础和前提上。相对说来，与人口增多、分工细密、交往频繁、以及生活条件改善等文明要素的自然状况相适应的经济规模扩大和财富增多叫做“增长”，而超出这个适应以外的欲求及其物质支撑才叫做“发展”。正是在前述“多余”的意义上、并借用了“发展”这个词，才有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各种发展，比如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人的自由等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发展，指的是向着所谓更新、更高、更多、更好的不断欲求。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哲学本来就有多种答案，所以“是”才如此迷人，但哲学政治把“是”本身的“一”和“多”变成了对于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接受，所以“多余”、即超出需要的欲求也就能够作为正常的和必要的需求被接受，并逐渐成为公认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允许一个问题有多个答案的哲学政治，与将“发展”作为核心价值的做法是互为因果、甚至互为表里的，因为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都不难看出，如果真理只有一个答案，发展如何可欲、可求、以及可享的根据就应该是一致的。为了减少和解决达成这种一致的困难，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允许一个问题有多个答案，从而用不同的针对来使相应根据的提供变得比较容易。比如，把过更高级、更富裕、更新奇、更多彩的好日子当成理所当然的“可欲”；把现代化竞争或追赶本身当成“可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把各领域和方面的不断创新作为“可享”的证明和兑现。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哲学本身以及哲学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来讨论，不过为了节省篇幅，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略去中国只讲西方的情况。其一，历史上中国哲学和哲学政治讲求礼义廉耻，所以只需要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增长，并不强调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手段，甚至故意不把科学技术（比如四大发明）转换为生产力。但是其二，时至今日，不仅现代化及其指标，就连学术方法和学科规范也都是西方的规则占主导地位，甚至就是西方的规则和方法，以至于中国不仅也按照这种哲学政治在西方之后奋起直追地搞现代化，而且更是明确地把“发展”作为“硬道理”。

1、认可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启蒙哲学传统

看起来，“是”的“一”和“多”关系以及悖论的存在已经表明，一个问题具有多种答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细致分析的结果却未必如此简单。首先，“是”的“一”和“多”关系所表示的是不同性质的判断，所以“一”本身以及遵守“一”的各种道理都不可能是“多”，只有不同判断的根据、以及所根据的“是”才可能是“多”。其次，悖论只有在同质的判断中才成立，所以它不仅对异质的判断不具有“多”与否的意义，严格说来也不涉及“是”本身的“一”和“多”关系。

无论从“是”本身的“一”和“多”关系、还是其在哲学政治相应的价值实现来讲，一个问题是否、以及能否具有多种答案的关键都是因果关系。休谟的怀疑论直接导致对因果关系的不承认，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可经验的和看不见的。因此，这种不承认其实是反对理性、主张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说，原因与结果都是经验的范畴，并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休谟，2011）显然，经验很容易导致一个问题的多种答案，而且它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逻辑根据。这个遗产最为明显的继承者应该是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比如罗素、艾耶尔等）和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胡塞尔认为，休谟所谓不可经验的和看不见的领域恰恰就是精神（心灵）独自专有的，所以真实的只是逻辑陈述系统中的形式关系，而不是具体事件，当然更不是因果关系。（李幼蒸，1986）事实上，休谟不仅为一个问题多个答案打开了大门，而且干脆认为判断的“是”无论正确与否都不能由此推导出“应该”，因为推理的知识并不可靠，而所有的道德更是完全由情感来决定的。（休谟，2009）这样一来，道德所具有的是非对错的正义性就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不同逻辑根据所支持的多种选择和状态，也就是类似后来罗尔斯“无知之幕”所说的那种技术层面的公平合理。（罗尔斯，2002）

