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庆远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黔北。1月12日，红九军团三师第八团从湄潭县城出发，急行军经湄潭官堰，翻越五里坡，过小关、飞水，进入郑场镇，在郑场开展宣传、筹集军需和扩红等工作。同时，还在郑场建立苏维埃政权，由谭信章担任区长，管理社会事务。
1月14日14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军团消灭新站敌军及打击川敌增援的指示》，电令：“九军团警戒向乌江下游思南、沿河运动之湘敌刘建绪部，派一个团进占绥阳县城”，同时向正安方向警戒。第八团奉命后极速向绥阳县城挺进。当日第八团一连人先期进占绥阳县城，在黄土坎碉堡驻扎。下午，第八团大部队从郑场翻永山坎，过南门桥，顺利进占绥阳县城。
红军进占绥阳县城后，一面派出小分队去大路槽、旺草、温泉等地，向正安方向警戒，一面在县城深入民众开展革命宣传动员，并在绥阳中学文庙举行大会，筹备和成立了黔北第一个农协会——绥阳县农民协会。农协会由裁缝高海堂任主席，理发匠姚朝珍任副主席，商会会员张顺才任宣传委员。接着，红军还清算和打击了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其金银财宝、粮食、布匹，分给穷苦百姓充饥蔽体。1月17日，镇压了恶霸陈小波和狱警曹贵。
第八团进入绥阳前，绥阳县城的政要们早已似惊弓之鸟，四处逃窜。当时，绥阳县伪政府和郑场区拥有的地方武装有县保卫团、县公安队、县法警队、县城区保卫队和郑场区保卫团。县保卫团由县长王槐熙兼任团总，总计约60人。团副为刘铁珊，督练为周继书。下设2个队6个班，吴其钊任第一队长，丁诗伦任第二队长。县公安队属于县衙直属武装警察性质，成员30余人，蒋培元任队长。县法警队属于审判机关警察性质，成员20余人。县城区保卫队由张师清任队长，成员约20人。郑场区保卫团由刘银安负责，成员10余人。
1月19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进入桐梓，侦察赤水道路。当日，红九军团兵分两路，一路经牛心山、蒲老场、四面山去遵义，一路经枧坝、岩坪、宽阔下桐梓。其中，去遵义的红军还在县城西关外请了贫苦百姓向周云带路，走到后水河后，向周云给红军详细讲解了去遵义的道路后返回县城。
听说红军离开绥阳，1月20日，逃离县城的王槐熙一干人从黄秧台前往水塘坝，在水塘坝住一晚，于21日到达郑场，在郑场住一晚后才启程前往县城。随行人员有县保卫团第一队长吴其钊、第二队长丁诗伦、公安队队长蒋培元、城区保卫队队长张师清等人。一行人从麻家坝前往官路场的时候，郑场区保卫团刘银安带着团兵在前面开路，一边继续打探情况。在汤巴沟休息时，刘银安从伪保长唐炳章处得知，有4名红军伤病员在赶路寻找部队，刘便在唐炳章等人的协助下捕捉了4名红军。由于其中一名红军脚伤太重，不能独自步行，团兵汪春便用云南小叉子刀，在这名红军身上连捅5刀将其杀害。另外3名红军伤病员，则被刘银安押送到伪县政府关押。红军主力离开绥阳后，在公安队当兵的汪忠德回郑场时看到汤巴沟路边埋了一个坟，据说埋的就是被害的红军。
第八团撤离绥阳后，一些红军伤病员留在绥阳贫苦群众家中隐蔽治疗，有的身体复原后离开绥阳去寻找红军主力部队。而有的却被国民党当局搜查出来，惨遭杀害。农协主席高海棠、宣传委员张顺才也被残酷杀害于县城东门外李家坟堡。由于历史原因，在绥阳被杀害的红军数量难以核实，姓名也难以考证。但在郑场被保卫团杀害的4名红军，通过众多的档案文献资料，当时的被害过程得以还原。
红军离开绥阳一段时间后，国民党伪政府选了一个赶场天，将从郑场捕回的3名红军及另外被搜捕出的4名红军伤病员一起处决。当时，保卫团从县看守所监狱将7名红军押解到伪政府所在地后面的周公祠集合后，再整队进入伪政府大礼堂。法警把红军一个个拉出来，判长用朱笔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某一个红军名字时，还假惺惺说一句“你二世为好人”，然后笔头往后面一甩，就喊法警拉出去喂酒饭（当时处决人之前，是要喂一顿酒饭的）。酒饭喂过后，就由丁思伦带着30名兵丁走前面，7名红军穿着短衣，被法警两人押一个走在团兵后面。每一名红军背上还绑着一块5寸宽的斩条，斩条上写着该红军的姓名。吴其钊怀里抱着一块斩杀令牌，骑着一匹马走在后面押队。紧跟在吴其钊后面的是负责斩杀红军的团兵李树尧、李松柏、张国清、蒋三、陈占云、崔少清（崔九）、张汉云等7人。走到西门牌坊下面的田坝后，7名红军被强行押着跪成一排，李树尧、张国清、陈占云用马刀，李松柏、张汉云等4人用刺刀和梭子将红军战士杀害。由于当日正逢赶场天，观看行刑的百姓很多，为了防止意外情况，14名法警和30名团兵围成一圈，把百姓挡在外面。7名红军被杀害时，无一人怯懦。
7名红军伤病员被关押期间，经受了严刑拷打，无一人投降。在被屠杀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表现出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困难和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去，红九军团第八团英勇的红军战士，将革命的鲜血洒在诗乡绥阳的土地上，为我们留下光荣的红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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