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 郑磊博士
经过全民“抗疫”两个多月时间，中国本土新冠病例终于实现了“零新增”，标志着疫情防控的第一阶段结束，转向应对境外疫情蔓延造成的“输入新增”病例。在这个艰苦卓绝、牺牲巨大的战役中，中国的下沉到社区的全民防疫模式，是值得借鉴学习的样板。
数字技术是防疫强大引擎
这次形成的全民防疫抗疫网络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拉网、划片和布点，做到360度无死角防控。街道、社区遵循上级政府统一防控标准，发挥基层一线人员的智慧，因地施策，千方百计解决人员排查、行程登记、疫情报告、上门服务、门禁守护、公共设施消毒等难题，将疫情防控落实到户。整体上看，除了个别疫情失控地区，在北、上、深、广等大城市，一些超大型社区都没有爆发疫情蔓延，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成功阻击疫情蔓延，新一代信息技术功不可没。这次抗疫检阅了中国的数字化社会发展水平。坦率说，如果没有之前形成的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缺乏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抗疫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可能没这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蔓延。这两个月里，我们目睹了5G+红外人体温度快速筛查、移动服务商提供的人员流动实时监控、大数据疫情态势研判、云服务支持的线上交易、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人员流动管理健康码，人工智能辅助筛查疑似病例，在线诊疗、处方流转和保险支付，非接触式配送和零售等各种平时难得使用的高科技成果。可以说，这次疫情大大推动和加速了中国的数字化发展，正在加速迈进数字化社会。以京东健康在线问诊平台为例，日均接诊超过10万人次，杭州“亲清在线”数字平台，一周内为11.4万家企业、37.1万员工兑付政策补贴3.36亿元。这样的服务效率和能力，令传统技术无以望其项背。
加紧构建数字化社会救助网络
数字技术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可以大幅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例如健康码，其实可以和更多现实场景融合，比如覆盖全社会的救助网络，使得政府能够及时和精准扶持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普通市民，把救命钱高效准确地送到困难家庭手中。
扶危救困，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社会的基本功能。我曾经撰文呼吁采取区块链技术解决慈善活动中的信任缺失问题，社会救助与此类似，服务于弱势群体。由于疫情需要隔离，大量行业在过去两个月里停止了绝大部分经营活动，导致大量人员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一些企业甚至采取了裁员减薪措施。而很多年轻家庭背负了巨额的房、车贷款，存款可能难以维持生活需要，造成心理疾病和信用违约，已经有媒体开始披露一些令人扼腕叹息的自戕事件。
这种情况是预料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在主动采取互助措施，比如对特定人群发放补贴或消费券，但是这种做法仍有待改进。一个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恐难大范围提供资金援助，而企业其实自身尚且难保，没有余力帮助雇员。为此，建议借鉴这次成功的网格式抗疫经验，尽快增加一项筛查城镇“困难人口”的功能，借助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并发挥社区自我监督功能，精准定位因疫情而暂时陷入困境的家庭、单身个人，范围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困难、心理疾病（抑郁焦躁等）等，针对具体情况，给予精准扶助。
庚子之年，社会经济变化巨大，我们唯有沉着应变，及时发现不安定隐患，邻里守望，借鉴成功经验，利用新兴数字科技手段，强化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有序恢复生产，才能让社会得以安定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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