启蒙运动之前，几乎所有哲学学说都在寻找“一”，也就是真理和存在的惟一性。启蒙运动之后，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维特根斯坦其实也是这样，不过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更多从理性或工具的角度探求“一”的时候，恰好说明了答案的“多”。比如，从对于所谓不能说的事“就应该沉默”（维特根斯坦，1996）来看，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形而上学无法确定“是”的对否，但他关于语言的“家族类似”的说法，已经最为明确地把众多具体的“是”作为同类、或者至少是可以在同质的意义上得以沟通的与件了。（维特根斯坦，2008）事实上，罗素应该也是同意语言的这种特性的，因为他说为了让大家都理解，就不得不放弃语言在个体、经验、情感等各方面的“表达”差异。（罗素，1983）换句话说，不管是语言的局限还是真实的想法，只有在保留或允许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前提下，最为一致的“是”、乃至真真假假的“是”才是可能的。

2、哲学政治对“发展”的理论支撑

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但相应的哲学观点都接受了一个问题多种答案。无论从“对错”还是“规律”的角度来讲，真理作为一种“道理”都应该是惟一的，也就是只能有一个。但是，也许是因为反对教会的原因，启蒙理性把真理弄成多种多样的“知识”了，从而一个问题也就可以有多种答案了。启蒙主义哲学反对迷信（有时候把宗教也当作迷信），所以就摒弃答案的“一”，不管是先验的、信仰的、迷信的、还是实证的“一”，于是一个问题多个答案就成了理性的必然选择。事实上，这种情况还体现为启蒙理性自身的多重性特征。比如，启蒙的贤哲们痛恨教会，却对宗教信仰保持敬重；向往创新，却又秉持传统；崇尚科学，却更偏爱个性；标举民主，却更突出自由；鼓吹工业技术，却更看重优雅风度。对于这种情况，最为细致丰富的描写也许就是彼得·盖伊了。（盖伊，2015、2016）所有这些表明，对于启蒙运动形成的哲学政治来讲，“一”和“多”已不再是一个基本原则的“是”和多个具体针对的“是”的关系，而是“是”本身的多种答案或多重可能。

在上述看似矛盾的情况中，统一或一致的东西就是对历史上各种理性的批判，因为理性已经被作为批判（或批判功能）本身，所以相应的哲学政治包括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甚至无神论等各种学说，就是不包括真理。无论是发现真理、砥砺智慧、还是阐释道理、教诲人生，哲学只要想发挥作用，首先就必须假定一个静止的瞬间，所以任何一种“是”就都是打破静止的重新开始，所以就是发展，也就是竞争。可以认为启蒙必然并直接导致了现代化，但启蒙并不是现代化。哲学政治在这里的真实作用，就是把现代化等同于进步和发展，所以传统和落后不仅成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而且不发展也就成为不道德。（盖伊，2016）这个作用和相应的认识互为因果和互为表里，用了大约两百多年时间，终于使现代化成为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持续竞争运动。（孙津，2014a）

但是，随着哲学政治越来越追求现代化的量化标准，现代化的这种追赶特性和真实含义也就越来越被掩盖起来，因为量化标准不仅就是值得认可和追求的发展，而且还和现代化构成了两个自我相关的主词。在此意义上讲，启蒙的哲学政治对于发展的理论支持，就体现为将发展作为和现代化一样的价值观，或者说，发展同时在目的和手段的意义上使现代化追赶成为值得认同和追求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如此，发展甚至成了连接价值观和现代化追赶的机制性中介，从而使自己具有了价值观（或价值导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没有真正认识到哲学的局限并不在于语言，而是答案的多样性，那么，韦伯则早就用这种多样性肯定了发展的合理性。为了从哲学上讲的通，更是哲学政治本身的功能体现，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都作为发财有理的多个答案或根据。韦伯的证明细致缜密，不过简括说来，就是在内容纷繁的文化和思想中把“理性主义”作为“一”独立出来，从而可以由此连接和统一作为“多”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一”和“多”所标明的就是允许一个问题具有多种答案，其主要功能在于宣称赚钱发财、甚至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正当、合理”，而且是人应该遵从和履行的一种“天职”或“职业责任”。（ 韦伯，1987）

