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福桐先生
□李连昌
陈福桐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自从他去世后，我好像失去了精神的依靠。陈老在世时，对我有一种特别的眷顾，如果我在工作、生活或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会他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与我交流，尤其是在地方文史方面的茫然，得他解惑甚多，自从他离去后，这一切都结束了。
陈老没有上过现代意义的大学，但他因家学渊源自幼接受传统教育，饱读诗书，谙熟经史，满腹经纶，学养深厚，尤其是做人方面温良恭谦，智慧仁爱的修养令我终身难忘。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润育出来的学人，除了对遵义厚重的地方文化了如指掌，在经史诗文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堪称遵义沙滩文化的余脉。我与陈老的交往于上世纪80年初期，那时我从宣传部门调去修地方志，与遵义的一批和陈老情况相似的老人都有交道，如杨祖恺、刘耕扬、陈福彬、陈庆锡、李慕侬、申维翰、方正犹、姚世达、张志乡、赵宗典等，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与当时任贵州省志办副总纂的陈老接触较多，我在陈老那里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他的秉性品德、处事为人等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我终身受益。
关于陈老的生平经历、思想内涵、道德文章、文化贡献，已经有很多文章作了介绍，原贵州日报总编刘学洙先生发表在《文史天地》2001年第七期上的《文化老人陈福桐》一文，对陈老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和剖析，我只从与陈老交往20多年中，撷取几件使我感动的琐事，以寄托我对陈老的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陈老，记得大概是在1985年9月份，那天他与省志办的杨祖恺、张桂江、刘欣等老先生到遵义来鼓动修志，遵义市志办在市招待所礼堂(文庙巷)组织了一个要求全市修志人员参加的会议，参会者约有200余人。会上各位先生都作了热情洋溢的精彩讲话，会场气氛相当热烈。记得陈老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遵义文化的厚重，他举了很多例子，还引证了遵义知府平翰在《遵义府志》中对遵义文化的高度评价的那一段话;二是讲遵义有优良的修志传统，从明万历和清康熙年间孙敏政、陈暄主修的两部志书，延伸到清道光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以及民国年间杨恩元、赵乃康纂修的《续遵义府志》、浙江大学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这些都是国内有名的志书，而且对这3部志书都一一作了点评，最后希望遵义的修志人员要继承传统，不怕困难，加强学习，一定可以保质保量完成遵义的这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他讲得生动平和如拉家常，我本想在会议结束后面竭陈老，因遵义市志办还有其他安排就匆匆离开了，那天我没有来得及与陈老说上一句话，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我任副主编的《遵义城乡建设志》基本完成，调任《遵义广播电视志》任副主编，实际上是负责具体业务，我首先要拟定篇目，因古代地方志又没有广播电视志可参考，我草拟了一个篇目，但自己吃不准，就冒昧地将篇目寄给陈老，请求他给我修改。几天后，我收到陈老的回信，信用毛笔书写，字迹清秀俊丽，写了整整六页纸，他首先对我拟的篇目作了充分的肯定，又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我根据陈老的修改意见拟定了篇目，还写了《广播电视志体例探讨》一文，寄给陈老请他斟酌，看是否可在《贵州方志》上发表，不久我收到了刊物，我的第一篇修志论文在《贵州方志》上发表，喜悦之情难于言表，也使我深受鼓舞，从这件事陈老对后学的爱护和提携可见一斑。
自从这次交道以后，我只要去贵阳，就要到文史馆拜谒陈老，向他报告遵义修志方面的情况，或者有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作耐心的讲解，慈祥仁厚，言无不尽，轻言细语，娓娓道来，他的长者风范，至今一件件记忆犹新。1997年，我的第一本书《遵义史话》脱稿，为慎重起见，我到贵阳找到陈老，冒昧向陈老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请他帮我审稿;二是写一篇序言。陈老欣然接受，他不仅还写了序言，还对我的书稿中的错漏作了修改和增补，并画了几页勘误表，注明了页码、错误和更正。这本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陈老叫我了送点去贵阳，他说要转送各专州(市)的年轻同行，让他们向我学习。陈老为我这本书写的序言，他还收入他的文集《晚钟出谷》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陈老太不体谅，他年事已高，自己的事还有很多，我给他增加了太大的负担，心存内疚。但我深知我在陈老心目中，无外乎是对一个好学上进的晚辈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栽培。
2007年我拟将在遵义沙滩征集到一本《遵义黎氏古诗钞》手稿影印出版，在交出版之前，我就去贵阳请陈老为这本书题写书名，陈老题写了好几张供我选用，但后面都没有落名也未钤印，他说自己不够资格与先贤同列，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将他为我写的书法后的署名和印鉴通过电脑扫描下来，放在他题写的书名之后，后来这本手稿影印了两千册，喜欢的人很多，读者也看到了封面上的书名及陈老的署名、钤印，但这件事我还是要讲出来以彰显陈老的风节，现陈老的题字原稿尚在可以佐证。
遵义诗词学会因编书时互相沟通不畅，发生过一件尴尬的事，因陈老的豁达大度得到圆满解决。起因是遵义诗词学会编了一本《遵义禅唱》(庙宇诗词楹联集)，学会会长龚雨高在遵义解放初与陈老同过事，80年代以后他们联系比较密切，于是龚会长就请陈老题写了这本书的书名。负责主编这部书的同志不知道此事，又请其他人题写了书名，后来为出版这本书时发生了矛盾，如用了陈老的题名该书主编下不了台，如不用陈老的龚会长又不好向陈老交待，为解决这个矛盾，龚会长就带了我和一位副会长到贵阳陈老家，向陈老说明情况，陈老听了笑了笑然后说，你们出这本书很好，至于用谁题写的书名不重要，你们为这点小事专程到贵阳没有必要，并叫我们别介意这事，要尊重主编的意见。那天陈老还叫他女儿去馆子里买回几个菜，执意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返回遵义出门时，陈老拉着龚会长的手，叮咛龚会长回遵义后，要主动与主编要搞好团结，不要影响了出书。
陈老的书法功力深厚，很有书卷气，我不断向陈老求字，他前后为我共写了六幅，写的内容都是他摘录有针对性的古人诗句，我每次都是主动向陈老求字，题款均称连昌贤契索书。但2009年9月却有一次意外，因我受聘于中国传媒大学从遵义去贵阳转机，有点空闲时间，就顺便去看望陈老并告知此事，他对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我交待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勉励的话，我说我要去一年，只有6月份放假回来拜望他，我正要告辞陈老却叫我暂留步，他进屋去拿出一幅已经写好的字给我，打开来书有8个大字：“英雄气魄，顶天立地”，而且首款为“连昌存念”，后书款为福桐并钤印。这次他赐我的字，对我不仅不带爱称，而且破例主动书赠，从文字、称谓中，我都体会到其中蕴含了极为深刻丰富的潜意，寄托了他垂暮之年对我的鼓励和期望(如图)。那天他送我到门口依依惜别，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哪知我去京还未待到放暑假，就接到我女儿的电话，告知我陈老已因病去世。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永诀，我未能关照病中的陈老和参加陈老的告别仪式，引为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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