3、哲学政治的实践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实践并不是指具体的制度安置和政治活动，而是相对上述哲学本身和哲学政治理论而言的相应效果描述。这方面最重要、但从未明确宣称的作用因素，就是前面讲过的悖论，即怎样做都能为自己找到合理根据。其实，这种实践结果和政治自身的争取多数特性是一致的，也就是常说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由此，启蒙运动以后哲学的“多”不再是逻辑，而是理性的利益，与此相应，哲学政治最重要保护的就是赚钱，而且是多多益善的利润最大化。喜欢物质财富也许可以看作是人的本性，但发展并不是人的本性，也不是古已有之的文明形态。事实上，哲学政治在两个主要方面的持续努力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了“发展”：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的肯定和推崇、尤其是将其转换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保护和支撑。直到今天，发展不仅仍是、而且不可逆地越来越是哲学政治关注的核心价值观。

从发生的角度来讲，经由1640英国革命、1688光荣革命、1776美国独立宣言、1789法国革命，启蒙理性在政治上确立并基本巩固了民主制度，其主要功能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为其发生和功能提供了物质（及财富）支撑的应该是工业革命，而这种物质（及财富）的运作机制，就是民主政治极力保护的市场经济。因此，发展是启蒙理性的哲学政治制造出来的一个历史范畴，并延续至今。换句话说，发展不仅是启蒙理性的遗产，而且是现实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其作用来讲，则是不断创新，也叫做进步。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其最基本和最典型的哲学政治道理实施，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对于自由地发展或自由发展的权利的保护。

就哲学政治实践的真实情况来讲，发展确实在文明的意义上成为真正、甚至惟一值得关注的价值，但发展本身并不等于道德，相反，是多种答案必然带来的野蛮和贪婪。伴随着哲学政治的多种答案，产生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侵略、文化殖民；与此相应，现代化是从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开始的，于是为了掩饰殖民扩张就把“传统”与“落后”等同，并作为进步的对立面，从而为“发展”提供了合理性根据。但是，现代史上所有的殖民和霸权、比如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都是野蛮打败文明的侵略，而不是因为落后而应该招致的挨打。（王晓峰，2017）在此意义上讲，“落后就要挨打”所表述的并不是事实，更不是道德，而是“发展”的强权性和不可逆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发展和现代化竞争（包括双赢、共赢、绿色、可持续等），它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潜藏着一个共同的哲学政治道理或答案，即允许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

三、发展与溃灭的共生

从上述关于“是”的哲学探索及其哲学政治的境况可以看出，如果赚钱发财是人类更普遍也更古老的本性，那么“发展”不过是近二、三百年来哲学的主观游戏及其政治应用带来的结果。中国哲学本来还可以用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来回避竞争，但现实的哲学政治不仅使中国也认同了“发展”，而且今日已成为发展最快、成就最显的大国。但是，发展得以延续的支撑以及发展本身的形态都体现为一种文明的灾祸，即数量上的不平衡和质量上的不必要，也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无目的、无价值和无限度的消费。因此，发展和人类的溃灭一开始就是共生的，只不过这种共生关系在今天更加明显，也就是由潜在的共生状态转向了显在的溃灭加速度。

其实，一个问题有多种答案不仅是自古以来的事实，也是作为关于“是”的根据和方式的哲学天生就有的逻辑，只是当这种情况被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哲学政治确定并公开的时候，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才必然成为哲学政治的核心主题、甚至哲学本身的主要价值。在此意义上讲，发展已作为可欲的答案而成为现实的真理，就像沃勒斯坦所看到的，复杂的现实使得真理也是复杂的，所以从时间的角度讲，可能的东西比实在的东西更丰富，而社会科学也只能把现实解释为被建构的现实。在这种情境中，尽管乌托邦仍可以作为经久不衰的责任，但各种相应的确定性已经被终结。（沃勒斯坦，2002）

发展与溃灭共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由启蒙理性的哲学政治催生和确立的，所以发展本身必将以各种多余或不必需作为延续自己的基本条件，而当这些条件过于充分以至于自己独立之日，就是潜藏并伴随着发展的溃灭因素占主导地位之时。对于哲学政治来讲，“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哲学对私欲的纵容，其中发展的合理性可以是多个“是”，但发展的合法性则必须是一个“是”，因为这不过就是驱使所有人和事物都卷入发展运动的能力。由此，发展与溃灭的共生关系就在于不发展已经成为本体性的不道德，于是一方面人类只能被卷入（也许更为恰当的说法是自觉地投入）无止境的竞争追赶而累死，另一方面则只能被困在（也许更为恰当的说法是被陶醉在）发展造成的体制化生存状态中无聊而死。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正在进入越来越快的溃灭加速度。

大致说来，可以从五个主要方面来说明发展与溃灭的这种共生关系及其溃灭加速度的主要表现，即把手段当目的、欺诈投机、解构伦理、意义的丧失、以及对灾祸故意视而不见等。这几个方面相互关联和交叉重叠，同时也在所表明的问题上有着道德、伦理、技术、认识等方面的各自侧重。

1、把手段当成目的的拜金主义

本来，发展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手段，而所希冀的生存状态才是目的，然而，赚钱的欲望以及相互竞争追赶的压力或集体无意识，已经使发展把手段本身当成了目的。比如，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目的，赚钱和提升生产力才是手段，所以诸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搭建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桥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之类的发展口号，就很容易产生把手段当成目的、或手段和目的相混淆的误导。从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角度来讲，好的物质生活和更多的财富只是发展逻辑的一种结果状态，所以赚了钱和发了财也可以不选择或放弃好的物质生活和更多财富。但是，由于发展同时既作为运作手段又作为价值导向，使得赚钱和发财不仅成为目的本身，而且就是道德和进步的确证和体现。正是由于这种把手段当作目的的拜金主义，结果只能是一方面人类已经创造出了足够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是世界上仍不断出现的大规模饥饿和各种战乱。

把手段当作目的的拜金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的运行机制，其最直接结果就是全球范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就是数量的不平衡，而且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情况都是如此。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2017年全世界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而按财富多寡排序靠后的全球一半家庭的财富还不足全球财富的1%，而且这种贫富差距仍将以更快的速度扩大。根据100多位经济学家对80多个国家1980年到2016年相关情况的调查，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比如，在这36年中，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裕阶层收入增长占总增长的27%，占50%人口的最穷阶层人群收入增长只占总增长的12%，而居中的所谓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几乎为零。对不同地区的调查情况也表明，各种社会制度对遏制贫富差异的作用都不大。比如，就2016年各国占总人口1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占国内总收入的比例来看，欧洲为37%，中国为41%，北美为47%，印度和巴西各为55%。

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制度，然而当把发展作为合乎道德的目的的时候，贫富差距及其持续的扩大就被看作所谓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制度因素或作用被淡化了，而且还认定这种不平衡也只能通过继续不断地发展来改善，即所谓共赢、双赢之类。其实，这只是发展把手段当作目的所需要的自欺欺人罢了，而且也必然要这样做，否则不仅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容易受到批判，而且各国以及人们进行现代化竞争和追赶的动力也将失去。

2、虚拟经济的欺诈投机

由于手段变成了目的，最有利可图的拜金主义干脆就直接以金钱为对象，也就是以所谓虚拟经济的方式进行由钱生钱的欺诈投机。开始，金融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从实体资本的利润中收取佣金。随着金融业本身的发展，虚拟资本以各种资本的纸质或数字形态进行封闭的轮番炒作，从中赚取超额和巨额的投机利润。从本质上讲，这种投机利润所运作的对象或工具只是所谓信心或预期之类的心理因素，所以等同于赌博，但发展却将此认为是金融文明的创新，以至于虚拟经济及其金融投机已经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财富支撑或负荷。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不仅以伤害实体经济为前提，而且造成整个人类财富的浪费和贬值，最明显的反映就是通货膨胀和滞胀、实体经济投资减弱、经济停滞、消费驱动乏力、就业困难、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等情况。

虚拟经济欺诈投机特性的最直接反映，就是股市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7年11月19日的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股市却一直表现强劲，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国家）虽然经济高速增长，股市却不增反跌。不过，这篇报道的目的并不在于如何使股市与经济增长同步，而是找到股市如何能在新兴市场国家那里获得巨大好处的办法。由此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不过是假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实际上却是把发展本身作为目的的又一极端异化形态，包括一边制造或带来金融危机，一边却直接由危机继续或更多获利。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显示，正是由于全球股市市值的猛涨，世界最富有500人的财富仅在2017年就增长了一万亿美元，而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在全球财富总额中的比例，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42.5%上升到2017年的50.1%。尽管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但虚拟经济以及金融和信息的欺诈投机显然不仅造成、更促成了这种差距。

出于由钱生钱的巨大诱惑，各种虚拟经济运作、企业的资产证券化、员工持股、加密的虚拟货币等做法已经使投机食利成为商品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常态。然而，当这种常态成为目的本身时，虚拟经济、甚至金融本身所具有的欺诈投机特性就被掩盖了。因此，尽管人们已经看到了经济领域中“脱实向虚”的种种弊端和危险，但一般仍从如何“健康”发展经济或金融的角度来想办法。（陈文通，2017）其实，无论市场自由还是政府监管，也不管合法经营还是非法运作，总之真实的物质财富是不可能从由钱生钱的运作中产生的，或者说，钱永远都不是真实的物质财富。因此，虚拟经济的欺诈投机特性必然、并已经产生出了新的不平等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包括真正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人却只能越来越处于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而报酬又最少的境况。（孙津，2013）

3、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的伦理解构

面对全球范围的产能过剩、市场疲软、消费乏力和贫富差距，“发展”想出了一个继续维持自己的办法，就是用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来导引、诱使、开辟新的市场。这种做法不仅不道德地把目的手段化，而且彻底解构了伦理，因为这不仅仅是物质数量上的不必要，而且更是人的生存本身的非伦理化。相对说来，虽然由钱生钱的欺诈投机已经是质变，但还维持和体现为量的形式，而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则是彻底的质变，即将此变成了生存形态的主要价值选择、动因诱使、甚至功能机制。发展必然导致各方面、尤其是普通人生活方面的便捷化，并反过来以不断的便捷化来维持发展，直至最终否定人的伦理特性和道德自觉。这样讲的道理很明显，即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物种，人对于便捷的需要和追求应该有一个限度，因为只有机器的逻辑才需要不断地便捷化，而且机器本身的功能也必然会不断地便捷和智能。相反，如果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甘愿让人工智能来料理自己的生活，那么人也就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了。比如，张天翼小说《大林和小林》中大林的那种饭来张口、不用伸手、甚至不用咀嚼的全方位伺候今天已成为现实，不过伺候者不是仆人或服务生，而是智能机器人。

除了以开辟新市场为目标，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还助长了发展的手段目的化和虚拟经济的欺诈投机。比如，正是借助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便捷，金融投机才可能对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强大诱惑力，以至于人们不仅忙于“理财”，陷入各种所谓金融衍生物中乐此不疲，而且自愿地上各种网络和金融诈骗的当。就连消费的形式，也利用便捷化的宣传和方式掩盖了其金融投机、甚至欺诈的实质，比如各种网购、抢红包、可兑换的积分、以及支付宝、甚至比特币等。由此，上网、虚拟、填表、甚至点击等行为都已经成了发展本身的内容和形式，而人性的贪婪和便捷的懒惰更是由此达致完美融合或无缝对接，成为人最彻底的道德堕落和伦理解构，即否定自身。

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发展在“量”上的多少，而是支撑发展的“便捷”动力或诱使。换句话说，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一方面被作为生活质量的“一”，另一方面也已经成为发展手段目的化的“多”。但是，无限制地追求便捷不仅会导致体力技能的衰退，而且本身就是不断放弃智能的过程。最具有质变的、也就是真正无度的、解构伦理的“便捷”就是网络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生活化。用各种智能化技术为生活服务，已经违背了人的伦理存在，因为这些技术服务使有自由意识的人下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了工具，甚至不过是一架复杂机器上的零部件。比如，当一个开车的人采用无人驾驶程序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伦理的存在，成为一个和汽车及其零部件合放在一起的物件，最多也只能算是与机器合为一体的活物。

事实上，当网络（以及所谓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提供（创新）每一项便捷技术或服务的同时，也就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并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人对技术相应的弱智化依赖。但是，在便捷的诱使下，网络化发展已经将人越来越紧密地牢笼在各种异化的网格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离不开网络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技术的工具或附属，难怪斯蒂芬·霍金2017年12月14日在英国《每日快报》的网站上说，“人工智能的全面开发可能预示着人类的终结”。

4、广告式生活的意义丧失

本来，广告只是广而告之某件事情，用在经济上则是制造影响、扩大销路，然而如今已成为哲学政治最为惯见的常态，而且不管哪种制度都是如此。如果说，便捷化和人工智能化不过是为了能够使产品有市场，叫做消费拉动，那么，广告式生活则体现了所有“先进技术”的共同特征，即世界已经根本不存在需求市场，一切都由广告说了算，甚至一切都成了广告。这种广告化的前提和原则在于，广告明知并不存在任何需求，一切都是广告宣传出来的，但广告并不欺骗谁，而是编织出各种具有导向性的示范，诱惑人们去选择。因此，真实的意义已经不重要，甚至“意义”本身也成为多余的东西，需要的只是或者按照广告的导向去做，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问题在于，做与不做都丝毫不影响广告化运行本身，因为这种运行不过是一种惯性和集体无意识，其中没有内容和意义，形同没有矢量的随机复制。

与发展把手段当成目的一样，广告的导向诱惑也具有了目的的性质，以至于不仅经济、而且所有领域和各种活动都不得不充分或彻底广告化了。撇开自我推销不谈，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使得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种政令、各项任务都不得不以广告式运作为前提，这至少是因为网络和信息的运用本身就是广告化。在这种广告式生活中，一切东西（领域、活动、事件、以及人本身）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广告取得了功能特性意义上的普遍性，而生活其中的人则毫无区别地被对象化了。由此，不管“多数”还是“少数”都必须使自己充分广告化，以至于从商业、娱乐、服务、教育、宣传、公益直到竞选总统，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彻底按照广告的方式来运作，或者说完全广告化了。广告式生活使普遍的无意义本身成为真实的“意义”，所有的人也就只能卷入其中跟着走，掩耳盗铃般地相信前景美好。

5、哲学的视而不见

我们是从哲学开始谈到发展问题的，所以哲学对上述情况的视而不见，本身就是发展与溃灭共生的体现。作为认识万物的工具，哲学是人发明的，而能否真正认识对象、或者叫做符合客观规律则是一个与人同在的永恒问题，因为这不过就是无限时间中的持续实践。话句话说，只要人存在，真理的问题就永远存在，所以哲学本应该看到，任何东西都有终结，包括被造出来的发展和被发明出来的哲学。但是，哲学政治为了标举发展就只能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掩饰这一点，致使发展的前景不过是溃灭的加速而已。因此，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但我们却能够清楚（或者应该说清醒）认识到哲学本应该看到的结局，即或者彻底溃灭，或者转为另一景象。不管哪一种情况，其中什么都可能有，唯独不可能有发展，包括所谓可持续发展。

的确，哲学已经看到了人类彻底溃灭、包括肉体灭绝的可能。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和“应对全球挑战”基金会的一个研究团队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说经过“科学评估”，世界毁灭的可能性主要包括12种方式或途径，即未知的影响因素、小行星撞击、人工智能、超级火山爆发、生态系统解体、糟糕的全球治理、全球体系崩溃、极端气候变化、核战争、全球流行病、合成生物学、纳米技术，而这12种方式中可能性最高的就是作为最先进科技的人工智能！根据英国《独立报》网站2017年6月21日报道，霍金明确认为，即使没有气候变化、小行星相撞或其他灾难性的宇宙事件，人类也必定在不远的将来通过“战争、疾病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自我毁灭。但是，当今天的哲学政治采取两个自欺欺人的办法以避免溃灭的时候，哲学却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

一个办法是所谓转型升级，也就是用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加倍、并加速发展。但是，从全世界来看，有高端产业就有为此配套的低端产业；有高附加值业态就有作为其基础的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生产；有各种高科技知识产权就有相应的技术垄断和利润控制。即使是所谓绿色、清洁、节能等等办法，只要它们仍旨在发展，前述诸项溃灭景象就只会加剧而不会减少。另一个办法就是逃离地球。这方面的科研既尖端又迫切，就连相信人类就要毁灭的霍金也加入进来，说他已经着手研究一种能以五分之一光速飞行的航天器，使之能够在25年内抵达最近的恒星并发回有可能作为“第二地球”的图像资料，以便向那里移民。还有人认为，人类、星球和宇宙都将终结，不过很可能会进入“多元宇宙”，甚至还能够构建“虚拟人生”。（英庇，2015）

上述情况表明，当事物走向自己反面的时候，人的溃灭不仅是一个物质问题，更是人这个物种与地球整体存在的伦理关系问题。从技术角度讲，即使能够飞到新的星球，也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已经充分腐化懒惰的地球人能否适应新的星球也很难说。然而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逃出地球本身就是人类的溃灭，因为这无异于解构和否弃了人与地球一体存在的伦理特性和关系。一方面，人这个物种正面临着大灭绝，另一方面，人的新生完全取决于人的自救。因此，现今哲学没有意识到、或者视而不见的是，问题的本质在于观念上的彻底改变而不是某个方法的选择，转型升级和逃出地球都不能阻止（如果不是加速的话）溃灭。

如果今天的哲学是自觉的，而且相应的哲学政治是负责的，那么就不难看出，惟一可能的出路应该是控制发展，或者叫做适度发展，而这个要适应的“度”，就是人和地球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整体新变化或跃迁。现在还很难描述这个新变化或跃迁的具体状况，但变化或跃迁的根据却是人口的规模，因为发展与溃灭所“共生”的不仅是与人的存在相伴随的文明形态及其作用，更是人自身的生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中说，2022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而世界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86亿，2050年达到98亿，2100年达到112亿。这就是说，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即将接近的10¹⁰次方，而这却是个有趣又神秘的数字。

比如，当作为物质的稳定单元的原子数在某个自组织单位中集聚到10¹⁰个以上时，地球上才出现活细胞，即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当生命向具有内省意识的功能跃迁进化时，人脑平均包含10¹¹个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以及10¹⁴个突出连接，而其中有10¹⁰个神经元集中在只有人才具有的主管思维的大脑皮层。（彼得·罗素，2004）人是惟一能够改变地球、并且为着改变地球而奋斗的生物，所以才会有气候变暖、物种多样性减损等危及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所谓“人类纪”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正因为如此，人其实也是地球的“大脑”，而100亿（即10¹⁰）很可能就是人和地球共同构成具有意识的自组织单位所需要的基本人口规模。所谓适度发展的新变化，指的应该是在这个基本规模或拐点上人和地球的一体化跃迁。（孙津，2004b）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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